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与《新约》经文鉴别学《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

作者：［美］巴特•埃尔曼 

译者：黄恩邻

不论我写过多少著作，从我青少年后期开始研究《新约》至今，本书的主题可说是我这三十年来最关注的。这个主题盘踞在我生命中如此之久，因此我想有必要从个人经历开始说明：为什么这个主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对我那么重要。

本书的主题，是关于《新约》的古代抄本、这些抄本之间的差异,以及抄写者如何复制甚至更动这些抄本。一般而言，这些题材或许不足以成为个人自传的关键，不过对我来说确是如此。毕竟这种事情是难以掌握的。

我会先谈一些个人背景，随后再说明这些《新约》抄本究竟如何在情感上、智性上影响了我，又如何影响了我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以及我对上帝与《圣经》的看法。

我生长在1950年代中期的美国中部，那是个非常保守的年代，也是个非常保守的地方。我的成长过程没有什么特别。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标准的家庭，有五个成员，我们上教堂，但不特别虔诚。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们去堪萨斯州罗伦斯市的圣公会聚会。那间教会的主持神父是个慈祥又有见识的人，同时也是我们的邻居，他的儿子还是我的朋友（我和他后来在中学时还曾为雪茄而闯祸）。这间教会就如同许多其他圣公会教会，在社会上备受尊敬，同时对社会的参与度也很高。它十分重视聚会仪式，而《圣经》则是这仪式的一部分。但《圣经》的角色并未因此受到过度强调，它与教会传统以及生活常识，共同指导着信仰的内涵与实践方式。事实上，在我们的谈论或阅读内容里，《圣经》所占的分量并不多。即使是主日学课程，也着重于信仰实践与社会议题，以及世界上的生活准则。

但是在我们家中，《圣经》倒是特别受到重视。尤其是我的母亲，她有时会读一段经文，并要确定我们理解了当中的故事及其背后的伦理教导（这些教导其实并没有那么“教条”）。高中之前，我一直把《圣经》当成一本重要的宗教神秘书籍，但显然并不需要研究和精通。它带有某种古老气息，并且不可避免地与上帝、教会和崇拜聚会紧密相关。不论如何，我不觉得我有必要去深究。

高二时，事情出现了剧烈变化。我离开家乡的教会，到了完全不同的环境，并在此获得了“重生”的经验。我是个标准的好学生，热衷于学校的各项运动，不过并没有特别专精的项目；对于社交生活虽感兴趣并且也投入其中，但并不隶属于那些在金字塔顶端最受欢迎的精英阶级。至今我依旧记得当时的空虚感受，似乎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填满我的内心。不论是与朋友相处（我们那时已经严重陷入社交性饮酒和聚会），还是约会（开始进入性的神秘恐惧世界）、学校（我努力读书且读得不错，但称不上天才）、工作（我是某个盲人辅具器材公司的推销员，挨家挨户地工作）、教会（我是辅祭，并且极为虔诚。这工作必须在周六晚上准备好所有会用到的器具，然后周日早上参与仪式），我都感受到一种年轻人会有的寂寞。当然，我当时未理解到那是青春期特有的现象，我以为一定是少了什么。

从那时候开始，我加入了基督宗教社团“校园活力青年”（Campus Life Youth）,聚会在某个学生家里举行。我首次参加时，是在一个非常出名的学生家里举行庭院派对，我因此相信这个群体应该是不错的。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布鲁斯大约二十岁，他的专职就是组织年轻人参与当地的基督宗教社团，引导高中生归正并“重生”，带领他们参与研经、祷gao聚会等活动。布鲁斯的个性令人喜爱，比我们的父母亲年轻，但又比我们年长、成熟。他带来的讯息极具说服力：我们内在感受到的空虚（我们是年轻人，每个人都感到空虚）是因为基督没有进驻我们心里。只要我们呼求基督，他就会进入我们内心，以喜乐和幸福充满我们，而这一切只有那些被“救赎”的人才体会得到。

布鲁斯信手拈来便能引用《圣经》，运用之自如令人讶异。由于我对《圣经》充满敬畏，却又对它一无所知，因此这些讯息听起来便显得极具说服力。这与我过去在教会中听到的大大不同。过去那些既定的古老仪式，似乎更适合那些坚定不移的老信徒，而不是喜爱趣味和冒险、内心却感到空虚的孩童。

长话短说，我认识了布鲁斯，接受了他关于救赎的论点，祈求耶稣进入我心，并获得了真实的重生经验。我在十五年前出生，但这次的重生对我来说才是真正全新而令人振奋的经验，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的信仰之旅。这趟旅程后来历经了巨大转折，结果进入一条死胡同，殊不知柳暗花明，接着一条全新道路在我面前展开，并引领我未来三十年的信仰之旅。

我们这些获得重生经验的人，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至于那些仅仅将上教堂当作例行公事的人，基督并未真正进驻他们心中，因此他们的信仰就只有外在的动作，而不具有真实的深度。我们与他们不同，因为我们热衷于研读《圣经》和祷gao。特别在研经这方面，布鲁斯本人是个《圣经》通，他过去就读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我们所有想得到（甚至是想不到）的问题，他都能拿着《圣经》来回答。我很羡慕他这种引用《圣经》的能力，因此很快就一头栽进去，研读每一段经文，理解它们的关系，甚至记忆每个关键词汇。

由于布鲁斯的关系，我认为自己应当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把自己完全献身给基督宗教信仰。这表示，我得进入慕迪圣经学院全心投入《圣经》研究，并彻底改变生活形态。在慕迪，必须遵守特定道德准则，学生得签下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不玩牌、不看电影的切结书。此外，还有一大堆关于《圣经》的条款。就如我们所言：“在慕迪圣经学院，‘圣经’是我们的中间名。”我几乎是把它看成基督徒的新兵训练营。不论如何，我下了决心，我的信仰不应该只是半吊子，因此我申请了慕迪圣经学院，获得入学许可，并在1973年秋季开始就读。

在慕迪的经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决定主修《圣经》神学，也就是大量关于《圣经》研究和系统神学的课程。这些课程所教导的观点只有一个，而且所有教授和学生都必须签名同意：《圣经》是上帝全然无误的(inmant)①话语。《圣经》中没有任何错误，它每个遣词用字，全都出于启示。我所上的课都以此为前提，然后从这里出发来进行教导；其他与此相异的观点，都是误导人的，甚至是异端的。我想，有些人会认为这根本就是洗脑，但是对我来说，比起年轻时在社会化的圣公会中所教导的那种懦弱的《圣经》观点，这真是一个向上提升的伟大跃进。对于完全委身的人来说，这才是基督宗教最真实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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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经无误”(Biblical inerrant)是一种神学观点，认为《圣经》中的一字一句都岀于上帝的启示，因此《圣经》中每字每句都不可能也不会出错，即便是论及科学、地理、历史等细节也都不会岀错。另一种观点是“圣经无谬” (Biblical infallibility ),认为《圣经》是一部信仰的书籍，因此在论及信仰和实践的教导上不会出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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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圣经》中每段话语甚至每字每句都是出自于启示的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就像慕迪圣经学院中某一门课开宗明义就提到的：我们根本没有《新约》的原稿。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数年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很多很多年之后)复制出的抄本。再者，没有一本抄本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抄写者会在许多地方，有意或无意更动它的内容。所有抄写者都是如此。所以，除非我们确实拥有当初所启示的原稿，否则我们现在拥有的，就只是那些原始稿件错误百出的抄本而已。既然《圣经》是启示的，而且我们没有原稿，在这情况下，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去确认原始版本的《圣经》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许多在慕迪的朋友都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多重要，甚至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安心停留在“圣经的原始文本是被启示”的观点，至于“原始文本并未保留下来”的这个事实，他们并不太在意。但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圣经》上的话语是上帝所启示，如果我们要晓得上帝最初如何与我们沟通，自然就得知道这些话语原本的样子，因为《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话。倘若上帝的话语中还掺杂了抄写者有意无意中创造出来的话语，这样的文本就无助于我们去认识上帝的话语了。

这就是我十八岁时对《新约》抄本开始产生兴趣的原因。在慕迪，我学习了一点点所谓“经文鉴别学” (textual criticism )。“经文鉴别学”是专有名词，指的是一种科学方法，要将某个被更动过的抄本还原出其原貌。但我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去接触这种研究：首先，我得先学习《新约》的原始语言，也就是希腊文，还有其他相关的语言，例如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原始语言)、拉丁文，更不用说为了看懂其他学者的意见，还得学德文、法文等现代欧洲的语言。

我在慕迪的那三年，不仅课业表现优异，并且也严肃地思考要如何成为基督宗教学者。我当时认为，在福音派基督教中有许多学识高深的学者，但在一般高知识水准的学术圈中，却没有多少福音同时还能够保持自己的福音派信仰，这样我才能在学术圈中为福音派发声。不过我得先完成我的学士学位，因此我决定进入福音派最好的学院：芝加哥近郊的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

惠顿只招收福音派基督徒，并且是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 等人的母校。即便如此，慕迪的朋友还是警告我，我在惠顿学院很可能找不到任何真正的基督徒；从这里可以看出，慕迪的立场是多么倾向基本教义派了。一开始，我发现惠顿对我而言的确是太自由了点儿。学生谈论着文学、历史和哲学，而非《圣经》中一字一句的天启。即使他们还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切入，但难道他们不知道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决定在惠顿主修英国文学，因为长久以来，阅读已经成为我的兴趣之一，而且我知道，如果想进入学术圈，我就必须精通《圣经》以外的其他学术领域。同时我也决定全力学习希腊文。在我进入惠顿的第一年,我遇见了霍桑博士（Dr- Gerald Hawthorne）,他是我的希腊文老师，同时也是我生命中影响极大的学者、老师和朋友。霍桑就像我在惠顿遇见的其他教授一样，是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但他仍勇于质疑自己的信仰。当时我把他这种行为当成是信仰上的软弱（事实上我那时已经几乎可以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了）；但最后，我把这样的质疑视为对真理真正虔诚的信仰表现：愿意敞开自己，相信人的观念需要随着知识和生命经验的进展而改变。

学习希腊文对我来说是个令人兴奋的经验。在初级希腊文中，我学得很好，而且学习欲十分旺盛。但到了进阶课程，希腊文对我来说不仅变得有点困难，而且还影响我对《圣经》的看法。我开始了解到，唯有阅读和研究原来的语言，才能掌握《新约》文本的完整意义和精妙之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习希伯来文和《旧约》身上），因此我更想要把这语言彻底学好。在这同时，我也开始质疑过去的信念：上帝真的启示了《圣经》中的每个字句吗？如果《圣经》文本的意义只能通过研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原典才能掌握，这不就是说，大部分没有读过古代语言的基督徒，就永远无法完整接触到上帝想传递的讯息吗？这会不会让《圣经》中天启的教义，最后变成学者精英的教义呢？（毕竟他们才有必备的知识和闲暇时间去学习语言，并研读原始经文）如果大部分的人完全无法接触到这些话语，只能接触到那些多少有些粗糙的翻译（例如英文），而即使接触到也是无能为力，那么，说这些话语是上帝的启示，又有什么意义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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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我的朋友西克(Jeffrey Siker)说，阅读希腊文的《新约》，就好像在看彩色版的《圣经》，而阅读其他的翻译本，就好像在看黑白版的。虽然还是有一些差距，不过我想大家可以明白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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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更深入思考那些盛载着这些话语的抄本之后，我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越是学习希腊文，对于《新约》抄本保存以及经文鉴别学的技术，就越发感到兴趣，因为这两者都有助于我们重建《新约》的原始字句。我不断回到这个基本问题：如果我们手上有的并非上帝当初无误启示的字句，而是抄写者所复制的抄本，这些抄本有时是对的、有时(根本就是常常!)是错的，那我们如何能说《圣经》是上帝绝对无误的话语呢？我们根本没有原初的话语！我们有的仅仅是错误百出的抄本，而且大部分在历经数百年的传抄过程中，显然以上千种方式删除或修改了原本的字句。

这些质疑困扰着我，也驱使我更深入去挖掘、了解《圣经》究竟是什么。我在两年内完成了惠顿的学业，并在霍桑教授的指导下，跟随在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学者梅茨格(Bruce M. Metzger,他同时也是这个领域中的顶尖学者)，投入了《新约》经文鉴别学的研究。

我福音派的朋友再度警告我，不要前往普林斯顿神学院，因为我不可能在那边发现“真正”的基督徒。那毕竟是长老会的神学院，而不是真正培养重生基督徒的地方。但是我过去所读过的英文学、哲学、历史，更别说希腊文，都大幅拓展了我的视野。现在我对所有的知识都充满了热情，不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如果踏上真理的追寻之旅，会使我不再成为高中时认识的那个重生基督徒，那就这样吧。不论这段真理的探索会把我带往何处，我都要持续追寻。我也相信，比起过去福音派背景所提供的那些真理，我此行学到的任何真理（不论如何意外和难以调和），都不会更为薄弱。

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之后，我立刻报名了一年级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解经课程，并在课表上尽可能填满所有类似的课程。我发现这些课程不论对我的学业或是个人，都是一项挑战。我愿意拥抱学业上的挑战，但个人层面的挑战，则是攸关情感而非只是个麻烦而已。如同我先前提到的，我在惠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质疑“圣经是上帝绝对无误的话语”之类的基本信念，而这类信念在普林斯顿期间更深入研究之后，则受到了更严重的冲击。我试图抵抗任何会改变我观点的诱惑，还找到凡个跟我一样来自保守福音派的朋友，企图一起“维持信仰”（回头来看，当时运用这样的词汇实在好笑，毕竟，我们上的可是基督宗教神学里的课程啊）。但这些课程开始吸引我了。

这个转折发生在第二个学期斯托里（Cullen Story）教授的课堂上。他是个虔诚且值得尊敬的教授，开授了我最喜爱的福音书《马可福音》的经文释义。在这堂课中，我们必须完全以希腊文来阅读《马可福音》（我在学期开始前的--周，一口气背完了该书中所有的希腊文生字）;我们得在笔记本中记下一些对关键段落的解释心得；我们讨论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最后还要自己选择一个诠释的核心，写出期末报告。我选择了《马可福音》2章。在这里，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走过麦田时摘取麦子来吃，因而与法利赛人发生冲突。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并提醒他们，当大卫王在他的部属饥饿时，如何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进入圣殿，并且吃了里面只有祭司才能够食用的陈设饼③。这个句子有个著名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看耶稣引用《旧约》（《撒母耳记上》21章1—6节）时，会发现这个事件的场景并不是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是亚比亚他的父亲亚希米勒。换句话说，这个段落指出《圣经》并非完全无误，而是包含某些错误。（其他还有很多段落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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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安息日要放下一切劳务，包括收割作物，因此摘取麦子食用便触犯了犹太人的规矩。而法利赛人则是犹太律法的诠释者和维护者，对于遵守犹太律法尤其严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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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给斯托里教授的报告中，我建立了一套烦琐冗长的理论来说明，即使马可提到这是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也不表示亚比亚他当时就真的是大祭司，而是表明该事件发生时，亚比亚他担当了某个重要角色。我的论证是基于当中希腊文单字的意思，并且有点错综复杂。我认为斯托里教授一定会认同我这个理论，因为我知道他是个优秀的基督徒学者，一定跟我一样，不认为《圣经》中会有真正的错误。不过他却只是在我报告的结尾处下了一行简单的评语，而基于某些原因，这句话影响我极深。他说：“也许这只是马可犯了错而已。”

我开始思考我在这篇报告中花费的苦心，因而了解到我必须做出某些花哨奇特的解释，才能绕过这个问题，而我的解释的确是有点延伸过度了。想到最后，我下了结论：“嗯，也许马可真的犯了错。”

一旦我承认了这样的错误，洪水的闸门就跟着开启。既然在《马可福音》的2章中会有这样一个渺小、不足为奇的错误，那么其他地方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错误。例如在之后的《马可福音》4章，耶稣在说芥菜种子是“比地上的百种都小”，而我知道它明明就不是最小的种子，此时也许我就不必费尽心思证明为什么芥菜种子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又例如马可说，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被钉十字架（《马可福音》14章12、25节），而约翰却说他是在吃之前被钉的（《约翰福音》19章14节），也许这真的是福音书之间的差异。或是说，路加在关于耶稣出生的记载中指出，约瑟和马利亚在抵达伯利恒的一个月之后回到了拿撒勒，并且遵守了洁净礼（《路加福音》2章39节），而马太却指出他们其实是逃往埃及（《马太福音》2章19—22节），也许这真的是福音书之间的差异。又例如，当保罗说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归信基督后，他并没有前往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他之前成为使徒的人（《加拉太书》1章16—17节），但是《使徒行传》却说他归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开大马士革（《使徒行传》9章26节），也许这真的是《圣经》中的差异。

我越是详读现有的《新约》希腊文抄本，就越能通过这样的理解来解决碰到的问题。且不论原始的文本是否为启示，我们实际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原始文本。因此说它们是受启示的并没有多大帮助，除非我能重建原来的文本。此外，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广大的主流基督宗教都没有接触过原始文本，这使得他们所谓的启示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论点。我们不仅没有原始受启示的文本，也没有那些原始文本的第一手抄本。我们甚至没有那些原始文本第一手抄本的抄本，就连原始文本的抄本的抄本的抄本都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是非常后来的抄本。这些大部分都是好几个世纪以后的抄本，而且每本都不一样，差异多达上万处。我们会在本书提到，由于这些抄本彼此不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实际上的差异有几处。也许这么说会比较简单：所有抄本上的差异比《新约》的字数还要多。

在这些经文的差异中，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或是琐碎的。这些异文让我们知道，古代抄写者的拼写能力不会比今天的人好到哪里去（他们甚至没有字典，更不用说去校正拼写了）。即便如此，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差异呢？如果有人坚持《圣经》中的每个字都来自上帝的启示，而我们却没有那些启示的原始文本，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会看到，在某些地方，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我们重建的原文是否正确。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字，那么探究《圣经》上的字代表什么意思就有点困难了。

于是这成为我接受《圣经》启示性的一大问题，因为我了解到，对上帝而言，保留《圣经》上的文字并不比当初启示这些文字还难。如果他要他的子民拥有这些话语，他就应该为他们保留（也许还要用他们能懂的语言，而不是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我认为，既然我们没有最初启示的文字，就表示上帝并没有为我们保留这些话语。既然他没有展现这项神迹，我们也就没什么理由相信，他在更早的时候曾通过神迹启示这些话语。

简单说，我在研读希腊文《新约》并研究这些经文抄本之后，使我从根本上反思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这对我来说是一场震撼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从我高中获得重生经验开始，一直到慕迪时期怀抱的基本教义立场，以及惠顿时期的福音派观点，我的信仰全都建立在“圣经完全来自于启示”的确切观点上，相信它是上帝无误的话语。然而现在，我不再以这个方式来看待《圣经》了。《圣经》对我而言，成了一本人为的书籍。就如同人类在传抄过程中曾经对经文加以复制和更动，人类在写下《圣经》的原始经文时，也一样会有所更动。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的。它是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时间依照不同需求所写下。有些作者坚定地相信，他们是因着上帝的启示，才把所做的事情说出来，但是他们仍然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态度、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期待、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神学，而这些观点、信念、态度、需求、期待、理解与神学，各自都影响他们的书写。每位作者在这些层面上都不尽相同。除此之外，这还意味着，如果马可说的和路加不一样，那就表示他的意见跟路加不同，而约翰也和马太不同，保罗和《使徒行传》不同，雅各也和保罗不同。作者是人，因此读者得按照他（假设他们都是男性）所说的来理解他，而不是假设此作者与彼作者所说的都一样或不会有冲突。总结来说，这本《圣经》就是人的作品。

对我来说这是个全新观点，而且很显然不是当初我所抱持的福音派观点，当然也不是其他大部分福音派人士的观点。对《圣经》观点的改变，会对理解《圣经》造成什么影响，容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我在慕迪圣经学院的时候，校园非常流行哈尔•林赛（Hal Lindsey）的著作《那日子》（The Laie Great Planet Earth）,内容是关于人类的末日蓝图。哈尔•林赛的书不仅在慕迪出名，它还是1970年代英语非小说类的畅销书（除了《圣经》以外，某种程度来说《圣经》也是非小说类）。哈尔•林赛跟我们那些在慕迪的同学一样，相信《圣经》每个字句都是绝对无误的，甚至相信，读了《新约》，不仅可以知道上帝要你怎么生活、怎么信仰，还可以知道上帝未来有什么计划，以及他会如何进行。这个世界正一步步走向灾难性毁灭的末日危机，而《圣经》上无误的字句经过解读之后，就会透露出这一切会怎么发生、如何发生以及在何时发生。

我对“何时”二字印象特别深刻。哈尔•林赛认为，耶稣关于无花果树的比喻向我们指出了这场末日战争何时要来临。耶稣的门徒希望知道何时“终局”会来到，他回答：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马太福音》24章32—34节

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哈尔•林赛认为这是上帝无误的话语，而“无花果树”在《圣经》中又经常拿来象征以色列国，于是便以此来解读这段文字。那么，“当树枝发嫩长叶”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这个国家在休眠一整个冬季之后将会复苏。而什么是以色列复苏的时刻呢？就是1948年以色列再度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之际。耶稣指出，世界的终局会在以色列复苏的那个世代来到。而这个世代有多长呢？四十年。既然这神圣启示是直接出自耶稣的口，这世界的终局大约会在1988年左右来到，也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后四十年。

这讯息对我们当时而言极具启发性，但现在看起来就很古怪了。1988年不但来到，而且也过去了，但末日战争却没有来到。另一方面来说，其他千禧年派的基督徒仍持续相信，《圣经》是部完整的启示，可以按照字面的意义来解读。它预示未来会发生的事件，然后一举终结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还有一部关于末世天启异象的书籍，也是从字面来解读《圣经》：蒂姆•拉艾(TimLaHaye)和杰里•詹金斯(Jerry B. Jenkins)所合著的《末日谜踪》(Letft Behind)系列。这系列的书籍同样见证了那时疯狂的潮流，在我们当时的销售就超过六千万册。

一开始我把《圣经》视为信仰、生活和未来的无误蓝图，到后来则视为包含人为观点、不具一致意见的人为作品，而且没有一个意见能为我的生活方式提供绝对无误的指引。这是个剧烈的转变，这转变是在我自己的思考中产生，并且到现在都还全然信服。当然，许多基督徒本来就不会以字面来解释《圣经》，而且对他们而言，这样的观点很可能是偏颇且粗糙的(甚至古怪，而且与信仰无关)。然而，我们身边仍有许多人持续以这种方式看待《圣经》。我曾无意间看到一个汽车广告贴纸上写着：“上帝如此说，我如此相信，而事就如此成了。”而我的反应只是：万一上帝没说呢？万一你以为带来上帝话语的那本书，其实含有人的话语呢？万一《圣经》根本没有对于现代议题(堕胎、女权、同性恋权、宗教霸权、西方MZ等)给予一个简明的答案呢？万一,我们得自行判断要生活的准则以及相信的内容，而不是把《圣经》当作错误的偶像，或是当作人类与全能者沟通的神谕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圣经》事实上不是关于我们生活的无误指引，更何况，一如我之前指出的，我们（包括学者和一般读者）甚至不知道《圣经》中许多地方的原始文字。

比起青少年时期和二十凡岁时所走过的路，这样的认知让我个人的神学观点产生了剧烈转变，并引领我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仍然喜爱《圣经》，也喜爱它所携带的许多讯息，就像我喜爱其他的基督宗教早期著作（这些作品的年代大致跟《圣经》同期或是稍晩，作者则大部分较不为人所知，例如安提阿的伊格那修④、罗马的革利免⑤、亚历山大的巴拿巴⑥）或是大约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例如约瑟夫⑦、路吉阿诺斯⑧和普鲁塔克⑨）。这些作者都尝试去理解这个世界和他们的处境，其著作也都包含对我们有益的教导。因此，知道这些作者说了哪些话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言论和判断，进而思考并根据这些话语来生活。

这使我回想起那些让我感兴趣的《新约》抄本，以及研究这些抄本的经文鉴别学。我坚信经文鉴别学是个令人信服且扎实的学术领域，不仅对学者而言非常重要，对那些对《圣经》有兴趣的人也是如此（不论是按字面解经的人、曾经按照字面解经的人、“有生之年绝不会按字面解经”的人，还是把《圣经》当成历史文化现象而对它稍感兴趣的人）。然而真正让人傻眼的是，那些读者（即使是对基督宗教、《圣经》或《圣经》研究有兴趣的人）不管他们相不相信《圣经》无误，几乎都对经文鉴别学一无所知。尽管这是个已超过三百年历史的学术领域，目前为止却没有任何一本相关书籍是写给普罗大众看的。这些人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懂希腊文等深入研究时的必备语言。有些人甚至还不明白经文中会有“问题”，但是他们很可能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也会想知道学者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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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Ignatius of Antioch ，公元1-2世纪的安提阿主教，留有七封书信。——编注

⑤ Clement of Rome,公元1—2世纪的罗马主教，著有《革利免壹书》。——编注

⑥ Barnabas of Alexandria,使徒教父，咸认为是《巴拿巴书信》的作者。——编注

⑦ Titus Havius Josephus,公元1世纪时的著名的犹太史学家，著有《犹太古史》、《犹太战史》、《驳阿比安》和他的自传《人生》，常被拿来作为《新约圣经》史实的外证。——编注

⑧ Lucian of Samosata.公元2世纪的叙利亚作家，以希腊文写作，著有《信史》和《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等。——编注

⑨ Plutarch,公元1—2世纪的希腊文作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小品》。—— 编注

⑩ 可参见 David C. Parker, The Living Text of the Gospels (Cambridge ：The Univ. Press,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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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本这样的书。如果有人对经文鉴别学一无所知，但也许会想知道抄写者是如何更改经文而我们又是如何发现的，这就是我们的读者。本书是基于我三十年来对该主题的思考，以及历经如此激烈转变之后，现今我对《圣经》所抱持的观点。这本书写给那些想知道我们现今手上的《新约》是怎么来的人，让他们了解，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最原始的文字是什么，让他们看看这些文字是在什么有趣的情况下无意间被更动了，以及看看我们如何通过某些较严谨的方式来分析、重建原始文字的真正样貌。最后，这本书跟我自身有关。这是一场漫长旅程的终点。也许对其他人而言，这可以是他们旅途的一个过程。

本文摘录自《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 作者：［美］巴特•埃尔曼 译者：黄恩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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