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他们注重常识，主张自然语言对哲学的重要性，他们的文著通常都是用普通话写的，很少使用古怪专门的术语，但是，我们读维特根斯坦们的书，仍然觉得不容易懂，尽管字面上很少有读不懂的，可是你还是不能像读故事那样顺顺利利地读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平常是用概念进行思考，而哲学是对概念本身进行思考。举一个例子。在《大希庇阿斯篇》里，苏格拉底问希庇阿斯：你能替美下个定义吗？请告诉我什么是美。希庇阿斯说：一个年轻小姐是美的。苏格拉底不满意，他说，我要问的是：什么是美？而不是问：谁是美的，什么东西是美的？在这篇对话里，希庇阿斯和苏格拉底尝试了好几种关于美的定义，例如美的就是适当的、美的就是有用的、美的就是令人愉悦的，但苏格拉底又一一予以驳难，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是：美是很难解的。照苏格拉底的意思，我们要理解美的本质或理念，就不能限于知道年轻小姐是美的，或一匹母马是美的，我们必须回答美本身是什么，能为美之为美下个定义。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我们这里不去管它，我们只想表明这样一种区别：我们平常会使用美这个词，不等于我们能对美这个词做出良好的定义。不仅美这类大词儿是这样。我们时时都会用到飞、石头、吝啬这些词儿，但现在我们停下来一分钟，试着来给飞下个定义，我们马上会发现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平常只要能用概念来思考就行了，干吗非要思考概念本身呢？然而，我们的日常思考有时会迫使我们对概念本身做些思考。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些争论。
张三说：我这么做，完全是出自对王五的爱，毫无自利之心。
李四不同意，争论说：你只是表面上像是出于对王五的爱，其实你一直在背后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这是一种可能的争论。但还有另一种争论。李四可能是这样反驳张三的：
你对王五的爱也是你自己的一种利益，出于对王五的爱行事，也是一种自利。
我们想一想，就知道这是另一种类型的争论。
张三说：王五这么做完全是赌气，对他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李四不同意，说：王五赌气这么做了，心里痛快了，这也是对他自己的好处。
在第一类争论中，争论的是事实：李四否认张三真的爱王五。而在第二类争论中，李四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争论的是概念：爱也是一种自私。这时候，张三再努力辩解他的确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自私是无济于事的，张三如果要争下去，只能是向李四证明：爱不是自私的一种。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把出于爱和出于自利是分得蛮清楚的，听到爱是一种自私这样的话，坚持常识态度的人往往会这么说：爱和自私怎么会是一回事呢？你听他那套诡辩呢。凡是和常识相冲突的，就是诡辩。不管我能不能驳倒你，反正我不信。但事情好像不是这么简单。按照我们平常的感觉，是太阳在绕着地球转，可哥白尼说地球绕太阳转。按照常识，运动和静止是两回事，可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在运动，巴门尼德说，一切都静止不动。我面前这个桌子静止得好好的，笛卡尔和牛顿说它在运动，在做匀速直线运动。生物学家道金斯写了本书，叫作“自私的基因”，书里说，在基因的层面上看，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自私的，妈妈对孩子的爱，舅舅舍身救助外甥，都是要获得遗传利益最大化。经济学早就采用了这条思路：人的行为，不管表面上分成自利的还是利他的，在根底上都是为了自利。这些说法，和我们平常的说法很不一样，但我们早已经听惯了，也差不多都相信了，甚至意识不到它们和我们的日常说法是冲突的。看来，我们对常识的坚持似乎有个限度，但是，这个限度在哪儿呢？第一种情况看来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我们平常经验不到的，因而日常语言也没什么语汇来谈论它们。中子星、黑洞、基因、核糖核酸，这些东西，常识够不着，不是常识谈论的东西。极其粗略地说，日常语言谈论的是中等尺度的东西，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谈论。第二种情况是在建构理论的时候。我们平常说我眼前这个杯子静止不动，但牛顿力学把这个状态叫作运动。这不是牛顿好闹别扭，是这样子规定运动这个概念有助于建构力学理论。为什么理论要重新规定概念？这里面还有很多可说的，这里先不谈。前面两种情况是互相联系的。仍然是粗略地说，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本来就是通过科学理论才得到了解的，要把各种尺度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日常语言就可能不合适，就需要采用不同的说话方式，科学的说话方式。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况。本来我们是在常识的层面上发议论，用概念说事情而不是谈论概念本身，可是碰到一些边缘情形，我们仅仅谈论事实就不够清楚了。我做这件事情是出于自利，做那件事情是出于爱，这大多数情形下是挺明白的，但是，妈妈为了她孩子的利益既损害了自己也损害了别人，这时候她的爱是不是一种自利呢？推而广之，妈妈对子女的爱算不算自利呢？母爱、对父母的爱、情爱、战友之爱、对民族的爱，这些都叫作爱，但它们似乎是些不同的爱，它们和私欲、自利等等的关系是不同的。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要把爱呀、自利呀这些概念本身弄得清楚些。谈论哪种生活更快乐，哪种人最幸福，差不多总免不了要对快乐、幸福这些概念本身作一番梳理。我们注意到，像飞这样的词儿，像书这样的词儿，虽然很难定义，但它们的用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几乎从不为它们的用法发生争论。但是像利益、权力、正义、文化、幸福这样的词儿，是些上层概念，它们一方面系在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却又像悬在日常生活之上，简直可以说这些语词天生就带有理论的意味。实际上，正是这些概念时不时要求我们在争论中加以澄清。哲学家并不梳理飞、跑、书桌这样的语词，他们所要梳理的概念是心灵、国家、正义、运动、美、命题这样的上层概念。这些经过梳理的概念，和我们日常语言的概念就可能有些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哲学注重语词的概念内容，注重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至于一个词的感情色彩、雅俗韵味之类，往往不在考虑之列。简单说，它们会成为一些边界更清晰的概念，各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更富逻辑性。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语词在自然语言中的用法，这并不是说，哲学用语的意义必须完全等同于自然语言中语词的意义。这一点奥斯汀说得很简明：日常语言是哲学思考的起点，但不是终点。为了区分经过梳理的概念，哲学家偶尔也会取用一个专门的语词，例如，平常我们说到“句子”，而在哲学著作中，我们经常不说“句子”，说“命题”。命题和句子有什么不同呢？在德语里，我们所说的命题和句子都叫Satz。若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命题”单就一个句子的概念内容来说到这个句子，不管这个句子的感情色彩等等。
节选自《日常语言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