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从没遇到的你》

莱纳 玛利亚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年12月4日－1926年12月29日）1875年出生于布拉格. 是一位重要的德语诗人，除了创作德语诗歌外还撰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语诗歌，其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19世纪末的诗歌裁体和风格以及欧洲颓废派文学都有深厚的影响。他生前居住在欧洲各地，包括居住巴黎12年，在那里他结交著名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他的《杜伊诺哀歌》和他的《致奥菲斯的十四行诗》。

里尔克堪称中国新诗中历久不衰的神话。无论是在30、40年代，还是在现时，对中国诗人来说，他都是一位令人着魔的伟大诗人，一位风格卓越、技艺娴熟、情感优美的现代诗歌大师。在许多方面，比如在诗人的性格与生活的关系上，在天赋与写作技艺的关系上，在心灵的敏感与诗歌的关系上，在从事现代诗歌写作所需的精神品质上，甚至在对女性的关系上，他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用更简洁的话说，他本身就是一部有关现代诗歌的写作奥秘的启示录。

　　里尔克对中国新诗所产生的卓异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也是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这种影响不仅反映在时间的长度上，也体现在精神的强度上。从诗歌史的时间观点看，里尔克在30年代，即开始对中国诗人产生实质上的影响。艾略特、奥登对中国诗人的影响，虽然也可以追溯至30年代，但比起里尔克来，仍然要晚上几年。从文学影响学的观点看，里尔克的影响更深入，更全面，更具有震撼力；虽然从诗歌批评的角度上说，这未必全都是有益的。在30、40年代，艾略特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某些被判定是与现代诗歌有关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观念上，奥登的影响差不多完全限囿于修辞领域，只有里尔克的影响越出了上述领域，对中国诗人的人格风貌和精神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里尔克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诗歌精神上的范式，隐秘地满足了中国诗人对诗歌的现代性的渴望。

from the start,

I don't even know what songs

would please you. I have given up trying

to recognize you in the surging wave of

the next moment. All the immense

images in me -- the far-off, deeply-felt landscape,

cities, towers, and bridges, and un-

suspected turns in the path,

and those powerful lands that were once

pulsing with the life of the gods--

all rise within me to mean

you, who forever elude me.

You, Beloved, who are all

the gardens I have ever gazed at,

longing. An open window

in a country house-- , and you almost

stepped out, pensive, to meet me. Streets that I chanced

upon,--

you had just walked down them and vanished.

And sometimes, in a shop, the mirrors

were still dizzy with your presence and, startled, gave back

my too-sudden image. Who knows? Perhaps the same

能让你喜欢，我虽然已经放弃在下一个时刻的波动里辨认你

但我把所有的美丽珍藏在心底-那些遥远

却触动我心灵的风景。城市。塔楼。桥梁

还有那些漫不经心的小道的弯曲

那些曾经伴随神灵的脉搏

跳动的沧海桑田

所有这一切都触发我想到

我永远梦寐以求的你

你，我的爱，是我

凝视，向往过的花园

乡间房舍里敞开的

一扇窗-而且你差点儿就

若有所思地走出来，和我相遇

我徜徉的街道上

你刚刚走过，消失

甚至有时候，在一家店铺里

你的身影仍在镜子里晃动

我看到的却是冒昧的自己

也许，昨夜，你我天各一方

同一只鸟的叫声

就迷失了，

我甚至不知道哪支歌

会让你高兴。我已放弃尝试

在汹涌浪潮的智慧的瞬间

认出你来。我心里所有巨幅

图像 - 遥远的，感受深刻的景观，

城市，塔，桥梁，以及

意外的曲折小径，

还有那些曾经涌动着

神灵生命强大的土地- 

在我心中升腾的一切都意味着

你，一直在逃避我。

你，亲爱的，我

曾经关注的，向往的，

花园。一扇乡下房子

开着的窗- ，你几乎

走出来，沉思中迎接我。在我偶然

走过的街道上， - 

从米兰，拜伦又到威尼斯，拜伦喜欢这个地方胜过其他一切城市，他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四章里，在《马里诺·法利洛》、《弗斯卡利父子》《威尼斯颂》和《别波》里都歌颂过威尼斯，而《别波》就是在威尼斯写出的。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深沉的失意所压倒，也从来没有这样希望把一切全都忘却。意大利那使人心醉神迷的气候和空气仿佛具有魔力似地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他那时二十九岁，风华正茂。威尼斯以它那美丽的妇女、它那放荡的习俗和它那南国地方的一切风情，招引着官能的放纵和享乐。对于幸福和享乐的热烈憧憬，本来就是拜伦天性的一部分；此外还必须记住的是，他那与世抗争的脾气也被完全唤醒了。既然别人已经对他造谣中伤，说他干尽了一切下流勾当，那么，这一次又何妨就让他的国外同胞们有一点真实消息写回国去，让国内的那些老妇人这一次真正有理由惊骇得晕过去呢？反正不管他的真实行为是好是坏，那些人总是要写东西回国去骂他，那些老妇人听了以后总是要晕过去的。

他在威尼斯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雇一艘平底快艇和一名船夫，在剧院里订一个包厢和寻找一位情妇。情妇毫不费事地便找到了。他曾经在一个商人的家里租房居住，商人的妻子玛丽安娜·赛加蒂当时才二十二岁，据拜伦描写，她有一对又大又黑的东方美人式的眼睛，“看上去完全像一头羚羊”。她和拜伦是那样热烈地彼此爱恋着，以致拜伦竟让霍布豪斯一个人先去罗马。“我本来是应该一道去的，”他写道，“但是我恋爱上了，我必须留下来还掉这笔孽债。”这位年轻的美人强迫拜伦陪着她参加四旬斋前嘉年华会期间各式各样的狂欢活动。他像威尼斯的本地人一样，把每个夜晚都消磨于纸醉金迷之中，但是由于害怕肥胖，他仍然坚持着平日那种进食极少的习惯，只吃蔬菜和水果，同时为了保持体力而不得不大量地吞喝他所嗜好的饮料——糖酒和水。因为他这时正在完成《曼弗雷德》。当我们读到下面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不禁为他当时生活的失去目标扼腕叹息。这件事就是：为了给一切的喧闹和狂欢以平衡，为了使他一天的生活能有一个重心，他每天都要在桑·拉扎罗的亚美尼亚寺院里待上几小时，向僧侣们学习亚美尼亚文。每一天的上午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从事体育运动，主要是骑马。他让人把他的几匹马送到了威尼斯，经常和雪莱以及别的朋友们渡过海到利多岛上去骑马兜风。

我们在雪莱的《朱利安和马达洛》长诗中读到了关于在这类骑马出游的时刻两位诗人交谈的回忆。夕阳西下，他和拜伦在群岛的一个岛屿上，看见一座阴沉沉的没有窗户的高大建筑物，背后衬托着火红的天空，像黑暗的浮雕似地矗立着。从那座建筑物顶部敞开的塔楼上传来了一口钟的铁舌    的鸣声。拜伦说道：

　　　　　我们看到的

是疯人院和它的钟楼吧，

……每天的这个时辰，

渡海的人们总会听到那

召唤每一个疯人从他的小屋里

出来晚祷的钟声。……

就像那黑暗而凄凉的大钟一样，

灵魂悬挂在一座闪耀着天堂之光的塔楼上，

必定在敲击着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愿望，

让它们于下界相会，

在一颗破碎了的心的周围，

并且祈祷——就像疯人那样祷告，

究竟为了什么——他们却全不知晓。

对于拜伦本人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再也找不到比以上的诗句更好的写照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在这段时期，拜伦的一切欲求和愿望都像疯人一样，每天只有一次在疯人院钟声的召唤下稍事集中。

只是在威尼斯不健康的空气影响下害了一场厉害的热病之后，拜伦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玛丽安娜·赛加蒂一段时光，去弗拉拉和罗马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可是在回来以后，当他发现赛加蒂卖掉了自己送给她的珠宝、并且利用她作为自己情妇的身份尽可能多地捞取私利的时候，他对赛加蒂的狂热的恋情便冷落了下来。他在刚来到威尼斯的一段时间内，曾时常出入于上流社交界，其主要聚会地点是在有教养而爱好文艺的阿尔布里齐伯爵夫人的公馆里，现在他则完全摆脱了这个圈子对他的束缚。他在大运河畔租下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邸宅做自己的住所兼厩舍。这所邸宅很快便成了一座妇女众多的藏娇金屋，其中最受宠爱的皇后是一个出身低贱的年轻美妇人玛加丽塔·珂戈妮，由于她的丈夫是一位烤面包师，所以她被称为拜伦的“弗纳林娜女神” 。她的面孔具有“古代威尼斯美女的特色”；虽然高了一些，她的体态也是婀娜多姿的，穿起民族服装来十分得体。她具有威尼斯下层阶级固有的天真纯朴和喜欢开玩笑的脾气，而且由于她既不识字又不会写字，所以她不会用书信来烦扰拜伦。她很嫉妒，当她发现有别的妇女陪着拜伦的时候，会毫不容情地撕下那些太太们的假面具。只要她觉得合适，她就来和拜伦相会，而很少考虑时间、地点或者有什么人在场。拜伦写道：“当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我正和某夫人‘有关系’，有一天晚上在多洛，那位夫人仗着有几个女友陪同，居然愚蠢到想威胁她。……玛加丽塔掀开了自己的面纱，用威尼斯语非常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你不是 他的妻子，我也不是 他的妻子；你是他的情妇，我也是 他的情妇；你丈夫的老婆偷人 ，我的丈夫也一样。除此以外，你还有什么权利 来责怪我呢？要是他爱我胜过爱你，那是我的过错吗？’说完了这段理直气壮的话以后，她便扬长而去，丢下了一大群听众和某夫人，让她慢慢地去品味她们之间的这段对话。”不久以后，玛加丽塔就俨然以拜伦住所的家庭主妇自居，她把公馆的开支削减了一半以上，穿着一件带拖裙的罩袍，戴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这是使她的虚荣心能得到最大满足的服饰），殴打女仆，私拆拜伦的信件，而且为了能侦查出哪些信是妇女们写来的，真的学起了字母。她以她那种狂暴的方式爱着拜伦。有一次，拜伦乘船出海旅行，遇到了暴风雨，当他平安返回的时候，玛加丽塔看见他以后那股狂喜的劲头，就像一只母老虎喜欢她的虎崽子一般。后来，她的飞扬跋扈变得愈来愈厉害，以致拜伦不得不打发她回家。听到要赶她走，她先是拿起一把匕首扑过去和拜伦拼命，而后又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投进大运河寻死。后来她终于被救起来送回家去。拜伦把她的事写了一封长信告诉默里；他知道，他写给他的出版商的信会像公文一样在许多人的手中传阅，而他通过自己的放纵行为获得的乐趣，有一半就是他知道这些事必定会在英国造成轰动一时的丑闻。

从上面提到的这封信上很容易看出，放荡的威尼斯生活并没有完全吸引住他；他对所有这一切的喜剧性的一面看得十分清楚。而这段生活实际上有利于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诗人的成长。他国内的朋友们为他这样损害他自己的名誉和尊严感到绝望，但是这一段在阳光灿烂的意大利的天空之下、置身于裙衩脂粉堆中尽情寻欢作乐的放荡生活，却给他的诗带来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在他青年时代的创作中，他曾经以一种绞心的痛苦和悲哀描写过生活的低潮；在《别波》中，春潮却突然汹涌上涨了。《别波》反映的是以欢笑和戏谑为背景的真实的生活。他青年时代的伤感带有某种单调的色彩，并且有许多矫揉造作之处。而在《别波》这部作品里，他的天才似乎经历了一个“蜕皮”的过程，已经从幼稚迈向成熟。不断变化的主题和基调打破了往昔那种单调的气氛，开心的大笑驱除了一切不自然的做作。他青年时代的讽刺总是显得过分刻毒，完全缺乏优雅的风度和幽默感。现在，由于他自己的生活在一个短时期内具有了某种放荡狂欢的玩世不恭的性质，风度优雅的诗神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于他的诗行之间，应和着那叮当作响的幽默的铃声翩翩起舞。

《别波》就是一部“威尼斯狂欢节”式的酣畅淋漓的作品。拜伦就像是另一位帕格尼尼 ，他偶然发现了这个主题，于是以他那神圣的琴弦把它表现为飞扬的乐声，并且赋予它以许多大胆而独创的变调，给它装点上珠光宝气，金碧辉煌的花饰。他曾经得到一篇以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为题材的用英语写的喜剧诗，在这部作品里，约翰·胡卡姆·弗里尔阁下模仿了以八行诗体写成的卷首诗（伯尼对《愤怒的奥兰多》的解说性改作）。阅读弗里尔的作品激起了拜伦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写出一些东西的愿望，结果写出了《别波》，它那完全独创的新意消除了被模仿的原诗的一切痕迹。现在，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创作意图的形式，他运用起来最为得心应手的武器——“八行体”，其中前六行诗句交叉押韵，构成内容充实的主体，结尾两行联句则是时而诙谐打趣、时而点明主题、时而故意在遣词造句上显得滑稽可笑、时而以辛辣的笔触放出讽刺的利箭。

这首诗又是写的什么内容呢？内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像阿尔夫莱·德·缪塞的《纳摩纳》或者十六年后（1833）帕卢丹—米勒以颇为相似的风格写出的《达塞林登》一样。故事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讲的是一个威尼斯人出海远游，一去不归，他的妻子以为他一定死了。当他突然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和另一个男子像夫妇一样生活了很久。他曾经被卖给土耳其人当奴隶，回来的时候仍然是一身土耳其人的打扮；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她正在那位已经当了她好几年新夫的伯爵的怀抱里。这对伴侣从舞会上归来，刚一踏出他们的平底快艇，便看到那位丈夫正站在他自己的家门口。这三个人一开始不免都感到惊讶，但稍稍定一定神以后，便要了三杯咖啡，开始用以下的风格谈话了。劳娜说：

别波，你的异教徒的名字该怎么叫？

天啦，看你这满嘴大胡子真把人吓一跳！

你怎么在外面待上那么长的时光，

你不明白这可是非常荒唐？

你现在是不是真的 成了一个土耳其人？

你是不是又跟别的女人结了婚？

他们是不是真的拿手指头当叉子吃饭？

啊，你这件披肩真好看——确实好看，

你得把它送给我！听说你不吃猪肉，等等等等。

这番话就是这位丈夫实际听到或者只打算听到的全部解释了。因为他不能再穿着土耳其人的服装在外面走，于是他从劳娜的“骑士仆从”也就是伯爵那里借了一条裤子穿，最后，故事在有关各方全都和和气气地相处中圆满收场。这部作品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它是拜伦为写他的杰作《唐璜》——在他的作品中似乎是唯一的一部包含了整个人生那广阔无垠的海洋，包含了它的急风暴雨和灿烂阳光，包含了它的盈虚盛衰的诗篇——而做的准备和研究。

这时，拜伦的朋友们用尽一切办法想让他回英国，希望借此使他摆脱掉他正在过着的那种生活。可是，他不但不肯回国，反而卖掉了他年轻时曾经发誓决不出卖的纽斯泰德修道院（售价九万四千英镑）。事实上，他对回英国去的想法是那样深恶痛绝，以致他对自己死后的遗体会被运回国去的想法都不能容忍。“我相信，”他写道，“他们是不会想到‘把我用盐腌起来带回克劳德或者布伦德巴斯霍尔’的。我敢肯定，我的骸骨决不会在一座英国的坟墓里安息，我的尸体也不会化为英国的泥土。我相信，在我临终的时候，要是我想到我的朋友们会卑鄙到把我的尸体运回你们的国土，这种想法会让我气得发疯。要是我有办法，我都不会让自己的尸体去喂养你们的蛆虫！”

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拜伦在威尼斯所过的那种一夫多妻式的生活——这件事成了拜伦生活的转折点。1819年4月，他被介绍给拉文纳的甘巴伯爵的女儿，特丽莎·居齐奥利伯爵夫人，她当时才十六岁，刚嫁给一位已经年满六十、当过两次鳏夫的居齐奥利伯爵。这次见面是在双方本来都不太乐意会客的情况下发生的，年轻的伯爵夫人那天晚上觉得累了，很想回家，而拜伦当时也不愿意再结识新交，他们勉强同意彼此见见面，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女主人的愿望。但是，他们刚一交谈，一星后来永未熄灭的火花便立刻穿透了两个人的灵魂，使他们心心相印。伯爵夫人日后写道：“他那高贵的和无比俊美的面容，那声调，那风度，那千百种光彩照人的魅力，使他显得那样超凡出众，那样迥然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人，因此他不可能不在我的心头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从那天晚上起，在我此后留居威尼斯的整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

几星期后，特丽莎不得不陪丈夫回拉文纳。与拜伦的别离使她受到极可怕的刺激，以致她在第一天的旅途中竟晕过去好几次；她病得很厉害，到拉文纳已经憔悴不堪。这时候，她母亲的去世也给她带来很大悲痛。从威尼斯到拉文纳沿途，伯爵拥有好几所别墅，他平日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旅行的时候，总习惯于挨次在这些别墅里停一停。现在，这位陷入情网的伯爵夫人每到一所别墅便给拜伦写一封信，以最热烈、最伤感的词句诉说她和拜伦别后的绝望情绪，恳求他到拉文纳来。回到拉文纳以后，她的一切情感都彻底起了变化，她对这些变化所作的描写是非常动人的。她说，从前她心里只记挂着舞会和筵宴，现在，爱情已经完全改变了她的心境，她变得希望孤独，喜欢孤独了。她愿意按照拜伦的愿望，“回避一切社交，专心于读书、音乐、家务、骑马”，一句话，只做那些她知道是拜伦最喜欢的事。愁肠百结的相思使她害了一场危险的热病，并且显示出肺病的征兆。随后，拜伦来到拉文纳。他见到伯爵夫人卧病在床，看上去病得很重。他写道：“我非常担心她是得了痨瘵之症。……所以，凡是在某种程度上为我真正所爱的一切人和一切东西，看起来都是这样的不幸。……假如我现在的‘女朋友’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热情就要永远冷却了——这是我最后的爱情。我已经过够了放荡的生活，这是我过去的生活道路必然导致的结果，不过，我总算从罪恶的放纵里至少是获得一个好处，那就是有机会去爱 ——在纯洁的意义上的爱 。”伯爵对这位年轻的外国人采取的态度使一切人都感到惊讶。他对拜伦优礼有加，每天都用一辆“六驾马车”来接他出去一同兜风，就像拜伦自己所说的“惠廷顿带着他的猫”一样。

这是拜伦的一段幸福时光。他的这一次完全倾心的而且得到了充分报偿的恋爱，复活了他青春时代的一切感情。那首很美的、表现了具有骑士风度的深挚感情，以“但愿我在青春时代就毁灭吧”的祈祷结尾的《写给波河的诗》，就是这种新的激情最初的收获。他真挚地、全心全意地恋爱着，像一个青年人那样恋爱着，绝没有一边恋爱一边跳出自己的感情之外冷眼旁观，或是企图超越于自己的感情之上。8月，伯爵夫人跟随着丈夫到他的另一所邸宅小住一段时期，拜伦每天都去看她，坐下来翻翻她的藏书，在书上写点什么，这样，她的房间就总是开着。有一天，他在一本名叫《柯丽娜》的书的最后一页上写了下面这段话：

我最亲爱的特丽莎：我在你的花园里读了这本书——亲爱的，你当时不在，不然我就不会读它了。这是一本你心爱的书，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你是不会看懂我用英文写的这些字的，别人 也不会看懂——这就是我没有用意大利文写出这几行字的原因。但是你会认出这是谁的笔迹，他是在多么狂热地爱着你啊！你会猜想出，在一本属于你的书上，他所能想到的只会是爱情。“爱情”这个字眼在一切语言里都是美丽的，但是在你的国家的语言里尤其美丽，“Amor mio”，多美啊，这个字眼里包含着我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存在。不时地想着我吧，当阿尔卑斯山和海洋把我们隔开的时候，但是高山和大洋决不会真正把我俩隔开——除非你愿意 如此。

拜伦

1819年8月25日写于波隆尼亚

我们无需把拜伦写给卡罗琳·兰姆夫人的告别信拿来和这则短简里的词句作比较；人们会立刻感觉到，这是一种更加真诚的爱的语言。

9月，居齐奥利伯爵因事去拉文纳，留下年轻的伯爵夫人和他的情人在波隆尼亚自由自在地接触，而且当医生让伯爵夫人去威尼斯休养的时候，他也同意让拜伦在旅途中和她做伴。拜伦在威尼斯附近的拉米拉有一所别墅，他把这所别墅交给伯爵夫人使用，并且和她住在一起。关于在旅途中和随后这一段时期的情况，她在拜伦死后曾写信给穆尔谈起过。她写道：“但是我不能再沉湎于这些幸福的回忆之中了——今昔的对比实在太可怕了。假如有一个正在过着天堂美好岁月的幸福的精灵，忽然被贬谪到这个世界上来经受人间的一切苦难，今昔之间的对比给他带来的痛苦，也不会比我从听到那个可怕的消息、永远失去了再见他一面的希望——而我珍视他对我的一瞥胜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的时刻起所经受的痛苦更加可怕。”

这位女性挽救了拜伦，使他没有为堕落的放荡生活所毁灭，全世界都应该为此而感谢她，但是，她本人却由于住进了她情人的别墅而立即为意大利的社会所不齿。按照当时意大利的道德法典（德·司汤达的意大利故事集在这方面有极生动的描写），一个年轻的已婚女子允许有一位“男朋友”，事实上，他几乎被人当做她的丈夫看待，但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尊重若干表面上的规矩，而这些规矩现在却被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破坏了。

居齐奥利伯爵夫人之所以置舆论的谴责于不顾，并非出于轻浮。她是用富有诗意的眼光去看待她自己和拜伦勋爵之间的关系的；她认为，把一位高贵而有天赋的诗人从下贱的交游圈子的羁绊中解救出来，恢复他对纯洁的、自我牺牲的爱情的信念，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她希望自己能够对他起一位女诗神的作用。她非常年轻，非常美丽——皮肤白皙而有一双乌黑的眼睛，身材短小而匀称悦目。曾经在比萨附近的罗莎别墅里为拜伦画过肖像的美国画家韦斯特，对伯爵夫人作过如下描绘：“当我正在挥笔作画的时候，透进光线来的那扇窗户突然变暗了，接着就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多美啊’。我转过身去，看到一位美丽的女性正曲着身子向里面张望，因为外边的地面和窗子底恰好一样平。她那金黄色的长发披散在她面庞的四周和肩头，秀丽的脸上挂着微笑，再经她身后灿烂的阳光加以衬托，构成了一幅我所见过的最富有浪漫色彩的头像。”伯爵夫人愈是希望自己不仅仅被看做拜伦许多情妇中的一个，她就愈加致力于把拜伦写的诗引向一种比他当时的创作领域更加高尚和更加纯洁的境界。

一天晚上，拜伦坐着翻阅《唐璜》的原稿（其中有两章是在他结识伯爵夫人之前写成的），她倚着他的肩膀，用手指着他正翻到的那页纸上的一句诗，问是什么意思。“第一章第一百三十七节上一句偶然巧合的诗把她吓了一跳，”拜伦写道，“我告诉她那句诗的意思是，‘没什么，不过是你的丈夫来了’。当我有些加重语气地用意大利语说出这句诗的时候，她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并且惊呼，‘天哪，是他来了吗？’她还以为说的是她自己的丈夫呢。”不过，这个偶然的巧合却引起了她对《唐璜》的好奇心；她读了头两章的法语译文；诗里许多猥亵的内容使她纤细的情感受到震惊，因此她请求拜伦不要再把这首诗继续写下去。拜伦立即答应了他的“女独裁者”的要求。这是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第一次对拜伦的创作直接施加的影响——而这肯定不是有益的影响；但是她很快便收回了自己的禁令，条件是没有写出的那部分不能再包含任何猥亵的内容。这一时期从拜伦如泉的文思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优美的诗篇，就是他和伯爵夫人这段同居生活的美丽动人和永远难忘的纪念品。他在《唐璜》里撕破一切心造幻影的面纱和无情地嘲弄多愁善感的那种态度，伤害了伯爵夫人女性的感情，因为女性从来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心造的幻影因遭粗暴的践踏而破灭，只要这些幻影还能够给生活蒙上一层美丽的外衣。

所以，居齐奥利伯爵夫人作了最大的努力，不让拜伦写那些有意要摧毁对人性和人生价值的信仰的作品。她本人是一位怀着浪漫主义感情喜欢从事伟大事业的女子，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意大利爱国主义者，因此，她引导拜伦选择的总是那些旨在提高她本国同胞的心灵、激励他们把自己的祖国从异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主题。正是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拜伦才写了《但丁的预言》，并从《神曲》的《地狱篇》里翻译了关于“里米尼的法兰彩斯”的著名插曲；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才写了两部以威尼斯历史为题材的剧本，《马里诺·法利洛》和《弗斯卡利父子》，这两部剧本虽然是用英语写的，但是就它们的风格和主题而言，与其说是属于英国文学，倒不如说是属于拉丁语系文学，正如它们事实上是属于意大利的舞台而不是属于英国的舞台一样。它们是具有激昂慷慨的政治目的的剧本，在格律上用的是漫不经心的、有时候听上去甚至颇为刺耳的抑扬格，意在运用尽可能强烈的手段，以唤醒沉睡的意大利爱国志士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压迫者。这些剧本是具有舞台效果的。与此同时，为他钟情于伯爵夫人的最初印象所激动，他还写了《马扎帕》，其女主人公就用了她的名字；她的人格也被直接地移植到了他这一时期所创造的两个最优秀、最美丽的女性形象——《该隐》中的阿达和《沙达那帕拉斯》中的米拉的身上。

在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的身上，拜伦发现了过去经常浮现于他的脑海之中、但在他早期的叙事诗里总是不能自然地描绘出来的最理想的女性形象。他曾率真地对布莱辛顿夫人亲自谈到过他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如何把他的理想加以人格化的方式。“我讨厌瘦女人，”他说，“但不幸的是，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丰满的女人总显得手脚臃肿，因此我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想象力来创造我笔下的美人，而我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总是能找到她们。我不无自傲地认为，我笔下的莱拉、朱丽佳、古耐尔、梅多拉和海蒂将永远能证明我的审美趣味；她们都是我的幻想的光辉创造物，既有圆圆的、丰满的身段，又有纤细的、修长的四肢，这种互不协调几乎达到了罕见的乃至绝无仅有的地步。……你必定已经注意到，我把我笔下的女主人公描写得极其文雅，同时又十分淳朴并且缺乏教育。你知道，文雅和缺乏教育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至少我历来看到的情况总是这样；所以，你看，在这里我又一次不得不求助于想象力。”这类集两种互不相容的特点于一身的人物，固然是极其美丽动人，但也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这些美丽的女主人公几乎产生不出任何现实感，就这一点而言，她们和她们所崇拜的男主人公十分相似。

从《异教徒》到《柯林斯的围攻》，拜伦的叙事诗是属于浪漫主义类型的，但是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火热的恋情在男女两性身上都被偶像化了。主人公们都是一些——借用《异教徒》中的一句话来说——“被感情的风暴阻留在浪涛里的海草”，但这是一些宁愿继续在狂风大浪中颠簸沉浮而不愿平静地昏睡着的海草。他们的爱并不是寒冷的气候所产生的那种冷冰冰的爱；他们的爱“犹如火山喷发的熔流”。最能够体现这类现在已显得完全过时的拜伦式人物的特点的，就是那位心地高贵的海盗：他骄傲任性，目空一切，报复心之重达到了残忍的地步，但他的良心又往往为悔恨所啮噬，并且是如此光明磊落，以致宁愿自己去忍受最野蛮的酷刑的折磨，也不愿去杀死一个正在熟睡的仇敌。这位外貌神秘诡谲、举止充满戏剧性、对女性表现出无限侠义心肠的有趣的海匪，是拜伦笔下正好和席勒创造的卡尔·莫尔 相对称的人物。一个拘泥于宫廷礼俗的守法民族的君主不能充当拜伦的理想人物；这样一种生活里不可能存在那些浪漫主义的功业，那些陆地或海上的冒险生涯。所以他选取了一个海盗首领，在这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所必然养成的种种品格之外，加上了他自己灵魂中最美好的特质。这个惯于在血泊中跋涉的海盗，当他看到爱着他的年轻的苏丹娜额头上有一块小小的血迹，竟然战栗着从她身边走开——这并非因为像康拉德那样的人真的会为这么一点小事战栗，而是因为拜伦本人看到这么一点小小的血迹就会打着寒战躲开。有人曾经很聪敏地指出，拜伦青年时代这些诗歌中的所有男女主人公对一般读者所以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其真正原因正在于他们的行动全都越出了常轨。作品中的抒怀部分所表现的激情和零星穿插于各处的（几乎总是在读校样过程中插进的）神来之笔的诗行，并不比那些从人的本性上讲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行为更能震撼读者的心弦。这就像那些大胆的杂技演员，当他们以自己身躯不自然的扭曲做出种种惊险表演的时候，观众不由得会赞叹不已——拜伦早期诗歌的情况正与此类似。

然而，即使是在这些人物的身上，也反映了拜伦的理想中某些更加美好和更加深刻的特质。康拉德在苦难中的不屈不挠预示了曼弗雷德的刚强坚毅，他的不愿向命运低头正如该隐之不愿屈膝于卢息弗、唐璜之不愿屈膝于古尔佩霞一样。在莱拉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始终没有从拜伦的灵魂里消失过的感情，即对于比自己处境更不幸的人的同情，虽然这种感情主要表现为对暴君的痛恨；而在《异教徒》和《柯林斯的围攻》中，我们都看到了对于希腊解放的渴望。事实上，出于命运的奇异安排，诗人本身后来恰恰是作为他所描写的这些狂徒暴客的指挥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血管中奔流着的海盗的血液使他始终不能安静下来，直到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海盗首领，就像他的祖先诺曼人一样。即使说所有这些亡命徒（不论是领来土耳其人反对本国同胞的叛徒阿尔普，还是对自己的贵族宣战的莱拉）都纯粹是诗人头脑中幻想的产儿，他们的性格里仍然具有一种真实的特征，这在那些热恋着他们的人的身上也都有所显示：他们都能够骄傲地忍受可怕的命运。《别波》中的幽默代表着一种诗歌形式，在这里，朴实自然的文风克服了拜伦早期作品里的矫揉造作。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在他的严肃的诗篇里，这种感情逐渐吞没了其他一切同情心）代表着另一种诗歌形式，在这里，生活的真实感战胜并取代了他的浪漫主义。

这种情感在他和英国决裂以后变得越发强烈。《锡隆的囚徒》描写了高贵的庞尼瓦的受难情景：在一间地下室的土牢里，有整整六年之久，他一直被一条短得使他无法躺下来的铁索拴在一根柱子上，并且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以同样的方式被锁在柱子上的兄弟们死去，而不能伸出手去帮助他们。接着写出的是《马扎帕》——一匹烈马飞奔着穿过森林，越过草原，鬃毛滴着汗水，两胁冒着热气，马背上绑着一个青年，他是刚刚从爱人的怀抱里被拖走的，这时不知道爱人的生死下落，而自己则面临着可怕的命运，忍受着干渴、疼痛和耻辱的折磨。到这时为止，拜伦一贯喜欢绘声绘色地描写那些在酷刑中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可怕场景；纵使这类苦难里蕴含着一种精神因素，纵使作品的主题提供了一个描写英雄个性的机会（就像庞尼瓦的受难那样），他仍然把大部分笔墨用来描绘纯属于肉体方面的痛苦。但是从现在起，意大利伟大的殉道者们激起了他的同情心，他的悲剧观念也因而得到了升华。

在《但丁的预言》一诗中，他这样描写了诗人的命运：

许多人都是诗人但没有留下姓名，

因为所谓“诗”不过是出于

过分强烈的善或恶的感情

而去创造，去追求一种生活

使之超出于我们的命运，

并且成为新的普罗米修斯，从天庭

盗下火种给予新的人群，接着就——悔恨莫及地——面临

给予别人欢乐而自己得到的却是痛苦

和鹫鹰啄食给予者的心脏的厄运，

并在徒然地浪费掉自己极高的天赋之后，

被铁索锁在海滨孤寂的岩石上长年幽禁。

同时，拜伦还让那位和他自己一样被不公平地流放国外的大诗人发出如下的感叹：

啊，像我这一类的人总是命中注定

要在生活里受尽煎熬，备尝艰辛，

心儿将被磨碎，斗争和挣扎无止无尽，

直到了此残生，死去时孤苦伶仃。

关于塔索，拜伦已经写过诗。把歌德的《塔索》和拜伦的《塔索的哀歌》加以比较，即便是肤浅地稍加比较也就足以使我们看到，绝望地遭受苦难这一题材对于拜伦的幻想具有多么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歌德笔下的塔索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是情郎，是诗人，他置身于弗拉拉宫廷美女如云的社交场中，在那里，他既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既被人崇拜也遭人凌辱。拜伦笔下的塔索则完全是孤独的，落魄的，被摒弃于社会之外的，虽然十分清醒却被关进了疯人院，是他先前的保护者们残酷打击的对象：

我爱一切孤独——可是绝没有想到

会过着这样一种我不知道该算是什么的生活，

除去一群疯人和看管他们的暴虐的“君主”，

我和一切生灵的联系全被切断——假如我曾经是

他们的同伴，我的心就会像他们的一样，

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腐烂而坠入坟墓。

可是，谁看见过我在挣扎，谁听见过我在狂呼？

或许在这样一间囚室里，我们要比那

遇难船只的水手流落在荒凉的海岸上更加痛苦，

因为整个世界毕竟还都呈现在他的眼前，

而我的 世界却只局限在这可怜的角落 ，

面积不会超过两倍于他们将给予我的停尸所。

那个 水手即便毁灭了，仍可以抬起眼珠

以他临终的一瞥向苍天表示自己的愤怒，

而我却不愿抬起我的眼睛来做这样的控诉，

虽然我这土牢的屋顶已经把天空严严地遮住。

弗拉拉的宫廷，那个曾经是卢克尼奇亚·波尔吉娅 居住过的地方，那个曾经在文艺复兴时期演出过一幕幕情欲冲突和残酷暴行的舞台，在歌德的笔下一变而成为一个微型的德意志魏玛公国，在那里，一切都弥漫着十八世纪最文雅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磁石般地吸引着拜伦的，却是他所认为的弗拉拉公爵那具有革命精神的野蛮行为，因此，他的诗也就成了一篇反对诸侯们的蹂躏正义和暴虐统治的宣言。

在《弗斯卡利父子》这部诗剧里，我们看到拜伦又一次描写了悲剧性的受难，同时作了更加强烈的控诉，虽然他在这两方面做得都显然有点过火。在这部悲剧里，父亲被迫判处他的爱子去经受酷刑室的折磨，作为悲剧主角的儿子几乎在整个剧情进展中都横躺在拷刑台上，而当他刚刚从拷刑台上站起来的时候，却因为听到自己被放逐而立即心碎地死去。在《弗斯卡利父子》中，就像在他写的其余悲剧中一样，拜伦似乎是出于有意挑战，仿效了严格遵守亚里士多德古典法则的法国戏剧的写法。由于他确信这是唯一正确的写法，他竟大胆提出了一个似乎是荒谬而可笑的论点，即认为英国在此以前没有任何真正的戏剧。

这种情况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人们不明白，何以拜伦竟会像当时其余的一切英国诗人一样，是一个明显的自然主义者。这意味着：比起花园来，他更爱森林；比起文明人类来，他更爱天真淳朴的初民；比起表示激情的陈腔旧调来，他更爱发自内心而不加雕琢的恋歌；同时，人们也不明白，何以这同一个拜伦竟然会如此热烈地崇拜蒲伯，崇拜那一小群包括萨缪尔·罗格斯和克莱布 在内的仍然信奉古典传统的诗人，这种崇拜甚至达到了亦步亦趋地去模仿古代戏剧格式的程度。

事实上，拜伦崇拜蒲伯的第一个原因可以从拜伦反其道而行之的抗争精神中去寻找。首先，他所鄙视的“湖畔派”诗人不断地谩骂蒲伯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解释他何以偏要把蒲伯捧上天，称蒲伯为一切英国诗人中最伟大的诗人，并宣布他愿意自己出钱在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遗骨厅为蒲伯建一座纪念碑（他因为是天主教徒而不得埋骨于该地）。第二，我们必须记住，哈罗公学的传统从没有失去它们对拜伦的影响，而在哈罗公学，蒲伯始终是被奉为诗人之典范的。第三点要记住的是，拜伦自身在文学批评的见地上有极大的欠缺，例如他竟对布莱辛顿夫人说过，莎士比亚之所以出名有一半是因为他出身贫贱。此外还有若干使拜伦把蒲伯引为知己的其他因素：蒲伯也有残疾，同时，尽管他有残疾，仍然面目俊秀；蒲伯不是英国国教的信徒，并且是上流社会的诗人；而且，他的残疾使他具有了一种喜欢冷嘲热讽的幽默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拜伦对他产生同情。最后一点是，拜伦对拉丁民族所特有的注重修辞的文风怀有个人的偏爱（这可能由于他自己是诺曼人的后裔）。

拜伦拥护旧时代的艺术理论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却都属于进步党派这一事实，使他和阿曼德·卡雷尔 有某种相似之处，后者虽然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持有最解放的见解，在文学上却像前者一样抱残守缺，仍然忠实于陈腐的古典主义。由于他们两人在大部分精神世界的问题上都采取了十八世纪法国的观点，所以他们在这种法国观点唯一表现了守旧立场即“美文学”立场的领域也以它为准绳便不足为奇了。毋庸置疑，拜伦理论上的无定见显然对他的意大利题材的诗剧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这些诗剧都是由独白和宣言组成的。拜伦的天才加上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的爱国主义所能传达给它们的，也不过是极少量的诗的灵感而已。

但是在《该隐》和《沙达那帕拉斯》的创作过程当中，居齐奥利伯爵夫人却成了她希望成为的拜伦的诗神。

《该隐》一剧的精华是阿达这个人物。时常有人说，拜伦作品中的男性人物都彼此相似，但批评他的人却较少注意到他所创造的女性形象是怎样各不相同。阿达不是一个女性的该隐，虽然她是唯一可以想象得到的该隐的妻子。女性中和该隐相类似的人物是《天堂与下界》一诗中那位高傲的、具有挑战精神的阿霍丽巴玛。该隐举目所及看到的都是毁灭；阿达看到的却是万物的生机、爱情、萌芽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力和幸福。在该隐眼中，那在小恩诺克的头顶舒展开枝叶的柏树是一棵表示哀伤的树，而阿达所看到的只是它以绿荫给孩子遮阳。当该隐绝望地向他自己和阿达表明，世上的一切邪恶与不幸都将通过恩诺传来的时候，阿达却说：

哦，该隐，看看他吧！看看他是怎样充满了

生命、力量、青春、美丽和欢乐吧，

看他多么像我——多么像你，在温柔的时候。

对阿达的描写着墨不多，她的全部台词加在一起还占不满八开本的一页篇幅。当该隐必须在爱和知识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阿达给他的规劝是：“啊，该隐，选择爱吧！”当该隐杀死亚伯，作为凶手被一切人诅咒和唾弃而茕茕孑立并对阿达叫喊着“离开我”的时候，阿达的回答是：“啊，我不能离开你，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抛弃你了。”而且拜伦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几乎是字字句句都照抄《圣经》，只是有时候把某个人说的话放到另一个人的嘴里。在《创世记》里，当受到上帝诅咒的时候，该隐说过“对我的惩罚超过了我能够忍受的程度”这一类的话；可是在拜伦的剧本里，当天使可怕的诅咒落到该隐身上的时候，他却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而是阿达提高了嗓音大声悲呼：

这种惩罚使他无法忍受，难以想象，

看哪，你们把他永远驱离了地上的家乡，

再也不能把上帝的慈容瞻仰，

他将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罪人东躲西藏，

永远孤独地飘泊，流浪。

这正是《圣经》里出自该隐之口的一番话。拜伦以天才的眼光，从这短短的几句话里，从《旧约》的这一团泥土上看到了整个人类的身影，并且只靠他自己的手，用这团泥土塑出了世上第一个可爱的妇女的形象。

使我们感觉到——而且是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年轻的伯爵夫人的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米拉，《沙达那帕拉斯》里的希腊女奴。《沙达那帕拉斯》是拜伦所写的历史悲剧里最优秀的一部。高傲的沙达那帕拉斯蔑视他的本国同胞和整个世界，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一味地沉溺于放荡的淫乐。他轻视所谓的帝王武功；他无意于为追求青史留名而让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流血，并且不希望自己像他的祖先们那样被当做神来崇拜，他那种随随便便的宽宏气度达到了轻率的程度。他从一个谋反的祭司手上夺下了剑以后，竟把剑还给了那个祭司，并且说了这样的话：

收回你的剑吧，要知道

我欣赏你的舞刀弄剑甚于你的祈祷

——虽然这两件事对我都是烦扰。

当他的英雄虎威眼看着一天天被那种放纵于酒色的生活消磨殆尽的时候，他所宠爱的伊奥尼亚女奴米拉下决心要挽救他。米拉哀求他重新振作起来，做好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保卫自己的准备。对米拉来讲，她之爱他和她本身之作为奴隶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样大的痛苦。

我为什么爱上这个人？我们国家的年轻女郎

一向只把英雄汉放在心上。可是我的祖国又在何方？

奴隶失去了一切，只有她脚上的铁索锒铛作响，

我爱他，这成了那长长的锁链上最沉重的一环令人心伤——

爱一个人而对他并不敬仰。……

可我想，当我觉得他被他本国的那些野蛮人

痛恨的时候，我对他的爱就越发强烈地充满心房。

但是，当敌人进攻王宫，沙达那帕拉斯扔掉了碍手碍脚的笨重的长剑和那“像小山一样压在他的额上”的面盔，光着头轻装投入最激烈的战斗中心，又恢复他那英雄本色的时候，米拉就像卸下了一副压在她心上的重担而终于胜利了：

这不是耻辱——不——

爱上了这个人并不是耻辱

…………

……假如阿尔西底斯 

曾经因为穿过吕底亚人奥姆菲尔的女装，

摆弄过她那卑贱的纺线杆而在一生中留下耻辱的一章，

那么，当他度过从幼年到成人被当做女孩子养育的时光，

忽然一跃而变成一位赫克勒斯，

从宴会上跳起来冲向激烈的战场

仿佛那倒是一张爱情的温床，

他确实就配得上

一位希腊少女做他的情人，

一位希腊歌手把他的事迹尽情歌唱。

一座希腊坟墓作为他的纪念碑

而使他英名远扬。

在这里，拜伦好像是在预言他自己的命运。而且，诗人不也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虽然结交过一千个妇女，但是在此以前从来也没有理解过一个真正的女性的心吗？

米拉：你就要懂得你从来也不能懂得的东西了。

沙达那帕拉斯：那便是——

米拉：一颗心真正的价值，

　　至少是一颗女人的心的价值。

沙达那帕拉斯：我已经证实过一千个——

　　一千个，还有一千个。

米拉：是心吗？

沙达那帕拉斯：我想是的。

米拉：没有一个！你会懂得的时间可能就要来到了。

像米拉一样，年轻的伯爵夫人把那比肉欲的享乐更具有男子气概的目标放到了她的情人的面前；像米拉一样，她把情人从一种玷污了他那高贵伟大的心灵的堕落生活中解救了出来。

我们在前文谈到，这对情人居住在威尼斯附近的拉米拉乡间别墅里，在那里，拜伦在干着许多别的事情的同时，写了一部献给托马斯·穆尔的回忆录，打算把这部回忆录作为一笔遗产赠送给穆尔的小儿子，但后来又在拜伦家族的怂恿之下把文稿烧掉了，其原因从来没有得到过令人满意的解释。安居于拉米拉的平静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居齐奥利伯爵突然下定决心，要使眼前的事态告一结束。伯爵夫人不愿意离开拜伦，其结果便是和丈夫分居。经她的家族同意，她放弃了财产和社会地位，每年领一小笔赡养费，但分居的条件只有当她继续住在她父亲家里的时候才有效。在这里，拜伦通常总是陪伴她度过晚上；他爱听她弹奏或者演唱一曲莫扎特或者罗西尼的作品。在1821年正月和二月这段时期，他的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这样一些活动项目：“骑马——放枪——用餐——写作——访友——听音乐——闲谈——回家——读书。”

只要居齐奥利伯爵还在扮演着一个有可能采取复仇行动的角色，拜伦所处的环境里就包含着危险和刺激的因素，而这正是他生活中的甘露。他自以为：他所以没有在骑马出游的路上遭暗杀，是因为对手知道他带着手枪并且枪法高超；他所以没有在家里遭暗杀，是因为吝啬的伯爵舍不得花钱，不愿意为雇一名第一流的枪手而花二十个斯库迪 。现在，这种刺激已经结束，但是立即又为另一种更加高尚的新刺激所取代。

当时，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处于沉寂状态，但这是一种酝酿着大风暴的沉寂。在拿破仑的统治被推翻以后，那些所谓“受上帝佑护”的旧统治者们便又立即开始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在普施恩泽的改革中体现出来的法国的影响将被扫荡干净，往昔的暴政苛规将要重新施行。随着“神圣同盟”的形成而来的欧洲大反动期间那难以忍受的压迫，驱使意大利人结成了广泛的秘密反抗网；仿效共济会形式组织起来的伟大的烧炭党人的秘密结社很快便出现于全国。

伯爵夫人介绍拜伦加入了密谋集团。整个甘巴家族都加入了这种秘密团体，伯爵夫人的哥哥彼得罗，一个热心肠的二十岁青年，最终陪伴拜伦去希腊的诗人的热烈崇拜者，是这类社团最热情和最有学识的领导人之一。烧炭党人的密谋活动在拜伦看来是诗意盎然的政治。英国那死气沉沉的议会政治曾使他极端厌恶，而这种密谋活动却使想象力丰富的拜伦受到强烈的感染。他在秘密团体中被推举到很高的位置上，成了一个名叫“亚美利加”的地方分会的首领。他向密谋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并向那不勒斯的“立宪”政府捐献一千个金路易 ，作为对“神圣同盟”作战的军费。他在书信里直言不讳地痛责奥地利暴君。他无论住到什么地方都是奥地利当局的眼中钉；他的书信被拆开检查，《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意大利文译本在意大利的奥地利统治区被查禁；而且，正像拜伦自己完全了解的那样，警察也受到唆使要暗杀他。但尽管如此，他仍然镇静自若地每天骑马外出。在这种场合，就像他在另外某些场合一样，他的举止和谈吐都表现出了一种甘愿牺牲的英雄主义和幼稚的无所畏惧相混合的特点。他写给默里的信里就表现出某种很有趣的孩子气。他写道：“我不知道他们拆开我的信以后是不是看得懂；如果他们看得懂，他们就会从我写得极清楚的笔迹中 看到，我认为他们是一伙流氓恶棍，是十足的野蛮人，他们的皇帝是一个大傻瓜。”在当局宣布凡是被发现藏有武器的人家都将受到严惩的时候，拜伦把所有密谋者的武器都藏进他的拉米拉别墅里，使这所别墅成了一座常备的武器库。橱柜和抽屉里都塞满了革命宣言和宣誓书。他料想当局多半不敢搜查一位英国上院议员的住所，而他的想法是对的。

对于当局来说，把他驱逐出境要比拘禁他更容易办到，只要命令甘巴伯爵在二十四小时内出国就可以达到目的。由于分居协议的条件之一是，年轻的伯爵夫人如果不和父亲住在一道，她就必须进修道院，所以当局确信他们采取的步骤是摆脱掉拜伦最有把握的办法。特丽莎听到这项命令以后写给她情人的信是这样收尾的：“拜伦！我真绝望了！——如果我必须在这里和你分离而不知道我何年何月才能和你重新相见，如果要我忍受这样残酷的命运是你的意愿，那么我就决心留下来不走。他们可能把我送进修道院；我将会死去——可是——可是你又无法帮助我，我也不能怨你。我不知道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过度的刺激压倒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是因为我害怕眼前的危险，而只是——我呼唤上天作证——只是因为我不得不离开你了。” 

拜伦通过他的婚姻获得了一笔财产（说来奇怪，拜伦竟坦然地接受了这笔财产），通过变卖纽斯泰德田庄又获得了另一笔收入，另外，在这段时期，他还从默里那里得到了他的诗为他挣得的两万镑版税，这就使得他处于一种能够大规模施舍行善的地位。他打算离开拉文纳的消息传出去以后，附近一带的贫民向教皇使节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允许拜伦留下来。然而，正是民众对他的这种爱戴使政府更加认为他是危险人物。他从拉文纳迁居到比萨。托斯坎尼政府和教皇国的政府一样，也十分害怕拜伦和甘巴一家，因此很快便来了另一次驱逐，于是这一行人又前往热那亚——拜伦在意大利的最后居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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