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肥胖人的遗言 ▎著名杂志主编的双重人生 ▎核专家没有对牧师说的秘密《不说，就真来不及了》

超级肥胖人的遗言

梅根·施罗德，

女 31岁 西班牙裔

因肥胖终身在床上度过的人

我今年31岁，体重295公斤——那还是去年的体重。20岁以后我只出过一次家门，那次是因为呼吸困难被送去医院抢救。那天来了很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还开来了一辆起重机，硬是把我从三楼卸下来的窗户那儿吊出去的——因为我根本无法从楼梯那里出去。

我从小在学校的成绩就远不如我的两个姐姐，结果全家人一说我， 我就想吃东西，什么都想往嘴里塞，似乎这样做他们就暂时不会问我那么多为什么，我也就不用回答他们了。其实我永远也不知道那是为什 么。我的父母开始并没有在意我爱吃东西的习惯，但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十二三岁时我就已经有90多公斤了。成了那副样子，也很少有人再问我种种为什么了，因为我的体型和我的成绩似乎成了必然的匹配。肥胖成了我的心理挡箭牌，虽然我同时也必须培养出抵御同龄人耻笑的能力。上高一时，我的体重达到了136公斤，学校必须为我定制专门的椅子才行。我没有再继续上高二了。

多数人以为肥胖是一种身体疾病，其实我承担全身重压的每时每刻，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要大得多。和正常人相比，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因为肥胖而走了形，陌生人看我的第一表情先是惊愕，然后就是尽力掩饰的嘲笑和鄙视。如果我是个珍稀动物，他们脸上大概还会有惊喜出 现，而我不是。我的确是一个人，一个身体畸形变态的人，一个只会让人感到恶心和耻笑的人。我知道，所有人都会忍不住去想：她为什么非要吃那么多东西？她为什么就没有一点控制能力？她必定是个又懒又馋，破罐子破摔彻底没救的女人。也许，这些指责都没错，如果他们也同时相信一个女人是喜欢因为肥胖而被人嘲笑的。我进行过无数次减肥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我的体重仍旧不争气地在增长。

我一直靠政府的救济生活。我的两个姐姐不但发育正常，甚至还很苗条，小时候都学过芭蕾。她们都读了大学，现在工作也都不错。这种巨大的反差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困惑，想起来就会令人窒息。

一个很多人不知道而我自己也奇怪的事实是，肥胖如我，我的脑子却并不呆痴，也没有走形，通过电视和书籍，我知道的事情并不比别人少。有时我想，我的不幸大概正如老年人谈恋爱一样，心情和感情是一回事，身体却是另一回事。依此类推，所有身体有残缺的人不也是如此吗？

我每天的生活是在床上度过的。我只能从我躺着的地方向窗外看世界——那个世界很小，只有一个街角和一个便利店的入口，再有就是一截电线杆的顶部，因为我们住在三楼。

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幻想世界里，这一点，没有人知道。我父母不知道，其他家人也不知道。他们对我很好，但是对于我到底凭什么支撑着活过每一天这个事实却一无所知；也许，他们只是认为我活过的每一天都是个医学奇迹而已。

人生在世，谁人内心不藏有秘密？就连肥胖如我者也不例外。我的秘密就是幻想出一个我所需要的虚幻世界。通常，我会想像街角那个便利店每天早上7点半总会出现的那个帅小伙是我的恋人，并且他知道我那时准会在看他。他穿戴得体，身体健壮有力。我相信他每次从便利店里出来时都会微笑着朝我的窗口望一眼，同时给我送来一个飞吻，并在一整天里只想着我。这种浪漫而令人愉快的幻想可以支撑我度过躺在床上的每一天，让我忘掉身体的所有不适和生活里的所有不便，以及无奈、沮丧和羞耻的心境。

我是借此才度过了从25岁到28岁那些年的。后来，那个小伙子忽然不再出现了，也许是搬了家，也许是换了工作或结了婚去了另外的地 方？我为此失落了很久，当然还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难过，我吃得更多了……后来我又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中年男子，属于我喜欢的那种成熟类型，每天中午必会出现在那个街角。他有时会进去便利店买些东西，有时就站在那里抽一会儿烟，然后慢慢离开。我很快就开始幻想每天和他恋爱的过程。比如，他站在街角抽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向住对面三楼的我发信号，向我表达他深情不变的爱意——因为我的父母坚持认为，依我出众的美貌和学养，加上百里挑一的好身材，嫁给他并不合适，他们坚决不能同意这桩婚事，而他却对我一往情深……

我只能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我必须持续这样做。因为一个人的感情没有寄托比死亡更可怕，即使对于一个肥胖如我的人。

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忍受着并发症的折磨。但是，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爱我的人，即便他只是一个可笑的、假想的存在。我也相信，世界上无数即使不是肥胖如我的人，也会以不同的形式在寻找被爱，谁敢说自己不需要？一个人的生命里，不论胖瘦美丑，没有了爱，还剩下什么呢？难道爱的权利只是一小部分人才能享有的？一切肥胖如我，或长相身材欠佳，或是残疾人，都只会比一般人更需要爱，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有了缺失，所以需要有更多的爱来补缺。这个道理如果当父母的都能明白，世界上恐怕会少了很多不幸的人或罪犯。如果我来世有幸能做一个很多孩子的母亲，我肯定会给那个最丑，最笨，或是最肥胖的孩子最多的爱，就如同我此生不断地在头脑中馈赠给自己的一样。

我会继续在寻找爱的幻想世界里度过余生，不论我还能活几年，几个月，还是仅仅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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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遗言是当事人去世后被其家人发现并决定寄给我的。

一个超级肥胖如梅根的人，都不能泯灭内心对爱的渴望，在现实中不成，就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找，何况世界上的其他人呢？如果爱于她不是比生命更重要，谁能解释她为什么能坚持活过在世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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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杂志主编的双重人生

菲利浦·格尔，

62岁，白人

前纽约著名文学杂志主编

亲爱的临终遗言征集者：

首先，我猜想你是一个对人类感情有特殊兴趣的人，因为你做的是件自掏腰包且无利可图的事。不过正因如此，我才决定写这封信。如果不是看见你的那则小广告，就像这世上的很多人一样，我肯定会把属于我一生的秘密带进天堂或是地狱去。是你的创意广告给了我改变这个决定的机会，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气和对了解人性做的努力。如果不是即将离世，我想我也会有兴趣参与你的这一工作，一个不同寻常的工作，因为我也对人性有着恐怕并不比你更少的热忱和兴趣。

三个月前我被确诊患了淋巴癌，目前正在做第二期化疗。对我只有62岁的生命而言，这个事实不吝来的太突然，太残酷，令我从所未有地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无常。我存活的机率虽然仍是未知数，但我从其他得过此病的熟人身上已有所了解，所以我必须做好随时离世的准备。我选择向你，一个陌生人坦白我的真实生活，是因为我的人生故事可能会让无数人大跌眼镜，但却是真实地发生在人类生活中的故事。因为真实，就应该有被了解的价值。文学作品里的故事永远可以在真实生活中找到蓝本。我也相信，我不会是唯一有这样的生活或是选择的人，但是鉴于我的身份，大概我的故事更具说服力而已。

我是个作家、编辑，曾在纽约一家著名的文学杂志担任主编多年。我之所以向你透露我的身份，是为了帮助你得出一个更接近公正的结 论：即世间的人不论贫富，种族差异，贩夫走卒还是达官显贵，文化程度或高或低，都毫无列外地有着人类最基本的感情需要和弱点，都一样可能为了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的制约而挣扎和痛苦过。

上帝在创造人类时，赋予了他世间最柔软的东西，即男女之情。可是他却并没有同时赋予人类有效抗拒它的利器——用意何在？是昭然若揭还是一个万古之谜？我相信，是人自己，而非上帝，创造出抵御感情的道德条文和规范。文学即人学。世间流传最久远的古典文学里，有几部不是关于最难以抗拒的男女之情的？没有这个恒久的主题，文学就是贫血的，就少了存在的理由。由于它被上帝造成了人类身体里最柔软的东西，因此任何其他东西在它面前都会显得坚硬，尤其是冰冷无情的传统道德观与是非判断，对现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古希腊人比现代人对待一切感情更为宽容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的故事如果发生在与我有同样情感境遇的人们的身上，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做出与我的选择相左的人生选择，即更符合被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规范的选择。从这一点来说，我似乎比一般人活得更另类，但生活本身难道不正是充满了这种不能否认的真实性吗？

我该如何开始讲我的故事呢？我出生在佐治亚州，父亲是公司职员，母亲是中学教师，我是独子。我毕业于佐治亚州的爱默里大学英文系。刚毕业的我雄心勃勃，自命不凡，自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就必须离开闭塞的南方，像舍伍德·安德森那样，为实现作家梦想敢于放弃一切去大城市冒险。我不顾父母的担忧，只身来到纽约，相信一定能在这个作家和艺术家云集的大本营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到了纽约之后，我曾为了生计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奔波了几年之后，首先在《巴黎评论》和《三分钱评论》上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然后才终于在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竖琴》文学杂志找到一个初级助理编辑的工作，薪水虽然不高，但我非常努力和知足。记得刚开始工作时，我浓厚的南方口音经常受到别人有意无意的揶揄，让我颇为恼火和尴尬。我的座位面对着一扇通往其他办公室的玻璃门，它就像一面镜子，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身后发生的一切。我经常瞥见那几个家住曼哈顿的同事在我背后做鬼脸，虽然我理解那里面也有幽默的成分，并非全部出于恶意。他们当中有从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还有两个毕业于巴纳德女校的年轻女编辑，虽然爱默里大学的英语系也名声在外（我是靠奖学金和半工半读念下来的），可是毕业于纽约的这些顶尖的私立学校却无疑是身份的象征。我唯一能用来克服自卑的有效方法就是拼命工作，把一切交给我的案头工作都做到最好、无懈可击。

终于，我在爱默里大学就得到肯定的写作才华也开始受到其他同事特别是总编的欣赏。我暗中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尽快在纽约这个地方出人头地，实现我心底的梦。

我开始在晚上和周末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一年后，《竖琴》杂志同意连载该书，这个突破令我欣喜若狂。

就是在这时，我认识了一个叫黛比的姑娘。那是一个周末，我在中央公园散步时偶遇了她。当时她侧身躺在草地上看书，皮肤白皙的她， 穿了一件墨绿色的连衣裙，栗色的披肩发洒在身上并遮住了她的半边 脸。下午慵散的阳光从树叶缝隙中穿射而来，变成一个个晃动的金色光圈，像水波一样游戏在浅绿色的草地上和她的身上。所有的一切让她看上去像极了莫奈画作里令人赏析悦目的古典美女。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近她，只是徘徊在附近不愿走开。幸运的是，我和她不久在一辆响着音乐的冰激凌车那里相遇了。她要了一份草莓冰激凌，却发现把钱包忘在草地上了。我朝她笑了笑，立刻付了两份草莓冰激凌的钱，并主动递给她一份。起初她不肯要，拒绝时脸色已显露羞色。那个身材矮胖的卖冰激凌老者看出我的意图后，对姑娘说了一句后来促成了我们姻缘的话。他拉起姑娘的一只手，让她接过我给她买的冰激凌，不无幽默地说：“听我的，姑娘，一定要接着！在中央公园，可不是每个姑娘都能得到这个帅小伙送的冰激凌，错过了兴许就是一生的遗憾！”

接下来，我不失时机地询问她在看什么书。我记得那是一本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主修英美文学的我，怎能错过谈论这个忧郁的爱尔兰作家的机会？后来我一直认为那个神经质的乔伊斯就是我们的牵线人。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那个矮胖老者开着冰激凌车离开时，满脸得意地对我挤了一个鬼脸，我回他一个微笑，黛比则装作没看见。

黛比的家就住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幢二战前盖的老房子里，离约翰·列侬住的地方不远。黛比的父亲是杜邦化学公司的副董事长，母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音乐，她还有一个弟弟。

黛比的一切都让我着迷。她典雅的面孔，有教养的举止，活泼大方又宽容体贴的天性，都让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退回到20世纪30年代，她恐怕是美国最理想的结婚对象了，我又怎么会放过？

我遇见黛比时她正在巴纳德女校读大学四年级，主修西方艺术史。虽然她令人羡慕的家庭背景与我的截然不同，她却似乎从未注意到我的南方口音——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那是她天性中的宽容和教养使然。与黛比相爱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再感到孤独和自卑，身体里似乎被注入了不可思议的生机，工作起来竟感觉不到一点疲劳，即便是连续熬夜。

我的工作持续得到杂志社老板的赞赏。两年后，我从助理编辑升到了编辑的位置。

黛比大学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挂在我们卧室墙上的那张结婚照记录了我们青春时期最为生动、最光彩照人的时刻：我们眼睛里闪烁着的青春四射的魅力和激情，几乎溢出相框。三年内，我们的儿子拜伦和托马斯先后出生了。像那个年代的多数已婚女子一样，黛比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家里照顾孩子。

我的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竖琴》杂志工作了五年之后，终于来到了纽约最著名的文学杂志做了副主编。三年后，我晋升主编。在此期间我又出版了两本小说。

那些年，我对生活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除了感激。我和黛比婚后也遇到过各种矛盾，但却没有争吵过一次，那是因为她从来不让我们之间有这种机会——她的善解人意和宽容一直成功地化解了一切已经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很多年来，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自己娶到的是一个金不换的极品女人——她美貌动人，出身良好，受过最好的教育，人品上乘，然后做了贤妻良母。

多少次我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望着她悉心照顾孩子的情景，禁不住自问：我何德何能今生竟能有这样的幸运？我会在圣诞夜或某个具有宗教意义的场合默默感谢上帝对我的眷顾和偏爱，尽管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

纽约，一个举世闻名的现代大都市，居住着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人，每天必然发生着形形色色的故事，有黑人或少数族裔居住区发生的抢劫或暴力事件，也有名人之间因感情和婚姻产生的新闻和旧闻充斥着媒体和报刊，成为人们在街头巷尾和餐桌上的话题，但这一切却始终与我们的生活无关。我们住在黛比的父亲送给我们位于曼哈顿下东区的一幢独栋两层的老式房子里，家里有佣人和杂役，两个孩子一直在附近的私立学校读书。周末，我和黛比陪着孩子们在中央公园里骑自行车、野餐，或开车去新泽西或是更远的波士顿看朋友或参观博物馆。我过着事业、婚姻和家庭无一不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的典范生活，看似无懈可击，而我也一直从不怀疑这样的生活会有任何理由发生任何变化。

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该发生的其实根本无可逃遁。1979年的一天，我生活里几近完美的格局在一个瞬间就被改变了，且毫无预兆。

那年夏天，我们杂志欲聘用一个女编辑，叫伊娃·施罗德，之前在著名的“双日出版社”工作过多年。我的行政秘书琼略显激动地对我说：“她是耶鲁毕业生，法国文学专业，‘双日’的得力编辑，没人知道她为什么忽然想离开那儿。不管怎样，这对我们可绝对是件好事，千万留住她！”我看着琼兴奋的模样，没说什么。作为主编，我必须亲自与她面谈后才能决定是否同意将她作为资深编辑加盟我社。

第一次见到伊娃是一个上午，我和琼正从楼上下来，准备去参加一个纽约的年度出版会议。一个大约三十出头，身材娇小，皮肤白皙，黑发黑眉，神态自若的女子正在和一个人事部门的主管走进一个办公室。凭直觉我感到她应该就是那个新来的编辑。就在琼想示意我什么的时候，那个女子忽然转过头来。她那淡绿色夹杂灰色的眼睛好像被事先被告知了目标似的，直接朝我看来。接下来，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我们的目光相遇，停留在彼此脸上的时间在超过了礼节性的长度之后， 仍没有移开。我们似乎同时嗅到了一种前世就存在的熟悉气息，一个让语言感到无能，让理智感到无措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其实早就知道了对方的存在，只是今天才有机会相遇。就像两颗行星在无涯的宇宙里已经各自运行了亿万年之后，突然在某一个瞬间相碰撞了。在那个很短的瞬间，我彻底忘记了自己是谁，曾经做过什么或是在做什么。在那个瞬间，我感到奇妙地被重生，瞥见了那个一直在沉睡中却有着更真实模样的自己。

人事部门的主管看见我们马上停下脚步，简单地将伊娃介绍给我们。我们彼此简短地问候对方时，我甚至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好比一个熟人被当成了陌生人介绍时产生的滑稽之感。可是，她到底是谁，竟能让我有这种看似不可理喻，却强烈而不容置疑的熟悉感？我相信自己在对方的眼睛里也看到了类似的疑惑。

参加那个出版会议的整个过程我心不在焉，但尽量没让琼看出来。我和伊娃的面谈安排在我的办公室。我们都坐下后，竟有近半分钟的时间什么话都没说，或是说不出来——显然，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瞬间发生的事已经清楚地反应在我们双方的沉默中。后来，当我们终于开始正式面谈的内容时，伊娃的眼睛似乎一直在问：你到底是谁？这个我完全能够读懂，因为我也在用同样的方式问她。所以，在我们的正式面谈进行的同时，另一种无声的交流也在自然地发生。我们之间的那种奇怪的默契和吸引力似乎只有神秘主义才能解释；我们在过去各自生活的几十年里从不相识，伊娃眼睛里的绿色加灰色是来自她有部分爱尔兰和希腊血统的祖先，而我的血液里则淌着有意大利血统的父亲和有着比利时血统的母亲的血液。到底是什么瞬间联系了我们？没有答案。

我的生活从那天起就被改变，充满了令人敬畏、神秘和兴奋的信息——伊娃后来也是这样告诉我她自己当时的感觉的。我们在穿过走廊经过各个办公室时，在与别人说话时，或者在开会时，总在寻找对方的眼睛。我们无法抗拒地相爱了。就像来自宇宙的一种神秘驱动力在促使我们完成这件事，使得我们的相爱似乎更理所当然，更平静和执著。和伊娃在一起时，语言是多余的，我们只需看一眼对方，心里就已经有了想要的答案。我们开始在傍晚下班后去最近的海边散步，或乘轮渡去斯坦腾岛，当然这些都需要找借口瞒着黛比和孩子们。奇怪的是，我这样做时，却并没有感到太多的犹豫和内疚。我意识到自己对伊娃的爱与对黛比的爱很不同，好像是在于前世和今生的区别。我们迷恋对方的智慧和身体，渴望接触，就像两个孩子，可以完全无拘无束地在对方面前呈现完整的自我，包括头脑和躯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话说得并不多，只是强烈地需要对方的陪伴，哪怕只是静静地互相依靠着，什么也不说。

可我依然爱着黛比，我不可能不爱她。她的一切都让人无可挑剔，并没有因为伊娃的出现而有任何减弱或改变。她从来也不怀疑我下班后迟归使用过的任何借口，始终不变地爱着我和我们的家。有时我甚至怀疑，她是真的察觉不到我和伊娃的任何蛛丝马迹，还是因为对我的了解和爱而一直在施与大度和宽容？如果是因为后者，我应该感到无地自容；但我同时也知道，放弃伊娃如同放弃我的生命，正如同我遇到了伊娃也不可能放弃黛比一样。我这里说的不可能，并不是指道德上的出格和违背，而的确是因为我对黛比的爱并没有一点改变。我想，上帝让我们生而具有神性，而它最集中地体现在男女之情的神秘性和不可解释的本质里。

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起，伊娃就很少过问我和黛比的生活，也从来不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任何怨言和要求。她只是感激地享受着和我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两年后，伊娃怀孕了。我为她在上西城的86街租了一套公寓。不久我们有了一个极为可爱的女儿咕咕。咕咕长得美丽而精致，聪明过人，活泼得像一个从画上跑出来的小精灵。

就这样，我在我爱的两个女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生活了30多年。在这期间，我不无挣扎和自责，也多次在乔装后去教堂虔诚地忏悔，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放弃我生活中的这两个女人中的任何一个，就如同我不能单一地选择黑天或是白夜，月亮或是太阳一样。

两个女人都深爱着我，我也同样程度或更深地爱着她们。我爱我聪明而善良的儿子拜伦和托马斯，也爱我可爱的女儿咕咕。人生一世匆匆而过，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不想说应该和不应该，对或不对。我只知道我必须感谢我今生遇到的这两个女人，以及她们给我的爱。

我此刻写这封信绝不是在为自己的生活辩解，因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普通人的良心准则不可能给我以任何借口。我也知道，发生在我生活里的真实故事会被很多人诟病和指责，因为那被公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生活。

我只是想告诉人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爱两个女人不是不可能，是社会习俗在说不可以。仅以人的天性而言，爱情是没有界限的；虽然我知道，在当今的社会，如果一个男人同时爱上两个女人，或是一个女人同时爱上两个男人，他们多数会以悲剧收场。但是我却很幸运，我做到了同时爱她们两个人，也被她们所爱。我本无意挑战当今社会的婚姻习俗，但是在真爱面前，我选择了无条件接受。我相信，爱是无法抗拒的，当它来的时候，只有接受，就这么简单。

人们啊，还是去抗拒把自己的生活引入悲惨境地的战争吧，而不是抗拒爱。这个世界上的爱从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类能允许战争的存在，并对它发狂，为什么对爱和爱的多种存在形式却屡屡发难，不能

容忍和接受？世间多一些爱，战争的疯狂就会相应地减少——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生活中爱的缺失的必然结果。一个家里有慈母慈父，爱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的士兵，至少不可能在对别人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开枪时手不发抖。中国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包含了这个道理。一个真正被别人爱过也真正地爱过别人的人，就是一个此生没有虚度的人；至于成就和名利，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如果这封信还有任何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不能继续给我深爱的两个女人和我的孩子们更多的爱了。离开人世之际，我除了感激和爱，心里别无任何负面的情感。相信我。我今生很幸福，体验了人类感情的种种奇妙——那才是上帝精心为人类创造的最珍贵的馈赠。所以，我虽不能尽享天年，但此生确已无憾。疾病虽然将会提前把我带离这个世界，不过我相信我的三个已经成人的孩子们的母亲会培养他们成为具有理解和包容之心的人，成为心中有爱无恨的人。我愿意她们都能再找到自己生活中值得爱的人。

感谢给了我爱的所有人，感谢生命，并祝福所有理解我和不理解我的人们心中都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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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临终前对自己所选择的人生只怀有爱和感激的人，也许是不需要安慰的，因为他的生活里竟没有产生痛苦和怨恨的理由。他“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似乎很难让人产生任何负面的情感，比如愤怒，比如挖苦——我们一定要对与主流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们进行习惯性的指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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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专家没有对牧师说的秘密

匿名 

83岁，白人

著名核物理学家

孩子：（我料定你是个孩子，也许你只有我孙子的年龄，依我83岁的年龄，这样称呼你不为过吧？）

我已经是第二次患心肌梗塞了，这次比较严重，虽然被抢救过来，我知道自己有可能再次进入ICU后就出不来了。趁现在脑子尚清醒，我想留下几句话给你，孩子，无论你是谁，请一定要替我保密。

我早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后来就一直在纽约的一所著名大学任教、搞研究，再也没有离开过纽约。我研究的领域是核物理，包括对原子弹的研究。它使我得到了仅次于诺贝尔奖的诸多荣誉和奖项，我也因此得到来自社会和人们的尊重。可是我一生有个最大的秘密，谁都不知道。那就是，虽然我在核物理领域里很成功，可它却也是我一生最后悔做过的事！活得越久，我越清楚地知道对核武器的研究和使用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心理影响和终极后果。我的罪恶感与日俱增。虽然我的研究并没有政治倾向，但是没人能保证我的研究成果不被政府和政客们利用而变为政治工具，甚至是战争工具。即使并非直接，我也会成为千古罪人。

我的家庭牧师早在我上次被抢救后就已经见过我，他也很严肃地问了我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我本想对他忏悔说，我当初不如去做厨师，因为美味能使人快乐，增添生活的趣味。我还想说，如果我继续活下去， 很可能会看到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将怎样毁灭人类，或至少是很多无辜的生命。我想最后告诉他，我此刻对从事了一生的事业后悔莫及。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没说出来，只是摇了摇头。他离开我时说了一句：“上帝是会宽恕你的”，就好像他听见了我心里没有说出的话一样。

我现在决定把这份遗言留给你，一个陌生的孩子。我确信它有一天会被人知道的。选择职业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的因素，道德方面的考虑更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好了，我已把这个秘密留在了你手里，请替我保管，否则它将随我而去，彻底消失。我希望人类的理智最终能战胜本性中的贪婪和残忍，永远不会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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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仔细去查，应该不难知道此人是谁。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此生，一个良知未泯的科学家；来世，一个烹饪美味的大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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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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