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R特稿 | 一个女孩与进食障碍的缠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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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梁嘉雨 王梦源

编辑 | 時雨

全文共3511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走进自助餐厅的那一刻起，林桦的身体就在叫嚣着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

很快，十个以上的蛋挞、半盘榴莲芝士比萨和成盘的烤肉被塞入，填满了林桦整个的胃。肚皮被撑紧，肿胀。

“我吃了很多，但是我并不为此感到快乐。”

在过去的数月里，林桦患上了一种叫做“进食障碍”的神经性疾病。每天几乎从睁眼开始，她便要同非正常的食欲缠斗，“好好吃饭”成了困扰林桦和家人共同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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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障碍”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是1983年。那年，进食障碍引起的并发症夺走了美国流行乐兄妹演唱组合中妹妹的生命。

严重进食障碍疾病包括神经性厌食症、贪食症和暴食症三种，通常与抑郁、焦虑、物质过量使用和Axis II人格障碍等精神障碍共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陈珏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进食障碍在精神科里属于小病种，而其中的厌食症却是精神障碍中致死率最高的一种，死亡率高达5％-20％。”

据估计，2017年全世界有1600万人受到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影响。中国目前尚未有关于进食障碍的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但我国进食障碍的发病率每年都在增加。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02年开始使用电脑进行数据统计，那时全年仅有一例进食障碍病例住院，门诊就诊进食障碍者仅8人次，2019年进食障碍的就诊人数已超过2700人次。

由于缺乏对进食障碍的了解，人们常选择忽略其症状，并粗暴地斥以患者“怪异”、“不自律”；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康复方法，患者在忍受生理痛苦的同时，亦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那段“经常崩溃”的时间，林桦每天吃下去的比平常多几倍，包括她根本不喜欢的高热量食物。妈妈担心林桦的胃，让林桦不要再吃了，林桦还躲着吃。姥姥、姥爷在林桦的要求下，一再增加餐桌上菜的份量，直到后来菜不得不用盆来盛。

而在三个月前，这个外孙女还在阻止他们炒菜放油，并企图用睡懒觉的方式逃过午餐。

“我想吃，但我不敢吃”

林桦认为，自己暴食是因为减肥。

林桦根本算不上胖，原本，身高1米64的她只有100斤。

身边人人都喊着要减肥，林桦也免不了去想：我是不是不够苗条？去年冬天，林桦的减肥行为达到了高潮，一天可以通过跳操运动3小时以上。但是，减肥效果并不明显。

林桦就读于南京某艺术类院校，节食成为一种校园风气。很多学生买来食堂米饭只是用来“吸”菜里的油，然后再倒掉。学校因此发布禁令，但收效甚微。“身边的女孩子几乎都在节食，甚至有些偏瘦的，也在节食。”

林桦属于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孩。高中时，她便坚定地要报考自己喜欢的艺术类专业；上大学后，她还拍摄了一部自己“真正想拍”的短片。但受过度减肥风气的影响，她还是选择了节食。

▲节食阶段的林桦（受访者供图）

食物的重量和脂肪含量被精确计算，精粮被换成了粗粮，林桦起初的节食行动完全照着网络上所谓的“健康食谱”来。很快，她看见了成效。即使不增加运动，只控制饮食一周后，林桦就瘦了三斤。这比她之前靠运动减肥，效果似乎要好得多。

林桦没有止步于此。体重秤上持续下降的数字鼓励着她，油脂最先从林桦的食谱里消失，然后是主食，接着是肉类，到最后只剩下水煮菜。

在林桦的家人看来，林桦恐惧食物。为了阻止摄入食物，她不惜与妈妈大吵大闹，“这种感觉，就好像我吃一口薯片，马上会有30斤肉贴在我身上一样。”

但是，林桦没办法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哪怕不下单，她也忍不住不时要打开外卖软件刷一刷。“我想吃，但我不敢吃。”

林桦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月经消失了，因为雌性激素的减少，体毛明显增多，手腕脚腕出现水肿。

血压和血糖过低以致让她每天头晕，肌肉也开始减少，她甚至无法独立出门，散步必须要人搀扶。

“再不吃我就真的要完了。”

厌恶和渴望之间，只隔了一夜。林桦终于打开了早就买好的小包零食，一番心理挣扎后将它塞进嘴里咀嚼，刚尝到味道，又吐了出来。

经过一整夜的失眠和咀嚼，林桦“吃”、“吐”了零食50包。从这以后，林桦的食欲如同猛兽被唤醒，逐渐变得不受控制。

▲图片来源于短片《月月的减肥日记》

“像一头猪，一头变态猪”

2016年发布的《中国进食障碍防治指南》显示，在寻求减重治疗的患者中，暴食障碍的患病率高达20%～30%。

在中国，约有95%的进食障碍患者是女性，她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因过度减肥患病的年轻女性。这些女孩，往往拥有很强的自尊心，林桦也不例外。

在食量暴增的同时，林桦逐渐开始逃避社交。她害怕见人，害怕别人看出她异常的身形——瘦小的四肢，却鼓着青蛙般的肚皮。

她更不愿意的，是让别人看见她进食的样子。

▲图片来源于短片《月月的减肥日记》

很多人持这样一种看法：如果说减肥和节食是自律的体现，那么肥胖和暴食则代表着堕落。林桦不想被看作是“自暴自弃”的那一类。为了不让外人看出自己吃得多，她在无法拒绝的聚餐时只会吃几口装个样；买菜时，她会特意分开到多家摊位购选。

有次朋友突然造访，瞅见桌上摆着刚出锅的两大盆红薯，诧异地问她。林桦掩饰说，这是她一星期的量。

夜晚是情绪的溃口。好几次，林桦跑出出租屋，在深夜的街道上，边走边吃，边吃边哭。

很多像林桦一样的进食障碍患者都有一种“病耻感”，暴食导致的身心痛苦无法对人倾诉。林桦将自己关在家里，不回微信，不接电话。

“我觉得我特别诡异，像一头猪，一头变态猪。”

因为暴食症，林桦很难集中精力。写小说、拍作品、读研究生，这些原本清晰的规划，变得模糊，她甚至差点儿无法毕业。

朋友要去北京工作，林桦实在推脱不掉，与他见了一面。饭桌上，林桦第一次听到了朋友们的近况：有人出国留学，有人在考研，有人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大家都在前进，在成长，只有我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林桦心想，她还要回南京上学，还想要拍自己的毕业作品。

“我不想有人再因为这个病死去了”

下定改变的决心后，林桦尝试了很多方法。

回到南京，林桦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医生无法针对进食障碍给出专门的治疗方案，但开了抗抑郁药物。林桦上网搜索，甚至通过中国知网查询了百余篇文献，但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

很多患者面临和林桦一样的窘境。在国内，只有两家设有进食障碍专科的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更多情况下，进食障碍患者只能选择去当地医院的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诊。

有人耻于去精神类科室就诊，有人内心抗拒自己患上了精神类疾病。进食障碍有低就诊率的特点。《柳叶刀》杂志2020年3月刊发的论文《进食障碍：急需创新和进步》中指出，只有约20％的进食障碍患者寻求治疗，且往往是在病情发展的晚期。

江西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范长发回忆说，“曾经有个大学生，因为厌食瘦得不成样子了，老师同学看不下去了，才硬是把他送来医院。”

林桦的妈妈看出异常，几次提出要带她去看病，都被林桦粗暴地拒绝。直到某次争执后看见妈妈一言不发回房偷偷抹眼泪，林桦心软了。

林桦庆幸去了医院，“至少，医生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让你不至于死掉”。进食障碍本身并不致死，患者死因主要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的多器官衰竭或是并发抑郁导致的自杀。

“很多进食障碍患者伴有严重的抑郁情绪，营养状态和激素水平也不好。”范长发认为，严重的进食障碍患者建议住院治疗。

在林桦看来，进食障碍患者的心理问题更难康复。她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父母一直陪着她，还帮助她拍摄了短片《月月减肥日记》；身边的朋友也能够理解她，得知情况后，主动来看望，带她出去散步。

康复期间，林桦慢慢意识到，更瘦不一定更美，健康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人人都像林桦一样幸运。有的进食障碍患者康复出院后，又在就业压力面前病情复发；有人花了大量时间治疗，仍不能摆脱对“瘦”的执念；有人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宽容，哭着吃下更多的食物。

林桦开始在视频网站上分享自己康复的经历。原来只有两个粉丝的她，现在可以收获几十万播放量。很多人向她私信求助，她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

“当一个非常绝望的患者在搜索引擎上输入‘暴食症’的时候，他看到的一切都会影响他。”林桦对收到的求助信息很谨慎，总是建议对方一定要去就医。“我们要离开这个炼狱，至少不被它毁灭，我不想有人再因为这个病死去了。” 林桦说。

▲图片来源于短片《月月的减肥日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皆为化名-

（俞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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