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隐士：矛盾之水-托马斯·莫顿（上）《隐士：透视孤独》

除非人能够变得虚己和孤单，

否则他就不可能在爱中付出自己，

因为，

没有经历过孤独的人是

无法拥有自己的“深我”（deepself）的，

而只有拥有这个“深我”的人，

才具有爱别人的能力。

托马斯·莫顿（Thomas Merton）个性上的矛盾和他成年后大半生所面对的处境，都逼得他非去寻找证据，向自己和别人证明孤独生活的正当性不可。莫顿喜欢交往，但却需要孤独。有27年之久，他都是一个极其遗世的天主教修道会的一员，但另一方面，他又被《时代》（Time）杂志形容为“自柱头修士圣西蒙以来吸引最多公众目光的隐士”。

自他在特拉普苦修会立下谨守缄默的誓言以后，莫顿发表了超过300篇文章和37本书，其中包括一本极为畅销的自传。这本自传，在美国的书名是《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在英国则以《蒙恩选的沉默》（Elected Silence）一名发表。莫顿是他时代的隐士名人；他虽然寻求孤独，却不特别热衷于隐姓埋名。有关他追寻孤独的故事，可以为隐士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情绪上的、起居上的、心理上的和灵性上的——都有所阐发，那是因为，莫顿是一个一旦投入什么事情，就会以非比寻常的热情和知性力悉力赴之的人。莫顿对孤独的向往一直受到其教会上级的反对，为此，他竭力收集了从老子以至富科尔一系列极为丰富详尽的历史证据，尝试说服他们。在挺身为孤独辩护的人当中，从未有过像他一样雄辩、证据周详和有说服力的人。

莫顿的独立个性大可溯源至他的童年生活经验。他并不是个有太强国家和家庭观念的人。1915年1月31日，莫顿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Eastern Pyrenees）。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个法国人，但他却喜欢自称为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他父亲是新西兰人，母亲是美国人，两个都是艺术家，国家观念淡泊。莫顿一岁时举家迁往美国，但自从母亲在他6岁时故世后，他就过着游牧式的生活：不是随父亲在百慕达、麻省和法国之间来来去去，就是跟外公外婆住在纽约。

l3岁那一年，他前往英国，就读于伊灵（Ealing）的一家预科学校，一年后又转往奥克汉姆（Oakham）公学就读。在奥克汉姆公学里，他在英语课上表现出色（得过奖），也是个拳击方面的好手。这时期，他学会了抽烟（稍后改为抽烟斗）。每天学校的早祷时间，他的嘴巴总是闭得紧紧的。后来，他获得了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的奖学金，并于1933年的10月抵达剑桥。

但莫顿在剑桥的生活却可说是一团糟。他常常穿着燕尾服跟着一群哥儿们廝混，酒喝得很凶，并为带女孩子到他房间去的事情跟女舍监闹口角。

他甚至还有了一个私生子，功课却乏善可陈，因此，当他1935年到纽约探望他的监护人时，对方劝他干脆留在美国。

于是，他就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并成为大学部文学名流中的一员。他出入都是一身三件式的西装，身上挂着个金链表，头藏一顶软毡帽。稍后，他成为了哥大的学生杂志《弄臣》（Jester）的艺术主编，并与该报的主编拉克斯结为知交（两人的友谊延续了一辈子）。后来，莫顿又负责了1937年《哥伦比亚年鉴》（Columbia Yearbook）的主编工作。在像哥大这样一个鼓励自发性和对机智风趣赞赏有加的地方，莫顿可谓如鱼得水。有鉴于他日后的名声、奥古斯丁式的忏悔精神和圣徒般的求索，我们实在很难把1938年的莫顿——一个已经处于宗教归信边缘而不自知的人——的完整面貌给重新拼凑出来。我们唯一看到的，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年轻人，他记忆力强盛，对生命感到趣味盎然，对世界的见识视野比大部分同辈都要开阔，但却没有任何特殊的成就、人生目标或奉献热忱。如果说此时的莫顿身上有什么蛛丝马迹是可以让人得以预见他日后的不平凡的话，那顶多就是常见于大学社团锋头人物的那种自命不凡。

对于莫顿为什么会突然归信天主教，历来有很多不同的猜测。最简单的解释（来自天主教徒方面的解释）是：莫顿是因为受到上帝恩宠的触动。不过，这个解释其实算不上是个解释，因为上帝的恩宠，通常都是发生在用不着恩宠来解释的那些场合的。至于世俗式或即心理学式的解释，则把莫顿开始接纳神秘体验的有效性这一点，作为理解他转变的线索。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可以借着他的知性来赢得人生的成功、社会地位和朋友的敬重时，他就会拿知性来作为判断一切经验的准绳。莫顿起初也是如此，但后来却出现了态度上的改变。

在这一点上，赫胥黎（Aldous Huxley）可能是一个催化剂。莫顿一向对赫胥黎的作品仰慕有加。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小说家、知识分子和“无神论”（Agnostic）一词创词人的孙子，赫胥黎后来会突然起而鼓吹一种折衷的神秘主义，自不免会让人感到惊讶。不过，莫顿却断定，赫胥黎的转变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认为，以赫胥黎“这样锐利而聪颖的人”，是断不会弄虚作假的。莫顿思想上的改变，也可以从他改变论文题目一事上显示出来。本来，他硕士论文计划要研究的对象，是18世纪的作家格雷夫斯（Richard Graves），但后来他却改变心意，决定要研究布雷克（Wlliam Blake）。格雷夫斯是个喜欢挖苦宗教狂热者的作家，反观布雷克，却是最有宗教热忧的诗人。显然，这时的莫顿，已觉得对那些超出理性分析以外的人类经验，有严肃以待的必要。

莫顿的归信决定来得很突然，那是发生在1938年10月下旬一个傍晚。当时他正坐在家里，读一本有关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后成为传教士。）的传记。当他读到霍普金斯考虑要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并写信给纽曼寻求忠告时，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骚动：

突如其来的，我的内在开始产生一阵骚动。有什么东西在推我，在催促我。这种力量，就像声音一样对我说话。

“你还在等什么呢？”它说，“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为什么你还要犹豫？你明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却为什么不去做呢？”

我满怀忐忑地坐在椅子里。我点了一根烟，望向下着雨的窗外，试图让内心的声音安静下来。“不要依冲动行事，”我心里想，“这简直是疯狂。这是不理性的。继续看你的书吧。”

（霍普金斯写信给住在伯明翰的纽曼，向他谈自己的犹豫不决。）

“你还在等什么呢？”我内里的声音再度响起，“你为什么还要坐着呢？继续犹豫是没有用的。你何不站起来行动呢？”

我站了起来，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真荒谬，”我心想，“再说，今天的这个时间，福特神父根本不会在教堂里，我去也是白去。”

（纽曼回信叫霍普金斯到伯明翰去找他。）

突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书本放下，穿上雨衣，走下楼梯，穿过马路，沿着灰色的木篱笆，在毛毛细雨中往百老汇的方向走去。

然后，我内里的一切忽然唱起歌来：以平安在唱，以力量在唱，以坚信在唱。

这一类内在的呼唤，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一般都是不起作用的，但它却对莫顿起了作用，至于为什么，他并没有加以说明。

成为天主教徒以后，莫顿又起了当修士的念头——事实上，早在他受洗以前，他就有过类似的念头。不过，有一段时间，他又重新恢复以前的生活方式，只有在星期天望弥撒的时候，算是一个天主教徒。然而，他对于其他更倾心地投入信仰中的男女，却感到莫大的好奇，而想当一个僧人的念头继续催促着他。他开始着手研究各个修道会。经过研究，他认定本笃会和耶稣会都不适合他，因为本笃会有可能会让他变成一个学究，而耶稣会则纪律太严了。他有点被多明我会（Dominicans）的学术性所吸引，但当他从一本法国书里读到多明我会的僧侣要同宿在一个宿舍里时，又变得兴趣索然。至于组织松散而谨守贫穷的方济各会，一度让莫顿认为是个理想的选择。他到纽约一家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呆了一阵子，并成为了方济各第三修道会的成员，在自己的衣服下面穿戴着两块褐色的布块。但他最后认定，方济各会并不适合自己，于是转而往别处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最后被他选中的是特拉普苦修会。据莫顿在《七重山》里自述，他最先有关特拉普苦修会的认识，是来自《天主教百科全书》：

当我读到这些（介绍特拉普苦修会的）文字时，我的心像是被一把刀子给刺了进去。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会有这样美妙的快乐存在！在这个可悲、扰攘、残暴的浊世里，竟然还有人可以得尝宁静与孤独的快乐滋味，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住在远离人烟的深山野岭，住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让世间的一切消息、欲望、贪欲和冲突，全到不了他们身边。

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已从属世的暴君的枷锁之中被释放，而由于不为世界的烟雾与毒刺所蔽，又让他们得以拥有最清澈的观照。他们的观照高及天宇，可以洞照到天宇无限而有疗效的光的深处。

他们贫穷而一无所有，正因此，他们是自由的和一无所缺的，大凡被他们碰触过的东西，都会闪耀出神圣的火花。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工作，默默地犁田、翻土、播种，并以小小的收成，喂养自己和穷人。他们自己盖房子，自己制造家具及粗衣布服。围绕他们四周的一切，都是最简单、最原始和最贫穷的，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后和最不起眼的，因为他们在世界的门墙外所致力追寻的，是心中的光明。

莫顿所读到的文字，载于1912年版的《天主教百科全书》，它对特拉普苦修会的生活方式有很详尽的记载，从僧人的膳食内容到他们穿什么样的内衣裤，巨细靡遗。不过，这些文字的语调却是平静的，远不如莫顿所写的读后感那么热情洋溢。我们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那是莫顿大部分作品的特色。每当莫顿突然被一个观念的精华给吸引住，他就会写出一篇颂歌似的文章，对之大肆礼赞一番。很多作家在提倡某一种观念时，文字里表现的热情往往要比本人的实际感受要强烈，但莫顿却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文字比大多数作家都要来得热情洋溢，而这是因为他的感受常常要比别人来得炽烈。他一方面具有掌握一个观念的精华的知性眼力，另一方面又有全面拥抱这个观念的巨大热情。莫顿以一句领词结束他的文章：“对这些高尚的僧人，再多的赞颂都不会为过，他们以身体力行证明了，在混沌浊世里，人仍然有可能去追求更高的理想，而不是非受到倏忽浮生的自然本能的束缚不可的。”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他在1941年的圣周（Holy Week，指复活节的前一周。）前往肯塔基州特拉普苦修会所属的客西马尼修道院（Gethsemani）进行静修，而这一次静修的经验，让他对特拉普修道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他又受到了行善助人的理念的吸引——诚如圣雅各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莫顿听了一位名叫凯萨琳·德许克（Catherine de Hueck）的女士的演讲。她是位于哈莱姆（Harlem）的“友谊之家”（Friend ship House）——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20世纪初兴起的天主教的俗信徒组织。）属下的慈善机构——的负责人。演讲中，德许克女士措词强烈地谴责那些只管埋首研究死的课题而对四周的受苦难视若无睹的人。当有人问到她对过一种祷告不辍的生活的看法时，她回答说：“那是鬼扯！”莫顿大为动容，决定要到“友谊之家”去当义工。1941年8月，他搬进了“友谊之家”，做了好几星期赠发旧衣物、拖地板和探视病人的工作。他在日记里也记下了他认为天主教有必要多注意社会不公义的感想。然而，慢慢地，他开始感受到他对写作的需要、对帮助不幸的人的渴望和对孤独生活的向往这几股矛盾力量的拉扯。

1941年底，莫顿计划再到客西马尼修道院进行一次静修，以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一封他在12月1日收到的来信，却让他下定了当修士的决心。信是美国征兵局寄来的。之前，莫顿曾经申请入伍服役，却因为健康不佳的理由而被拒绝，但现在征兵局却写信告诉他，入伍的门槛已经降低，而如果他有兴趣再次申请，将大有希望被接受。现在，一个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成为一个军人或成为一个僧人。他把他大部分的衣服送给了“友谊之家”，又把大部分的藏书分送别人，然后带着一个小行李箱前往客西马尼修道院，提出当见习修士的申请。

1941年12月13日，莫顿被客西马尼修道院的唱诗班接纳为见习修士，并在1942年的2月21日，成为正式的修士。在这个阶段，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跟一群僧人一起过修道的生活。他写道：“到这个时候，上帝已经给了我足够的智慧让我了解到，是不是自愿在一个团体中跟其他人一起进行修道——不管那是在耶稣会、方济各会、西多会还是加尔都西会（Carthu sian）——此乃是对一个人的宗教生命最先和最基本的考验。这是宗教召唤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心甘情愿的接受，把他推向了极其严厉的考验。

客西马尼修道院就像大部分天主教会的修道院一样，都是按照圣本笃在公元6世纪所订立的规章行事。这个规章，在11世纪的时候曾受到西多会的严格解释，而到了17世纪时，又受到法国特拉普修道院院长朗塞（Abb Armand-Jean de Rance）更加严格的解释。客西马尼修道院遵守的基本是法国的传统。院里的僧人是不吃鱼、肉或蛋的：他们在大斋节和降临节（Ad vent）都严守禁食。他们穿着长袍、肩衣和蒙头斗篷（冬天用厚毛料制成，夏天用耐久的粗斜棉布制成）。由于起过许身（stability）的誓约，所以，他们的一生，都是生活在修道院的门墙之内（死后也是葬在修道院的墓园里）。自莫顿进入客西马尼修道院的大门那一刻起，他就不再认为自己会有重返外面世界的一天。

客西马尼修道院每日的功课日程如下：

清晨2：00 起床，唱诗，背诵《申正经》和《赞美经》

2：30 沉思

3：00 《夜课经》

4：00望弥撒或圣餐礼

5：30 《晨经》

6：30 阅读、做研究或进行个人祷告

接下来的日程表，冬夏两季是有分别的：

冬季：

7：45 《晨时经》、大弥撒、《午时经》（Sext）

11：07 《申初经》（None）

16：30 晚课

18：l0 夜祷，唱“圣母经”（Salve Regina），检视良知，七点就寝

夏季：

9：30 《晨时经》、大弥撒、《午时经》

13：07 《申初经》

17：15 晚课

19：10 夜祷，唱“圣母经”，检视良知，八点就寝

修道院里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僧人们不管是吃饭、工作、看书或睡觉都是在一块的。莫顿后来这样指出：“270个孤独的钟爱者挤在一栋为容纳70个人而设的建筑里。”至于写东西，僧侣们被允许一年写四封半页纸的信。

不过莫顿却在院长的特许下写诗。他第一本出版的书籍就是一本诗集，书名是《三十首诗》（Thirty Poems），出版于1944年。两年后，他又获准从事自传的写作。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就我现在所预见，这本我打算称之为‘七重山’的书，会是一本介乎但丁的《炼狱篇》、卡夫卡的小说和中世纪的奇迹（miracle play）之间的东西。”这部传记在1948年甫一出版就大肆畅销，以至莫顿和客西马尼修道院随即名闻全国——没多久后更是名闻国际。

也正是在同一年，莫顿写信给好友拉克斯，谈及自己对孤独的向往。不过，他却相当有自知之明地指出，他要过隐士的生活，恐怕会有相当的困难，因为他既不懂烹饪，又无法靠吃树根为生。但他对特拉普苦修会那种什么时候都要跟别人在一起的生活愈来愈感到难受。当他在1947年3月19日立下修道誓约时，曾经感受到上帝当时要求他“放弃所有对孤独和沉思生活的渴望”。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相信这一感受。不过他却愈来愈感受到这一信守给他的灵性生活带来的困境，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去跟院长商量，让他加入加尔都西会（加尔都西会的僧侣都是各自住在自己的僧屋里的）。

但院长却不愿放他走。这不只是因为《七重山》的版税收益可以挹注（意即：以有余补不足）修道院的修缮经费，更重要的是，自《七重山》出版以后，特拉普苦修会的生活方式受到广泛的注意和肯定，申请到客西马尼修道院当见习修士的人数也显见增加。如果莫顿此时离开的话，那社会大众一定会怀疑，这是不是因为特拉普苦修会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尽如人意之处。院长不但反对他离开，而且表示，除非他承诺不离开客西马尼修道院而加入加尔都西会，否则不会把他按立为副助祭。莫顿作出了承诺，并在1949年春天被按立为副助祭。

他的健康并不好，在1949年秋天至1950年终的一段时间内，经常生病和住院。这期间，他读了梭罗的《瓦尔登湖》，并在日记里表示，此书的观念对他大有启发。寻求孤独的念头始终没有离开过莫顿，但怀疑自已的意向违背上帝旨意的想法，也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他写于这时期的《约拿的神迹》（The Sign of Jonas）一书，就是这种担心的一个反映。这本书之所以取名《约拿的神迹》，正如莫顿在前言里所解释的：“就像先知约拿（Jonas）一样，上帝本来吩附他去尼尼微（Nineveh）的，但他却因为不敢去，而往相反的方向走去。我觉得自己跟约拿很像，几乎不由自主地渴望着走向与上帝旨意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帝向我指出一个方向，但我的‘理想’却指向另一个方向。但违背上帝的旨意是徒劳的。尽管约拿拼命想逃到他施（Tharshis）去，但却在半路被扔到海里，为一条鲸鱼吞入肚内，把他带到了尼尼微。”

这本书也反映出莫顿慢慢开始能够调和他对孤独的向往和修道院的现实环境。他在书中这样说：“孤独不那么是一种你应该往你住处边线之外张望寻觅的东西，而毋宁是你应该在边线之内寻觅的东西。孤独不是某种你只能期诸未来的东西；相反的，那是一种对现在的深化，而如果你不能在现在找到它的话，你就永远不会找得到它。”

他要求院长允许他每天有几小时的时间，一个人在森林里度过。院长虽然体谅他的需要，却要求他在历史上找出一个先例，才予以批准。经过研究以后，莫顿发现，在中世纪的时候，西多会里确有一个称为“森林管理员”（forester）的职位（品位在“食品采购员”[cellarer]之下），于是便向修道会的全体修士大会申请准许在客西马尼修道院恢复这个职位。申请被批准了，而莫顿被任命出任此职。这让他有机会跟树木单独相处，并在梭罗的启发下，开始学习每一棵树的树名。但虽然“森林管理员”的职位让莫顿得以从修道院团体生活的压力中获得一些释放，但他还是觉得不够。于是，他再次提出了转会的要求，但这一次他想加入的倒不是加尔都西会，而是卡马尔多里会（Camaldolese），他在1952年写信给他们，提出加入的申请。

不过，他对于自己的渴望有几分是蒙喜悦的，仍然十分没有把握。他在1952年10月10日所写的日记里这样说：

有什么是我有把握的呢？如果这只是个关于我个人的渴望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那我十分钟之内就可以离开这里，前往卡马尔多里会去。但这却不只是个我的渴望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相反的，有什么东西让我裹足不前。那就是我的十字架。也许，正因为这里不适合我以及我的理想饱受挫折，正好证明我是属于这里的。

他在10月22日又这样写道：

如果一个人不能证明他是个够资格的共修士，他就没资格当一个隐士。我完全没法子证明我是个够资格的共修士。我不过是在弄虚作假罢了。我不是个货真价实的僧人——我的僧人身份，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不过，了解了这一点以后却让我感到释放。因为陶醉在幻想里反而会让我觉得筋疲力竭……我是有能力去修补好我的不虔诚的，但却并不是通过模仿迪朗塞院长（Abbot de Rance）的榜样（我内里的一切都告诉我，我并不适合以他为榜样），而是尽我所能去过得符合修道规章的规定和特合圣本笃的精神：顺服、谦卑、勤劳、勤于祷gao、筒朴和爱基督。

这时期，莫顿对孤独的争取，又获得了一些进展。修道院在他版税收入的支持下，进行了一个建筑计划。而在计划结束后，工人们把一间已经没有用的工具棚屋用履带挖掘机拖到森林去。莫顿则在院方的允许下，获准使用这棚屋来沉思。但他只被允许一天中的某几个小时使用这棚屋，而且棚屋也不是他专用的。尽管有限制，但莫顿仍然还是很喜爱这棚屋，并为之取名“圣安妮之屋”。在1953年1月28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皮卡德（Picard）的《寂静的世界》（World of Silence）真是充满着美妙的观念。它像一列旧时代的火车一样，在我现在居住的圣安妮之屋的寂静里歌唱着。”皮卡德是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者，他主张，一个人如果想建立一种不会被破坏的人格完整性，那寂静与孤独是不可少的。人能够与上帝会遇以至与他人会遇的地点就只有他的个体性（personhood），而这种个体性，只能通过孤独来获得。莫顿渴望感受这种体验，并为它所转化。

然而，他却被自己对特拉普苦修会所作的承诺给绊住。这时期，他在1952年10月号的《灵性生活》（La Vie Spirituelle）杂志上读到一篇对他大有启发的文章。文章的标题为“灵性生活与宗教生活中的隐士主义”（L'Eremitisme dans la vie spirituelle et dans la vie religieuse），作者是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士。莫顿形容，这篇文章对他的影响力，犹如是卡内基（Dale Carnegie）的话所可能带给一个气馁的推销员的影响力。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一个修道会与其让它有意当隐士的僧人转会他去，不如让他留在会里当隐士。文中还列举了一些历史的事例，作为论点的佐证。莫顿称此文为“隐士主义的现代灵性经典”，并在它的激发下，自己从事研究，写成了“在上帝的沙漠中”（Dans le desert de Dieu）一文。莫顿这篇文章只能在法国和意大利看得到，这是因为它根本无法在美国通得过检查。

1955年春天，罗马派出的院长巡查（Abbot Visitor）在客西马尼修道院进行一年一度的巡查时，对他在修道院里发现的“隐士心态”出语谴责。这个时候，莫顿读了有关富科尔的传记，决定效法富科尔的榜样。于是，他向罗马教廷提出申请，让他加入卡马尔多里会。

等待回音这期间，修道院的见习修士导师之职出了缺，院方任命莫顿接掌。出于顺服和侍奉的心态，他接受了。而当教廷否定他申请的回函到达时，莫顿再一次觉得自己陷于约拿的处境。

1956年7月，莫顿跟一个著名的精神科医师有过一次不愉快的接触当时，莫顿想写一篇叫“修道生活的神经官能症”（Neurosis in the Monastic Life）的文章，而他认为，如果能对一位这个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对他的写作一定大有帮助。最后他找的是齐尔布格（Gregory Zilboorg）。齐尔布格是一位刚归信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国际有名的精神科医师，曾治疗过海明威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他早就读过莫顿的书，也很想见莫顿一面。修道院长批准了莫顿前往纽约，参加一个由齐尔布格所主持、以精神病学与宗教生活为题的讨论会，为期两星期。齐尔布格本来就已经从莫顿的作品中，对莫顿的人格做过分析，这一次的见面，只是让他觉得自己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在他的日记里，莫顿记载了齐尔布格对他的分析：“你喜欢出名，你想成为大人物。自大和自恋是你最大的心理趋势。”

至于莫顿对孤独的渴望，他的断语是：“你的隐士倾向是病态的。”但更糟的事还在后头。虽然齐尔布格叫莫顿不要把他的分析告诉任何人，但却自己安排了一个与客西马尼修道院院长的会面（莫顿也在场），一五一十把自己的分析陈述一遍，最后还转过身对莫顿说：“你最希望的是到时代广场盖一间隐士屋，并在屋上挂上一个大大的告示牌，上面写着‘隐士’两个字。”

但齐尔布格的论断却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实：莫顿加入客西马尼修道院以后，有7年之久没有离开过修道院的大门一步；他一直谨遵那些反对他过孤独生活的上级行事；他虽然渴望孤独，但却没有一意孤行，反而常常怀疑自己的理想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意旨，听了齐尔布格对他的分析以后，莫顿的反应不但不是摇头表示不相信，反而是默然地掉泪，这反映出他是个有多谦卑的人。

莫顿继续履行其见习修士导师的职务，但当隐士的渴望却挥之不去。这时期，他研究了沙漠圣父的事迹与教诲，并出版了一本包含他们语录的书籍。他除了想利用这本书来证明隐土生活是教会修道传统的一部分以外，还想通过它来强调隐士生活与当代问题的相关性：

这些科普特教会（埃及主要的基督教会。）的隐士之所以会像逃离沉船一样逃离世界，不只是为了让自己得救，还是因为他们深知，即使他们继续留在摇摇晃晃的船上，也是帮不上别人什么忙的。不过，一旦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坚固的立足点，情形就不同了。这时候，他们不但有力量，而且也有责任把世界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正是他们留给我们时代的一个吊诡的教诲。说我们的时代需要另一波像发生在埃及或巴勒斯坦沙漠里的隐士运动的话，有可能是太言过其实了。我们的时代固然也需要孤独和隐士，但仅仅把古代隐士的清贫、禁欲和祷gao的生活方式翻版炮制，是解决不了我们时代的问题的。我们必须超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从对世界的涉入中解放出来（世界正一头往灾难的方向栽去）。那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跟他们的世界是不同的，再者，我们对世界的涉入，也远比他们深广。也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危险，也远比他们为甚。也许，我们剩下来的时间，要远比我们以为的少。

莫顿也从沙漠圣父的教诲里印证了自己一个想法：孤独之旅是一趟发现内在真我之旅。沙漠圣父之所以躲到沙漠去，为的不是成为什么样出类拔萃的人，而只是为了要成为一个平常人。如果他们是抱着追求出类拔萃的心态前往沙漠的话，那他们不啻是把“世界”带在了身边，因为追求成就，恰恰是一种此世间的价值标准。沙漠圣父之所以自甘贫贱孤单，是为了成为自己，是为了不让“世界”把他们跟他们的“自我”分开。“除这个理由以外，没有其他可以作为一个人追求孤独或抛弃世界的正当理由。”

这时期，莫顿写信给好几个主教，问他们是否可以接纳他以一个隐士身份，住在他们教区的偏远地区。结果，他收到包括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内华达和尼加拉瓜外海一个岛屿的回函，表示愿意提供他职位。征询过别人的意见后，他认定最适合他去的地方，是位于墨西哥库埃纳卡瓦（Cuernava-c）的一家修道院。该修道院的院长曾到过客西马尼修道院，请莫顿去襄助他。他写信到罗马教廷寻求批准，但得到的却是否定的回复。1959年12月17日，也就是他收到教廷否定回函的当天，莫顿在日记上写道：“确实，我所收到的信息，是告诉我我终于是会得到孤独的，但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而是靠奇迹出现。我会在哪里找到我要的孤独呢？在哪里找到孤独都是没有分别的。某个地方、没有地方、所有的‘地方’之外。在地理之内或地理之外。这没有分别。”

莫顿从加入特拉普苦修会迄今，已过了15个年头，却一点没有比从前更接近孤独。一件偶发事件让这一点有所改观。1960年3月，客西马尼修道院发生了火灾，必须部分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修道院为莫顿辟建了一个新房间——“那是一个特别的僧房，位于新建的楼道的上方，医务室的旁边……我想那应该会是一间美好的隐士居。”在这个新房间里，他初尝到孤独的滋味，并发现它对他的研究工作大有助益。他在5月8日的日记里这样说：

在这里阅读，是一种跟在其他地方阅读全然不同的经验，就仿佛这里的寂静和它的四面墙壁，可以让一切都变得丰富和生色起来似的。在这样一个单独而没有他人的所在，你会变得极度放松和有吸收能力。有宁静和四面墙壁包围着你，会让你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变得具有聆听能力，会让你存在（being）的每-个部分，都变得具有接收真理的能力。我怀疑，就算我去了墨西哥，得益只怕也不会更大。

修道院的重建计划还有另一个部分。院长接受了一个建议，要在离开修道院的一个叫奥利韦山的小山丘上盖一栋静修用的房子。计划经过一再的谈论和修改。参与讨论的人包括由建筑师组成的委员会和修道院的僧侣。最后的结论是在莫顿的影响下确定的。他对这房子有如下的形容：“它不再是一间，而只是一间包含两个房间和一个阳台的简朴小屋。很显然，那是个适合隐居而不是开会的地方。”房子盖好以后，莫顿被批准每天在这里单独消磨几小时。他在1960年12月26日的日记里为此事大肆欢呼：“我的旅程结束了，我的流浪结束了。生平第一次，我确确实实感到自己回到了家，感到我的浪荡和寻觅终于告一段落。”

莫顿对孤独的深入思考，正是从他被批准在隐士屋里短暂逗留的初期展开的。他指出，很多人都刻意去逃避孤独，“他们通过各种社会所提供的可怜事务与娱乐，好让自己一天24小时都可以不用跟自己相处。”

孤独会让人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逼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荒谬性：

它会让你极度痛苦地了解到，在日常生活那合乎透辑、理性而井井有条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个非理性的、让人困惑的、漫无目的的，甚至可说是混乱的深渊。而这是那些抛弃分心生活的人马上就会发现的。事情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因为一个人在抛弃分心的同时，也是在抛弃那个似乎无伤大雅的、关于他自己和他的小世界的自足性的幻象。

不过，孤独也会带给人很多的洞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孤独不但不会把一个人跟其他人的关联性切断，反而会让这种关联性更加深刻紧密：

受到孤独所召唤的人，不是被召唤去把自己想象为孤独的人、也不是把自己想象为生活得孤独的人，更不是将自己想象为是个与众不同的离群索居的贤者。相反的，他是被召唤去虚己（empti-ness）。在这样的虚己中，他不是找一个可以区分他人和自我的立足点。相反，他会意识到，他所进入的孤绝状态，事实上是一个为所有其他人所分享的孤独。并非独他是孤独的，而其他人是社群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只不过，他们的孤独被一张假面具掩盖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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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孤独者，会在他的孤独中体认到孤独是一个基本而无法逃避的人类事实。因此，他的孤独会让他对其他人产生更深、更纯、更柔情的共鸣，而不管这些其他人有没有能够意识到他自已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孤独是一个人通向主的奥秘的大门，而通过他的爱与谦卑，他也可以把别人带入这个奥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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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者，被他无可动摇的孤独性的限制所紧紧包围。这一点，在死亡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每个人死的时侯，都是孤独地死去的。

不过，如果一个基督徒选择过孤独的生活、选择切断他跟社会与教会的联系的话，他又要怎样去履行基督徒的义务呢？这是莫顿在寻求孤独的过程中，经常受到他修道会的上级所质疑的一点。不过，他现在却有了一个回答：

一个基督徒的隐士虽然是孤独的，但吊诡的是，他反而更能接近教会的精神核心。教会的生命与统一性大部分都是看得见的，但这并不表示，那些看不到的和高度灵性的活动，是没有更高的重要性的。正好相反，祈祷中那些不可见的和神秘的部分于教会是至关重要的。隐士也是她的重要部分！

曾经是一个社会和政治活跃者的莫顿，对于隐士跟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关系，自然会分外关心：

从人群中退隐，可以是对他们一种特殊形式的爱。那绝不应该是对人类或对社会的一种否定。不过，它却可以是对一种神话和虚构的安静而谦逊的否定。对人筑在他四周的假象和高墙的否定，绝不等同于对人的否定。正相反，那是一种爱与盼望的表征。因为当我们爱某个人时，我们就会无法容忍那会破坏和重创他的人格的东西。如果我们爱人类，难道我们应该对人类的危机视若无睹吗？你们可能会说：如果你真的关心人类，就应该为他们的危机做些什么。不过有些人却意识到，这些危机，并不是他们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就帮得了忙的。他们的贡献，是在当一个沉默的见证人，他们用来表达他们的爱的，是一种静悄悄的甚至不为人知的方式。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表示，自己宁愿选择孤独而不愿接受社会虚构出来的谎言。因为，难道不是我们对虚构的参与，特别是对政治虚构的参与，才正是一种对人甚至对上帝失望的隐含表示吗？

本文摘录自《隐士：透视孤独》 作者：（美）法朗士（Peter France）  翻译：梁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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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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