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 | 干什么都是行当,包括干那些专门让人消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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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都是行当,
包括干那些专门让人从世上消失的事
——记普里莫·莱维
■云也退
很失望,普里莫·莱维很失望。1946年底,他写完了《这是不是个人》时,从奥斯威辛带出来的生死体验尚在他身上火烧火燎,等待转化为更多的文字,而好几家大出版社已经明白地告诉他,我们不出你的书,请另投他处。
最后,是一家名叫“德席尔瓦”的先锋出版社接下了它,印了2500册。他们还是太乐观了,卖出去的还不到印数的一半,甚至这家倒霉的出版社还受了连累,不多久便关张大吉。书也没有什么社会反响,两年之后,莱维承认“我的书已被遗忘,不过我并不在意。”
写作的人,要说完全不在乎出版,那是假的,出版是第一步,证明有人认可你的书的价值,出版之后,不管市场反应如何,你的名下多了一本书,起码自己的名字不再显得太冷清。即使出版未遂也是好的。很多年前,有外地朋友专门把我找去,认真地询问把我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的可能。这件事后因我的不积极而作罢,但那朋友的热情和请吃的一顿饺子宴,支持我持续写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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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莫·莱维的情况可能更糟一点。因为,他认为他写的是到那时为止最值得欧洲人、乃至世上的所有人去关切的严重的问题,而他在写作的时候,又用了一种超乎其他“大屠杀作家”之上的冷静——几乎可以说是寂静——的笔调,给人的感觉是他能宽恕所有人,包括那些把囚犯的头皮剥下来做成灯罩的人。这本书里最大的恶棍,比如阿历克斯,他的罪错,在莱维的眼里并不是杀人,而是视人如物,套用如今的一个准流行术语——把人给“物化”了:不再把囚犯、病号、儿童、老人等等的一切弱者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人,从而予取予夺,任意地欺凌、使用、处置他们。
基于这种认知,莱维神奇地从自己那具在集中营里饱受痛苦折磨的躯壳里脱离了出来,他成了一个忘我者,一个超人,可以任意钻进其他人的内心,而其他幸存者一旦提笔写作,多多少少都带着点求报偿之心,要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痕。可是,出版商也许觉得这种写作太过高级,要不就是泛泛地忌惮那些幸存者的讲述,觉得它们会进一步撕碎意大利这个灰溜溜的战败国,总之,它们给莱维最早的写作尝试泼了一瓢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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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得谋生。在农业社会,正如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中所写:“无论如何你得努力工作,用粮食填满你的谷仓”。耕种必有收获,工作是无可非议的美德,但进入工业时代后,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能看到“收获”了,他们的劳动融于无形,换来一份用于购买其他商品的工资,长此以往便产生了虚无感,或者马克思说的“异化”,人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但很有意思的是,正如在他的大屠杀叙事中,阶级仇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对立,从未上升为莱维的主要关怀对象那样,莱维在叙述自己战后谋生生涯的作品里,也从不触及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之类的话题。
他是一个化学家。阅读莱维而忘了这一点,就好比蘸着醋吃没馅儿的饺子。自然科学给一部分人提供了庇护所,让他们得以不必费神于人与人的关系,而把精力用于研究、思索、体会人与物的关系。在莱维最有名的小说《元素周期表》中,有一章写到1941年11月,他被意大利军队征召去某个矿山,到开采出来的矿石里提炼为数极少的镍。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刻,莱维一下子觉得十分振作:
“打第一天,我就爱上了我那工作,虽然仔那阶段只是对石头做定量分析。溶之于氢氟酸,然后用氨水沉淀铁,用二甲基乙二醛肟沉淀镍,用磷酸沉淀镁。每天都同样地重复,不是很有意思。但另一种感觉是新奇有意思的:分析的对象不再是无名配置出来的物质谜,那是真的从地下炸出来的石头,一天一天累积的数据将拼凑出地下矿脉。”
罗列专名而不让人觉得枯燥,是因为投入了感情。当然,莱维的感情带点反讽,他自己也知道,化学的世界一般人是进入不了的。在莱维的其他书,如1985年的随笔集《他人的行当》中,也时有连续出现的化学名词,读这些文字,你不容易想到作者有过奥斯威辛的第一手经历,且写过《这是不是个人》、《这就是奥斯威辛》等作品;它们构成了莱维叙述、反思大屠杀—集中营经历的作品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对后者所反映出的内心紧张的缓和,对注意力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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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展现了对“生活常态”的尊重,对工作的尊重。莱维丝毫没有炫耀他的专业的意思,相反,他告诉读者工作皆平等,尤其是那些直接跟物有关的工作,本质上都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再解决的循环往复。他发表于1979年的小说《扳手》,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利贝蒂诺·福索内的装配工,和化学家一样,装配工的工作也相当专业化,不在大众的视线之内。福索内同“我”的一次次谈话,讲的一个个故事,为“我”增进的见闻,构成了这本书里的一个个篇章。在最后一章里,福索内告诉“我”:和工作有关的故事,几乎连收场方式都是一样的,无非是解决了问题,或者向甲方证明问题已解决,任务已圆满。
所以莱维赞许的是一种行业主义——不是“专业主义”,因为专业纯然是“行业”的题中自有之义。在《元素周期表》里有一章,莱维的工作是查明油漆变硬的原因,到另一章,他跳槽进了一家化学制品公司,整天在实验室里谨小慎微地制作氯化亚锡。都是在替客户工作,从找出答案的过程中得到短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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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到此为止了吗?不,如果福索内的工作只是局限于螺丝螺母扳手这些人造物的范围里,莱维又何必去写。总在解决问题,总在寻找答案的人,其关切也要延伸到万物的运作方式上。翻开《他人的行当》(书名就含有“人活一世,总得找份工作干干”的意味),这样的词句纷纷扑来:
“人类身上的跳蚤在我们诞生时就已存在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有人悔恨于它们的消失。”
“诚如达尔文的对手宣称的:蝴蝶在人类诞生之前已至少存在了一百万年之久。”
“繁星密布的天空就在每个人的头顶上。就算它因烟尘而黯淡,因重重屋顶而狭窄,甚至被电视天线所遮挡……它仍旧是存在的。”
“每一天,都会有一万五千吨的流星落在地球上……我们无法感受星辰之浩瀚,正如我们无法感受个体之渺小。”
像尘土一样,一层淡淡的虚无感覆盖着这些文章,似乎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引起他的热情,就连说到害怕蜘蛛这种涉及私人的细节,莱维的议论也很快进入一种岁月悠悠的氛围:蜘蛛“生下来便已成年,它的智慧与它的形体在同一时间被赋予”,蜘蛛网“都是遗弃、缺席、凋萎与遗忘的旌旗。它们掩盖人类的足迹。”
当然,写作反映的只是事后的心境,那些热烈的时刻,那些为他志在探索物质之秘的人生路埋下伏笔的时刻,在当初发生时未必是那么波澜不惊的。可是人生突然被集中营打断,在此之前,莱维甚至连自己是犹太人这一点都快忘掉了,而自安于在山区采矿、提炼化学元素这种与世无争的日子。之后,莱维从一个物的世界被抛入了人的世界,继而领悟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可怕的相似:在这里,绝大部分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被一小部分人变成了手掌心里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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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书写奥斯威辛之痛苦,之于莱维而言,与其他见证者在书写时所感受的痛苦是不一样的。既然在物质的永恒面前,个体渺小得不值一提,那么奥斯威辛不反思也罢;可是,既已亲眼所见那些化成灰烬的生命,不写又怎样平息焦虑,怎样给心怀愧疚活下来的自己以一个安抚?这种痛苦,跟自揭伤疤之痛是完全不同的。洛伦佐,一个平凡的意大利工人,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将莱维救出了死亡营:莱维必须铭记他,但是,他却写不出最合适的那种文字,那种讴歌英雄、唾骂暴徒的文字。
他最初的尝试便是无人问津的《这是不是个人》。说不在意,其实并非真心。1947年后,莱维花了十年的时间寻求再版重印的机会,到1958年终于成功。而且,这本书的噩运一直在刺激他的写作,如第二部作品《休战》,以及不少带有自传色彩的故事。不过,在《元素周期表》出版后,莱维还是坚持称自己是个化学家,不是作家。我知道,作家的身份意味着他将要承担书写奥斯威辛的任务,而化学家则不必:在战时他可以躲进矿山实验室,在战后则安于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客户。
它就是一门行当。可是,什么不是行当呢?将从矿石里提取元素是行当,把活人打发去干苦力,最后塞进焚尸炉,也是行当啊!这念头太可怕,但我相信它曾在莱维的心中出现过。不是一次两次,它一定反复出现、反复折磨着他。
普里莫·莱维是“良知作家”,他以最独特的方式反思大屠杀,最冷峻,最平和,他把人还原成一个人那么大小……在如此赞扬他的时候,我不会忘了他之所以如此,乃出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本分,他的美名,源于他不愿当一个作家:作家这行当,就留给他人吧,留给那些比他强大,能够经历凡人无法想象的一切而仍然坚强地活着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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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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