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未来二十年中国国际化教育的“五大”转型思路

Original 林敏新学说 2021-12-23

文/林敏

编辑/Sophie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对突发事件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中美间在疫情前后的“合作”与“较量”，也为疫后俩强在未来世界的影响力和彼此间的互动，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笔”。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教育也将面临转型，在办学理念、管理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等方面，都会要有一定的调整与变化。本文将在观察全球现状、中国国际化教育的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国家化教育的五大发展方向。

全球化受到疫情的冲击

这次冠状病毒引起的全球疫情给中国与整个世界都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也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化的现状与未来的进程。中国与世界现有的关系与未来的联结、这几年深受特朗普逆全球化经贸政策影响的国际政经格局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虽然全球化进程已是我们人类发展必经之路，资本、人才、信息、产品的全球流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次病毒在全球几乎每个角落的肆虐，以及各国在不同阶段因不同国情、文化与制度的应对策略与方式，也确实暴露了全球化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凝聚力，国境边界的关闭、人员流动的限制，国际间交通来往的大幅减少，全人类似乎一夜间又回到了前全球化的时代。

也许，疫情过后，一切又会慢慢恢复原样，但正如不少有识之士如基辛格所担心的，有些全球化进程中曾经是大多数人的基本共识，也许会被一些更传统保守的信念与政策所取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与自我利益会进一步被置于优先，各国原先对世界大同、融为一体的憧憬与向往，也会被各国在疫情中首先确保本国安全的做法所冲淡。欧洲疫情暴发后，所有欧盟的国家都先后封闭了自己的边界，意大利最初的求援，也没有得到欧盟友邦的积极响应。各国各自为政，自顾不暇，大都在“自扫门前雪”。疫后的世界，会有更多的猜疑、不信任、更多地对“一体化”、“国际化”、“全球化”的怀疑与抵制。

尤其是在抗疫过程中，中国社会所显示出的极强的动员组织力，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中美间在疫情前后的“合作”与“较量”，也为疫后两强国在未来世界的影响力和彼此间的互动，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笔”。中美关系，很难再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力只及美国的几十分之一时的“蜜月期”。

在这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化教育也面临着种种压力与挑战，也正好是“转型”的契机。疫情前的主流模式与格局会遭遇国内外政经趋势及国际关系大势变化的冲击。原有的办学理念、管理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升学途径、培养目标，都会要有一定的调整与变化。

从中国国际教育的发展历程

看行业变化

回顾中国的国际化教育历程，源于清末民初，也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当年的南洋公学、中西女中、清华留美预备学堂、那时西学东渐，与中国的传统教育互补融合，也确实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化的人才。四九年后，转向苏联，以后中苏交恶，中国国际化教育也就停止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引进了美国、英国或香港的一些国际学校，都是为外籍或港台人士的子女所服务。一直到九十年代，才开始有一些为中国学生服务的国际化学校。慢慢地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世界日益接轨，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对国际化教育的需求日增，这短短的三十年，中国的沿海及内地的不少城市，己有各种类型的上千所能招生中国学生的国际化学校。国际化课程也了不少家长争相追逐的“香饽饽”。

目前在中国各类国际化学校就学的学生，也应有几十万。这些中国的国际化学校，大都引进了一国外最主流的课程，如IB 、IGCSE、A-LEVEL、AP 、或加拿大、澳洲某省、某州的课程。这也是现阶段主要以引进原汁原味西方主流课程，再配上外方校长、外教、参加西方标化考试为模式的国际化教育。

当然，犹如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外企一样，中国的国际化教育，在中断了近四十年后，人才断层，理念课程都缺失，只能先“全盘引进”，在引进中借鉴学习，并逐渐培养管理人才及师资队伍。

最近这十多年来，己经有一些学校，在引进的基础上，逐渐在探索中西融合的课程与课堂，在努力构建双语同步发展，十二年一贯制的中国国家课程与西方课程融汇交互的国际化教育体系。原有的单一纯西方课程，先是过渡到物理式的双向并列，既要学中国课程，又要学西方课程（三七或五五开）。现在又慢慢尝试课程整合，如中外数学、科学课程的统整、项目式、主题式学习的统整。由物理式并列上升到化学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

但为了确保国外的升学，教学大纲、教材、标准、内容、应试科目的主要教学语言都是以西方为主。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国际化学校的学术内芯还是“舶来品”。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民族自信与对国家认同的提升，以及国际上由于各国实力地位消长变化以及对中国崛起可能引起现有世界秩序与地缘政经格局重构变动的种种误判与担忧，对中国的提防、限制、打压会以各种方式呈现，犹如对华为五G通讯产品出口的打压及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以及阻挠或限制在敏感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与交流。知识、信息甚至人才之间的流通，也会受到各种干扰与障碍。中国也被迫转向更多的“自主开发”。

这些强调自主内生的创新与发展，也会体现在中国的教育领域。近几年政府强调义务制教育阶段不能办国际班，不能采用国际教材，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也是要强调教育主权，确保教育的自主性和学生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认同。

中国国际化教育

未来发展的“五大”方向

确实，中国的国际化教育，面对这些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变化，必须进行深层反思与结构性的调整。要好好思考，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教育？

第一，中国的国际化教育一定会从前二、三十年的“全盘引进”，尽可能“原汁原味”向立足本土，为我所需，有选择的引进而过渡。国外成建制的课程系统会被“分解消化”后，其优质特色部分会被嫁接到国内课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内生性的国际化课程会逐渐成型，最后逐渐取代引进课程。很难想象，一个世界大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与教育传统，又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脱离其国民教育系统，从小在自己的国家受着国外的教育。由“输入型”向“内生型”的转变，是中国国际化教育的一次根本性转型，这会对我们现有的国际化运营与办学模式带来结构性的冲击与改变。

这一转型，首先会体现在从英语优先、母语弱势向母语优先、双语共同发展的转变。现有不少国际教育化学校从家长到校长，都是抱着一种心态，国际化教育，就是英语教育，学好英语，走遍天下都不怕。普遍地重“英”轻“中”，有的学校和家长，恨不得将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开始的课程全都用英语来教，孩子们的母语教学变成了“对外汉语”。这样的国际化教育，让中国孩子的母语“错位”，给孩子未来的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带来终身的“困惑”与“错位”。母语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一个人自信、自尊、自强，精神心理安全感及自我意识的基石。母语错位，会对孩子未来的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缺憾”与“伤害”。

母语优先，不是不重视英语，最适合中国孩子终身发展的国际化教育，一定是在夯实母语的基础上，学好英语，真正的中英双语人，一定是有母语作为坚实基础的，这己为民国以来所有成功的双语人才的成长经历所证实。胡适、陈寅恪、林语堂、钱钟书，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双语人，但他们的学问与身份认同，都是以他们厚重扎实的母语为根基。

母语优先的双语教学，对中英双语如何协同发展，是比单语教学有着更具挑战的教学要求。哪些课是用哪种语言来教更有效、语言与学科内容如何整合，何时是孩子的英语语音敏感期、中英双语读写能力素养如何融汇贯通、学科词汇与学科知识的认知理解、双语多元思考力在分析、判断、综合等高阶思维及元认知中的互补迁移……这些问题的深度探索，是中国国际化教育转型必需面对的真问题。

第二，中国国际化学校现有的以引进西方课程为主干的课程架构要逐渐过渡到以国家课程为基础的“融合式”体系。课程架构的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需要静下心来，做细致认真的中外课程理念、标准、内容及知识点的梳理整合。可先从数、理、化、生、信息等理科课程着手，然后再涉及社会、人文层面。课程架构的调整，千万不能停留的理念宏观层面，这是微观层面的分析、梳理、对比、联接、整理、综合等一系列的具体教研与教学过程，是一线专家老师通过具体教学实践、精心备课、研究比较中外课程内容后的结果。

IB课程中的EE与TOK便是值得借鉴，如何与中国国家课程中的拓展、研究型课程相整合。IGCSE或A Level 课程中的各学科的知识内容都能与中国本土课程相对应联接。但要注意的是，学科知识点的融汇贯通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西方一些优质课程的学科思想与理念，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高阶思维认知素养目标、批判性思维及元认知的反思力、创意想象力及动手实践力，这些比知识内容更重要的学术深层素养价值，在我们整合西方课程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丢失，这些才是西方优质课程的精华。

中外课程的深度整合与融合，也是为中国选择国际化教育的学生，打下更宽广的学业基础，能让学生避免“一条道走到黑”。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要给孩子铺好多元化升学途径的准备，既能走得出去，也能留得下来。

第三，要从以外方校长、外教为主的管理与教学模式变为真正中西融合的模式。要尽快培养一批立足本土，但有全球意识、国际视野，同时具有双语、跨文化沟通力、并熟悉了解中外社会、文化、课程、课堂的教育人。校长的课程领导力也决定了这所学校的课程的实施力，一个完全不熟悉了解中国社会、文化、语言、课程的外方校长，是很难引领中外课程的整合融合。

同样，过多地依赖于外教，真正中西融合的教学实践很难落地。中外校长、中外教的合作互补、交流，不能仅停留在一般会议或社交礼仪层面上，要有共同参与的备课、听课评课、作业布置与批改、测评的设计与阅卷、质量分析、各种教研活动、校本培训与家校沟通。中国的国际化学校，无论怎么转型，都会有一批优秀的外方校长与外教。但犹如中国的外资及合资企业，高管与核心骨干的本土化已是大趋势。未来中国的国际化学校，随着本土国际化人才的不断涌现，会有更多的双语人，成为中国国际化学校的掌门人与教学骨干，这也为中国国际化学校转型提供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第四，中国的国际化学校的校园文化，不能只有“洋味”而没有“本土味”。一所办在有五千年历史与深厚教育传统，又正在复兴崛起的大国土壤上的学校，只认西方节假日，只知晓华盛顿、林肯，对西方社会、历史、人物烂熟于心，对自身国家、民族、历史知之甚少，也无深厚的情感认同，是会出大问题的。

更可怕的是，“重洋轻中”的校园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将自己与身处的社会隔离开来，视自己为“他者”。这会使这些国际化教育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失去最重要的根基。其实，中国的国际化教育，不能培养“空心化”的国际人，任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格成员，都是根扎本土，有根有源，但又兼具国际视野情怀的Global citizen。一个根扎中国大地，但又不偏激、狭隘、走极端，深具同理心、愿分享分担、将小我与民族国家、全人类命运联接一起的人，才是中国国际化教育的培养目标。

第五，中国的国际化教育，要从只关注藤校升学率变为更注重孩子的素养及人格的健全。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与西方最后的精英教育，内涵本质是相通的，都是育人为先。千年前创办关中书院的北宋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教育理念与英美传统公学对正直（Integrity）、信誉 (Honor)和责任担当（Responsibility）的价值信念的强调，应成为中国国际化教育的共同理念与追求。

疫情中的反思，也让我们这些从事国际化教育的教育人，深感肩上的责任与压力，我们再也不能对疫情中所被放大的人生百态、人性中的善与恶而无动于衷，如何培育出能有坚实的自我身份及文化认同，同时又有责任分享意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格优秀成员，是我们教育人的共同担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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