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这艰难又拼尽了全力的每一天”

近日，电影《大三儿》悄然登陆电影院线。这部小成本纪录片虽然排片不多，但一上映就收获不俗口碑，追捧者众，那一句“我爱这艰难又拼尽了全力的每一天”温暖着在这座城市里辛劳打拼的千千万万普通人。

佟晟嘉，电影《大三儿》导演。早年间曾任职“善所音乐工坊”吉他手，参与世界音乐专辑《彼岸》部分歌曲的前期录制。后长期担任纪录片导演，纪录片作品有《幸福中国》《天下华人》《青春致敬青春》《寻找日本》《赤水河》等。

北青艺评：您是如何从音乐走上非虚构影像创作之路的？

佟晟嘉：我这个转行非常被动。我酷爱音乐，上初中时听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梦回唐朝》，从此开始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也想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但是家里人都不太同意，以至于当我想继续深造的时候没有钱来支持，去考试的路费都是大三儿帮忙凑出来的，二十年前的两千块钱，是一笔巨款了。之后也参加过一些演出和比赛，做过KTV曲目“扒带”，也做过编曲，但是一直不太满意，因为音乐的表达和我心里的预期差得很远。直到有一天给一个传媒公司投了音乐制作人简历，这个公司却让我去当编导。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职业，中间又有很多波折，但最终阴差阳错地当了导演。

可以说本来做非虚构影像的导演只是一个职业、一个差使，但是当逐渐习惯并且喜欢上非虚构影像之后，它就变成了我的一种表达方式。直到后来出现了创作上的瓶颈，对于很多事情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价值观也不清晰了，又开始真正研究非虚构的创作。

北青艺评：做音乐和做纪录片有什么不同？

佟晟嘉：对我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刻都是所有情绪的汇聚和释放，一个表演者最大的责任可能就是让观众高兴起来。虽然我一直刻苦地做音乐，但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迷失的，这可能也是我一直做不好音乐的原因。

纪录片则不同，它一方面给了我另一种表达方式，让我可以在创作的过程中回归理智，让大家与我一起思考，摆脱偏执的愤怒、疯狂、控诉——单纯地展示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够公平的；另一方面，我并没有在纪录片中掺杂太多个人因素，把我的梦想赋予它，让它承担一个神圣的职能，这就让创作非虚构作品的目的变得单纯起来。当然，我对纪录片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也是在不断完善的。

北青艺评：哪些作品对您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

佟晟嘉：有一部仍然在传统媒体播放的纪录片栏目，就是吉林卫视的《回家》，这档节目火了很长时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限制导演，唯一的要求就是嘉宾的分量要足。应该说这个栏目讲述的方式、叙事的结构，对我来说有很大影响。

北青艺评：做“大人物”和大三儿这种“小人物”有什么区别？

佟晟嘉：开始会觉得有区别，但真正深入地拍摄大三儿之后我才觉悟到，以前所拍摄的那些人物，打动我的地方也并不是他们身上的“标签”，比如大艺术家、政治家，而是他们的生命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绽放的光芒。他们有的推动了文明的进程，比如裘盛戎、华罗庚等等，这是一种震撼；但也有那种小而美的爱情，同样让人感动，甚至小说都编不出这样的故事来。而像大三儿，他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生命历程也是那么的精彩，当我们认为所有人都无法走过那个艰难时刻的时候，他却走过来了。这种“正向”的能量不是口号式的宣传，而是人物在周围环境足够黑的时候能从内心激发出的强大能量。大三儿身上有一种“江湖气”，他很局气、很仗义，又怕给人添麻烦，这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北青艺评：大三儿去西藏的这个行为，是否跟他所说的自己不需要净化、与他对您的反问“我不纯洁吗”有所矛盾？

佟晟嘉：我认为并不矛盾。一方面，我们对西藏、对任何事物都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待的。所有人都会觉得去西藏是一种净化，构建了一种西藏的意义，但恰巧大三儿并没有戴着这副眼镜。他就是想去看看，仅此而已，他与朋友们一起去到西藏，可能比去那里被“净化”重要得多。

另一方面，大三儿是一个站在命运终点的人。我们对明天有很多规划，大三儿与我们不同，他对明天的规划就是准备好迎接惊喜，这让他超脱于我们之上。在片中，他到了大昭寺也不愿意跟神明妥协，珠峰是没法净化他的。有观众也问我《大三儿》这部纪录片会对他造成什么改变，实际情况是：不会对他有什么改变。

北青艺评：您在片中也出镜了，如何看待自己在影片当中的角色？

佟晟嘉：在烧烤店一场戏拍出来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回避。既然不能与之为敌，还不如与之为伍。我认为我在这部片子里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司机。从纪录片的手法上来说，我的经验就是把自己做好，我并不在乎别人如何做，或者纪录片“应该”怎么做，我不认为有这样的定法。以往十年的经历都在告诉我这一点。

北青艺评：片中的工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残疾人？

佟晟嘉：《大三儿》里的这家工厂是一个国企。国企也有义务和责任为当地人，尤其是这样的边缘群体解决一些就业问题，所以类似的国企会为他们安排一定数量的岗位，国家也会以各种方式鼓励企业这么做。当然，这些残疾人的工资也不会很高，会根据不同工种有所浮动。大三儿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生活不能算是很困难，公司给他五险一金，工资也足够生活，节假日会有三薪，他的父亲有退休工资，两个人也有房。但如果是旅游的话，就会拮据一些，需要借钱来走完这一趟旅程。

北青艺评：赤峰这座城市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佟晟嘉：我原来很不喜欢，觉得它限制了我很多。但这一次也是借着拍《大三儿》的契机，借着大三儿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如果世界上纪录片导演这个职业消失了，你该怎么办”，重新理解了我的处境和我自己的故乡。

我发现自己跟朋友们的交流太少了，而我生命中的能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那一片土地。那里的人有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有自己独特的幽默，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片中出现了很长一段扫墓的片段，有观众对我说这一段大三儿说的话“太好了”，但事实上这是赤峰人每年清明一定会做的事情，我们会觉得那一个个躺在地上的墓碑是鲜活的。

北青艺评：片中很多次出现了水龙头滴答水的镜头，这有什么特殊含义？

佟晟嘉：水龙头总是关不严，这是我脑海中一个十分强烈的记忆，它让我想起我的祖辈，让我本能地感到亲切。它好像就象征着一种生活常态，也很像大三儿本人的状态，像“人生的前列腺”，总是出问题。另外，水龙头漏水本身也在这个城市的节奏之中。这个镜头能给我很多这样那样的联想。

北青艺评：您对这个片子是否有一个设想？据我们了解，大三儿去西藏这件事情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发生在您决定拍他之后。

佟晟嘉：是这样的。但我的工作方式就是去掉原先的设想，只用那些没有受到人为影响的“边角料”。我受到的训练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没有剪不出来的片子。举例来说，如果大三儿这一趟并没有成行，整个片子里他就是在不停地查资料、体检、打电话，为了生活、为了去珠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结尾还是他灰溜溜地去买彩票，说一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种张力会更强，片子没准会更好看。但实际结果是，他去了西藏，而且自己站在了珠峰脚下。这表明，非虚构影像从任何一分钟开始、在任何一分钟结束，都不会难为情。我们设计的情景，远没有生活给我们的有趣。我从不担心自己拍不到东西，只要愿意陪着主人公出入各种平常可能会嗤之以鼻的环境，愿意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最终都可以得到生活的精彩。

北青艺评：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和问题？

佟晟嘉：我在拍摄现场的状态会比较强势，一般很少解释为什么这样拍。这就是纪录片拍摄的特点，一切都是转瞬即逝，而我们的整个摄制团队也经过常年合作，所以哪怕我们的单条素材都能够达到二三十分钟，摄影师也可以用摄像机进行蒙太奇，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北青艺评：您如何看待纪录片真实性的问题？如何对自己拍摄的素材进行选择？

佟晟嘉：我认为真实和谎言，前者是“事实的部分”，后者是“部分的事实”。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我会面临很多选择，选择的标准就是“良心”，是我从业十几年以来所形成的一种价值，我要让我的作品对得起这个世界。

具体到这部作品来说，大三儿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命运，而我的每一个抉择都要围绕他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来展开，这个东西就是“情”字。亲情、友情，还有陌生人之间的“共情”（尤其是西藏人为大三儿献哈达的段落），是让他最终得以抵达珠峰大本营的关键和核心。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情”字，但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大三儿》应该是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这个时代命题。

北青艺评：目前有没有新的拍摄计划？

佟晟嘉：目前的计划是拍摄一个非虚构影像三部曲，《大三儿》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叫“城市猴子”，讲的是一群“跑酷”的80后，从一群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到现在有了自己的运动场馆，肉眼可见脸的变化出现在十年间的素材里。有的人已经有了家庭，有的人还在不断换女朋友，有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团队……这部片子讲述的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目前已经有了五六百小时的素材，预计今年可以杀青。

另外一部是女性题材，叫“这个女人”，讲女性站在传统道德的边缘，对幸福的要求、看法和对幸福的诠释。这一部的创作周期会更长一些。出于对主人公的保护，这一部可能会成为一部私人的“礼物”，不会走上院线。

文/圆首的秘书

本文刊载于2018年08月24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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