强光中∣稷下学宫是如何“催熟”中华文明的？

原创 2016-11-30 强光中 文明比较

稷下之学自前4世纪中叶至前3世纪后期，共持续了一百多年。稷下学宫的出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呢？我们认为，稷下学宫的建立，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虽然从表面上看上去有着较为偶然的历史因素促成，比如说，如果齐国的政权仍然掌握在姜氏手中，齐国的统治者还有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呢？这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如何为稷下学宫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作出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呢？

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来说，稷下学宫正处于西周以来官学——官学下移、私学盛行——官学与私学合流的历史发展路径上。如果不是稷下学宫的出现，或许也会有其他类似形式的官私合流的机构产生出来。正因为如此，稷下学宫自建立以来，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各诸侯国竞相效仿，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

稷下学宫的历史渊源是西周以前的“王官之学”。夏、商和西周对文化教育实行垄断，学校设在宫廷、官府之中，官师合一。礼器、乐器、图书等教学设备都由官府掌控，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和极少数经过选拔的平民子弟。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有相应的入学年龄的规定。在教学内容方面，实行文武兼备，包括宗教、政治、军事及基础知识等，主要为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

随着周朝权力的下移，西周官学走向衰落，私学开始兴起。尤其在孔子之后，平民也能像贵族一样接受教育，教学内容也相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稷下学宫的出现，将“王官之学”与民间教育及学者的自由学术活动结合起来，其功能融咨政、议政、参政与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这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大学教育的社会面，也使大学教育的内涵有了本质上的改变。因此，稷下学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战国时代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化教育领域之外，是中国传统文化趋于早熟的“催化剂”。

稷下学宫的内在本质：以齐国的政治利益为核心

稷下学宫由国家创办。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智慧才能，为其完成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因此，稷下学宫的创办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它的兴衰与君主的好恶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以政治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为核心，稷下学宫从政治的层面上说，具有以下几种基本功能：

咨政功能。稷下学者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们高谈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

议政功能。稷下学宫是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史载淳于髡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而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篇中这样写道：“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参政功能。齐威王不以珠玉为宝，而以人才为宝。他在用人方面不受宗室血缘关系的限制，对于真正的人才往往破格提拔。戍守边防的田忌、檀子、黔夫等都能独当一面。邹忌出身为布衣之士，孙膑是从魏国逃来的“刑余之人”，淳于髠本是髠钳家奴，为赘婿，也被委以重任，位在上大夫之列。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参与国政的功能。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学宫的运行机制：在政界与知识界搭建了体制化的互动平台

稷下之学促进了政治与学术的联姻，推动了政治与学术在各自领域的技术化、制度化建设。同时，出身士阶层的知识精英与王公贵族之间通过稷下学宫的创办获得了极为便利的交易平台，双方动机一目了然，仿佛进入交易市场一样，彼此各取所需、相得益彰。

齐王求术，其术可以统称为治国之术和称霸之术，亦可称为政治技术。在国内矛盾多发，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齐王要想达到国内长治久安、国际上称霸天下的目的，仅凭本国少数几个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依靠来自广大士人的系统性的政治技术，并且还须将这些分散的、零乱的、经验的政治技术逐渐上升为集中的、体系性的、理论化的政治制度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由诸侯国君意志主导下的政治功利主义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士阶层（有闲阶层）的形成。稷下学宫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它不仅是知识精英的讲学之所，也是士阶层（有闲阶层）知识创新的孵化器和思想舆论的传播中心。

战国时期，出身中下层和失去贵族地位的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才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理想，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作为新兴的士阶层的代表，他们不遵祖制，不守成法，思想新颖，成为社会变革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传播思想，引导舆论，是民情民风的“传感器”。《论衡·效力》篇中说，这些可以朝秦暮楚的士人，“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各国君主因此而普遍尊崇尚贤、贵士的社会风气，从而通过招揽人才获得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齐国稷下学宫的举办，正是这种社会潮流的集中表现。

根据钱穆先生的《稷下通考》可知，齐威王时已有稷下先生的称谓（钱穆《先秦诸子系年》，232页，中华书局，1985年）。稷下先生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教学，无显著的学术号召力与政治影响力；另一类则是杰出人物，他们大多是学派领头人，其名闻于诸国。“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在各国都受到优待。“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因此，邹衍在齐国受到尊重。到魏国，梁惠王远接高迎，同他行宾主的礼节。到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试席位。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作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学习，还曾为他修建碣石宫，亲自去拜他为老师。

王权专制主义文化是以贵族文化为主体的，因而，贵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也深刻地影响了稷下学宫的发展方向。

所谓稷下之学，从实质上说，是中国式贵族文化的技术化、体系化、模式化、制度化。稷下诸学派中，除了墨家学派仍在平民利益作最后的呐喊之外，无论是黄老学派、阴阳五行学派、纵横家学派等，都是贵族文化思想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说，稷下学宫是一种对于政界与知识界互动平台的制度化探索。它所探索出来的制度化模式一旦形成，就成为皇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稷下学宫百余年的存在，其所形成的模式对秦汉的博士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史记·秦始皇本记》载：“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秦博士淳于越曾要求恢复分封旧制，遭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由此引发了“焚书坑儒”。当时遗存的战国之士好议之风受到了打击，但博士制度是建立在稳定的皇权专制政体之上的，不会因为君主一时好恶而能随意更改的。后世对于这种制度一般只有形式上的变化，其本质都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如何将更能适应皇权政治体制需要的人才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拔出来，比如从隋朝开始沿袭1300余年的举国科举制度就是这种制度的更加规模化的实现形式。

稷下学宫的活力之源：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学风造就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百家争鸣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的心智。一大批知识分子从自发走向自觉，共同为中华文明谱写出新的篇章。

在稷下学宫，学者人身自由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学者们可以自由来去。两次到稷下学宫游学的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我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在稷下，人们可以从事于教学活动，也可以成为学习者。如果学有所成，思想和行为符合君主意志的还可以入朝为官。这种完全自由的学宫模式为各派学术平等共存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无言责，学者们就能充分的交流。在稷下，各派思想都试图一统天下，于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互相驳难。中国的各派学术通过争鸣、辩论，相互吸取对方的学术精华，彼此都试图影响别的学派，如同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一样，从而不断形成体系化的新成果，最终导致几种思想学派成为受众面最为广泛的主流文化形式，形成学术领域的大一统格局。

稷下学宫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平等传播提供了一种模式。然而，这种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仿佛只是战国时代特殊土壤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副产品而已。齐王囿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种氛围的存在。学风并不是他们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为了充分地挖掘人才的智力资源，从而好中选优。当然，也是可能为了标榜尊贤、贵士的从政风格而不得已为之。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来说，稷下学宫如同齐王建立的人才大市场，在真正可用的人才出现之前，谁也不知道谁才是真正难得的人才，于是刻意造成了众学驳辩的学术环境。学者们在完善自身学术思想的同时，真正的最大受益者却是齐国统治者。

如果将稷下学宫与古希腊的雅典学园进行一番对比，大概就能明显地看出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的学术交流活动了？

柏拉图（Platon，约前427—前347年）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柏拉图出生在雅典一个大贵族家庭，父母和近亲都是名门望族，母亲据说是梭伦的后裔。他很早就接触到毕达哥拉斯派与爱利亚派的哲学，据说和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有过交往，同智者们也有交流。20岁起，柏拉图求学于苏格拉底门下，成为老师的得意弟子。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柏拉图逃出雅典，流亡埃及、波斯以及南意大利等地，4年后返回雅典。约前388年，柏拉图应邀去西西里岛为叙拉古王朝的国王狄奥尼修一世讲学。柏拉图因与狄奥尼修一世意见不和而悻然离去。据说在返回雅典的途中被海盗所劫，卖身为奴。幸好遇上一位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朋友花重金将其赎回。经历一系列变故之后，他的理想就只剩下建构一种真正的哲学了。于是，柏拉图在雅典附近的古希腊英雄阿卡德穆斯(Academus)的圣殿附近买了一块地，开办了一所学校。因此这个学园就被称作阿卡德米（Academy）。这是西欧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所正规学校，也是西欧最早的学术研究机构。后来，Academy就成了一般学院或研究院的通称。阿卡德米学院开设4门课程：数学、天文、音乐、哲学。柏拉图很重视数学，因此在他的学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不懂几何学者免入。”柏拉图还深知学以致用的道理，在他的学园里按照他的政治哲学培养了各方面的从政人士。当时有很多著名的政治家都是柏拉图的学生，因此他的学园又被形象地称为“政治训练班”。在此，柏拉图一边教书，一边著书（柏拉图和他老师不同，写了许多对话体哲学著作），前后达41年之久，开创了一个理性主义的哲学系统。柏拉图死后，他所创立的学园由门徒主持，形成了柏拉图学园派。这个学派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继续存在了9个多世纪之久。一直到529年，由于它推崇怀疑精神而被罗马帝国封了门。可以说，柏拉图的学园没有“国立”的背景，它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人才库。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