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忆旧10：五十多年前我在大同历经的春运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即有“春运”一说。我偶尔留存的半张1966年《京铁工人》报，其上便提及“春运”、“春节运输”。

彼时春运总体规模比现在小得多，盖因客流仅为占总人口比例不大的探亲者；而“文革”期间大学、中专不招生，也就少有寒假往返者。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被分配到山西大同不到三年，被下放劳动检修火车，春节前后在火车站常见车还没停稳，站台上黑压压的人流便蜂拥而至车门口，却是干着急挤不上去。很多人背着大包、提着小袋窜来窜去，无奈所有车门口都是拥堵不堪，因为车厢早已爆满。那用来缓冲车厢振动的圆弹簧，本来留有间隙，却因至少一倍多的超员，而不堪重负被压得死死无缝儿。旅客会因弹簧失去弹性而颇感不适，更有弹簧硬抗导致断裂影响行车安全的危险。

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个春节前，从大同火车站开往北京方面的某次列车，出站信号机早就显示绿灯，可就是开不了车。因为众多挤不上车的旅客，死死抓住（老式客车）车厢的“手把杆”，站方出动很多工作人员，连拉带拽，趁此空当儿，车总算开了。但刚启动，突见站台上有人复又抓着手把杆，边走边往车梯上迈腿。他一步走不好，腿就会伸到站台下边，只见女列车员双手紧握手把杆，伸出一条腿假踹，那人顺势就手扒下她的一只皮鞋，狠狠地摔在站台上。此类揪心场面，几乎每趟车都会见到。

当年春运规模虽小，但运输组织和投入的运力远不如现在。客车数量、质量都难以适从。好多加开的“临客”用的是解放前制造的杂型车，车厢外皮及坐席皆为木板；还有上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产的，定员更少。近途临客甚至用载货的棚车代替，称作“代客”。总之，运能不高，效率较低，舒适度差；至于行车秩序、运行速度，则不消说；跟现今相比更是一票难求。

我在大同受工作条件所限，从未回老家过春节。某年母亲来信，硬要我“务必回家过个年”，于是回了趟青岛。

路上遭老罪了，大同至北京这一段自不消说。在北京站换乘，一 开车人就爆满，到了天津，坐席底下那狭小空间里全躺着人，就连靠背顶上也有“耍杂技”的，甚至还有人上了行李架。

后来又回老家过了个年，只是再也不敢受那“扒一层皮”的罪了，索性走极端，将行期选在除夕下午，赶在正月初一到达青岛。结果一节车厢里只有仨人，还享用了一顿七成饱的免费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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