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隐士：矛盾之水-托马斯·莫顿（下）《隐士：透视孤独》

大修道院

基督教隐士：矛盾之水-托马斯·莫顿（下）《隐士：透视孤独》

作者：（美）法朗士（Peter France）  

翻译：梁永安

某一棵树如果能够以其他树不曾有过的方式伸展根须和舒展枝桠的话，

就是它能对上帝所献上的最大荣耀。

有关人不应离群索居的主张，莫顿的意见如下：

恩典的信息是必须加以宣讲的，真理的话语是必须加以传扬的。这都是没有人能够予以否认的。不过，在这个语言像洪流一样对人们日夜疲劳麦炸的时代，我们在语言之上再加上一些语言，能带来什么样的效用，却不能不让人怀疑。要知道，语言如果想能传达出意义，间歌性的沉默是必需的：字与字、句与句之间，都必须存在着停顿，沉默。那些退隐到缄默之中的人，并不一定是否定语言的。相反的，他们之所以选择沉默，也许正是出于对语言的爱与尊敬。因为如果上帝的恩慈不能在沉默中被听见，它也不会在语言中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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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受到降格而孤独受到鄙夷的世界里（在孤独里面，每一个灵魂可以与上帝面对面），隐士是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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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记住，鲁宾逊（指《鲁宾逊漂流记》中的主角鲁宾逊）乃是18和19世纪的中产阶级和商业文明的最大神话之一。它不是一则关于隐士的神话，而是一则个人主义的神话。鲁宾逊是我们这个人人都把自己的家当成森林里的碉堡的时代的象征性人物。我们的时代，每个人都像鲁宾逊一样，是个谨少慎微，懂得依靠最少的凭借而跟别人竞争、甚至跟生命本身竞争的人。鲁宾逊是无忧无虑而快乐的，因为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答案。但一个真正隐士却从来不确定自已有任何的答案。

莫顿的最后结论是，对每个人来说，一生中经历过若干时间的孤独是必要的：

没有经历过若干程度的孤独，人就不会迈向成熟。除非人能够变得虚己和孤单，否则他就不可能在爱中付出自己，因为，没有经历过孤独的人是无法拥有自己的“深我”（deep self）的，而只有拥有这个“深我”的人，才具有爱别人的能力。但严格来说，这个“深我”并不是我们所可以去拥有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件东西，也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努力面去“达到”的境界。他不是我的，也不可能为我所有。它不是一件物件，而是“我”……它不可能来自人的努力，而只能得自上帝。

随着时间的推移，莫顿被允许呆在隐士屋里的时间就愈来愈多。偶尔，他会被允许在隐士屋里呆一整天。到了1963年，他已经可以一星期呆在隐士屋里6天。1964年开始，他在隐士屋里拥有了自已的书架、一张桌子、一些椅子和一张床。他在床上。他还在屋里置了一盏油灯，而这盏油灯虽然会冒烟，但却可以延长他的阅读时间。在那一年，他这样写道：

能够晚上完全独自一个人呆在森林（的小屋）里，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雨水珍爱着夜，以它那美妙的、无法言喻的、纯然无邪的情语。那是这个世界里最让人快慰的谈笑，这些谈笑被淋到了四周的每一个山脊……它一面说，我一面谛听。但我也会慢慢入睡，因为在这个旷野之地，我已再次学会了入睡。

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个人思想感受和他公开宣讲的理念是一致的：

9月22日：……我再一次发现，毫无疑问的，只有在拥有相当丰裕的孤独时，我才会完全正常和像个人。这不是因为我在孤独时会思考得特别多，而是因为它让我可以按照一种不同的和更真实的节奏去生活。我跟着太阳和一天的节奏去生活，跟我四周的一切处于绝对和谐的状态。

如果我否认以下这个显然的真理，那就是一种不忠实：这样一种生活是完完全全正确的。我无法怀疑它就是我值得过的生活。我过去的烦恼，大部分在于对那些怀疑孤独的人所说的话半信半疑。但现在，我已经无法再把他们的话当真的了。

在为自己争取到一定程度的孤独之后，莫顿就积极致力为修道院的弟兄们谋求同样的福祉。1964年10月，第二届美国西多会院长会议在客西马尼修道院举行，会上，莫顿发表了一篇论文，详述了他构思在客西马尼修道院设立一间隐士屋的计划。他的基本主题是“有极大的需要在距修道院一段距离之外盖一间隐士屋，以便僧人们可以在过短暂或永久性的孤独生活的同时，又不致于要跟修道院切断联系。”（莫顿在论文中把这段话一律大写，以强调它的重要性。）

他的主张获得了与会人士的回应。客西马尼修道院院长的态度也开始软化了，进一步应莫顿的要求，允许他每隔一段时间在隐士屋里住宿一夜。这个特许并没有附带条件，也不要求莫顿在每次准备在隐士屋过夜前另行申请。莫顿第一次在隐士屋过夜是在1964年10月12日的晚上。几天后，他在日记里记下以下的感想：

10月20日：……我的心告诉我，有关我是否应该在那里过孤独生活的问题，有一个值得我去拥抱的特别真理。那是一个无法加以逻辑解释的真理。这个真理既不是源于我的本性，也不是源自我个人的经历，它的根源较此要深邃得多，这个根源有可能是贯穿我最近的作品、观念以及体验等等所构成的整个网络的——甚至是贯穿那些在某种方式下关心隐居生活与修道生活的更新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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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昨天，我终于第一次完整地完成了我一天里该完成的所有事情……

每一个教父们有关孤独生活的论点都是正确得无以复加的，特别是他们有关它所能带给人的难以言喻的平静和快乐。人在孤独中所感受到的快乐无比的纯粹，因为它并不是人自己所造就的，而是一种恩赐与礼物。为我所预定的这种快乐，终于抵达了为我预设的目的地：我被带到这里23年，为的就是这目的。

第二年（1965年）是莫顿最多产的其中一年。这一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1月31日：我发现，在我50岁生日的这一天，没有什么要比我发现自己是在一间隐士屋里醒来，更让我心存感激的了。

这一年的头几个月，隐士屋里的设施获得了不少的改善。但生活得愈舒适，莫顿就愈感到不安。因为如果说沙漠圣父要靠住在不毛的沙漠过上严峻的生活才能获得智慧的话，那他凭什么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不怕灵性增长上的羁绊呢？他现在住的房子，已经比当地大部分的农宅都要坚固和宽散，如果再让屋里的设施进一步现代化的话，会不会有让这间隐士屋变成一间度假小别墅之虞呢？

2月16日：终于有电灯了。一整天，工人们都忙着钻孔和用小量的炸药把山石炸开。这些工人都是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年轻人，他们善良、热心而卖力。我很感激他们和美国的科技，他们为我的房子引进了光，一如他们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农家所做的那样。但这并不代表我苟同科技那些逾度而无用的发展。

有人送了他一台“大而有光泽”的电冰箱，而他在2月24日的日记里说：“从很多方面来说，我都宁愿没有它，但在夏天，它却是少不了的……也许我应该有罪恶感才对，这东西太炫了。不过本地人都有冰箱，除此以外还有电视。”

冰箱的出现，催促莫顿去反省古代隐士的禁欲苦行行为：

现在，公开质疑这一类行为的本质价值的时候已经到了。履行这些苦行的隐士，他们的诚意是无可置疑的，而这种行为，对他们的生命来说也意义重大。不过，自深层心理学出现以后，苦行禁欲就再也无法不受到置疑了。它们是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意识的产物。它们预设了对潜意识的茫无所知。但如果想达到真正的净化与悔罪，潜意识层面的转化是不可少的。苦行是有可能会妨碍这种深层转变的发生的。尽管苦行不必然不可能带来深层的转化，但它却是有可能会成为深层转化的取代物的。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吗？（2月24日的日记。冰箱在这一天送达。）

到底一个拥有冰箱的隐士还算不算是个隐士，这乍看之下似乎是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但它却引出了莫顿对孤独生活一个极重要的洞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孤独的准绳，是他的内在体验，而非外在环境。一个人尽可以住在沙漠的山洞里，但仍然没有拥有真正的孤独，另一方面，一个有很多人际接触的人，只要他是心静如水，就仍然可以称为一个孤独的人。莫顿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用太多隐士的“道具”来装点自己，反而是危险的：

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基督教的隐士都应竭力回避那些有戏剧化味道的隐士布景：兜帽，破敝衣服，小鸟和松鼠的跟班（虽然它们的出现是难免的），面包与水的膳食，石头枕头，绳结念珠和树枝床铺。这些都是表现心理的反映，而且，就连“隐士”这个身份本身，也是有危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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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想要完全忠于自己，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孤独很能道出这个事实。树林很可能发酵出一种我们意料之外的新疯狂。尽管如此，孤独看来却不像是一个可以让人变得彻头彻尾疯狂的场景。想要变成真正的疯子，你必须还有他人在左右。因为当你只有一个人的话，你马上就会厌倦你的疯狂。它太累人了。

在隐士屋里，莫顿继续对孤独所可能带给人的危害和裨益，反思不辍：

2月26日：我愈来愈察觉到，孤独不是你可以轻浮以待的事情。那是最最严肃的一件事。虽然我一直渴望孤独，但我对它的态度，却还说不上够严肃。孤独的生活并不是你说“我喜欢孤独”就够资格过的，甚至连爱孤独也是不够的，如果你单单只是为了自己而选择孤独的生活，我相信，孤独就会让你沉沦……

孤独是最严峻的母亲，绝不容忍她的小孩打马虎眼。但这样，一个间题就浮现了：我这个人，是不是个马虎得会让她扫地出门的孩子呢？我会祷gao祈求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但这恐怕得费上我相当多的祷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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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孤独生活只有在完全以上帝的爱作为轴心时，才是可理喻的。没有这个轴心，其他一切理由都是没有分量的。爱他、在完全的顺服中领受他的旨意。没有这个，孤独将是令人恶心的和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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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孤独生活的最大喜乐，并不仅仅来自于可以亲近大自然的美和宁静，甚至也不只是来自于可以听见鸟儿的歌唱声或找到内心的平安。它最大的喜乐，毋宁是来自你的心灵被调至最合宜的频率，可以谛听得到上帝的声音——你会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的、明确无比的声音，呼唤你去服从他、聆听他、敬拜他，在此时此地，在今天，在静默与孤独中。届时你将会意识到，那是一个人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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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遗憾的是，即使在孤独中，虽然我努力要做到（或声称努力要做到）不去在意自己是否得到社会的接纳和称许，或去在意社会里是否有我的位置，但我仍然会如此。然而很显然的是，并没有绝对的孤独这回事。就连我的孤独都是我在社会里的位置。

8月9日，莫顿写信给他的好朋友兼作品经纪人内奥米·伯颜（Naomi Burton）说：

这个月底，我即将卸下我在修道院的职务，永久居住于隐士屋里。我当然为此感到高兴，不过，我也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愈接近孤独，就愈发看清楚，孤独的生活是绝不容许人打马虎眼的，而当我发现自己是个有多马虎的人时，就开始担心，自已会不会在弧独的生活中沉沦。然而，我却衷心相信，这是上帝要求我冒的险，而我也勇于接受……我对于孤独的寻求，已几近于谦卑。能够用一种谦卑和信仰的态度寻求孤独，而不是以大声嚷嚷和争取权利的态度去加以要求，不是很让人惊讶的吗？

内奥米在三天后回信。作为莫顿的至交，她对他性向中的矛盾有着很深的体认：“在某个意义下，对你来说最坏的坏事，也许就是你会发现到，它（指孤独的生活）并不适合你。要接受这个事实极为艰巨，那需要相当的勇气。”

虽然莫顿常常怀疑孤独是否真的适合自己，但却从来不肯完全相信孤独是不适合自己的。

8月10日：现在我终于可以真正地面对孤独了，我发现它是那么地让人敬畏，我并没有这个力量去承载它……

在我看来，孤独似乎可以撕去一个人的所有假面具和伪装。它绝不容忍谎言。除了直接的肯定和静默以外，一切都会受到森林的寂静的审判和嘲笑。

8月17日，修道院批准了他全时间隐居在隐士屋的申请。至此，这个被一名著名精神科医师诊断为渴望成为大人物的人，花了几乎近24年时间，终于争取到了独居的权利。

从8月20日开始，他开始全时间呆在隐士屋里。

8月25日（圣路易节）：过去五天以来，我在真正的孤独中得到了一个启示，而不管我以前对孤独有着什么样的困惑，它们都已得到了解答。这五天以来，我反复体验到，孤独的生活一直是我渴望过的生活，而且也是此后我会戮力以寻的生活。那是一种平安、宁静、充满目的性和意义的生活。

这也是他丰富多产的一年。除了《庄子的道》（The Way of Chuang Txu）和《甘地论非暴力反抗》（Gandhi on Non-Violence）二书以外，他还完成了三本论文集。在1965年5月号的《假日杂志》（Holiday Magazine）上，莫顿又发表了“雨与犀牛”（Rain and the Rhinoceros）一文，借尤涅斯科（Eugene Ionesco）（法国当代剧作家，其戏剧以夸张地揭示人生的荒谬处境著称。）《犀牛》（Rhinoceros）一剧里的犀牛意象，把隐土的生活跟存在主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在《犀牛》一剧中，所有的角色都因为屈从社会的压力，而自甘把自己当成犀牛，唯有男主角一个人为了保有人的尊严而选择过离群索居的生活。莫顿认为，这出戏剧的思想跟禅宗和基督教中的隐居主义极为相契，说它看出了现代人是“一群匆匆忙忙的人，一群没有时间的人”，他们全都感染了“犀牛病毒”——一种专挑那些对孤独失去品味能力的人下手的病毒。

独居森林期间，莫顿得以自由自在地领受雨水捎来的信息：

这里的雨，跟城市里的雨是不一样的。它以庞大而混杂的声音，响御整个森林。它以坚持而有节制的韵律，敲打在小屋的平坦屋顶与门廊上。我仔细聆听雨声，因为它会一再提醒我，整个世界都是根据一种我迄今还没有学会的韵律在运作的，而那是一种有别于引擎的韵律。

不过，即便是一个人独处在隐士屋里，四周只听得见芦苇在风中的低吟，外面世界的声音仍然会冲击莫顿的耳鼓：“在诺克斯堡那边，犀牛们正乐着呢。”

他对庄子诗歌的翻译出版于1965年，而在那一天的夏天，莫顿为这个让他心仪不已的道教哲学家写了两篇介绍性的文章。庄子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是老子的追随者。莫顿想借庄子指出，人对孤独的渴望，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不管在哪个文化里，都有一些看出孤独的价值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人。

不过，在莫顿为孤独大肆鼓吹的1960年代，也是一个人们把放浪行骸、离经叛道作为实现自我的方法蔚为时髦的年代。对此，莫顿提出警告说，人的自由，并不是单单通过抛开一切约束和社会责任、生活在离群与自恋之中可以获得的，因为这样做，“只会让真我与他发挥自由的能力受到完全的破坏。”

稍后，他又指出：“一个人忘记自己，是没有什么大害的，因为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不太可能会变成别人。不过，如果一个人太刻意地去‘成为自己’的话，就会有把一个影子人格化之虞”。

在1965年底致拉克斯的一封信里，他说：“没有错，我是睡在森林里、吃在森林里，只有偶尔为了斥责军方一番才会下到修道院去……在我森林的房子里，我反抗战争，反抗一切。这也是为什么隐士的生活会被称为‘一种反抗’（piece de resistance）的原因。”

到了1966年初，他在隐士屋里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他在写给一位苏非派学者阿布杜（Aziz Ch.Abdul）的信中详述了自己生活起居的时间表：

我会在晚上7：30就寝，凌晨2：30起床。起床后，我会念诵一些正典的祷文，如“诗篇”或选自《圣经》的章节。然后，我会用1小时或1.25小时沉思。之后是阅读《圣经》，再来会泡茶或咖啡……

有时还会吃一点水果或蜂蜜。吃过早餐，我就会阅读和做研究，直至日出。每年这个时问，日出都相当晚，但夏天时天亮要来得比较早。不过平均而言，我阅读和做研究的时间是两小时。

日出后，我会再念一次祷文，之后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包括打扫、清洗、砍柴和其他必要的工作。这些工作会在大约9点结束，继而我会再念一次祷文。如果有时间剩下来，我就会写一些信，但这个时间通常很短（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的时间要多些）。之后，我就会到修道院去做弥撒，因为我还未被准许在隐士屋里做弥撒。弥撒过后，我会在修道院里吃一顿热食。之后我就会马上回隐士屋去。一般，我都不会再去见任何人或与任何人谈话，除非是凑巧碰上的，但我们通常都不会交谈，因为修道院严格要求僧侣们保持静默。我会与之说话的人只有院长（我一星期见他一次），要不就是有工作上的事情非谈不可的人。

回到隐士屋以后，我会读一些轻松一点的书。接下来是一小时或一小时以上的沉思。在节庆日，我会花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在这种下午的沉思上。然后，我会进行写作。通常，每日我可以用来写作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而顶多是两小时。随后，在下午（大约是4点），我会再念一遍祷文，继而动手做一份轻简的晚餐。我是个尽可能不举炊的人，所以通常都只是喝杯茶或喝碗汤，和吃一份某种三明治。这样，我需要洗的食具炊具也可以减到最少。晚餐后我会再沉思一个小时或以上，然后就会就寝。

不过，莫顿并没有能常常固守这个作息时间表。他的身体状况很差，经常要离开隐士屋去接受治疗。再者他还有很多的信要回。随着他的名气愈来愈响亮，他收到的信就愈来愈多。从佛教、印度教到伊斯兰教，都有莫顿的仰慕者，他们把他视为是自己传统的一员。另外，莫颧还得面对很多不请自来的访客。虽然修道院的僧侣为了保护他的宁静而把很多访客挡驾在修道院的大门外，但莫顿却告诉了他的朋友一条可以通到他的隐士屋的后路，而他的朋友，又少不免会把这条路告诉他们的朋友。因此，他的安静，每天的每一个钟点都有被打断的可能。不过他也坦承，这样的情形，并不是一定都会让他感到不快的。他也不是一个绝对严守修道院规定的人，例如，他有时会超出修道院的饮食规定之外，给自己来上一杯葡萄酒或一顿红茶土司点心。他还有一部电唱机。

他不只是个喜欢与人接触的人，而且不希望自己因为埋首于灵性的沉思，而变得跟外面世界的人所关心的那些议题失去接触。在写给一位天主教神学家的信中，他这样说：

我的隐士生活，是相当俗家人的生活。除了在修道院里面的时侯以外，我从不产守僧人的习惯。我尽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像这一带四周的人一样。另外，我也尽力跟我那些最活跃的朋友保持紧密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真正的“修道团”何在。我衷心相信这里是最适合我呆的地方（我是指树林而非客西马尼修道院），因为它是一个正确的战场……我并没有向其他人背过身去的意思，而是尽可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向别人敞开大门，并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把门敞开得愈来愈大。好些人都希望我能够离开目前的隐居状态，出去加入他们的这个或那个团体。但我并不认为，我能在这样做的同时而不让自己陷于荒谬的角色中：要嘛装聋作哑，要嘛就是为一些胡说八道或我根本不相信的主张辩护……我无法说出自己会在哪里或何时会找到最终的归宿，因为就我目前所能见，我只是个流浪汉，舍此无他。但这样的流浪，我却认为是自己应该经受的。因为我想这样的处所最终将可把我化约为无，化约为一个完全依赖于上帝而不可的人。而如果我到外头去的话，我会更依赖于的将是一张嘴。

隐居在隐士屋里的莫顿并不打算对当代的问题袖手旁观。他希望自己能够对它们作出更深刻的思考，并作出有分量的发言。他写道：“因此，一个隐居的沉思者，其关心的课题跟其他人并没有两样，只不过，他会致力于发现的，却是这些问题灵性上和形而上的根源——而且不是通过分析，而是通过化简。”据莫顿的观察，过去时代的隐士，也流露出相似的关心：

古往今来所有伟大宗教传统里的男女隐士，他们通过沉默、刻苦、打坐和崇拜的生活，让自已的灵性意识得到深化与广化。但与此同时，他们对那些对他们人类同胞的一般生活具有深刻意涵的经验领域，也获得了更深邃的洞察。不管是从心理学、伦理学、艺术、宗教，乃至仅仅是人最深度的能力的发展来说，沉思的体验都是和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最基本的课题息息相关的。

不过莫顿意识到，隐士今天在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已经跟沙漠圣父的时代大不相同：

如果说4世纪的僧侣是决心以他们超乎常人的毅力去证明孤独的美德的话，那么，今日的隐士所应该做的事情却恰恰相反……今日的隐士所应该致力的，是去了解和体会一种造作最少的寻常生活的价值。如果一种生活是和其他人的生活截然有别的话，那它从一开始就是造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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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比之前的任何时代都更有需要认识到，孤独这份礼物，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获得怪异的沉思能力而赐予的，它所期许我们的，毋宁是重新挖出那个深层的自我和恢复生命的真实性（au thenticity）。这种真实性，一直被人际生活的虚假性所扭曲。

这时的莫顿，立场已跟《七重山》里产生若干距离。他发现到，隐士并不是非当一个嘲笑世界的苦行者不可的。真正的隐士所追寻的，毋宁是自己的真我，也就是上帝认识中的我，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以便我们去成为的那个我。孤独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让人从社会扭曲性的影响力之中抽离，让人重新发现自己的真实天性。

沉思不是也不可能是“外在自我”（external self）的一种机能。在那个深邃、超越的自我与那个浮面、外在的自我之间，存在着无可调解的对立性。后者只会在沉思中被唤延，而前者，我们则一般都用第一人称单数（即“我”）来表示。我们必须谨记，这个第一人称单数的我，绝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它是我们“个体性”（individ uality）之所系和我们的“经验自我”（empirical self），但却绝不是我们在上帝眼中的“我”。第一人称单数的我只懂得在世界里忙碌、一切以自己为出发点，它绝不是那个可以借着基督而跟上帝相连结的“真我”。它充其量只是“真我”的面具、伪装。大部分人至死都觉悟不到自已还有一个“真我”。

关于孤独的生活，莫顿有如下的见解：

有些人之所以选择当隐士，是因为他们以为逃离其他人是唯一可以臻于圣洁的方法。不过，只有以以下一个信念为依归的孤独生活，才是具有正当性的：孤独的生活不只可以让你学会爱上帝，也会让你学会爱别人。如果你逃到沙漠去，只是为躲开你不喜欢的人，那你将不会找到平安或孤独；你只是在用一族魔鬼来孤立自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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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不愿意为之祝福，并告诚门徒不可沉源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那是一个人们只为自己而活的世界，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彼此排挤，永无止境，直至于地狱。那是一个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财富而争战不休的地方。

不过，如果你回避“世界”的方法仅止于离开城市而躲在孤独中，那你只会把城市带进你的弧独里……因为我们与世界的争战，不多不少就是与只顾自己的私心（self-concern）的争战。而任何把自已跟他的自私捆绑在一起的人，要么会让他的罪性像魔鬼一样附上他的身，要么会让他的罪性逼得发疯。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只是因为喜欢孤独而追求孤独的话，会是危险的。

根据一个传记作者所述，莫顿曾经用以下的话来涵盖他一生思考的精要：“真正的欢乐，只能来自逃离我执（selfhood）的牢笼……和通过爱而与‘生命’（Life）连结在一起；这个‘生命’，是寓居和歌唱于每一种造物之中和我们心灵的最核心的。”而莫顿最有洞察力的其中一个见解就是：所有生命体，倘能活得愈简单愈自然，就愈肖似上帝。

一棵树能够献上的最大荣耀，就是活得像一棵树……一棵树愈肖似它自己、也就愈肖似上帝……没有两种被造物是完全相似的。个体性并不是残缺的表现。正好相反，每一个受造物除了应该与它的类属相符外，也应该和它的个体性同一。某一棵树如果能够以其他树不曾有过的方式伸展根须和舒展枝桠的话，就是它能对上帝所献上的最大荣耀。

对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艰巨的，因为人面临两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成为自己或不成为自己。但问题在于：由于上帝是唯一掌握我的认同性（identity）的奥秘的，所以，唯有他可以让我成为我之所是，或者说，唯有他可以让我在要成为我之所是的时候终成为己之所是。”

堕落的世界和人的处境让我们难以认识自己是谁：

所有的罪都是衍生自一个假设：生命中最基本的真实是我的“假我”（也就是依着我的欲望而存在的那个我），而宇宙中的一切，都应该环绕着它旋转。就因为这祥，我用尽一生的气力去累积欢乐、权力、荣誉、知识和爱，以此来为这个假我装点，把一个子虚乌有建构为客观的实在。

诚如莫顿一个至交巴姆贝格尔（John Eudes Bamberger）所指出的，莫顿的一生，从来没有哪个阶段是个真正的隐士。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其中包括越南的佛教僧人、印度的教士、日本的禅师、苏非派的神秘主义者、耶路撒冷大学的宗教系教授、法国的哲学家、阿拉伯国家的学者、墨西哥的社会学家，以及欧洲和南北美洲的艺术家与诗人。他们会定期写信给他，而且不辞千里，出现在他的门前。尽管中世纪的隐士也会接待访客，但莫顿与他们不同的是，他“需要”这些访客。莫顿一方面强烈渴望孤独，另一方面又极喜欢与人接触——不一定是要交谈或做些什么，只要是有人出现在他面前，就已经足以让他感到高兴。

莫顿的这种矛盾，随着他的猝逝而烟消云散。1969年12月，他在曼谷一家旅馆里因电风扇漏电而被电死。他的另一个挚友哈特（Patrick Hart）这样说：“对孤独的渴望，就像一个乐旨一样，贯穿他的一生。没有人敢断言，他喜欢人和喜欢孤独的这两个倾向，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何者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我想，即使他没有死在曼谷，他身上这两种倾向的角力，也一定会延续到最后。”

莫顿一生著述极为庞大。他改变了天主教对其他信仰的看法，也把天主教传统中很多宝贵的资产带给更广大的听众。他对孤独的漫长寻求，最后甚至带来了他所属的修道会的改变。一位本笃会的作家勒克莱尔（Jean Leclercq）就指出：

通过忍耐与顺服，但又忠于他认为是来自上帝的召唤，他终于赢得让他成为隐士的首肯。而我们也可以轻易看出，成为隐士之后的他，不但更加僧人化，也更加的人化……在他故世以前，他得以目睹客西马尼修道院的院长也成为了一名隐士，而新选出来的院长，也像莫顿一样，住在一间离修道院不远的隐士屋里。现在，从北太平洋以至南太平洋，从俄勒冈以至智利的圣地亚哥，乃至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遇得到过着隐士生活的特拉普苦修会的僧人。

莫顿的矛盾性向固然为他的生活带来了紧张，但也丰富了他的创造性。虽然直到一生的最后，他都在努力保持他对孤独的需要和对朋友的需要这两者间的平衡，但他却始终有一种退隐得更深的渴望。1968年7月19日，他在日记上写道：

我比渴望任何东西都更渴望找到一个真正安静、与世隔绝的地方。

——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渴望能够消失）。

——一个让我可以潜心于做我真正想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的地方。

——而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会从那里出来，帮助别人。

最后一句话让莫顿跟古代的伟大隐士在精神上联结了起来。隐而复现的隐士历来是屡见不鲜的。像圣安东尼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沙漠一个废弃的弱堡中隐居20年以后，就重回世界，去帮助那些需要他的人。又像帕拉马斯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Palamas）），他人生的大部分虽然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但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却重回城市，出任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大主教，为对抗社会的不义而战斗。不管是哪一个文化的隐士，都有隐而复现的例子，他们隐居的目的在于累积智慧，而复现的目的则在于让智慧传递下去。因此，莫顿对人类同伴的需要，不只没有把他跟伟大的隐士传统切断关联，反让他跟这个传统联系得更为紧密。莫顿带给世界的洞见是丰沛淋漓的，它们很多都与孤独的性质、它的危险和裨益有关。但除此以外，莫顿也不时对其周遭的自然世界有极为深邃的透视，而这种透视，是只会发生在一个孤独的观察者身上的。例如，在1965年10月6日，他看到三头鹿——一头公的、两头母的一在田野上奔跑而过之后，在日记里写下如下的感想：

这个场面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撼——当你直接看到它们在奔跑时，看到的是和太初的洞穴画家看到的一模一样的东西。那是一种你不可能在照片里看得见的东西。它是最让人心生敬畏的。“精神”就体现在鹿只的奔跑中。“鹿性”（deerness）是一切的总和，神圣而让人惊异。

这是一种沉思性的直观，却也是最日常、最一般的观看——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理应可以看到的。那些鹿只向我揭示了一些本质性的东西，那不只是有关它们的，也是有关我自己的。它超出于我日常存在（everyday being）和个体存在（individual existence）的琐碎性之上。那是一种极为深邃的东西。那张长在鹿身上的脸，和我的是同一张。

本文摘录自《隐士：透视孤独》 作者：（美）法朗士（Peter France）  翻译：梁永安 

关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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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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