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这个时代的苦难与勇气 | 2015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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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1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根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当地时间2015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将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表彰她对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写作。
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记者，散文作家，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已出版的著作有：《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其著作相继获得1998年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年法国国家电台“世界见证人”奖、2006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奖项。
她的代表作之一《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讲述了1986年4月26日，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的事件。
成千上万亩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的人因高辐射核燃料泄露而感染各种疾病。以记者的身份，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三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还有妻子们祖母们……阿列克谢耶维奇将向世人呈现这个“中毒”世界里的惊人事实。每个人的不同的声音里透出来的是愤怒、恐惧、坚忍、勇气、同情和爱。为了收集到这些第一线证人们的珍贵笔录，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身健康安危抛之脑后，将他们的声音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不可或缺的作品，并籍此期盼同样的灾难绝不再重演。
1984年2月，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刊出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作品面世后，苏联评论界和广大读者一致为之叫好，认为这本书从新的角度审视了这场伟大而艰苦的战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颇负盛名的作家康德拉季耶夫读了这部作品以后，立刻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他感慨万千地说：“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语言来感激这位作者，因为她替男性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的前线老兵都感谢她。”
他又说：“我早就感到自己对于我们的女战友，对于战争中的姑娘们，负有一种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早已着手写她们，然而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是根本写不出这种作品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我在阅读《战争中没有女性》时才知道的一切……我痛苦地想到：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竟然没能写出关于我们的姐妹们的真实行为和真实情感。是她们为我们包扎伤口，在医院里细心地照料我们，并且和我们一道在战场上进行非人的战斗，而我们却没能写出她们，我感到既惭愧又痛心！” 他称赞这位女作家在战争文学领域开发了“深深的岩层”。的确，战争文学的作者一向以男性作家为主。如今，一位三十几岁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位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竟然写出了男性作家感受不到，并为之赞叹不已的作品。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用女性独特的心灵揭示了战争的另一个层面：用谈心式的陈述，说出了战争的本质；用女性身心的变化，说明了战争的残酷。同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颁发了荣誉勋章。 1985年，《战争中没有女性》中文版面世。 1989年初冬，阿列克谢耶维奇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11月6日，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苏俄文学研究人员与代表团见了面，那天大家谈得很随便，很坦诚。阿列克谢耶维奇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思，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每句话出口时，似乎都在她心中掂量过。 她讲述了自己在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怎样当了记者，怎样认识了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达莫维奇怎样以他为师，后来又怎样从媒体进入文学界。 她还讲了写作《战争中没有女性》的过程。她说她用四年的时间，跑了两百多个城镇与农村，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笔录了与她们的谈话。她说战争中的苏联妇女和男人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爬冰卧雪，有时还要背负比自己重一倍的伤员。战争以苏联人民的胜利结束，同时也使很多妇女改变了自己的天性，从此变得严峻与冷酷。 她的话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讲述自己怎么孜孜不倦地追求“书写真实”，还有她关于“纪实文学”的想法。她用的是“文献文学”一词，我对这种提法既感到新鲜，又觉得对其含义理解不透。 我一边听她讲述自己采访的经历，一边想象着作为女性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去感受战争的惨剧和承担感情的压力。 那天，她说她在撰写一部新作，是关于通过孩子的眼睛观察成年人的战争和战争给家庭与人们造成的不幸。几年后，这部书问世，名为《最后的见证者》，也是一部有关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纪实作品。 告别时，她赠给我一本白俄罗斯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原作，书上题了一句话：“纪念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土地上的会晤。”字迹规规矩矩，和她的讲话、衣着很相配。我把书接过来，感到沉甸甸的。 1999年末，我在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的第七期上，读到她的又一部新作《锌皮娃娃兵》。这篇纪实文学作品让我心潮翻滚，她写出了阿富汗战争时苏联部队的内幕，不同阶层官兵的心态和他们在阿富汗令人发指的行径。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该书中说，她的研究对象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全书由几十篇与战争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我认为其中心人物是战争中的人。 《锌皮娃娃兵》和《战争中没有女性》的写作手法有相同之处，都是笔录战争的参与者或其家属的陈述，但又有所不同。
《战争中没有女性》中纪录的全部是妇女的话，加上作者淡淡的描述。《锌皮娃娃兵》中除了参战的士兵、军官、政治指导员、医生、护士等人的回忆外，还有等待儿子或丈夫归家的母亲和妻子等人的血泪回忆。
《锌皮娃娃兵》中几乎没有作者的任何描述，但有更深一层的感受，即战争中人潜在的思想活动与朦胧状态的意识。作者是从妇女的角度在进行心灵的挖掘，这是心灵活动的文献。《锌皮娃娃兵》的作者努力将人心掏出来展示给读者，让他们看看人心在战争中是怎样跳动的。
如果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前两部作品描绘的既有血淋淋的悲惨遭遇，又有壮丽的理想和红旗招展的胜利场面，即苏联时代军事文学的模式，那么，从《锌皮娃娃兵》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着力揭露造成人间悲剧的道德原因。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录不遮掩、不诿饰，她在探索一种真实，同时也可以看出她的立场：反对杀人，反对战争，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战争。她在说明：战争就是杀人，军人就是杀人工具。
然而，当这种真实出现在读者面前时，有人感激涕零、由衷赞赏，同时也有人反对，有时甚至连讲述者本人事后都认为自己讲的事不应当见诸文字，更不应印出来让大家知晓。有人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在给苏联军队抹黑，是对苏军的诽谤。有人上告法院，要与作者对簿公堂。上告者何止一两人，又何止一两年！
相悖的看法都一一见诸报端。苏联《民族友谊》杂志1992年第八期刊出了读者关于《锌皮娃娃兵》的一组来信。编者按语中说：“如今，有关阿富汗战争渗出表面的真实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斯大林主义的罪恶。《锌皮娃娃兵》的读者们，包括书中的主人公们，对它的反响截然不同。”有的人问道：“为什么早没有这本书？这本书能拯救我的儿子，拯救我，它会擦亮别人的眼睛。我现在对任何人都不讲任何事了，我把发表《锌皮娃娃兵》的那一期刊物递给对方说：读吧，那里有我的心。”
另一位女性写道：“我愿跪在你们面前—谢谢你们讲了真相。过几年再发生新的恐怖时，我们会站在一起，站在铁丝网的一方。不过，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让大家都知道那辛酸的、可怕的真实吧！真实，除了真实之外，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打消我们当奴隶的愿望。”
相反的意见同样十分尖锐。
有的母亲带着在阿富汗牺牲的儿子的相片，还有他们获得的奖章与勋章来到法院，一边哭一边喊：“人们哪，请你们看一看，他们是多么年轻，多么英俊，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她写文章说他们在那边杀人！”
有的母亲甚至直截了当地冲着阿列克谢耶维奇叫道：“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我们有自己的真实！”
真实—多么朴实的话，多么难办的事！人的立场与观点不同，对真实的认识也不同。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的确，她们有自己的真实。”真实要反映在文献中。“那么什么是文献呢？”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反问自己，“人们可以控制它到何种程度呢？它在什么程度属于人们，又在什么程度属于历史和艺术呢？”阿列克谢耶维奇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她继续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真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今天我们大家不是在谈话，而是在叫喊，每个人叫喊着自己的事。如果把过去看成是我们的档案，那么我们就是在档案中由于疼痛而喊叫、发疯的人。” 有一天，阿列克谢耶维奇去见一个过去有过接触的小伙子，她想恢复过去的真实。她说在阿富汗时，那个小伙子对她说过：“你是个女人，你能在战争中了解什么？你是个耍笔杆子的……难道人们能像书里或电影里那么死吗？他们在书里和电影里死得漂亮！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打死了，子弹击中了头颅，他大概奔跑了十来米，要抓住自己的脑袋……你能写这些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他的话写在书中了。从那时起已过了七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次见到那个小伙子时，发现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已经成了走运的大款。他喜欢讲阿富汗的事，但已不是原来的说法了。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
她还遇见了一位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写过的女人。这个女人讲的事，也使阿列克谢耶维奇很有感触。这个女人说，她几十年来不敢进肉铺，不敢看肉，特别是鸡肉，鸡肉使她联想到人肉。她说，一场战役结束后，看见双方被打死的人，是件可怕的事。年纪轻轻的，像土豆似的撒满大地……后来，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自己笔录的这个女人的话交给她过目，她把所有的话都勾掉了，并把自己对所从事的军事爱国主义事业的总结，寄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她写道：“你发表这一篇吧，至于我过去讲给你听的，是让你明白我们在战场上是多么可怕！”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要求的是自己所理解的准确、真实，而她希望的是单纯的生存。怎么才能对她讲清楚，‘单纯的生存’是艺术圈外的事，作者只允许做一种事，即将它变成艺术。”
看起来，真实—仿佛随着人思想的变化而变化，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它难以捕捉，也难以让大家达成共识。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追求的是超越时间、超越人的立场和阶级属性的真实。在阶级社会里，为这种“真实”而奋斗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更何况是一个女人。
领导苏军入侵的苏联将军们是怎么看待他们在阿富汗的行径的？他们不只是一般的执行命令的人，他们还是指挥者。
梅里姆斯基中将在阿富汗指挥过苏军六年之久（1978—1984），现已退休。1995年，第三期《近代史与当代史》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长文—《阿富汗战争：参战者手记》。文章最后的部分，显然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人所持观点的批驳。他写道：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许许多多的报道把重点放在了负面现象上，完全忽视了献身的崇高和决心，这种片面的做法本身令人感到屈辱。在激战的过程中，对俘虏施以毫无道理的酷刑和嘲弄，以及趁火打劫、掠夺等其他残酷行为，是任何一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的，这场战争也不例外。我们的军队不是由一群圣贤组成的，部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但苏联官兵的行为主要不是残酷。相反，士兵们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忠于职守、刚毅与勇敢，所以在这方面给自己抹黑是不当的。”“在阿富汗形成了一种传统，对这种传统不能不给予高度的评价，即某些士兵距离复员只剩下几天时，自愿代替年轻士兵去参战。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年轻士兵对这种严峻的考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还有，在阿富汗最严厉的惩罚或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军人逃避战役。对这种传统怎能视而不见呢？”
他又说：“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部队不应执行没有弄清楚是否合法的命令。’只有非常不理解军事生活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军人是按军事组织的规律，是按一长制的原则在生活、在行动，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没有讨论的余地。这种法则是严峻的，却是合理的，否则就无法作战，更谈不上取得胜利。打仗时不举行群众集会，打仗时要厮杀。因此不应当向军队问罪，而应当向作出使用武力决议的人问罪。”
苏联人民是否向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问罪了呢？当时入侵阿富汗的苏军，是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苏军并没能征服条件极差的游击队，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军。梅里姆斯基中将对这些现象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谈到士兵的心态时，他写道：
“还流传着一种关于当年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们心理扭曲的说法，我从根本上不同意把一切都扣在阿富汗头上。我们应当理解打过仗的、经历过死亡的人的心理，当他回到和平的生活中，看到人人都在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没人对他感兴趣时，他便想用自己的种种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并高声疾呼：‘人们啊，我是经历过死亡的人，请你们看看我，哪怕是讲一句好话呢！我是值得你们重视的！’他撞到了漠不关心的墙壁上，他们当中一部分创伤最深的人便会和社会对立起来，因此出现了冲突。”
“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士兵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他们的青年时代在二十岁便结束了，应当把他们当作成年人对待。从阿富汗回国的绝大多数战士，保持并带回了和荣誉相称的忠诚。”
这位中将承认：“阿富汗战争给苏联和苏联武装力量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场战争给父母们也带来了沉重的痛苦，他们的孩子在战争中残废了，或是失去了生命。”
直到现在，读者围绕着《锌皮娃娃兵》的争论仍然未休。 到目前为止，阿列克谢耶维奇已出版了五部纪实文学作品，即《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和《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现有三部话剧和近二十部纪实影片，都是根据其纪实文学作品改编、拍摄而成。她准备再写两部书，即《永恒狩猎的美丽》和《啊，傍晚的光亮！》。这两部作品虽还没有着手，但她已联想到它们诞生时的情形，这也许正是女性作家的一种特殊感悟。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和书写“真实”的特色。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连接的事件、局部的现象，却给人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记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让讲话者倾诉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
世界是斑斓的，而真实是刺眼的，更是刺心的！ 我想起九年前与她会晤时，她一再强调的创作“文献文学”的原因与其重要意义，我想起她在赠书上写的题词。如今，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又会晤了，这次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作品。这是值得纪念、值得庆贺的会晤。
1998年9月30日于北京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撑死的？只有亲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因为这种事还没有轮到他们头上。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
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
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 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
过了两三周以后，以前的你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见到死人已经不害怕了，他会心平气和或略带懊恼地寻思：怎么把死者从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热气里背他走上几公里路。这个人已经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经熟悉了大热天里五脏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了解了粪便和鲜血的气味为什么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当他见到死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受—死的不是我！这些事情发生得飞快，变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几乎人人都有这一过程。
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指挥官说：“你们在这儿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我们往哪儿射击，我们就往哪儿射击，我就学会了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正刺在心脏上。士兵扑在发动机上……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只要此时此刻下令，这座村子就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只有十八岁二十岁呀！我已经看惯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一秒钟内变得无影无踪，仿佛他根本没有存在过。然后，用一口棺材装上一套军礼服，运回国去。棺材里还得再装些外国的土，让它有一定的重量……
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老掉牙的笑话，我们当作一流的新作品来听。
举个例子，有个坑蒙拐骗的人来到战场，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抓一个“杜赫”能得多少兑换券。一个“杜赫”价值八张兑换券。两天以后，卫戍区附近尘土飞扬，他带来两百名俘虏。有个朋友央求道：“卖给我一个，给你七张兑换券。”“乖乖，看你说的，我买一个还花了九张兑换券呢！”
有人讲一百次，我们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无聊的事，都能让大家笑破肚皮。
有个“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枪手，他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一颗大星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两颗小星星，是准尉，砰的一枪！到了夜里，首领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什么？准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谁给咱们发炼乳、发被褥？把他吊死！
关于钱的问题谈得很多，谈得比死还多。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从我身上取出的一个弹片，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时窜进村子……拿走了瓷器、宝石、各种装饰品、地毯……有人花钱买，有人用东西换……一梭子子弹可以换一套化妆品：送给心爱的姑娘用的眉笔、香粉、眼影膏。出售的子弹用水煮过……煮过的子弹出膛时，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这种子弹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个铁桶或者一个脸盆，把子弹扔进去，用水煮上两个小时。煮好了，晚上拿着这些子弹去做买卖。指挥员和战士、英雄和胆小鬼，都从事这种生意。食堂里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飞，兵营里的水碗、凳子、锤子总是不够数，自动步枪的刺刀、汽车的镜子、各种各样的零件、奖章……什么都出售……商店什么都收购，甚至从兵营驻地运出去的垃圾，如罐头盒、旧报纸、锈钉子、破烂胶合板、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车计算。这场战争就是如此……
我们被叫作“阿富汗人”，成了外国人。这是一种标记，一种记号。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另一种人。哪种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浑蛋？我也许是个罪犯，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今天还在悄悄地议论，明天声音就会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了……我本人的血……还有别人的血……给我们颁发了勋章，但我们不佩戴……将来我们还会把这些勋章退回去……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
有人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演讲。讲什么？你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讲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杜什曼”[杜什曼：苏联军人对阿富汗武装人员的称呼。]，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经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学生想听这些事？不，我们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而去。从那边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清淡的香烟不过瘾，我寻找在那边吸过的“猎人”牌香烟。我们把那种香烟称作“沼泽上的死神”。
您千万不要写我们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这里，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俱乐部也就解散了。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日本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在这个俱乐部里已无事可做。年轻人不接近我们，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有个小伙子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恨透了他们。当我们在那边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地雷时，他们在这儿听音乐，和姑娘们跳舞，看各种书。在那边，谁没有和我生死与共，没有和我一起耳闻目睹一切，没有和我实地体验与感受，那么，那个人对我来说，就分文不值。
等到十年以后，肝炎、挫伤、疟疾在我们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让我坐上主席台。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您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那边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难道你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讲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人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潭里，他们的血混在一起，能讲出来吗？谁还需要这样的书呢？所有人都把我们看成是外人。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家、我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婴儿，还有从那边回来的几个朋友。其他人，我一概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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