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筠 | 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域【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辑·施展】（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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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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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二辑·施展

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历史转换之机，《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期“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暨施展新著《枢纽》学术研讨会于今年1月3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继第一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聚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骏《天下为学说裂》后的又一次活动。本次研讨围绕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的新著《枢纽——3000年的中国》提出的“重述中国”的主题，编辑部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历史学、民族学、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枢纽》自上市以来，引发了不同知识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质疑。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枢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和“问题”，但作为一本思想见长的著作，作者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理论抱负、不凡见识以及“以现代知识话语进行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贵尝试”，正是对越来越书斋化、学科化、碎片化的当代学术的反拨，正契合《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所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的设想。诚如刘吉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抚今思昔，展望未来。重述中国，是为了从过去看见未来，从世界发现中国。本着百家争鸣以及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原则，本刊将与会学者们的观点汇集于此。由于本次研讨内容广泛，而杂志篇幅有限，只能刊发津要，全文现以别册形式同期发布。

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域

李筠 |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本专辑为适合微信编辑需要，文章推送顺序与刊物发表顺序稍有不同，以刊物为准

最近一年，中国政治学界积极、深入地反思自身格局，既忧心忡忡地力陈得失，却也从容自信地挑明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政治学的未来走向仍有必要进一步地申说。有研究者指责中国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政治学）缺失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对人与社会本性展开系统建构的宏大理论，又缺乏对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准确的微观描述，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对西方学术界的亦步亦趋、自身研究碎片化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力陈锻造与中国转型相匹配的宏大理论是社会科学摆脱尴尬现状的方向所在。

有研究者则从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入手，从现象、价值、文化三个维度剖析中国政治学面临的方法论分歧，认为围绕普遍价值与良善制度两大问题争论出的“中国方案”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还有研究者力主从解说、解构、解释的“老三解”走向解析-阐释、解释-创新、解决-回应的“新三解”，“老三解”的提法透露出对既往中国政治学学科边界不够清晰、建设性不足、解释力有限的批评，“新三解”显示出对未来中国政治学公共理性、开拓创新、实践智慧的期盼，重心落在政治学的未来必须“面对改革开放”。

复有研究者区分了民国的现代政治学与新中国的当代政治学，回顾了当代政治学建构的历程及其与西方政治学等多种话语互通的基本属性，强调中国政治学话语自主性须从抵制各种霸权、珍视本土资源、拓宽比较视野、坚守自身阵地中求得。再有研究者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区分和剖析以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为各自看家本事的新老两代政治学人，指出弥合学人、学科、学术无谓纷争的出路在于共同面对和重视中国经验。虽明言针对政治史，有研究者倡导在基本功扎实的基础上兼容宏大叙事和科学方法，其所谈“历史与政治”“规范与经验”“文化与权力”“时间与结构”“逻辑与证据”也都切中政治学研究深层次的难点。

施展新著《枢纽》虽然谈三千年中国的历史哲学，其实意不在古而在今，意不在历史叙述而在政治神学。《枢纽》表面是浓重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色彩，背后其实是韦伯式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一体化结构的硬逻辑。虽然其中中国思想脉络的演变未尽深描，古今之变的转换仍可深耕，未来走向的研判还须深入，但它对中国政治学的叩问皆切中要害，确实引人深思！

上述研究者的共同判断是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实况远不相称，宏大理论建构与微观事实描述皆未得其所。近40年，中国政治学最应该拿出勇气和见地的地方，总是被别的学科抢在前头，各领风骚七八年，比如经济学家黄宗智先生、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法学家许章润先生，或是还在套用上世纪50年代邹谠先生的话题或者美国政治学泊来的韧性威权论。

中国政治学的困境，无论是引领社会议题还是大学学科建设，症结在于“中心塌陷”，即对中国政治的无力感。病根在于，我们对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其实并不完全明确，遑论达成普遍共识。相应地，自然也就无法完全明确“我是谁”“我该干什么、怎么干”。中国政治学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新常态，有可靠的问题意识才能识别出有价值的真问题，问题域也就明确了，但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答案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本身是有疑问的，问题域相应地也就是散乱的！

第一个基本问题是“从哪里来”，即中国政治学认定的基本政治事实是什么，它是政治学对自身所处基本环境和约束条件的基本判断，是政治学研究得以展开的起点，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出现身份错位和问题措置。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明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而，解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学研究和意识形态宣传是两回事，很多人因为拒绝说教而拒绝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政治学的基本事实需要政治学的“解析和阐释”，与意识形态的解说相区分。

比如，施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说法：在近代中国，只有共产党同时做到了普遍主义和高效动员这两件几乎不可能兼容的事情！普遍主义往往高调而流于空疏，曲高和寡而难以成势；高效动员往往务实而陷于短视，风起云涌却难以持久，共产党却发明创造了独特的手段将其信念播撒成势，而且对于广大党员和群众形成了主动自觉的内在纪律约束。以政治史、党史深入解析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功经验以及挫折、教训，意味着对执政党的历史基因、思维方法、运行机制、权力结构、政策策略进行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下执政党的基本状况形成具有历史连贯性的基本判断。

在这个问题上，要求中国政治学“面对改革开放”，很可能削弱解析和阐释执政党的历史连贯性，也就相应地会低估执政党思维方法、运行机制、权力结构和政策策略的复杂程度。从政治史研究的通则来看，“时间与结构”必须相互关照，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与结构的复杂程度成正比。重视建国前后的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内在一致性，其异常复杂的结构性特征才可能被充分辨识出来，才能成为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可靠的起点。因而，中国政治学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展开的，它所倚重的学科主要是政治史、近现代政治史、党史。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即中国政治学认定的基本政治目标是什么，它是政治学对自身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基本判断，是政治学研究得以展开的方向，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出现目标模糊和价值含混。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很明确，就是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目标既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紧密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必须以学术的方式来呈现目标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中国政治学必须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重要表述置入更为广阔的学理框架，注入意识形态本身所不擅长的规范性，强化其科学性和民主性，赋予其内在的逻辑性和一致性。因此，“解说”是远远不够的，“解析-阐释”和“解释-创新”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十八大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共十九大总结既往经验，进一步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确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们都一以贯之地指向“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治学须系统地思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后者的研究如火如荼，对前者的研究却门庭冷落。这充分说明在目标问题上，中国政治学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二者的关系，没有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两者有机统一，更没有将它们与人民共和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紧密结合到一起。从这种宏观结合的薄弱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表面繁荣仍然难脱“解说”的窠臼，仍然不足以改变中国政治学“中心塌陷”的困局。

“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政治学展开研究的根本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执政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提出的原则和方向，都是人民共和国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的成果，也是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的基础。从政治学悠久的传统来看，共和国是“人民共同的事业”，而人民是尊奉共同法律的共同体。

“人民共和国”并非简单的语义重复，它标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特性，是人民共同的事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普遍逻辑与中国具体的实践路径的有机结合。它承认中国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也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是一个以宪法和法律团结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因而，中国政治学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域是以人民共和国为核心展开的，它所倚重的学科主要是比较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史及其背后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

一旦人民共和国（及其作为法律共同体的基本属性）这个目标不够明确，中国政治学就很容易失去重心，因为它就失去了思想、制度、政策相互连接、相互支援、相互督促的“枢纽”。这是中国政治学长期以来制度研究过于薄弱的根本原因，也是它无法有力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因。

近20年来，政治理论、政治思想议题非常丰富，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施特劳斯、施米特各领风骚三五年；政治科学研究日趋专业化，细致入微，却多是美国学院派式的技术展开，它们都没有充分落实到针对中国的制度性思考和筹划上。相映成“趣”的是，无论是中国制度还是比较制度，标志性的成果非常罕见，甚至连基本研究力量都呈现出萎缩的态势。以充实和完善人民共和国的目标来看，中国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的妥当制度筹划太过稀少，甚至为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所提供的知识基础都过于薄弱。

卡尔·施密特

明确了起点和终点，中国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如何不断充实和完善为一个以宪法和法律团结而成的政治共同体，不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有充分能力应对各种国内外发展趋势的人民共和国。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传统，这是一个充实和完善中国自身政治形式的无尽过程，制度就是形式，政治学的目标就是寻找与质料相匹配的形式。

施展的《枢纽》从历史的维度说明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超大规模国家是具有超级复杂性的质料，它共时性地面对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社会政治处境以及广大幅员和众多人口带来的多样性，对形式构成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就无计可施，超大规模政治制度的建构无迹可循，更不意味着人类既往的传统政治学知识全部作废。而是必须从古今中西之中寻求通例，尤其是现代政治的通例，然后进行改造和升级。由此，以制度为重心的中国政治学便可明确地针对以下几大问题域展开。

第一，领导制度，即人民共和国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识形态所强调的核心如何获得政治制度的实现和保障。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学必须将意识形态话语兑换成自身最擅长的主权/主权者、总统制/议会制、政党制等一系列制度来综合考虑。篇幅有限，只试以主权和主权者的关系简单申说。

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属于中国人民，由中国共产党行使，党和人民之间的领导和代表关系是政治关系，主权和主权者之间的授权关系本质上是法权关系，两种关系存在着衔接的重大必要性，必须找到恰当的制度将政治关系落实为法权关系，把政治导入法权，党和人民同处同一法律共同体的政治建设才算完成，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才可能有法可依。这个问题在向上的维度涉及到从“教皇永无谬误”到卢梭的人民的“公意永无谬误”的原理，它旨在保证主权的神圣性，但只要涉及实际事务，没有人能保证不犯错误。

白芝浩发现英国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方案是英王统而不治以汲取权威、首相掌握权力以实现效率，权威与权力必须先进行制度性的相对分离而后通力合作。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元首制度、国务院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制度在政治学通则关照下的结构性连通，应在主权学说和比较制度的学理上予以充分的理顺和阐释，人民共和国核心制度的充实和完善才能有章可循。因而，中国政治学的第三个重要问题域是以主权制度和思想为核心展开的，它所倚重的学科主要是政治神学、宪法学、宪法史、政党政治理论。

第二，民主制度，即超大规模国家当中的人民如何真实、便利、频繁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也就是人民主权的程序化表达，是上述主权和主权者关系法权化的向下维度。最为狭义的答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推进选举制度，这涉及到竞争性选举与非竞争性选举的合理划分、竞争性选举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展开、选举层级如何划分、选区如何划分、提名权如何划分、选举程序如何设计，等等。

这里所讲的选举制度必须在中国特定历史和政治条件下加以考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选就灵”的问题，而是执政党自身优良传统与共和国基本要求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三大法宝”的群众路线必须在新时代条件下找到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实践形式；另一方面，人民意志的总体表达和群众利益的日常表达是共和国之所以是“人民共同的事业”的基本前提。二者的有机结合是从自下而上的维度落实“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共和国是人民共同的事业”的基本方向。因而，中国政治学的第四个重要问题域是以民主制度为核心展开的，它几乎涉及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所有门类，其中的重点是政治现代化、民主转型、民主巩固理论。

第三，国家结构形式，即单一制共和国如何有效排除分离主义。所谓有效，并非武力压服，而是宪法和法律铸就的团结使人心服。施展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发掘历史经验，把传统的边疆史地之学变成政治方略的提炼，非常有利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历来是一个体系而非纯而又纯的同质体，但人民共和国的单一制呈现出某种刚性，二者如何兼容？治理具备了多样性的特质，才能实现对多样性的治理。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单一制和联邦制的非此即彼完全没有必要，盘活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国家结构形式到底可以在几个层次上展开及其理据。如果只是中央和省两级，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死胡同。

问题的实质不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而是各种纵向权力（人事权、事权、财权等）如何在中央、地方（多级）之间形成合理的划分，地方分几级、每级主要拥有哪种权力、拥有多少，纵向权力如何相互协调、配合、监督形成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围绕着纵向权力如何实现针对超级多样性的治理，研究空间和政治空间就会被打开。因而，中国政治学的第五个重要问题域是以国家结构形式为核心展开的，它所倚重的学科主要是比较政治学、宪法学、宪法史。

第四，自治制度，即统一国家内部积极的地方治理如何可能。控制、管制的程序化、规范化、透明化，一方面必须依靠党和政府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来解决，但它不是全部，甚至并不是问题的根本。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共和国的人民保持活力。华中师范大学的“乡土派”政治学发现了很多中国特色的地方自治形式，但光靠汲取民间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以引导和推动。社会基本状况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学尝言现代化大城市必然是“陌生人社会”，而乡村在经历农民工进城等一系列变化之后也不再是传统的“乡土中国”。托克维尔对“民情”的立体刻画已经不适于当今中国，他面对的是工业化之前的美国，中国现在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并存，带有清教气息的管好本乡本土事务的防御性自治已经和中国诸多基本社会事实不符。

与所有既往学问一样，面对超级复杂的中国，只能取其神而忘其形，抓住其中的普遍原理寻找中国自身的实现形式。原则已然清楚：若没有自治的人民，共和国就丧失了基础。所以，基层自治制度非常重要，经验描述只是基础，制度谋划应当跟进。因而，中国政治学的第六个重要问题域是以自治为核心展开的，它所倚重的学科必须有民主理论、比较政治制度和政治科学，也必须大量借助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政治学目前认定“中国问题”是消弭各种无谓纷争、走向积极建设的公约数，但须更进一步的是，所谓中国问题，必须明确为如何充实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必须以诸多的制度作为桥梁和支柱。正视起点、拥抱终点，而中间的支柱和桥梁完全有迹可寻，人类有丰富的思考和实践供我们升级和改造。实现中国真正的自由和强盛，实现中国在世界历史中不可取代的地位，政治学必须在其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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