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苹果树下》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苹果树下》是现代诗人闻捷近代创作的一首新诗，发表在1955年《人民文学》第3期。

这首诗巧妙地将苹果作为一个象征体，使景物与人物的心灵相交融爱情与劳动相联系，从而细致地刻画了青年男女在热恋中的心理状态，生动地反映了新社会男女青年幸福生活的一个侧面。《苹果树下》是诗人闻捷献给新时代青年的一首饱含着清丽、热烈和执着的情歌，而并非是咏物写景诗。全诗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因而又是一首“生活的赞歌”。

《苹果树下》是组诗《吐鲁番情歌》中的第一首，写的是果园中的爱情。把劳动和爱情紧紧结合在一起加以表现，是这首诗最大的特点。

诗一开始，苹果树下的那个小伙子就主动进攻，用歌声拨动了在果园劳作的姑娘的心弦，播下了爱情的种子。春天来了，爱的种子萌芽了。不等枝头花苞开放，小伙子就盼她结果。姑娘嫌小伙子太性急，劝小伙子别用歌声打扰自己。夏天来了，爱的花苞已结出小小青果，就像苹果树上葡萄大小的幼果。性急的小伙子唱着要采摘，姑娘嗔怪他别像影子一样缠着自己。秋天来了，苹果成熟了，姑娘的感情也不再像春天那样羞涩、像夏天那样遮掩，她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这时，她反倒抱怨小伙子为什么不明白自己的心思，为什么不把那句真心话说出来。她终于变被动为主动，踏着草坪向小伙子走来，含着妩媚的笑容，催促小伙子说出那句真心话，因为，秋天是成熟的季节。在劳动中“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

这首诗富含民歌风味和地域色彩。全诗运用比兴手法，以苹果的生长衬托爱情的发展，以季节的转换写出苹果的整个生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姑娘的爱情心理变化，使爱情发展的层次，与苹果生长的阶段同步进行，苹果成熟的过程就是爱情成熟的过程。表面写栽培果树的劳动，实际写劳动者的爱情，在劳动中歌咏爱情，劳动与爱情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富有民歌风味。而即目所见发为歌声，唱着歌儿表达爱情的求爱方式，则是能歌善舞的吐鲁番青年男女的典型方式。从而使这首健康欢快的情歌，散发出迷人的异域情调。

苹果树下

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

你不要、不要再唱歌；

姑娘沿着水渠走来了，

年轻的心在胸中跳着。

她的心为什么跳啊？

为什么跳得失去节拍？……

春天，姑娘在果园劳作，

歌声轻轻从她耳边飘过，

枝头的花苞还没有开放，

小伙子就盼望它早结果。

奇怪的念头姑娘不懂得，

她说：别用歌声打扰我。

小伙子夏天在果园度过，

一边劳动一边把姑娘盯着，

果子才结得葡萄那么大，

小伙子就唱着赶快去采摘。

满腔的心思姑娘猜不着。

她说：别像影子一样缠着我。

淡红的果子压弯绿枝，

秋天是一个成熟季节，

姑娘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是不是挂念那树好苹果？

这些事小伙子应该明白，

她说：有句话你怎么不说？

……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

你不要、不要再唱歌；

姑娘踏着草坪过来了，

她的笑容里藏着什么？……

说出那句真心的话吧！

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

美的画面，情的纯真

闻捷以一首《天山牧歌》给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苹果树下》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由于这首诗对爱情的优美表现，使多年绝迹于诗坛的爱情诗重新获得了一定地位。所以人们记住了它。

这是一首表现爱情在男女青年的心灵中从萌动到成熟过程的诗。由于诗人采用了一种类似电影镜头中由远景到近景的表现方法，所以具有极鲜明生动的画面感。

诗的第一节和第五节，类似于序诗和尾声。第一节的小伙子的歌唱和姑娘的心跳，表现了心心相印的男女的一个特写镜头。苹果树下的歌声同走过来的姑娘的心跳所形成的“爱情域”，在读者的眼里是一幅美的画面，而对他们心灵的“冲击波”则具有一种共振的旋律美。第五节诗中那含蓄中的喜悦，更是令人神往的美满结局，真正取得了“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所宣示的艺术效果。

诗的中间三节，以春、夏、秋三个季节作为他们的爱情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在情节的进展上具有互为呼应的效果。从男方对女方的挑逗调情、女方的故意装傻和半推半就，到终于企盼接纳，这个过程表现得纯真而优美，这也是此诗在当年广受赞誉的重要原因。“苹果树下”成为一种特别设置的场景而象征着爱情之树从开花到结果的证人身份，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诗坛在爱情诗歌领域里出现转折的一个标志性诗篇。

另外，这首诗在节奏感和音律感上所呈现出的轻松欢快的情绪，也是它极具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尽管时代会变化，人的感情方式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人们对于纯真纯美的爱情的向往总是永远存在着的。像《苹果树下》这样的诗，时隔半个世纪而人们依然记着了它，欣赏着它，说明人性中有一些共存和永恒的东西是不会泯灭的。

吐鲁番盆地出产的瓜果是香甜的，边疆的风光是迷人的，从那里传出的情歌自然也就格外甜美动听。这首诗所以令人过目难忘，正在于它让我们领略了边疆少数民族男女青年在那样一个美好的地方所采撷的美好的爱情之果。

诗作题为“苹果树下”，但并非是咏物写景之作。第一，它没有将目光专注于苹果，写苹果是为了写人；第二，它也没有实写苹果园——姑娘和小伙子的劳动场所。在这首诗中，苹果是一个象征体，诗人是借苹果的生长暗喻爱情的成熟，而这一点正反映了诗人的构思之新，手法之巧。

诗篇一开头出现了“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有背景，有人物，焦点集中，干净明快。第二行从作用于读者的视觉一转而为作用于读者的听觉：“你不要、不要再唱歌”，这一行写得极妙，一个“你”字，多情的“我”——抒情诗主人公立刻呼之欲出，这首第三人称的诗篇也因此而平添了几分抒情意味。两个“不要”，下笔轻盈，感情委婉，叮咛的口吻由此可见。更使人难解难忘的是，在苹果园里边劳动边唱歌，不正可以表现劳动人民翻身的喜悦和劳动的干劲？何以要提出与此相反的嘱咐和请求？这，无疑是一个有趣而吸引人的悬念。

诗人没有忙于把悬念一下子解开。底下，姑娘出场了，我们看到了她沿着水渠走来的身影，听到了她心脏跳动的声音，但她对歌声的反响如何，诗人没有明确回答，而是连用了两个问号，曲折地表现了姑娘的感情活动，显得含而不露，恰到好处。这，与其说是解开了悬念，毋宁说是加深了悬念，加深了对读者的吸引力。

在诗中，小伙子频频唱出了求爱的歌声，表现得大胆而热烈，其中要数采摘“葡萄那么大”的苹果最为风趣，令人忍俊不禁。可是姑娘始而说：“别用歌声打扰我”，继而说：“别像影子一样缠着我”。这一切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诗篇也因此而笼罩上一层轻松活泼的喜剧性氛围。当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小伙子的求爱终于得到了报偿，姑娘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急切地期待着小伙子前来正式求爱。有趣的是，这次是小伙子落后了，他大概有些愣头愣脑，不善于观察姑娘微妙的感情变化吧？诗人这样处理，既切合姑娘和小伙子的身份、性格，也是服从于诗篇构思的需要，使得诗的喜剧性氛围更为加浓，因此也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

此诗的结尾和开头句式相近，韵脚相同，构成一种首尾回环、复沓的音乐感，不过形式的整齐和匀称并没有遮掩住人物感情的发展和变化，即便是在开头和结尾中两次出现的诗行：“你不要、不要再唱歌”，其内涵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没有疑问，这种同中见异、形同实异的手法较之于完全的等同，是别具一番韵味的。

有些老诗人说创作一首具有一定水平的诗篇并不难，但要超出一定水平之上，就得花费多得多的心思和脑汁。五十年代的爱情诗，常常把“爱情”和“劳动”合二为一地加以表现，这固然是时代使然，劳动人民翻身以后的风气使然，体现了人民群众新颖的爱情观，但也说明有些诗人已经自觉不自觉落入了某种固定的模式和窠臼。《苹果树下》从根本上来说，它所表现的也没有离开爱情和劳动，但它一不写劳动时所流的汗水，二不写劳动后所得的奖状，三不让爱情简单地和劳动同步进行、发展，而是在悠美的旋律和浓郁的抒情氛围里演出了一则生动有趣的爱情故事，这就让人看出它高出一般爱情诗的地方来了。

拜伦

热情奔放的个性

走进哥本哈根的托尔瓦森博物馆，向右转弯，迎面映入我们眼帘的第一件艺术品，便是一位头发鬈曲、面容俊秀、气宇轩昂不凡的青年的大理石半身像——拜伦勋爵的半身像。在第十二号陈列室里，我们看到了用石膏制作的同一件作品；第十三号陈列室里则矗立着依据这座半身像（在拜伦死后）塑制的立像。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座无疑是最逼真的半身像吧。在这座像的头和脸上，第一眼引起我们注意的特质是秀美和高贵，但是紧接着我们就会为一种充满强劲之力的表情所吸引，这种表情主要产生于眉宇间那永不宁静的颤动（那里时常会显示出有乌云密布，并有闪电穿过满天的乌云划破长空），也产生于炯炯目光中那使人不敢逼视的威严之气。这副容貌表现了一种所向无敌的气概。

当人们记起托尔瓦森和拜伦气质不同，想到托尔瓦森多半从没有读过一行拜伦的诗句，再想到这位诗人并没有向这个雕刻家显示过他的性格美好的一面，当人们记起这一切的时候，就一定会认为这两位伟人有幸会面的结果是极其令人满意的。不用说，这座半身像所表现的必然是一种软弱无力和很不完整的形象，但纵使如此，拜伦性格的一个主要方面却被真实地和美丽动人地再现出来了，而人们本来几乎是不会期望托尔瓦森能把握住它的。表现田园风光是这位雕刻家真正的本行。当他从事于创作亚历山大大帝凯旋进入巴比伦城的题材时，他所创造的牧人、羊群、渔民、妇女、儿童和普通群众行列的形象，要比那位英雄本身的形象生动得多；他表现英雄业绩并不像表现田园风光那样得心应手，因此，有“恶魔”之称的复杂的现代典型那种战斗的气质，作为他的创作题材当然就更不合适了。可是，他居然理解了拜伦。他创作了这座半身像（不是那座立像），也就为他自己在世界上竖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是一件既配得上这位诗人也为艺术家本人增光的杰作，虽然居齐奥利伯爵夫人和托马斯·穆尔对它并不满意。假如托尔瓦森真正认识拜伦，这件作品或许会更加出色；雕像的面容将会表现出所有熟识拜伦的人都深深感受到的那种坦率和迷人的丰采。目前的雕像并没有把那种神采表现出来。但是，这位丹麦雕刻家的成功之处却在于，他透过那种在他看来是拜伦故意做作的郁郁寡欢的表情，向我们揭示了深深掩藏在那种表情背后的痛苦、不安、天才、高贵和可怕的狂暴。

拜伦像（丹麦）托尔瓦森作

毫无疑问，比他晚一代的丹麦人正是在这个博物馆的拜伦形象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但是那里的雕像给予他们的印象，在他们的心目中却总是和诗人参观托尔瓦森画室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并且总是会使他们同时想起托尔瓦森的一句话：“他老是喜欢装出一种不幸的神态”；他们往往会感到奇怪，像这样一位伟人何以竟不能做到完全表里如一。所以，丹麦人最初对拜伦的看法就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犹疑不定的，而且至今还抱着这种犹疑不定的态度。他颇不适合于充当现时代的英雄。远比他作为诗人的伟大之处更能有效地激起我们的祖父母辈赞叹不已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当今一代人所憎恶的——例如所有那些有关拜伦的神话般的传说（它们确实使他的身世在我们面前变得模糊不清了），那种人人都模仿其领带式样的舞台英雄拜伦的形象，那种把手枪时刻带在身边、其情场角逐如同其诗歌一样出名的风流公子拜伦的形象，那种非常珍惜其爵位荣衔（而对于除承认精神贵族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贵族的一代人来说，这种爵衔并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的贵族拜伦的形象等等。而且，拜伦对文学创作所抱的那种写着玩玩的业余爱好者的态度（他有时候以为只有装出这种态度才不失自己的体面，有时候却真的抱着这种态度），显然也不是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所称许的。

对拜伦来说，以一种非职业性的态度从事他的艺术创作，事关他的荣誉。由于他的地位和他的事业（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的序言里就是这样写的），他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半途辍笔的可能性是很大的。1814年，正当他的第一批叙事诗为他带来的声誉达到顶点的时候，他却下决心不再写诗了，并且不让再印售他已经写出的全部诗歌。可是一个月以后，他又写了《莱拉》。杰弗里批评诗中主角的性格过于精雕细刻了。拜伦（在1822年的一封信里）反问说：“他们说的‘精雕细刻’是什么意思？我可是在1814年狂欢的日子里，从舞会和化装晚会上回家以后脱衣服的时候写出《莱拉》的呀。”我们感觉到，他是在强调自己创作时是信笔写来的，对以后的写作也没有什么计划，希望以此来表明两点：首先，他并不是一个职业诗人而是一个久经世面的人；其次，他那横溢的才华又不允许他成为一个写诗的业余爱好者。

虽然他在这项他决心以业余爱好者面目出现（这种决心在今天损害了我们对他的尊重）的事业中，他并没有能真的做到只是闹着玩玩，他在另一项他丝毫也不打算持这种态度的活动领域即政治领域中，却反而成了一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者。尽管他在需要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总是竭力想表现自己会处理实际事务，他的政治——不论是在拉文纳参加烧炭党人的起事，还是在梅索朗吉昂领导苏利奥特人——实际上只是感情用事者和冒险家的政治。他决心去希腊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定做一批镶着他的羽饰和战斗箴言的镀金头盔。而现代的伟大政治家却是完全不同于此的人物：他们制订出种种计划，年复一年地固守着并发展着这些计划；他们执着不移地把这些计划贯彻到底而不为枝节问题所干扰；他们外表上不像英雄人物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有英雄人物那种百折不挠的决心。

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在我们和拜伦之间还挤进了一支由他的模仿者和崇拜者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模糊了这位已去世的伟人的真实面目，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混乱的印象。他们的品质被转嫁到他身上，使得他代人受过，为这些人的种种缺点而受到指责。当文学界兴起一场反对这些歪曲了拜伦或者对他只有一知半解的人们——一些颓唐绝望的、因过度纵情声色而厌倦生活的、其作品朦胧迷离到无人能解的作家们——的运动时，拜伦伟大的名字也同这些人的名字一道受难，并且和这些渺小的名字一道被扫开了；而他的名字本来是应该有更好的命运的。

乔治·戈登·拜伦生于1788年1月22日，他的母亲是一位热情而不幸的妇女，在他诞生前不久就和她那放荡、粗野的丈夫分居了。他的父亲拜伦上尉这个人曾一度作为近卫军军官在美洲服役，年轻时被人们称作“疯狂的拜伦老兄”。他曾经勾引卡马森侯爵的妻子和他私奔到美洲，在她的丈夫和她离婚后同她结婚，花光了她的全部钱财，并且肆意虐待她，使得她婚后没有几年便抱恨死去。以后，拜伦上尉带着小女儿奥古斯达返回英国，从纯粹改善处境出发，又同一位富有的苏格兰女继承人，盖特的凯瑟琳·戈登小姐结婚，从而使她成了迄今还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的母亲。刚一举行过婚礼，拜伦上尉就开始挥霍他第二个妻子的财产。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便把二万四千镑财产花得只剩下三千镑。于是，她抛下丈夫离开法国，自己回到伦敦，在那里生下了她唯一的孩子。由于一次据说是发生在孩子诞生时的偶然事故，婴儿的一只脚被弄残废了。

两年后，母亲带着儿子去苏格兰，在阿伯丁住了下来。拜伦上尉暂时收敛了一下他的放荡生活，尾随他们来到阿伯丁，打算从妻子那里再榨出更多的钱。她宽宏大量地留他住了一段时间，此后还继续互相往来，直到拜伦上尉为躲避债主被迫返回法国，在那里，他于1791年去世。当他的死讯传到他妻子耳中的时候，她伤心到近于发狂的程度，她的尖叫声高到大街上都能听见，因为她始终在爱着他。

由此可见，难以控制的激情是拜伦的双亲身上全都具有的特点，只是在表现方式和强弱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而且，追溯到这两个人各自的祖先身上，我们也都看到了同样的气质：在母方的家族史上，企图自杀或下毒药谋害他人者不乏其人；在父方的家族史上，则时而有英雄的冒险业绩，时而表现出不顾一切的放荡。拜伦的祖父约翰·拜伦海军上将，人称“天不怕地不怕的拜伦”，曾经参加过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海战，作过多次南海的探险航行，周游过全世界，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由于他每次航行都不会不遇到可怕的风暴，这种际遇使他在水手当中有了一个“坏天气老哥”的绰号。拜伦曾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祖父的命运作过比较。在诗人的叔祖威廉·拜伦勋爵的身上，这个家族的气质以最恶劣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威廉是一个生活放荡而又喜欢争吵斗气的人，有一次和邻居查沃斯发生口角后，竟在一场双方不带助手的决斗中杀死了查沃斯，结果弄得恶名宣扬。只是因为具有英国贵族的身份，他才得免于被判决犯杀人罪；从受审以后，他一直住在纽斯泰德领地上，像麻风病患者一样，人人都躲避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憎恨他，妻子也和他分居了；在迷信的村民中间流传着关于他如何为非作歹的种种非常可怕的故事，而且人们都相信这些传闻。

由此可见，诗人的血管里流有狂暴的血液，但这也是门第极高的贵族的血液。从母系来说，他有权自称是渊源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从父系来说，他是曾经跟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国的诺曼贵族拉尔夫·德·伯隆的后代，虽然家族纹章上描画着私生子的标记（这一点拜伦从没有提起过）。当刚才提到的那位叔祖始而丧失独生子、继而又在1794年丧失他唯一的孙子以后，“这个住在阿伯丁的腐腿的小男孩儿”（他的叔父就是这样叫他的），便很有可能同时继承纽斯泰德领地和该家族的贵族头衔了。

这个跛足的小男孩儿正是在有着这种远大前程的情况下长大成人的。他生来傲慢任性。当他还是个幼儿的时候，有一天因为他弄脏了一件新罩衣，他的保姆生气地责骂他，他那种“沉默的愤怒”（如他自己所说）就大大发作了：他的脸色立即白得像一张纸，双手抓起罩衣，从上到下把它撕成了两半。母亲对待他的态度也很少考虑到纠正他的这种癖性。她有时候把他大骂一顿，有时候又感情冲动地溺爱他。当她发怒的时候，她把自己由于丈夫对她的态度引起的满腔怨愤，全都发泄到他的头上；有时候，她甚至拿他的跛足作为责骂他的话题。这一肉体残疾所以会给小乔治的心灵蒙上一层如此黑暗的阴影，其过错部分地就在他母亲身上；他听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骂他是“小瘸鬼”。施行扎绷带和各式各样外科手术的结果，只是加重了残足的畸形；这只跛足给他的内心造成了很大痛苦，而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小男孩儿运用了他的全部意志力来隐藏他内心的痛苦，也尽可能地掩饰他的残疾。有时候，他不能忍受对他的跛足的任何暗示；另一些时候，他又会暗含辛酸地自己嘲笑自己的“瘸脚”。

虽然拜伦在学校里并不用功，可是从他一能够读书的时候起，他就养成了爱读历史和游记的浓厚兴趣；他憧憬东方的种子早在他的童年时代就播下了。他自己讲过，在十岁以前，他便读了六部有关土耳其的长篇作品，此外还读了若干别的记述旅行和冒险经历的书以及阿拉伯故事集。他童年时代爱看的小说是约翰·穆尔写的《泽卢科》，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青年，在父亲死后，他由于母亲对他的不良教育而变得非常任性，养成了一副“像火药一样易于爆炸”的脾气。在这个和威廉·洛维尔有几分相似的小说主人公身上，少年拜伦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在诗人的一生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特质之一，即对于异性的火热的吸引力，很早便显现出来了。他五岁的时候就和一个名叫玛丽·多芙的小女孩儿深情地相爱，以致他十一年后听到玛丽结婚的消息时，伤心得几乎全身都快痉挛了。

和骄傲、激情、忧郁以及对旅游远方充满幻想的憧憬结合在一起的，是他性格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另一种品质，即对于真理的热爱。这个长大成人后注定要和欧洲社会的伪善风气进行英勇抗争的小孩儿，有一种天真纯朴的特色。他那旁若无人的精神只是他一心追求真理的表现形式之一。有一天晚上，保姆带他上剧场去看《驯悍记》。在凯赛琳娜和彼特鲁乔对话的一场戏中，当彼特鲁乔坚持说凯赛琳娜误把太阳当成了月亮的时候，小乔迪（他们当时都这样称呼这个孩子）竟从座位上跳起来大胆地喊道：“我说那明明是月亮么，先生。”

乔治十岁的时候，他的叔祖拜伦勋爵去世。这孩子听到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到母亲那里，询问她是否注意到他变成勋爵以后有什么两样。当早晨学校里点名，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勋爵”头衔的时候，他竟然激动得张口结舌，不能像平日那样回答一声“到”；他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以后，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了。拜伦最初——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感受到的如此强烈的喜悦，是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快乐。但是，要想确切地理解他在这种情况下的激动情绪，我们还必须记住“勋爵”头衔在英国过去曾经以及现在依然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的贵族本体就是由不超过四百名这类有爵位的人组成的——相当于德国王公的数目。在他们自己的田庄上，这些贵族拥有一种几乎是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势；他们的地位和临朝执政的王公们相差无几，他们的财富也和他们的地位相当。然而拜伦的情况并非如此；拜伦没有私产，而纽斯泰德修道院的财产又处于败落状态，它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抵押出去。

1798年秋天，拜伦夫人带着她的小儿子去纽斯泰德。当他们来到纽斯泰德门前的时候，她装作不熟悉这一带情况的样子，问那个看门的妇女，谁是他们眼前这片田庄和府邸的主人。对她的答复是：这里的主人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那么谁是以后的继承人呢？”感到骄傲和幸福的母亲问道。“听说，”那个看门的妇人回答，“那是一个住在阿伯丁的小男孩儿。”“他就在这里，祝福他吧！”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保姆喊了起来，一面转过身去欢快地吻着那个正坐在她膝上的小爵爷。

1801年，这孩子被送到哈罗公学读书，这是英国深受贵族欢迎的规模宏大的几所公学之一。学校里实行的是严格的古典教育，充满学究气而枯燥乏味，因此对拜伦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而他和教师之间关系的紧张，其程度一如他和同学们之间友谊的热烈。“我和同学们的友谊，”他在1821年的日记中写道，“就我这方面来说是热烈的（因为我总是感情冲动的）。”作为一个朋友，他待人慷慨大度，并且喜欢充当保护人。有一天，当皮尔（未来的首相）正被一个高年级生（皮尔是他的“学仆”）无情地鞭打着的时候，拜伦插进去干预，因为知道自己力气小，打不过那个蛮横的大男孩儿，所以低声下气地求他让自己承受一半皮尔要挨的鞭子。又有一次，小加特勋爵烤坏了面包片，一个级长为了惩罚他，竟用一块烧红的烙铁烫他的手，而在教师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他还不肯说出欺侮他的人的名字；这以后，拜伦便自愿收他做自己的学仆，答应决不虐待他。“我从此变成了他的学仆，”加特勋爵后来回忆说（见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的《回忆录》），“当我发现我有了一个多么好心肠的主人时，我真是高兴极了，他时常送给我糖果和蛋糕，对我的过失也总是十分宽容。”拜伦在他的《懒散的时刻》诗集中，还为另一个他喜爱的学仆多赛特公爵写过一些优美动人的诗句，以纪念他们的学生时代。

当这个孩子回家度假的时候，他母亲对待他的态度还是像往日那样乖僻，她的脾气还是像过去那样暴烈；但是拜伦现在非但不再害怕她，反而时常忍不住要嘲笑这个小胖女人的咆哮。这时，她觉得摔茶杯砸盘子已经不足以解气，有时候竟操起火筷之类的东西飞掷过去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发生一场如脚注里所描写的那种风波以后，一位金发女郎，微笑着走进房间、对这个无礼的孩子看上一眼便使得他的情绪缓和下来的情景吧，而在查沃斯家族（被拜伦的叔祖在一次臭名远扬的决斗中杀死的那个人的亲戚）的寓所安纳斯莱，当拜伦母子到那里做客的时候，这样的情景是肯定会经常出现的。拜伦十五岁时，那位金发女郎玛丽·安妮·查沃斯十七岁。他热情而嫉妒地爱着她。在舞会上，总有许多人请她伴舞，而拜伦由于跛足不能跳舞，看到她被别的男子搂着，内心非常痛苦。有一天晚上，拜伦听到她对自己的侍女说，“你以为我会把那个瘸腿的孩子放在心上吗？”这使他心中的痛苦达到了极点。虽然天已经很晚，他还是冲出了屋子，迷迷糊糊地跑呀跑呀，一口气跑回了纽斯泰德。十三年以后，在日内瓦湖畔的狄奥达蒂别墅里，他流着眼泪写下了一首题为《梦》的诗篇，诗中回忆了这段爱的往事，显示了早年的失恋在他的心头深深刻下的伤痕。

每当母亲大发脾气的时候，拜伦越是聪明地保持一种讽刺的平静态度，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就越发变得反常。冲突的情景有时候非常可怕。有一件传闻颇能说明他们彼此之间的猜疑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据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奇事：一天晚上他们分手以后，两人都在夜间跑到药房里去，打听对方是否来买过毒药，并且关照药房里的人，要是对方来买的话千万不能卖给他（或她）。在他的书信里，拜伦曾经以一种忧郁的幽默笔调，描写他如何为家庭吵闹所苦而时常被逼得逃出家门的情景。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透露过他打算离家远游，因为害怕（他说）引起“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母亲的咆哮”。

1805年拜伦进入剑桥大学，在那里，他读书的时间不如他花在各式各样体育运动上的时间多，他从小就热心于参加这类体育活动，希望以精通各项运动技术来弥补他的身体缺陷。骑马、游泳、驾车、射击、拳击、打板球以及饮酒，是他决心胜过别人的活动领域。他开始像一个花花公子那样放荡不羁；他时常带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远足旅行，这个姑娘女扮男装，有时候充当他的侍从，有时候又冒充他的弟弟，有一次在布赖顿，他竟然无礼到就把她作为弟弟介绍给一个不了解他家情况的贵妇人——这类举动能够满足他那种青年人喜欢显示自己有胆量的虚荣心。

纽斯泰德修道院出租了几年后租借届满。那所房子一腾空，拜伦就搬进去住了下来。这是一所古老的、真正哥特式的修道院，附有餐厅和密室，其中最古老的建筑早在1170年就存在了。房屋和花园为一圈有雉堞的围墙所环绕。院子里有一口哥特式的水井。前面是一座花园，里面有一个大水池。在纽斯泰德，拜伦和他的朋友们怀着年轻人公然反抗和厌恶一切陈旧礼俗的情绪，过着一种放荡的、不时表现出执意要惊世骇俗的别出心裁的生活，而天才人物，正如历史所显示的，在意识到他们自己正当的使命和目标以前，往往都会沉溺于这类别出心裁的癖好。这帮年轻人往往到下午两点钟才起床，然后击剑、打板毛球或者在大厅里练习手枪射击；用过正餐以后，接下去便是干一件使附近虔诚的居民大为愤慨的事：用一个头盖骨装满葡萄酒轮流传饮。这是园丁在掘地时挖出的某个老修道士的头盖骨，拜伦一时心血来潮，让人把它镶上银底座当做酒杯，随后，他和他的伙伴们也就时常打扮成修道士模样，一个个削发光头、念珠、十字架等等服饰一应俱全，拿着这个头盖骨酒杯饮酒打闹，感到一种孩子气的欢乐。可是，如果把这种举动只看成是年轻人（例如在医科学生当中）寻欢作乐时经常表现出的缺乏感情，那是不正确的，因为对拜伦这样一个人来讲，于欢宴闹饮之中看到这个“死亡的象征”，多半会起一种苦味刺激剂的作用。在为这个头盖骨而作的诗句中，他曾经写道：对死者来说，人的嘴唇的接触总是要比蛆虫的啮噬好一些吧。

拜伦如此放浪形骸，并非由于他过分兴高采烈。事实上，他就像大多数才能出众但尚未有机会一显身手的青年那样，由于面临着无穷尽的人生疑问而经常感到悲从中来；不仅如此，他还由于自己火热的性格和出身教养而整日郁郁寡欢。据说在他这段时期的生活中发生过两件事，这两件事在大多数拜伦传记的作者看来都显得非常凄凉。第一件事和他那条名叫“水手长”的爱犬有关。1808年，他为这条爱犬的坟墓写了一篇极其愤世嫉俗的墓志铭，为颂扬自己的爱犬而不惜咒骂全人类，同时立下遗嘱（后来又取消了），希望自己死后和他唯一的朋友这条狗埋葬在一起。另一项表明他心情孤寂凄怆的证据，是他度过自己二十一岁生日的那种方式。这是表示他已经成年的一天，英国贵族遇到这个生日，照例要举行各式各样的欢庆活动——张灯结彩、大放焰火、举办舞会、摆酒设宴款待自己的全部佃农。拜伦因为太穷，不得不向放高利贷者举债借钱，才勉强为佃户们举办了舞会和传统的烤整牛宴。可是，1809年1月22日这一天，在纽斯泰德修道院庄园的门前，并没有车水马龙的贵客光临；他的母亲、姐妹、保护人以及无论远房或近支的亲戚，一个人都没有来。拜伦本人则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度过了那一天。他在1822年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是否告诉过你，我在自己成年的那一天吃了鸡蛋和熏肉，还喝了一瓶淡啤酒？因为它们是我偶尔喜欢尝一尝的东西。不过，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怎样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只是碰上大喜庆的日子才吃它们——四五年左右才吃一次。”

不言而喻，有钱总比贫穷更令人愉快，有亲戚朋友来祝贺道喜总不会像无家可归般的寂寞孤单那样使自尊心受到伤害，但是，如果同现代的每一个青年平民在踏入社会之初都必须要经受的困难、贫困和屈辱相比，这位青年贵族的失意处境便算不得什么了。拜伦所遭受的这些挫折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它们很早就驱使他遗世独立，发展了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具有的那些天赋，而假若他不遭受这些挫折，拜伦作为一个青年贵族便会随波逐流，完全为他那个阶层和门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所吞没。

没有一件当时的伟大政治事件，或者由那个时代层出不穷的伟大政治变革所引起的欢乐或愤怒的激情，足以使拜伦脱离他在纽斯泰德所过的那种毫无目的的放荡生活。像福克斯之死，或者像此前不久并未给英国增添多少光彩的炮轰哥本哈根这类事件，都没有给这个青年留下任何印象，虽然在他年长以后，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项政治上的业绩或失误都会强烈地打动他。使他的一生发生第一个转折的，是一次私人的文艺上的冲突。拜伦住在索斯威尔小镇上的时候（从1806年夏季到1807年夏季），第一次尝试写诗，这些诗受到了他当时的密友——一群称为“皮果特”家族的年轻人的赞赏。1807年3月，这些诗收入一本名为《懒散的时刻》的诗集出版。这本诗集里没有什么杰作；少数几首真正表现出感情力度的诗篇，被大量幼稚的学生腔淹没了，那些诗有些是对学校古典诗歌教材和《奥西安》的翻译和模仿，有些是描写爱情和友谊的感伤诗，但无论在思想深度或创作风格上都很不成熟。通过其中的一两首，我们这些事后聪明的现代读者可以明显地觉察出拜伦未来的个性和风格。在写给玛丽·查沃斯的《致某女士》一诗中，有两节真正带有拜伦风格的诗行：

但愿你是属于我的，而一切喧闹都归于沉寂——

但愿这由于青春的放荡而苍白了的面颊，

从没有被燃烧的情热染上病态的红晕，

而是在平静的家庭生活里焕发出神采奕奕。

但我现时还在寻求着别的欢乐，

严肃的思考将把我的灵魂驱向疯狂；

且在这无聊的人群和空虚的喧骚里，

排遣我胸中一半的忧伤。

这些诗确实没有什么价值，而比比皆是的那些愚蠢幼稚的注释、那装腔作势的序言，以及在扉页作者的名字前面加上“未成年者”的字样等等，都使这本诗集未免显得可笑。

1808年1月，当时评介文学作品的最高权威《爱丁堡评论》，针对拜伦的诗集发表了一篇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书评（该篇评论可能出自布鲁厄姆勋爵的手笔）。“这位高贵的作者，”书评者写道，“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尚未成年；扉页上写了，底封上也写了。……假如可以对拜伦勋爵评头论足、以迫使他把他的相当一部分诗歌拿到诗坛的法庭上来判明优劣，又假如所下的判决是不利于他的话，倘若他这个集子里的内容果真是当做诗来写的，他多半是要提出自己的抗议的。他会以尚未成年这一点为自己辩护，等等等等……可是，他关于自己的尚未成年所讲的一切，实际上也许是为了增强我们的惊奇感，而并非是想求我们评判时笔下求情。他的意思可能是说：‘看看一个还没有成年的人是多么会写诗吧！这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写的，写那一首的时候还只有十六岁呢！’……其实，听到一个青年人从离开中学到离开大学这段时期写出了一些很蹩脚的诗，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确信，在英国有教养的人当中，十个有九个写过这类玩意，而那第十个人就可能比拜伦勋爵写出更好的诗。……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向他进一言：仅仅是最后一个音节押韵，即使再加上一定数目的音步——不，即使这些音步都很符合格律、都是扳着指头准确地数过的（虽然这种符合格律的情况并不多见）——也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全部。一定程度的活泼清新，相当的想象力，是构成一首诗所必不可少的……等等等等。”

评论者对拜伦的忠告是：不要再写诗了，还是把他的才能和余暇更好地用到别的地方去吧。就一个以评价有志于文学者的作品为己任的人而言，这篇评论作为他对于一位划时代的英国诗人发出的忠告，虽然自有其一部分道理，无疑是大错而特错了。但是就拜伦本身而言，这件事对于他却产生了再好不过的影响。这像是对他提出了挑战；这是对他的虚荣心的一个可怕的打击，唤醒了他那永为后世所记忆的品质——他的自尊心。一个看见过他刚刚读完这篇评论以后是多么愤怒的朋友，曾经描写了他那种要与人拼死决战的凶恶表情，并且补充说，雕刻家或画家很难想象出什么题材，能够比这个狂怒中的年轻诗人更具有一种凶猛之美了。

拜伦对所有的人都隐瞒了他激愤的感情。在一封大约写于这段时期的书信中，他对他母亲很看重这件事表示遗憾，并让收信人放心，说他自己的休息和胃口都没有因此受影响——声称这些“纸上的文弹”只是教会了他经得住攻击。但他在十几年以后是这样写的：“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爱丁堡评论家对我第一部诗集的批评在我身上引起的反响——那是狂怒和反抗，那是要洗雪耻辱的决心，但不是灰心丧气，不是绝望。一篇恶狠狠的评论对一个乳臭未干的作者来说是一味毒剂，我所受到的抨击打倒了我——但是我又站了起来……决心要让他们那乌鸦嘴里吐出的预言破产，决心要向他们表明，尽管他们可以哇哇乱叫于一时，这决不是他们最后一次从我这里听到的声音。”就这样，外部世界突然对拜伦猛击一掌，第一次把这个年轻人纷乱散漫的激情驱进了一条渠道，使它们汇结成一种感情，一个目标。他以顽强的决心开始了工作；他白天睡觉，日落时起身，以免受到打扰；一连好几个月，他每天晚上都埋头工作，而且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埋头于写他那第一篇著名的讽刺诗。

这首诗是有名的，而且它变得有名是当之无愧的，虽然它的出名并非由于它的机智和幽默（因为诗中根本不存在这两样东西），也不是由于它击中了要害（因为它作为一篇讽刺作品，大部分都是东一斧西一刀的胡砍乱杀），而是由于潜藏在诗的整体之中并且通过整体表现了出来的那力量、那自我意识、那史无前例的大胆。评论家们的攻击第一次在拜伦身上激起了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久即将变得永远支配着他的内心，这种感情首先使他完全意识到了他的自我，并且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即“独自反抗你们全体！”对于他，就像对于历史上其他好斗的伟大人物一样，这种感情是生命的甘露。“你们想不受惩罚地嘲笑我吗？你们想压垮我这个比你们全体加在一起都更加强大的人吗？”这是拜伦写作时反复地震响在他耳边的两句话。《爱丁堡评论》上的评论家们一向是颐指气使的，当他们碾碎一个肤浅的小诗人而把他像苍蝇似的扔到地上，或者是无意之中打落了一只可怜的小鸣禽时，他们从来也不会遇到受害者一方的反抗。受害者只能暗地里表示不服，或者是谦卑地惭愧自己缺乏才能。在这两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都将是深深的沉默。可是现在他们却碰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巨大力量和弱点正在于，他遭到不幸的时候从来不引咎自责，而总是狂怒地认为是别人给他制造了不幸。这一次，评论发表以后，接着也是长时期的沉默。但是时过一年半，突然发生了我们在维克多·雨果的诗里（《商旅》，载《惩罚集》）读到的情况：

突然，在愈来愈浓厚、愈来愈弥漫的

一片阴郁的沉寂之中，

响起了一声拖长的可怕的咆哮，

啊，这是一头凶猛的狮子在吼叫！

拜伦

而诗里的比喻是正确的。因为这篇文字欠美、风格不雅并且缺乏机智的讽刺诗，与其说是一首歌倒不如说是一声怒吼。有着夜莺歌喉的诗人，当第一次听到自己唱出悦耳音调的时候，他是兴高采烈的；丑小鸭在能够大显身手、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只天鹅的时候，它是欢天喜地的；然而，当幼狮从自己的吼声中得知它自己已经长大并且已经成为一头凶猛的百兽之王的时候，连它自己也惊呆了。所以，要想在《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中找寻那种稳稳地握住剑柄并且对准了确定目标的劈刺，纯属徒劳无益；这些伤痕并不是用手造成而是用爪子撕裂的——但那是一头狮子的利爪。要找寻批评、节制和理性是徒劳的；当一颗意图射杀它的子弹仅仅使它受了一点轻伤的时候，难道那头受伤的猛兽还顾得上什么冤有头债有主、还会考虑什么讲究策略吗？不会的！它眼看着自己在流血，这血模糊了它的眼睛；它只想以血还血，它只想复仇。它甚至不打算只寻找放枪的人；要是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射伤了这头幼狮，那一群人便整个遭殃了！英国所有的文坛名人，包括那些最伟大和最受人欢迎的文坛泰斗——所有得到《爱丁堡评论》赏识并为该家杂志撰稿的人——在这篇讽刺诗里全都像小学生一样受到一个青年的鞭笞，而这个青年本身才二十岁，并不比一个小学生大多少。他们，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们，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鞭打。有许多尖锐的抨击并非不中肯。骚塞的《萨拉巴》内容空虚并充满荒唐的幻想，而且骚塞的作品写得太多太滥；华兹华斯的诗索然寡味，正好证实了他自己的那种理论，即诗歌和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柯尔律治幼稚得像个孩子；穆尔的诗语涉淫秽等等——所有这些意见都理当受到重视。司各特的《玛密恩》也遭到攻击，这使我们想起了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笔下主人公的嘲笑。但是，诗中的大部分批评都十分轻率和粗暴，以致它们日后带给作者本人的苦恼，要比当时带给被批评者的苦恼大得多。在这首诗里，像拜伦的保护人卡利尔勋爵（拜伦不久以前还把诗集《懒散的时刻》题献给他，但他拒绝把拜伦引见给上议院），像日后全都成了拜伦好友的司各特、穆尔和霍兰勋爵这样一些人，都在一种判断力和完全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的情况下被肆意辱骂，而这种批评之轻率武断，就其罕见的程度而论，也只有同一个拜伦那种惊人的知错即改的精神差可比拟：后来，拜伦一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便立即认错道歉，努力消除自己的谬见给人留下的印象。几年以后，他全部销毁了第五版，想以此抹去这篇讽刺诗的存在，尽管结果仍是徒劳。

与此同时，这篇作品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为它的作者恢复了名誉。

1809年初，拜伦已去伦敦居住，既是为了照管他那篇讽刺诗的出版，也是为了首次到上议院入席就座。由于他在贵族当中没有朋友做他的引见人，他不得不一反惯例地独自出席。他的朋友达拉斯先生描写过当时的情景。当拜伦走进上议院的时候，他的面色甚至比平时更加苍白，显出一副屈辱和恼怒的神色。大法官埃尔顿勋爵伸出手来热烈地欢迎他并向他致意，但是拜伦勋爵无动于衷，他冷淡地鞠了一躬，仅仅把手指尖放进大法官的手里。由于受到冷遇，大法官不能再继续欢迎下去，只好回到座位上。于是，拜伦随随便便地坐到了一个空着的反对派席位上，在那里坐了几分钟，以表示他是属于哪一派的，然后便离开了。“我已经就过我的席位了，”他对达拉斯说，“我现在要到国外去。”

拜伦于1809年6月离开英国。正如他1808年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上所说，他长期以来一直感觉到，“如果我们除去自己的国家再没有见过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就没有给人类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应该从经验而不是从书本上来了解它们。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亲身观察和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他这时首先去里斯本（参见《好哇！霍奇森！》一诗）。《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一章里对辛特拉景色的描写，就是对于他短期逗留葡萄牙留下的印象的回忆。他和朋友霍布豪斯从里斯本出发，骑马去塞维利亚和加的斯游历，然后再从那里由海路去直布罗陀。

塞维利亚虽有不少宏伟壮观的历史古迹，但都没有给拜伦留下任何印象，不论在那里还是在加的斯，只有妇女使他深感兴趣。形形色色的西班牙美女都倾心于他，使这个年轻人颇为得意，他特地从塞维利亚带回来一绺长达三英尺的秀发作为纪念。直布罗陀由于是一座英国城市，当然被看成是一个“该死的地方”。

但是，尽管他所游历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古迹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已经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发生兴趣。他首先关心的是西班牙和英国的关系。《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头两章表明，他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嗤之以鼻。他嘲笑英国人所说的“塔拉伐加大捷”，认为这次战役徒然丧失了五千名士兵而并没有给法国人造成多大损害；他胆大到竟敢把拿破仑奉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拜伦从西班牙到了马耳他。关于这里的往昔岁月的回忆，曾经使瓦尔特·司各特老爵士为之神往，但是对这位年轻的贵族来讲，它们并没有比塞维利亚的历史给他留下更多的印象。他完全缺乏浪漫主义的历史感觉，就像他丝毫不具有浪漫主义的民族感情一般。他所思念和向往的，并不是英格兰绿色的草原，也不是苏格兰多雾的山丘，而是绚丽多姿的日内瓦湖和波光粼粼的爱琴海。他不会对本国同胞的历史功业，例如“红白玫瑰战争”这类往事发思古之幽情；占据着他的脑海的是当代政治；在往昔的岁月中，除去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那些伟大的斗争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感兴趣。对于他来说，古老的雕像不过是一块顽石；在他的眼里，活着的妇女要比古代的女神（就像他在《唐璜》里所说的，“要比那些无聊的石头造的女偶像”）更加美丽；但是在马拉松古战场上，他深深地陷进了沉思，他在自己的两首长篇叙事诗里都歌颂了它的光荣历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他游历伊萨卡的时候，他拒绝了一切请他游览岛上古代遗迹的建议；他对特立劳尼说：“我讨厌这些推崇古代的废话。难道人们以为我就不会有头脑清醒的时刻，以为我到希腊来就是为了再写出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吗？”向往自由的浪漫主义热情终于被讲求实际的精神吞没了。在拜伦身上，浪漫主义的感伤情调宣告结束；在拜伦身上，诗歌的现代精神开始崛起；因此，受到他影响的不仅是他本国，而且还有欧洲。

在马耳他，他被一位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拿破仑迫害的、美丽的年轻妇女斯宾塞·史密斯女士深深地迷住了。他们两人之间产生了热烈的情谊，后来，拜伦在好几首诗里都写下了纪念这种情谊的诗行（《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2章，第30节；《致弗洛伦斯》；《相片簿上的题诗》；《雷雨时抒怀》；《途经安布拉奇湾有感而作》）。旅游者们从马耳他取道希腊西部抵达阿尔巴尼亚，正如拜伦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里所描写的，这个国家是“山峦起伏的野蛮人的温床”：

（这里）出没着豺狼，兀鹰在山石上磨着利喙，

到处有凶禽猛兽，还有更凶猛的人在这里逞强。

很能表明拜伦个性的一点是，在他首次出国旅游期间，他的足迹所到之处都是那些没有染上文明色彩、居民的个性几乎完全没有为礼俗所束缚的地区。由于气质上的近似，他很自然地受到了这类景色和这些生灵的吸引。就像华兹华斯的《鲁思》一诗中的那个青年人一样：

他在那些地方耳闻目睹的一切

不论是多么怪异新颖，

总是亲切地和他心心相印，

好像和他自己的力量汇成一体，

使他那百感交集的灵魂如获知音。

作为卢梭的嫡系弟子，他强烈同情一切还生活在“自然状态” 之中的种族。阿尔巴尼亚人当时几乎还是像他们的佩拉斯吉亚人祖先一样的野蛮。他们的法律就是刀剑的较量，他们的正义观念就是冤冤相报的复仇。拜伦第一次看到阿尔巴尼亚人的时候，正碰上他们在集会，夕阳映照着他们威武的服装和他们的马匹周身上下华丽的披挂，战鼓在冬冬地敲打着，从穆斯林寺院的尖塔上传来一阵阵拖长声音的呼叫，报告人们晚祷的时辰已经来临——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如同我们在《天方夜谭》里读过的那种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

事实证明，亚尼纳是一个比雅典更重要的城市。正是在前往亚尼纳（或者是从那里出发）的旅途中，拜伦一行被向导抛弃了。当他们被困在一片荒山野岭之中面临着饿死的危险时，拜伦以自己的大无畏精神鼓舞着所有别的旅客，而这种无所畏惧的大胆正是他处于一切危险境地中独有的特色。

他们到达首都的第二天，拜伦被引见给“土耳其的波拿巴”阿里·帕夏，他虽然野蛮残酷，拜伦却始终对他相当景仰。阿里站起来迎接客人，态度极其友好；他请拜伦转达他对拜伦母亲的致意，并且非常中听地恭维拜伦本人，说他从拜伦小小的耳朵、鬈曲的头发和白皙纤细的手上，一眼便看出拜伦是一位贵族。对阿里的访问为《唐璜》第四章的一些主要场景提供了素材。兰勃洛和另外若干个拜伦式的人物都是以他为原型的（维克多·雨果的《东方诗集》中也描写过他）。阿里对待拜伦就像对待一个宠坏的孩子，不断地送杏仁、甜果汁、水果和糖果给他吃，一天要送二十次。

由于这个国家到处有成群结队的山贼，阿里特派五十名卫士护送拜伦游历阿尔巴尼亚各地。他那些野蛮的扈从变得越来越喜欢拜伦，以致在拜伦有一次发热生病的时候，他们竟威胁医师说，如果他治不好拜伦的病，他们就要杀死他。那个医师跑掉了——而病人也痊愈了。正是在这次旅途中，在阿尔塔湾海岸的一个山洞里歇宿之前，拜伦目睹了那伴着歌声跳起古埃及战争舞的场面，后来，他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二章第七十一和七十二节里描绘了那一场景，并由于它的激发而写出了美丽的《鼓手，鼓手！》之歌。

他在雅典停留期间，对于以埃尔金勋爵为代表的英国掠夺帕提侬神庙的文物一事深为愤慨，这使他写出了《米涅瓦的诅咒》一诗；他对英国领事几个女儿中的一个产生的短促恋情，使他写出了短歌《雅典的少女》（这首歌中的女主人公即使在已经变成一个苍白瘦小的老太婆以后，还不断受到英国旅游者前来访问的打扰）。5月3日，拜伦表演了他出色的游泳技艺，用一小时零十分的时间，从塞斯托斯到阿比杜斯横渡了达达尼尔海峡；他在《唐璜》里写到这件事，而且终生以此为荣。

他在这次旅行中所看到的和所做过的一切，几年以后都成了他写诗的题材。有一天，在君士坦丁堡的街上，他亲眼看到一群狗正在吞噬着一具尸体；《柯林斯的围攻》和《唐璜》第八章（围攻伊斯迈尔城）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所依据的正是这一真实场景。从游历过莫里阿河回到雅典以后，他的注意力似乎完全倾注于后来成为《异教徒》创作题材的一次恋爱事件上去了（参见斯列戈侯爵给拜伦的信）。我们所能知道的确实情况是：有一天，他从比雷埃夫斯河浴罢归来，路上碰见了一队土耳其士兵，正抬着一个被缝在袋子里的年轻姑娘，要把她扔到海里去，因为她胆敢接受一个基督教徒做她的情人。拜伦拿着手枪，强迫这支野蛮的队伍转回去，并且一半靠贿赂一半靠威胁，终于救出了这个姑娘。

这段旅游和冒险的经历并没有给拜伦带来他所缺乏的精神平衡。他从国外写回来的最后一批信件，流露出一种难以排解的忧郁。由于缺乏生活目标而产生的厌世情绪完全压倒了他。他感觉到，他是在背着一身重债、“拖着一副被几次猛烈的热病弄垮了的身躯”、向着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国家归来。他预料只会有债主来迎接他。而真正迎接他的却是他的母亲病危的消息。他急忙赶往纽斯泰德想再见她一面，但她已经在他赶到的前一天死去。她的女仆看见他晚上一直坐在尸体旁边。透过关着的房门，她听到了拜伦的啜泣。她恳劝拜伦节哀，不料拜伦听了这句话反而放声大哭，并且叫道，“啊，拜太太，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朋友，可是她现在也离开我了！”不过，他极不愿意让自己的哀伤被别人看到，这就足以使他不伴送他母亲的遗体去墓地。他站在修道院门前目送着送葬的行列离去，然后转向他的年轻侍从拉什顿，要他把拳击手套取来，开始像平日一样和这个男孩练起拳来。最后，这场排解悲痛的拳斗似乎打得足够了，他才扔掉手套回房内休息。在他长时间陷入的忧伤之中，他立下一张遗嘱，再次宣称死后要葬在他的狗旁边。

拜伦的脚几乎还没有踏上故土，他的朋友达拉斯便迫不及待地问他，是否从这次旅行中带回了任何诗歌。这位相当缺乏评鉴眼光的年轻诗人，不无骄傲地拿出了一篇模仿蒲伯风格新写的讽刺诗《贺拉斯的暗示》。达拉斯先生对于这篇作品深感失望（这是颇有道理的）。第二天早晨达拉斯交还这篇作品的时候，问他的朋友是否还写过别的东西。拜伦交给他一些短诗，此外还有如他自己所说的“若干节斯宾塞体的诗”，它们主要是描绘了他这次游历过的国家。这后一部分就是《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头两章；在达拉斯的竭力怂恿下，它们立即拿去付印了。

在当今读者的心里，这头两章给人留下的印象很容易和后两章（六七年后才写成）造成的印象相互混淆；可是，谁要想弄清楚拜伦思想发展的脉络，就必须把前后两种印象互相区别开来。《查尔德·哈罗德游记》前后两部分之间的鸿沟，正如同这篇诗的后半部分迥异于《唐璜》一样。

拜伦拿给达拉斯看的这若干节诗歌音调和谐、感情真挚，而且有一些诗的气度相当恢宏；它们是诗人从这时起一直吟唱到他去世为止的那种内容充实而音律谐和的诗歌的滥觞。但它们仅仅是初见端倪地显示了这个十年以后声誉传遍全欧洲的人未来的模样。到这时为止，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还只限于对大自然作强有力的描写，奔放的激情很少爆发，仅仅偶尔有所表现；在一个不经意的读者看来，这些诗节似乎只是表达出一个厌倦了世界的英国青年贵族旅游中的若干印象，不过是由于风格的庄严而具有了一点儿高贵的色彩——因为《查尔德·哈罗德游记》就其格调而论是理想主义的和严肃的，正如《唐璜》是现实主义的和幽默的一样。

这些诗节所反映的情绪是一种单调的忧郁感。作为诗人，拜伦当时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程度，即能够从一种感情跳向另一种感情，而且往往喜欢从一种感情跳向另一种恰恰和它完全相反的感情上去，以便使每一种感情都变得尽可能地强烈，然后再狠狠地给这些感情以打击——打击得愈重，他所造成的紧张感也就愈加使人透不过气来。但是，尽管我们当时还只能模糊地窥见这位诗人面容的轮廓，尽管我们当时还丝毫感觉不到它那尖锐的讽刺表情或者它那时而放肆时而欢快的微笑，我们仍然能够从这种炽烈的青春伤感之中预见到面对着我们的是当时文坛上最强烈的个性。这篇诗里有一个凌驾于一切细节之上的自我，一个在任何感情中都没有失去它本身、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忘记它本身的自我。

当时文学界其他人物的个性都能够变形——能够变得虚无缥缈，能够化为行云流水，也能够变成某种概念的结晶；它们能够隐没在另一种个性的背后，或者化入宇宙的大我，或者完全消溶在从外界得来的感觉之中。但是唯独在拜伦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自我，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意识到它自身的存在，并且总是复归于它自身；这是一个激动不安的和热情奔放的自我，就连最不重要的诗行的动向都能使我们想起那个自我的情绪，犹如海贝的嗫嚅会使我们联想到大洋的怒吼一般。

查尔德·哈罗德（初稿中名为查尔德·布隆）是在一度浪费了青春年华之后满怀着阴郁的情绪离开故国的，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知心的朋友或亲人。这是年轻人对于人生感到的一种厌倦，这是由他那倾向于忧郁的体质和健康状态引起的，也产生自对于享乐的过早的餍足。他的心中丝毫没有年轻人那种满怀信心的欢快，也没有对于寻欢作乐和名誉地位的追求；虽然他的人生经验并不丰富，他却自以为已经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而由于诗人和他笔下的主人公完全心心相印，因此他从来也不曾展起冷嘲的翅膀在主人公的头顶上作过片刻的翱翔。

所有这一切曾经给拜伦同时代的公众留下过强烈印象的东西，对于当今有批评眼光的读者来说，已经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吸引力；显而易见，今天的人们崇尚务实，对朦胧的厌世情绪感到有兴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任何一个有眼力的人都不难看出，就这些诗而言，假面具——因为它确实是假面具——下面隐藏着的是一副严肃的并且忍受着痛苦的面容。这是一个隐士的假面具，揭开它，面具底下仍然是一个天生的孤独者！这副假面具就是有意夸大了的忧郁，抛开它，面具底下是真正的哀伤。哈罗德那件装饰着贝壳的巡礼者的外衣，也许只是一种化装舞会上的伪装，但是它所遮盖着的却是一个感情热烈、敏锐地洞察人生、忧郁地看待生活并且异常强烈地热爱着自由的青年。在查尔德·哈罗德那个比较好的自我中，没有一点不真诚的影子；拜伦本人就可以为他诗中主人公所思索的和所感受的一切做出回答。有些人或许会记起拜伦刚写完《查尔德·哈罗德游记》之后的所作所为，觉得在虚构的人物那种长年累月的郁郁寡欢和真实的诗人那种年轻人对于感官享乐的热烈追求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矛盾；对于这些人，我们的回答是：所以出现这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现象，其原因完全在于，拜伦在他那时写就的诗歌中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还不能够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开头几章里显示出他的全部本性。那里的一切无疑都反映了拜伦本人，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与这个拜伦并存的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直到他写了《唐璜》，他才把就像他自己那样生活、思想和讲话的这另一个拜伦介绍进他的诗歌。这种自我描绘的不完整性决不应该被误解为装假和做作。

1812年2月，拜伦在议会里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讲。他为诺丁翰的贫苦织工们作辩护，当时，由于这些织工到处破坏剥夺了他们生计的机器，议会内提出要对他们施加严厉的惩罚。这是一篇显得稚嫩和雕琢的演说辞，但是生气勃勃而热情洋溢。拜伦十分擅长于为正在挨饿和绝望无告的群众进行辩护。他非常合理地向他的同胞们指出，只要把他们投票赞同为使葡萄牙人得以继续进行战争而拨出的款项拿出十分之一，就足够救济打算以监禁和绞架来迫使他们沉默下去的那些穷人了。拜伦强烈而执著地痛恨战争，这是他那健全的常识所固有的特质之一，这种特质将溶化于他以后的诗歌之中；它为《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前几章增添了生气。

他在议会里发表的第二篇演讲，谈的是关于对天主教徒开禁的问题。虽然这篇演讲并不讨人喜欢，它却是一篇极好的发言；在这篇发言里，拜伦先承认而后又以正确的逻辑驳倒了反对给天主教徒以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论点，即如果这样做，岂不也同样可以给予犹太教徒以同等的待遇。拜伦在笔记簿中提到同一个宗教解放问题的时候，写了以下几句充满稚气和荒唐可笑的话：“在一次辩论天主教徒问题的时候，正当辩论得难解难分（我记不得是什么议题了）之际，忽然有人来催我赶快去赴一个舞会，而我，为了解放五百万民众，我不得不——我得承认自己有点勉强——把这次舞会放弃了。”这类诙谐的言词（另一个例子是他说过这样的话：“归根结底，我们总得结婚；住到乡下去，一边读点地方报纸什么的，一边吻着自己妻子的婢女，我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愉快的生活了”）由于和《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忧郁情调大相径庭，因此使一些蠢人满有理由认为，在拜伦眼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但事实是，因为拜伦很年轻，又有些花花公子的脾气，他觉得表现自己的任何感情都有失体面；他不自觉地把圣伯纳德的一句话“毋饰己过，多隐己德”当成了自己的处世格言。

拜伦在议会的第一次演说颇为成功，因而引起公众对他的《查尔德·哈罗德游记》头两章加强了注意，那是在他刚刚发表演说两天以后出版的。《查尔德·哈罗德游记》引起了轰动，拜伦立即出了名——他成了伦敦社交界的新宠儿，成了1812年整个社交界为之倾倒的合法统治者。以伦敦最美丽、最显赫、最有才华和最有教养的居民为代表的这座都城，完全拜倒在这位二十三岁的青年脚下了。假如《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这头几章具有后一部分的特色，即具有深刻的独创性和强烈的真诚性的话，它们是不会那样轰动一时的。伟大的真诚和伟大的独创性从来也不会立刻获得一般公众的喜爱。给一般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种狂放不羁，那种对人世及其种种声色之乐隐约表现出的厌倦；他们在一瞬间瞥见的那种力量，由于以一种略带戏剧性的方式显示出来，因而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效果。

当时正是纨绔子弟寻欢作乐的鼎盛时期。伦敦社会的上层阶级，以波·布隆梅尔为举办各种欢庆集会的导师，正沉溺于自查理二世时代结束以来空前未有的奢侈和放荡之中。宴请和舞会、剧场、赌桌、金钱的纠纷、恋爱的把戏、诱奸以及由此引起的决斗等等，占据了贵族阶层的日日夜夜。而拜伦则是当时——不，应该说是当年的宠儿。对于一个由于自身的空虚而深感苦恼和百无聊赖的社会来说，难道还会找到比拜伦更加适合它崇拜的对象吗？他是这么年轻，这么英俊，而且又这么坏！他就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是一个危险的风流公子，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拜伦不具备司各特那种冰冷的性格和精神上的平衡，因此经受不住各种诱惑和阿谀奉承。他听任时髦的潮流把他捧得出人头地，浮在它的表面上随波逐流。他的艺术家的气质渴望获得每一种情调的生活体验，而不排斥任何一种。他毫不费力地保持着他作为诗人的声誉；在短期的间隔中，他一篇又一篇地发表了他的叙事诗《异教徒》（1813年5月）、《阿比徒斯的新娘》（同年12月）和《海盗》（1814年元旦写完）。在这几部诗里，最后一种在一天之内就销售掉一万三千册。在拿破仑退位时发表的那篇辛辣的《拿破仑颂》表明，拜伦在他潜心致志于诗歌创作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忘记当时的政治事件。1815年，他写了《巴里雪那》和《柯林斯的围攻》。这些作品所表现的那种新奇感、那种异国情调、那种情热，完全迷住了因为享乐过度而感到厌倦的伦敦的贵族社会。它们的作者成了举世瞩目的神奇人物。在客厅里，年轻的贵妇们由于拜伦有可能陪她们吃晚餐而欢喜得浑身颤抖，在晚餐桌上，她们几乎不敢动一动放在她们面前的食物，因为她们知道拜伦不喜欢看见妇女们吃东西的模样。拜伦要是在某个人的纪念册上随便写上几行题词，那本纪念册的主人就会成为大家嫉妒的对象。他的手迹本身便是一宗珍宝。人们谈论着所有那些他的爱情必然会给她们带来死亡的希腊和土耳其的妇女，而且不知道他究竟坑害了多少做丈夫的人。他的额头和他那闪烁的目光暗示出他的邪恶。他的头发上不敷发粉，并且就像他炽烈的情欲一样狂乱。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和普通人不同，他就像他笔下的海盗那样，是一个讲究节制饮食的人；有一天，在某勋爵家里，他不是对端上来的十一道菜一口都没有尝而只要了些饼干和苏打水吗？对那位以自己的厨师自豪的女主人来讲，这是多么使她难堪啊！在一个以有胃口大吃大喝为国民美德之一的国度里，这又是一种多么惊人的怪癖！

我们看到查尔德·哈罗德变成了唐璜。那个孤独的旅游者变成了客厅里的社交名流。对于年轻妇女们来讲，拜伦的地位、正值青春岁月的年龄和非凡的英俊，几乎比他的诗更加迷人。在《瓦尔特·司各特传》里，我们读到了司各特就他的这位兄弟作家个人的仪表问题发表的以下看法：“至于讲到诗人，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所有最优秀的诗人我都见过——可是，尽管彭斯有一双能够想象得出的最有神采的眼睛，我却认为，除去拜伦以外，他们的容貌都称不上是艺术家心目中的出色人物。……他们的肖像画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神采是有的，但是表现不出来，够不上光彩照人。唯有拜伦的容貌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那种最美的形象。”当时的一位美女在第一次看到拜伦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那副苍白美丽的面孔勾去了我的魂灵！”

毫无疑问，女人经常占去了拜伦的大部分时间和思想；但是，《查尔德·哈罗德游记》里的若干描写却引起了一些谣言，盛传他在纽斯泰德有一个情妇成群的后宫——其实，这个所谓的后宫里似乎只有一个女奴。关于他本人在国外旅游中经历过的爱情冒险的故事，也被夸张到荒谬的程度而四处流传。所有这一切传闻造成的后果是，他真的被女人们包围了；他的桌子上每天都放满了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女士们写来的信。有一位女士化装成侍童来到他家里（大概是模仿《莱拉》里的凯丽德吧），许多妇女则是以不化装的本来面目来见他。他告诉梅德文：他结婚以后不多久，有一天就在他妻子的会客室里见到三位已婚的妇女，他一眼便看出她们“全是一路货色”。

这种被空虚的享乐以及能满足他的虚荣心的胜利包围着的生活，至少比平淡安静的处境更适合拜伦，因为正如他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里所说的，“对于激荡不定的心胸，静寂是一座地狱”。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兴奋的漩涡当中，他的心是不是真的激动了呢？看来并非如此。在这段时期深深吸引了他并且影响到他今后前途的恋爱事件，正如我们从他的书信中所看到的，不过是大漩涡里的一个小漩涡而已；作为一个小漩涡，它们吸引了他，但他仍然保持着一颗冷冰冰的心。

卡罗琳·兰姆夫人，一位出身良好的青年妇女，是那位日后被称为梅尔本勋爵的政治家的妻子，她早就渴望着结识《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作者。她生就一种狂放不羁、爱好幻想和经常处于激动之中的性格，这使她反抗一切种类的束缚，而只是随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因此，她从这些方面来讲和诗人在精神上是很相近的。她比拜伦年长三岁，披着一头秀发，有着亭亭玉立的身材和温柔甜美的嗓音；她待人接物虽有些矫揉造作，风姿却极其迷人。她在拜伦的生活里扮演了封·卡尔布夫人在席勒的生活里扮演过的角色。她和拜伦的关系招来了许多议论，因此她母亲想尽一切办法来切断这种关系。卡罗琳夫人终于被说服到爱尔兰去旅行。拜伦给她写了一封告别信（她容许摩根夫人抄下了这封信），这封信具有他尚未成熟的那段岁月所特有的风格，任何一个对人的内心感情略有了解的人在其中都不会找到真挚的爱的语言。这使我们想起了哈姆莱特写给奥菲利娅的那封措辞暧昧的书信：

“如果我那当着你的面流下的、你也知道我一向不轻易洒落的泪水——如果我那由于要与你别离而深深感到的激动，你在整个这一段最令人兴奋的交往之中必定已经觉察到的、那直到与你别离的日子临近时才迸发出来的激动——如果我已经说过和做过的、并且仍然万分愿意去说和去做的一切——还不足以表明我现在对你并将永远对你怀有何种真实感情的话，亲爱的，我便再拿不出任何别的证据了。……难道天上或人间还有什么比你的心很久以前便属于我更会使我感到幸福的东西么？你是知道的，为了你，我乐意舍弃人世间的以及坟墓彼方的一切，难道由于我强制压抑着这种感情，我的动机就要遭到误解么？哪些人知道这一点以及他们会如何去利用它，我都毫不介意——我的心是向着你的，而且只向着你，我的心就是你的心。我过去曾经是你的，现在仍然是你的，心甘情愿地、毫无保留地服从你，尊敬你，爱你，我的灵魂永远陪伴着你，不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论你自己可能做出或者愿意做出什么决定。”

听到几个月后拜伦自己主动结束了这种关系，恐怕谁也不会惊讶吧，因为他的爱情从来也不过是一种镜中的幻影而已，这种爱情在镜子里模仿着火焰的种种摇荡和跳动，自身却没有任何光和热。不久以后，卡罗琳夫人在一次舞会上又遇见了拜伦，她被拜伦的冷淡态度气疯了，随手抓起了她能抓到的第一件锐器——有人说是一把剪刀，有人说是一块碎玻璃片——想用它割断自己的喉咙。在这次自杀未遂以后，她（据居齐奥利伯爵夫人说）曾经向一个贵族青年“许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诺言”，条件是要他向那个负心汉提出决斗并把他杀死。然而过不多久，她自己却上门拜访她那个旧情人去了，“而且丝毫也没有割断她自己或是他的喉咙的意图”。他当时不在家。她在拜伦桌子上看到一本书，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些话，这些话激发了在拜伦日后的诗中屡屡出现过的警句：“永远记住你！”

狂热地谋求报复的卡罗琳夫人这时候拿起笔来，写出了小说《戈伦那翁》，这部小说是在拜伦最不幸的时刻，即他的妻子刚刚和他离异以后问世的，而且是引起公众对拜伦大肆责难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这部书引用《海盗》里的两句诗作为它的卷首题词：

他遗留下一个名字给后来的千秋万世，

只具有一种美德而却有一千种罪孽。

把拜伦描绘成一个极端邪恶和虚伪的十足的恶魔，具备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一切最坏的特点。不过，或许是为了给她自己的一度倾心于拜伦作辩护吧，这位女作家也不得不给予他某些令人赞羡的和非常迷人的品质。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假如当初在他的言谈举止之中，他暴露出了男人们身上那种十分令人讨厌但又是屡见不鲜的放肆和狎昵，她早就会畏缩躲开了；但是她要躲开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切妇女早晚总要见惯的那种粗俗的阿谀奉承，那种轻浮的逢场作戏般的爱情表白，而是一种既温文尔雅又使人愉快的尊重，一种既体贴入微又不显得低三下四的殷勤，一种并不经常流露同时却十分迷人的柔情蜜意——而且除去这一切，还有他那非凡的想象力，他那惊人的智慧和机敏的才华，都令人望尘莫及。”

1817年，当拜伦住在威尼斯的时候，《戈伦那翁》的一部意大利文译本送到当地出版。检查官在弄清楚拜伦勋爵有无反对意见之前，拒绝批准印行该书。拜伦向他表示没有反对意见。在拜伦勋爵的传记里，以后只有一处地方再次提到过卡罗琳·兰姆夫人。一天，当伴随着拜伦遗体（是从希腊运回国的）的送葬行列缓慢地从伦敦向纽斯泰德行进的时候，路上遇见了一对骑着马的贵族男女。那贵妇人询问将被埋葬的人是谁。她听到答复以后，便从马上晕倒下来。她就是《戈伦那翁》的女作者。

拜伦这段轻佻放荡的伦敦生涯，被他一生中最带有致命后果的一件事——他的结婚——打断了。他所过的那种生活并没有促使他对妇女产生很多尊重，但他所爱的妇女却是他喜欢在自己的诗里描绘的那种忠贞不渝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物。偶然成为他的妻子的那个妇女，是一位富有的从男爵的独生女，安妮·伊莎贝拉·米尔班克小姐，她有着一种强烈的英国人的固执性格。拜伦被她的纯真和谦逊吸引住了，同时又为借助她的财产重建纽斯泰德的希望所诱惑。拜伦第一次向她求婚被她拒绝，这使拜伦很恼火；但是不久以后，她又主动开始和拜伦友好地通信，这又使拜伦着了迷。在这段时期，拜伦有一次心血来潮，以一种不可原谅的轻率态度写了一封向她求婚的信，由于一个朋友认为这封信“写得太漂亮了”，不发出去未免可惜，拜伦也就真的发了信，而她却答应了他的求婚。

出于完全不足取的动机——虚荣心的动机，想增加自己财产的庸俗动机，拜伦冒冒失失地结了婚，但婚后的情况并不比所预期的情况更坏。他在订婚期间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我现在当然是在热恋着，”他写信给一个女朋友说，“而且如同一切处在那种感情激动状态的单身汉一样地痴情。”他写给另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一星期以前订婚了。昨天我遇见年轻的弗先生，他也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也订婚了。”他在这段时期写的信都非常幼稚，假如我们把信里的话信以为真，我们就会认为拜伦这时的唯一苦恼只是在结婚时必须穿一件蓝色的上衣，可是，当婚期一天天临近时，他变得越来越坐卧不安了；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早就传染给他一种对结婚的恐惧。他在举行婚礼时的感觉，在他写的《梦》一诗中曾经得到描绘，他告诉梅德文，他当时浑身颤抖，对别人的问题答复得语无伦次。

被拜伦称做“糖水月”的一段时期，并不是在没有乌云笼罩的情况下度过的。拜伦结婚两个月后，从他们夫妇伴随着岳父母居住的乡村邸宅里写信给穆尔说：“我现在过着一种单调的和死气沉沉的日子，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吃水果，散步，玩一些枯燥乏味的纸牌戏，打哈欠，试图读一点陈旧的年鉴和日报，在海岸上拾贝壳，看着花园里矮小的醋栗树慢慢地长高。”几天后他又在信中说：“我在这里过得很舒服——耐着性子听那种讨厌的独白，可是老先生们却把这叫做‘聊天’，而我那位虔诚的岳父大人每天晚上都要‘聊天’——只有他拉小提琴的那个晚上是例外。不过，他们都很亲切和好客……贝尔很健康，总是心情愉快，而且举止得体。”

诗神的飞马开始感觉到遭受桎梏的苦恼了。但是，这对年轻夫妇不久就去伦敦居住，他们在那里大摆排场，大肆挥霍，置办了好几套马车和驾车的骏马，经常举行豪华的宴会，直到拜伦的债主开始来向他讨债。拜伦夫人的一万镑嫁资像阳光中的露水似的消失了，接着拜伦新近继承的八千镑也很快花光。情况糟到使拜伦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藏书。为了让拜伦保住藏书，出版他的作品的默里送给他一千五百镑作为稿酬，可是拜伦出于一种爱面子的荒唐的考虑，竟然把支票撕碎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八个月内接连来了八次法院的强制清理债务；最后，连睡的床也被搬走了。

1815年12月，正当拜伦夫人生她的女儿阿妲的时候，他们就处于这样的境遇之中。

不用说，那位一贯养尊处优的年轻女继承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落到这般地步。这对夫妇的婚后生活最初决不是不幸福的。他们一道乘马车出去，丈夫下车去访亲会友，年轻的妻子就坐在马车里耐心地等着。她给丈夫代笔写信，帮他抄写诗歌（其中有《柯林斯的新娘》）。但是很快便产生了一些小的误会。在拜伦写作的时候，拜伦夫人似乎总是喜欢问他问题或者和他讲话，这就打断了他的文思，因此时常惹起他大发脾气，而拜伦夫人认为这是极不应该的。她婚后不久就亲眼看到拜伦时常会突然火冒三丈，并在盛怒中做出许多乖张的事，这是她过去从没有见过的。有一次，她看到拜伦在盛怒之下把怀表扔进火里，并且用火筷把表打成碎片；还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为了开玩笑还是手枪走火，拜伦竟然在她的房间里开了一枪。而且没有过多久，她也感受到了嫉妒的痛苦。她了解拜伦多次扮演过恋爱事件主角的风流名声，她对拜伦和卡罗琳·兰姆夫人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尤为详细；而卡罗琳还是她自己的近亲。而且，对他的家庭和睦说来不幸的是，拜伦又成了德鲁里·雷恩剧院经营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由此而同女演员、女歌手以及芭蕾舞演员们发生的事务往来，也使他那位端庄的太太忧心忡忡。一个被她收买了的人（拜伦勋爵在《一篇素描》中对此人作过描写）开始充当起她的私人侦探，偷着搜查拜伦的抽屉，私读他的信件。除去这些，另外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留待以后再谈。

经丈夫同意，这位年轻的妻子在生完孩子大约一个月后，离开了他们那不安定不幸福的家，去看望她的父母。但是，她几乎还没有踏进家门，她的父亲便通知拜伦，说她再也不回到他那里来了。在旅途中，她给拜伦写过一封信（现在已经印出），信的开头是“我最亲爱的人”，结尾也很亲热。因此，拜伦的惊讶是可以想象的。他给岳父回信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能承认父母的权威，他必须听到她妻子本人的意见。结果，她的来信也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后来，在1830年，拜伦夫人曾公开宣称，她那时所以用一种爱怜的语气给丈夫写信，是因为她当时认为拜伦已经失去了理智，而假如事实证明她的看法是正确的话，她将作为他忠实的妻子忍受一切，可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她便不能再和他继续一道生活。

拜伦于1817年所写的一篇小说的一个片断，证实了她的这番话并非虚妄：“几天以后，她带着我的儿子动身去阿拉贡看望她的父母。我以前去过阿拉贡，所以这一次没有立即陪伴她去。……在旅途中，唐娜·约瑟弗给我写来一封非常亲热的信，告诉我她们母子一路平安。她到达别墅以后，又给我写来一封更亲热的信，用一些充满爱情而且是相当撒娇的话催促我立刻到她那里去。可是，正当我准备从塞维利亚出发的时候，我收到了第三封信——这是她父亲唐·约瑟·迪·卡多索写来的，以非常客气的语气要求我解除我和她女儿的婚约。我以同样客气的语气答复他，我不同意这样做。第四封信来了——这是唐娜·约瑟弗的信，她在信里告诉我，她父亲的信是特别依照她的愿望写的。我回信请问她这样做的理由，她用快信答复说，这件事谈不上有什么理由，也没有必要提出任何理由——可是她又说她是一个受到伤害的最贤淑的妇女。我又问她为什么给我写来前两封那样亲热的信，要我到阿拉贡去。她答复说，那是由于她认为我已经失去理智，已经不能够照管好自己，因此，假如我当时一个人上了路，而且顺利地到达唐·约瑟·迪·卡多索家里的话，我会在那里看到世界上最温柔的妻子以及——一件给疯子穿的紧身衣！”

拜伦被妻子抛弃的消息一经传开，公众对他的态度便突然完全改变了。他当初出版《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早晨醒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出了名；现在，也是在一个早晨醒来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身败名裂，被社会当成了无赖汉。

造成这种激剧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嫉妒——并不是那种被古人视为伟大人物灭亡之原因的神对人的嫉妒，而是人间的同类所怀有的卑鄙龌龊的嫉恨之心。拜伦站得太高了；他太伟大了；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缺点，他从没有沦落到和那些庸俗呆笨的名士同一水准；由于坚信自己的能力和命运的一帆风顺，他从来不屑于交结能够给他以保护的朋友，也从不注意自己树立了多少敌人。他的敌人早就多得难以计数了。在嫉妒他的人们当中，最主要的是他文学事业上的竞争者；而在许多种嫉妒之中，作家的嫉妒是最恶毒的一种。他曾经嘲笑过他们，曾经把他们称为颓废时期的文人，曾经夺走了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获得的名声，并且使另外一些人不再有可能出名——为什么唯独他应该受人崇拜和赞美，而他们却枉自梳洗打扮了一番，永远得不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桂冠呢？因此，要是能够把他从名誉的黄金宝座上拉下来，使他也陷入他们自己所立足的泥潭里，那该是多么痛快啊！

很久以来，在宗教和政治两方面，拜伦早就遭到了正统派的怀疑和暗中的憎恨。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中，那两节以最谨慎的字眼对我们死后还能再见到朋友一事隐隐约约地表示怀疑的诗句，已经引起了人们的一片惊叫声——简直是异端邪说！为了反对这短短的两节诗，有人写出了整整一部名为《反拜伦》的专著。以《致一位哭泣的贵妇人》为题，附在《海盗》第一版书末问世的那两节诗，更是招来了全体托利党人对他的猛烈攻击（那是拜伦写给夏洛蒂公主的，诗人就她的父亲摄政王在政治上背叛了自由党一事，对因此而伤心的这位皇族少女表示慰问）。但是，在这以前，拜伦一直凭借着他对于人们的心灵所具有的富于魅力的影响而得到保护，就好像穿戴着一身无形的甲胄一样。他的私生活中的这一不幸事件使甲胄暴露出了一个弱点，于是他的敌人们便乘虚而入，煽起公共舆论的全部力量向着这一处弱点猛烈攻击。

拜伦夫人及其家族的生活方式，是一贯受到英国舆论特别赞赏的那种名门家风，因此便不难令人相信，迫使这样一位妻子不得不离开他的那个人必定是一个恶魔。传开了各式各样的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一经产生便不胫而走，并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任意添枝加叶。它们的声音从一种窃窃私语逐渐变成一种叫喊，又从一种叫喊逐渐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这是人人都听过的那种由卑鄙和愚蠢协力炮制、由蒙昧无知和蓄意中伤一唱一和地参加演奏、并且由怨毒之心以其最刺耳的颤音来增强演出效果的大合唱！

嫉妒在这种场合作了伪善的走卒，并因此而领得奖赏。经过精美修饰的伪善直到十九世纪——也就是说，当宗教反动时期还在继续的时候——还是一种社会力量，就其威力而论，它和十六世纪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所使用的手段，而不在于这些手段使用的范围和效果。它通过舆论发挥作用，而舆论则变成了拜伦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里所说的那种东西，即：

一种万能的力量——它的帷幕

以黑暗笼罩了大地，直到正义与邪恶

变得难分彼此，于是人们都愕然失色，

唯恐自己的见解放射出过多的光华，

担心自己的自由思想会成为罪状，

而这个世界也委实过于明亮。

至于伪善，拜伦感到自己一个人的嗓音还不足以唱出符合它本来面目的颂歌，所以他在《唐璜》里发出了“啊，需要四十位牧师的喉咙”的呼叫：

哦，需要四十位牧师的喉咙来合唱

对你的赞歌，伪善啊！哦，对你唱一首赞美诗，

要像你赞颂美德——但决不想去实行

——那样声调高昂！哦，为了歌颂你，

要把天使们的喇叭全都吹响！

出现这种局面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拜伦正处于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旧事物正在消亡的时代，一个眼看着各种古老的宗教和生活伦理正在崩溃的时期；在他那个时期，一种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古老的神学理论已经在科学的冲击之下变得破绽百出，不再能依靠它自身固有的真理来支持住自己，因而不得不依附于上层阶级因袭的道德，并且为了从中求得支持而把这种道德弄得尽可能地严格；在他那个时期，教会权威和心胸狭隘的社会保守主义二者都变得摇摇欲坠了，因而它们千方百计地相互扶持。如果对十九世纪头两个十年中欧洲社会心理的历史作一番鸟瞰，我们实际上便可以看出，似乎伪善的整座大厦——其基础是在法国流亡者的著作中奠定的，它在德国浪漫主义派作家的作品中稳步上升，最后在法国的反动时期升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现在突然倾倒，一下子全压在拜伦一个人的头上了。

麦考莱在他评论穆尔所著《拜伦传》的文章里就这个问题写道：“英国公众经常会周期性地发作出一阵维护道德的疯病，再没有比这样一种发作更可笑的景象了。私奔、离婚和家庭争吵这类事情通常是很少引起注意的。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某件丑闻，谈论一两天，然后也就忘了。可是，每隔六七年，我们总要闹上一阵子维护道德的热狂。每到这种时刻，我们就不能容忍宗教戒律和礼法遭到破坏了；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败坏道德的行为了；我们就要教训那些放荡的人，让他们知道英国民族是如何珍视家庭纽带的重要性的了。于是，某个倒霉的人就会被挑选出来作为赎罪的牺牲品，虽然他丝毫也不比成百上千个其罪过得到宽赦的人更加堕落。如果这个人有子女，就要把子女从他身边夺走；如果这个人有职业，就要免除他的职务。他将为上层阶级所摒弃，并将遭到下层阶级的唾骂。事实上，他颇像一个代替王子领受鞭笞的伴读书童，据认为，把这个代人受过者狠狠地鞭打一顿，同一阶级的所有其他违轨者就都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于是我们由于自己的严厉而洋洋自得，并且满怀骄傲地把英国所建立的崇高的道德标准和巴黎人的淫逸放荡加以对比。最后，我们的怒气发泄尽了。被我们当做牺牲品的那个人毁了，心碎了。于是，我们的道德也就安静下来，又复沉睡六七年之久。”

如果说导致拜伦突然名誉扫地的原因很复杂，促成这种结果的手段却是够简单的。这是由报刊来完成的，因为报刊在这种场合下是唯一有效的工具。早在抨击拜伦致夏洛蒂公主那几首诗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家报刊乘机散布关于他的种种流言，而且不止一家报刊一直在定期地中伤他。现在，通过匿名发表文章的办法，它们全都可以放肆地议论和攻击拜伦的私生活了。当时，匿名写文章在英国报刊上仍然很流行，尽管这样做不够光明磊落并且因此而流弊丛生。匿名的真正意义只在于：那种几乎没有资格拿笔的最无聊的文字匠和谎言编造者，通过匿名的办法便可以装模作样地吹起道德舆论的喇叭，让遭到损害的美德的声音响遍千家万户。同时，由于在仅仅发行几千份的一家报纸上由一个匿名作者写点文章，也还不足以构成舆论，所以这个作者可以采用几百种方式，以各式各样的化名在十来家不同的报纸杂志上大造声势。结果，只需要有一个无聊文人便可以为整个新闻出版界提供足够多的谎言，以卑劣的造谣中伤使一个人变得为舆论所不齿；因此不难想象，本来就仇敌林立的拜伦现在所遭受的攻击具有多么浩大的声势了。报刊上给拜伦起了无数的绰号，仅他本人记得的就有尼禄、阿皮修斯、卡利古拉、海利奥加巴努斯和亨利八世等等——也就是说，他被指责为残酷得不近人情，野蛮到疯狂的地步，兽性地和违反自然地贪色好淫；总之，对他进行的卑劣攻击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些罪名中最可怕的一项，甚至在当时就已经见诸于各种报刊，就是那玷污了他最亲爱的人美丽的名字的攻击——指控他乱伦。而对于这一切攻击，他竟不能作一句答辩！他不能降格到和那溅了他一身的污泥去战斗。

各式各样所谓的丑闻在人们的口中辗转流传。当德鲁里·雷恩剧院的女演员马丁夫人离婚以后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她竟被观众的嘘声轰下了台，仅仅因为有一个毫无根据的传闻，说她和拜伦之间有某种暧昧关系，其实她和拜伦只谈过两次话。至于拜伦本人，他甚至不能平安无事地出现在街头。他在去上议院的路上，遭到一大群人的侮辱；在上议院里，也无人理睬他。

由于不可能进行辩护和反驳，拜伦无路可走；他尽管一向恃才傲物，这时也只能低下头悄然离去。“我感到，”他写道，“假如人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和咕哝着的一切全是真事的话，我就不配住在英国；假如这些全是造谣中伤的话，英国就不配让我居住。”1816年4月25日，他乘船离开故土，活着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

正是从这一刻起，拜伦走向真正伟大境界的岁月开始了。《爱丁堡评论》给予他的打击，第一次激发了他的智力活动。这一次的新打击则使他成了一位战斗的骑士。这次事件被拜伦本人视为他自己最大的不幸，可是他在此以前所写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和他在此以后所写的东西相提并论。这种不幸是经由历史的神奇安排降临到他头上的，从而使他不再被人当做偶像崇拜，得以从那种不健康的影响之下迅速解脱出来，并且斩断了他和当时的社会以及社会精神之间那种令人消磨斗志的联系，使他能够比其他任何人都具有更多的战斗资本和更大的战斗力量，以唤起人们对当时的社会和社会精神迸发出会导致它们灭亡的敌对情绪，而这正是拜伦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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