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授出人意料的最后渴望 ▎艾滋病人的最后独白 ▎垃圾搬运工留下的忏悔名单 ▎《不说，就真来不及了》

22 女教授出人意料的最后渴望

艾玛·艾森伯格，

女，61岁，白人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你好。

感谢你提供这次说话的机会，因为这些话我对谁都不能说，由衷地感谢你。你说的对，不论男人女人，很多人的一生里没有一个真正知心的、可以让你说出心底感受和秘密的人：家人不行，配偶不行，同事更不行。看到你的广告，我知道自己终于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人类的世纪传染病终于也一把捕获了我。上个星期，当伯利兹医生拿给我看我的核磁共振影像片并说出三期子宫癌这个词时，我先是呆了几秒钟，感到他是在说别人，不过这只是所谓正常的意识层面的反应； 在我心底里，即潜意识里，我不但承认了这个事实，随之而来的竟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离奇解脱感。不可思议，是不是？

那天夜里，直到我强迫自己回答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常的解脱感时，我才平生第一次发现，我其实一生都活得很累，想要解脱的愿望一直都潜伏在状似正常、甚至是幸福的人生背后。不错，身为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我的工作在别人眼里是体面的，令人羡慕的；而我的丈夫是哥大的著名经济学教授，我们还有两个谁也不能说是不优秀的孩子：儿子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现在华尔街的摩根斯坦利公司搞金融投资；女儿毕业于耶鲁的英语专业，现在长岛的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可是，抛开这一切不谈，如果不是因为我此番得了绝症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我是绝对不敢面对我从来都不敢正视的一个事实的——我从来都不知道幸福是什么。

上帝，请饶恕我把从来都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因为得了这个病的人有治好的，但活下来的不多，而我很清楚我是属于不会活很久的，所以再没有必要装下去了。最近我好好想了想，其实我从来都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感觉，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去满足别人的要求，我从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为了让我母亲满意（可是她到现在对我也没有满意过），至于我到底是谁，什么是属于我个人的需要，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也很少去想过。我把一切都给了我的家人和家庭，为维护这个家庭的形象我做了一切努力，并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就是我的职责。我从小就学习优秀，属于听话懂事，话不多，做事认真，但一点没有幽默感的那种人。我母亲是个沉默、令人生畏的女人，记忆中她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但是一说话就让我胆战心惊。她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对我的无声不满和不屑，不论是对我的长相、穿戴、习惯、说话方式还是做的任何事——凡是和我有关的。我不懂她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她对我弟弟却总是赞不绝口，以他为荣，似乎他才是唯一应该被生出来的孩子。

结果是，我从小就恐惧我的母亲，也恨她；但是长大以后我的性格却又与她的何其相似——古板，自我压抑，感情冷漠，无趣之极。悲哉！

有一次，我在通往自己办公室的楼道里无意中听到我的两个学生的对话。其中一个叫丽萨的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像艾森伯格教授那样刻板的女人了，声音像生了锈的脚踏车，讲课的语调就像她手里的教育学教课书，枯燥至极！”另一个叫艾莉森的女生调侃地说：“真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会娶这样的女人”，丽萨回答说：“艾森伯格教授可是个好人，我哥上过他的课，唉，真是太可惜了！”

其实，这两个学生对我的评价基本上和我对自己的看法不相上下。

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是在印度，如果把一只小象拴在一个木桩上，它经过多次无效挣扎而无法逃脱之后，就会自动放弃逃跑，乖乖地站在那里，无论周围有人还是无人。尽管它后来长得又高又大，用鼻子轻轻一拉那个小木桩就会被拔掉，可是他依旧像小时候那样驯服地站在那里，连尝试逃跑和拔掉木桩的念头都没了。只因为他已经相信逃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小时候的经验变成了它一生的信仰。一个小小的木桩竟然可以什么也不做就永久地控制了有着庞大身躯的大象。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我母亲现在已经风烛残年，耳聋眼花， 但即便如此，我每次看见她的时候，仍能感到她可以用她那蔑视的眼光把我摧毁。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熟悉她那令人恐惧的目光和身影，尽管现在的她已双眼浑浊，白内障让她看不清东西，记忆力也几乎完全丧失。

现在，临终这件事终于发生在了我身上，比我86岁的母亲还要早！我如果再不挣脱她对我的一切无形的精神桎梏就太晚了。可是，不按照她的要求去生活，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样优秀的人，那我会是什么样的呢？我强迫自己直面从来不敢去想的可能：你这一生到底最想做什么，不论能不能做，也不论你有没有做过？

昨天下午去了一趟医院，回来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漫无目的地（得病前我很少这样做）在哥大对面的河滨公园里散步；我心里很乱，但从表面上谁也不会看出来。我来到一个儿童游戏场的沙坑前站住了。沙坑里有几个四五岁的孩子正玩得起劲，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沙，而他们的年轻父母则坐在一边的椅子上闲聊。小家伙们有的奋力挖沙，有的倒水和泥，填进塑料桶里，再倒出来；有的在筑城堡和挖沟渠……我看得出了神，脚再也挪不动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知道了我的生活里缺少了什么，也就是我最想做但不能做也从来没有尝试去做的事。我惊讶地听见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大声喊：我也想像这些小孩一样拍泥巴，堆沙子，然后推倒，向别人身上泼水，毫无顾忌地砸东西，撕纸，再痛快地骂人，搞各种恶作剧，然后像喜剧演员那样露出牙齿哈哈怪笑……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一次都没有过！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严格监督的学习中度过的。我的母亲从小就让我知道，喜欢玩的孩子肯定学习不好，将来也必定没出息。我的父母都是正统的犹太人，家教比一般的犹太家庭还要严。在我一生中，我母亲无数次地提到她的父亲和母亲是如何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她尤其喜欢单独向我说起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骇人细节。在她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中，我一次次地感到，是我，而不是我的外公和外婆，在地狱地般的毒气室里挣扎，窒息，难看地死去。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看着还是小女孩的我被吓得脸色惨白，几乎无法呼吸，又不敢哭出声音时，便走开了。每次我都会在她走后发疯一般地跑到院子里堆放旧东西的库房里，把门关紧，然后捂着嘴大哭一场。后来我大了一些，开始认为我母亲那样做是在把对纳粹的仇恨转换成对我的超苛刻的要求，似乎让我从小就必须体验无助、恐惧、绝望的经历才能使我成人似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从小在这样的恐吓和重压下的确完成了她的心愿，总是保持一流的学业，长大以后也确实出人头地了，但是幸福却与我绝缘了——那是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根本不能取代的。

我就是印度人故事里的那个小象，很小的时候即使有过这样那样的愿望，也都被我母亲严厉的目光制止和泯灭了。我母亲的目光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小木桩。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必定会尝试反抗我母亲那让我颤抖了一辈子的锐利目光，那总是对我不满意的目光，和对那些听了无数遍的恐怖故事说“不”，不论代价和结果是什么。我必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知道我为什么愤怒，知道我也可以生气和高兴，并不因为我母亲的情绪需要而压抑自己，永远做无条件的妥协。

太奇怪了，一个小孩玩沙子的快乐在我临死前竟成了高于一切的渴望！可这是真的，一个最最真实的渴望！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真的去玩沙子，但是临死前敢把这个愿望说出来，说明那个永远的小木桩已经被我迟来的勇气踹动了根基。

我已经失眠几十年了，很快我就可以睡一个再踏实不过的觉了。

感谢你为我保留这份遗嘱。永别了，陌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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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熟悉这位教授的母亲眼睛里的那种东西：永远的否定，不论多么努力；永久的自卑，无论多么拼命想摆脱。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那根小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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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人的最后独白

鲍勃·麦克比，

41岁，白人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员，

艾滋病人

尊敬的先生/女士：

你好，看到你的广告后我很激动。不知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做的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我相信你收到的文字将是打开深锁人类灵魂秘密的那把钥匙。我是个已经到了晚期的艾滋病人，死亡那冰冷而决绝的手每天都在试图拉我离开，一次比一次有力。我知道那不是幻觉，更不是小说中的描写——那是个不可抗争的残忍事实。如果没有看到你的广告，我临走前的确没有人和地方可以让我一吐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话。我想把自己作为一个同性恋和艾滋病人的故事讲出来，让世人，尤其是歧视和不了解我们的人知道，我们比你们不低也不高，我们之间的不同要比你们想象的小很多，也根本不是罪恶。

我出生在旧金山，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艺术史专业，后来一直在湾区的一个美术馆做文字工作。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律师，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长期面和心不和，导致了对家中三个孩子感情需要的忽略和缺乏正常的关爱，所以我们长大以后对来自家庭以外的同情、理解和感情的任何表示都会有高于一般的强烈需要和渴望。我妹妹也是同性恋，只有我弟弟不是，他是钢琴家，但他靠吸毒麻醉自己，强迫自己在音乐里过另一种虚幻的生活。父母关系的阴影让我们几个似乎对所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根本的怀疑和恐惧，导致我们对感情和婚姻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我的长相据别人说属于阴柔气很重的美男子，棕眼棕发，皮肤很白，个子也相当高。中学和大学期间，我曾交过两个女朋友，但都无疾而终。第一个说是喜欢我的美貌、礼貌和爱沉思的性格，但后来她说我对女性的身体有恐惧症，一度曾想帮助我克服这个毛病，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结束这段感情，将其改为一般朋友的关系。第二个女友性格热情如火，与我的反差很大，我想她对我可能是好奇多过感情上的吸引吧。鉴于与第一个女友交往的失败经验，我拼命试图改变自己的性格，多次与第二个女友一起去参加各种派对，在震耳的音乐里学着周围的人一样边喊边舞，我还鼓足了勇气第一次酗酒。可是那种短暂的试图改变自己性格的经验却让我感到更加难受，甚至生不如死，我再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谁，也最终并没有被第二个女友接受。分手时她对我说：“鲍勃，对不起，我很喜欢你，你最好还是别强迫自己改变吧，你本质上其实不是个男人。” 她的话让我第一次有了去死的念头。

为此我多次去看过湾区能打听到的最好的心理医生。不论是谁，他们都一律让我不要把父母关系的阴影当做自己无法过正常生活和无法追求幸福的借口；他们教给我如何每天早上对着镜子对自己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是最棒的！”或者对着镜子学会对里面的自己微笑，即使当时并没有任何值得高兴的事。据说养成习惯后，肌肉记忆就可以让微笑成为自然的表情，别人看见了会改变对我的态度，我的心情也就可以跟着改变，云云。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种从小就深刻在记忆中的对父母或暴怒或冷战的关系的恐惧，不是任何理智思维和机械的肌肉练习可以抹掉的。那种记忆让我们三个孩子刻骨地自卑，无尽地绝望，从小就知道要永远把无助的悲哀藏在沉默里。这也是我后来放弃了心理治疗，同时也放弃了在斯坦福选修心理学课程的理由，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理由。

从那时起，虽然我嘴上不会承认，但是心里已经知道：我不愿意也不可能再与任何女性建立所谓的正常两性关系了，虽然我对她们总是尊敬的和彬彬有礼的。我对和她们建立感情的事实开始感到惧怕，就如同恐惧我父母之间不成功的关系。我感到我与她们关系的失败，就是我父母关系的重演。

我是在开始工作以后，有一次在著名的卡斯楚街口的卡斯楚剧院看电影时遇到马克的。马克是个电脑工程师，他高大强壮，加州海滩的阳光像是给他的皮肤抹了一层褐色的蜂蜜。他主动与我打招呼，并友好地和我攀谈起来。他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让我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奇怪感觉。马克开始约我出去一起吃饭，看展览，去海边。他很尊重我，礼貌又不失细腻地表达自己；他总是称赞我，看我的眼神全是欣赏和赞美，这是我在过去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父母没有给过我，生活里的女性和其他人也没有给过。被人接受和欣赏的感觉让我感到自己似乎重生，对方是男性的事实逐渐不再是心理上的障碍。我和马克在一起时，心情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放松，愉快还有感动。时间一长，对这些令人愉悦的感情的期盼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种爱。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情经历，我只知道它还原了我的本来状态，从前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与女性在一起的紧张都烟消云散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不再犹豫了，和马克一起搬到了卡斯楚街上一座北欧风格的房子的二楼居住。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一起生活得很开心，还养了一条叫“锅盖”的金毛犬。

那年的圣诞节，我第一次没有回父母家去和全家人一起过这个传统的节日。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圣诞节前夕，我例行打电话回家时，我父亲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他和我母亲今后不再欢迎我回家过节， 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我是同性恋的事实。后来我才听说，我妹妹也收到了同样的通告，结果只有我弟弟一个人回了家。从那以后，我与父母就彻底断绝了原本就似有似无，后来已奄奄一息的关系。我知道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与父母的关系都存在问题，至少谈不上亲密，很多和我一样被完全拒绝。我们在家庭以外寻找亲密感情的替代是不可避免的。

一天，我无意中在路过金门公园里的一个角落时，听见两个看似像是亚洲来的女留学生的对话。一个说：“没想到美国的同性恋都长得这么漂亮，我以为同性恋看上去都会让人恶心呢。”另一个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叫吉娜的女生说，旧金山的漂亮小伙子几乎都是同性恋，太可惜了，我们什么机会也没有了！”她们的英语有口音，听上去很有意思。也许她们说的是事实吧。

后来我逐渐认识了卡斯楚这条著名的同性恋街上的其他同志，有时我和马克一起吃饭或购物经常有其他同志盯着我看，开始我不为所动， 并感到很不舒服。马克说一开始他就是被我的美貌以及一脸的无名伤感所吸引的。再后来，我和马克发生了一些问题。他开始受不了其他同志对我的过度注意，而我对此逐渐感到不在意甚至是很享受的态度让他很不满意，也很痛苦。有一次我过生日，我们一起去著名的“北滩”意大利餐厅用晚餐。我当着马克的面和一个一直与我有眼神交流的、坐在我们斜对面的一个男子互相问候，虽然我们并不认识。马克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放下餐巾什么也没说就独自离开了。我很快也离开了，并没有与那个人有进一步的联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相信我是爱马克的，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也许是我的性格里有一种被人需要和接受的过度渴求，从小被忽视惯了的人总想把任何人的认可当做美食吞进去。那次事件终于导致了马克和我的最终分手。

大概是一年后，我在旧金山联合广场的一个报亭买报时认识了杰森。杰森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旧金山的一个金融机构工作。他本是个工作狂，我们认识以后他却能为了我放下工作，陪我度过许多傍晚和周末，这让我特别感动。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或开车沿著名的“17哩”海岸看海景，还一起去过欧洲旅行。杰森对我用情至深，和他在一起的那7年是我生命里最愉快、最值得度过的时光，不论后来发生的事怎样改变了这一切，我也永远不会否认。那是一种有尊严，有爱，受到保护和爱护，可以完全做自己却能够被欣赏的理想生活。

再后来，也许是我们平静的生活现状需要适当的刺激来继续，喜欢挑战自己的杰森申请了纽约华尔街的一份工作，他决定去东部发展并希望我同去。我不假思索地辞了工作就跟他去了。我们在纽约同性恋聚集的格林威治村的SOHO区住下。杰森开始了在华尔街繁忙的工作，经常加班，陪我的时间比在加州时少了很多。我在家闲适了几个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每天乘地铁去上班。一年后，我发现杰森的频繁“加班”另有隐情——他开始与另一个同志交往，一个比我年纪大的摇滚乐队的贝司手，就住在我们附近。8年平静而理想的生活顷刻坍塌，我万万想不到如此爱我的杰森会这样做。也许是怕伤害我，他一直没有告诉我，我知道后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也没有对他挑明。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只会受到伤害。在一次独自去科尼岛的海边进行了彻底考虑之后，我决定离开杰森，给他自由。我是在一个他还没下班回家的晚上走的。在留给他的便条上我写道：谢谢你，杰森，为了你给过我的一切。衷心希望你今后幸福。

搬离格林威治村后，我在曼哈顿上城靠近哥大的百老汇大道和西110街附近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居所，步行几分钟就可到上班的地方。纽约看似比旧金山热闹很多，一切都更都市化，但却也是个更让人感到孤寂落寞的地方。我喜欢一个人沿着幽静美丽的河滨公园走路去上班，沿途可以看到哈德逊河。到了晚上，百老汇灯火辉煌，霓虹灯的闪烁让人激动和心乱，但是我却怀念加州的阳光照在身上那种真实的温暖。这里如同另一个世界，好像总是行走在梦里，似真似幻，就看你选择信什么了。

与杰森的分手让我在感情上体验了难言的痛苦，但理智上我知道我必须接受。我在纽约人生地不熟，几乎没有一个熟人。突然而至的感情空窗期让我情绪十分低落，8年的生活模式一朝被改变，令我有些不知所措，常常孤寂难耐。终于，实在耐不住时，我开始像很多单身的纽约客一样，到下城的酒吧去麻醉自己。大概是我开始过独身生活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在57街的一个酒吧邂逅了亚历山大，一个爱尔兰画家。我们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才从爱尔兰来纽约不久，说他很想家。我们很快就在感情上有了相互依赖的感觉，不久就难舍难分了。他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我们每天一起吃晚饭，甚至中午他有时也来找我一起在附近的餐馆用餐。周末我们一起出去探寻曼哈顿的各个角落，也去观光客去的地方。我们很快就游遍了新泽西、皇后区、布鲁克林、哈林、斯坦腾岛。但是自从和杰森分手后，我始终没指望能和亚历山大建立起和杰森一样的关系，因此虽然亚历山大多次让我搬去他那里住，我仍坚持保留了我在110街的住所。

我没有给杰森留下我的新住址和电话，但是他知道我的工作地点。一天，我收到他寄到哥大我工作地方的一封信，打开一看只有一个用血写下的“对不起”。由于是在工作时间，我强忍着内心突然涌起的情感，躲进了洗手间。我真的不想让他为我感到内疚。他去找别人，自有他的理由和需要，感情不能强求，也不易做道德评判，就如同天上的云，美的时候就是很美，飘过去了还是放手为好。我自己当初不是也伤害过马克吗？每一段感情都有其独自的色彩和生命轨迹，不必强求，不必讲理，只需感激它曾在生命里留下的真实痕迹。

我初次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时，以为是受了凉。但后来的低烧不退，没有原因的无力和气喘总离我不去时，我独自去了医院。我并不了解亚历山大的过去，尤其是他在爱尔兰的生活。我拿到化验单后，还没看似乎已经有了强烈的预感。果然，血液检查结果是HIV阳性。

在哥大法学院图书馆里，橙黄色的灯光总能让我内心异常平静。那些年轻的天之骄子们或埋头苦读，或穿梭在借书前台的身影已经成为我生活里的一个组成部分，看不到这个画面我才会感到不安。我开始吃药了。我并没有打算马上告诉亚历山大我的验血结果，但是敏感的他却已经发现了我在吃药，尽管我自以为已经把药瓶藏的很好。那天吃过晚饭，亚历山大提议我们去中央公园散步，我预感到他有话对我说。行至北草坪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同样显示HIV阳性的化验单——那是他的。我们都沉默了，眼睛不约而同地盯着看前方几个呼叫着奔跑的小男孩。“对不起，”他说，“应该是我的错，我也没有想到，直到看见你吃的药。他还在爱尔兰……我太大意了，实在对不起你，鲍勃。”

我们都开始吃药和治疗，但是看似比我强壮的亚历山大却衰弱得比我还要迅速。两个月后，他不得不回爱尔兰的家里去养病了。临走前， 我们去了一趟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也始终没有机会回去过的加州。我是故地重游，亚历山大却是第一次看到加州的阳光和海滩，脸上的表情有如拨云见日。我们租车看了17哩海岸的美景，那帕谷，红木森林，还去了蒙特利和洛杉矶。一路上都是我开车，因为亚历山大已经开不了了，不过他始终很高兴也很兴奋。

回到旧金山触动了我很多回忆，尤其当我带着亚历山大去参观卡斯楚街的时候。多年过去，那里的一切依旧，对于我却已恍如隔世。不知为什么，我并不想回到这个阳光灿烂的地方来。这是一种难以解释的感觉，很没有道理可言。是我在潜意识里躲避父母的家庭和那些早年的回忆，和与马克的分手，我还是想念哥大图书馆的工作环境，离不开在河滨公园散步时那种舒适的感觉。

亚历山大是从旧金山直接飞回爱尔兰的。走的时候他已相当虚弱，不再是当初我们相遇时那个强壮且脸色红润、神态生动的他了。他表示很高兴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和我一起来到了旧金山，我们都清楚这次分别很可能就不会再见了，所以最后分手时紧紧相拥了很长时间。亚历山大直到最后一刻才拿出一张他自己画的画送给我，上面是我们一起站在爱丽丝岛上，背后是高大的自由女神的身影……

刚一回到纽约，我就感到自己的病情在恶化了。每天早上起床后，我在镜子里看到的那张脸日渐灰白和消瘦，我的手总不自觉地颤抖，气短，皮肤也出现了异常。我对死亡已有心理准备。同性恋，艾滋病，这些早已是我生命里躲不开的事实。每个人的一生好比一个链条，上面每一个环套的连接都是由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因素决定的。没有谁愿意过被人指责、与大多数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即使要背负着可怕的压力，也要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原因，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既不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是个好玩的游戏，也不是因为我们天性“堕落”——种种内在的原因，因人而异的个体情况和家庭因素的作用，非亲身经历是很难理解的。指责，甚至是迫害有异于自己的同类，一直都是人类的强项；而用爱去理解和宽容他们则始终是人类的软肋。

一个人成为同性恋的原因很多，我在旧金山卡斯楚街住的时候，接触过从事各种职业、来自不同族裔的同志，他们的生活里都有着某种导致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 很多是痛苦的原因，是所谓 “正常” 的人们难以了解的。我敢肯定，如果大多数所谓的“正常人”也有过我们的个体经历和痛苦，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就不会和我们一样去寻找不同的需求。我那个知性很强、却很少对我们流露感情的律师母亲，让我对所有女人都感到一种排斥和恐慌，不敢也不愿去亲近。我的自卑和内向使我像很多和我有类似性格和经历的男性一样，容易在别人的善意和欣赏里——不论性别，年龄和种族差异——感觉到一种类似于情爱的感情，并被它吸引，继而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那其实是对爱、对被接受和被肯定的强烈渴求。

我一边服药，一边坚持每天去上班，但是不久我就感到了来自同事的躲闪和异样的目光。由于美国人之间视健康为隐私，所以自然没有人问过我什么，但那几个每天晚上来打工的亚洲留学生则关心地问我是不是病了，并说我看上去脸色很不好，应该去看看医生或休息好了再来上班。我知道那是他们的文化习惯，但我无法解释，只能谢谢他们的好意。艾滋病即使在纽约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一天，我进入男洗手间时碰巧听见两个打工的中国留学生的对话，虽然他们说的是中文，但是在提到我的名字和艾滋病时说的是英文。其中一个最后用英文说了一句，“Hi, we must be careful!”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但是后来的确就再也没有直接询问过我的身体情况了。图书馆里的正式雇员似乎也都对我敬而远之，他们那种看似礼貌实则可怜我的眼神让我很难受。我是晚班的负责人，需要与上晚班的员工和来打工的哥大学生交代工作事项，解决出现的问题，而必须和他们的接触更加大了我的心理负担,因为我很清楚他们都害怕我。

终于，我发现那两个每天都来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在翻阅抽屉里的书目卡片时，手上带了透明的塑料手套。那一幕着实刺痛了我，当然我装作没看见。图书的目录卡片柜是几乎每个人都要去查阅的地方，我也不例外。那些被频繁翻动的卡片被更新不久，很锋利，经常会划破手指。我理解他们的担心，因为艾滋病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染的。我开始尽量少去卡片柜了，或只在那里没人的时候才去，并尽快地完成查找。

我现在已经非常虚弱，估计下个星期就不能去上班了。在死亡面前，在谜一样的茫茫宇宙面前，我的生命好比空气中飘过的一粒灰尘， 实在微不足道；那些自卑、绝望和痛苦也就都会显得不值一提了，不是吗？艾滋病，人类自身的无知和无助导致的悲剧，我因它而死，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事实上，亚历山大已经先我三个月就走了。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有我们在加州照的照片。

人类看似强大，其实很软弱，也很无助。他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却急于征服那个远不如他内心世界来得更重要的外部世界。同性恋不是怪物，我们的性取向只是我们关系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爱的需求，那不是罪过，而是和任何人对爱的需求一样地合理，如同植物与阳光的关系。阳光普照万物时，并不会区分它们的不同。是人类的偏见把自己用不同的标签分开了。人类不需要标签，因为爱和宽容不懂得标签的含义，正如同太阳永远不懂得小草和玫瑰的区别。

朋友，我没有见过你，但不知为什么感到可以这样称呼你。谢谢你读完并保存我的遗言，谢谢你。再见了。

┅┅

我走进位于110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的一个老式公寓楼，找到了A-12房间。我是从鲍勃的工作单位问到他的详细地址的。我看见了他。那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景象：凌乱昏暗的屋内，我好容易才看见躺在一张铁床上的鲍勃。他骨瘦如柴，眼窝深陷，鼻梁突兀地高耸着，脸上只有一层皮包裹着凹凸的骨。我进去时，他平静地躺着，只能用眼睛和我交流了。

他知道我是谁之后微微眨了一下眼，大而平静的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我问他需要什么帮助，比如喝水，吃东西，上厕所。他把眼睛闭了一下表示婉拒，然后又用眼睛示意我坐在一张木质靠背椅上。我把椅子搬到他的床边。从他躺着的位置，我可以看到位于110街的圣约翰大教堂在建的顶部，和教堂建筑上的一部分精美雕刻。我想，不知鲍勃每天看到这个视线内唯一的宗教标志时会有怎样的感觉。

这座从1892年建成后就一直在续建，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离鲍勃的公寓是那样的近。

上帝能了解他吗？能了解每一个人独有的痛苦吗？

我和鲍勃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敲门。来人是两个圣鲁克斯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是来给鲍勃注射止疼针的。鲍勃选择不在医院里临终。我离开之前，用双手握住鲍勃那只剩下骨的手，尽量把我手上的温度传进他渐渐失去生命而变得冰冷的手。我只能用延长一点握住他那只手的时间来表达我最后的心意。

外面的空气湿凉湿凉的，似乎就要下雪。我走进一号地铁的入口，消失在拥挤但有序的人流中。

一星期后，鲍勃的葬礼在哥大的小教堂举行。我从一个哥大的朋友那里得知消息后，赶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他没有一个家人，或是没有一个家人来参加他的葬礼，只有几个校方有关人员和他生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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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搬运工留下的忏悔名单

艾迪·琼斯，

43岁，

黑人哈林区垃圾搬运工

灵魂保险箱先生：

我这里有几句话要说，请你帮我收藏。不过你若想公布也行，反正我的名字是假的。

我是个粗人，干了一辈子粗活。我在纽约的哈林区跟着大型垃圾车倒了12年的垃圾桶。我一个月前得了肠癌，刚做完手术。最近复查后医生说发现了转移，最乐观地说我大概还剩两三个月的时间了。这可真倒霉，我还没有活够呢！我老婆一来看我就拼命哭。我们的5个孩子还小，最大的才16岁。邻床的病友昨天给了我一张你征求遗言的广告，说可以把见上帝之前想说、又不能告诉别人的话寄给你代为保存。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伙计，真亏你想得出这个主意，还是免费的！不过这还真是件好事，因为我的确有需要忏悔的事，但不能对我老婆说，怕她知道了后半生都要伤心，虽然那时我已经不在了。她不知道更好些。丽萨是个好女人，每星期都去位于137街的阿比西尼亚教堂参加唱诗班，她声音响亮，很有感染力，我个人觉得很有惠妮·休斯顿的范儿。我承认我不如她那么热爱上帝。

我此生需要忏悔的事排列如下：

1 小时候偷过别人家的自行车和浇花工具

2 上学时因为请假、打架和成绩的事，多次骗过老师和父母

3 欺负过那些比较怂的小孩，也骗过我喜欢的女孩儿

4 和别人一起抢过老乞丐的零钱

5 结婚以后背叛过我老婆五六次

6 偷过岳父家的钱和超市的啤酒、烟

7 对自己的孩子撒过谎

8 对上帝祷告时也撒过谎

这次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必须忏悔，要在死前把良心上的垃圾扔光，无论我能不能去天堂。丽萨，我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再嫁人，找一个比我好的男人。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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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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