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寄语丨白长虹——案例研究要有深度：来自《哥白尼革命》的启示

作者简介

白长虹，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管理评论》主编，现任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

主编寄语

好案例研究不胜枚举。在管理学领域，克莱顿·克里斯滕森、詹姆斯·柯林斯、迈克尔·波特、加里·哈默尔等人出色的案例研究已为人熟知，这些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实，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人们还能找到许多类似的成果，或许它们未被冠之以案例研究之名，但却是案例研究中的杰作，而且成为后续理论发展的基石。托马斯·库恩的《哥白尼革命》一书，就堪称这样一种成果。库恩的这项研究，始于他在哈佛大学读物理学博士期间受邀参加一项科学通识课程系列演讲。为了准备课程，他第一次接触到关于哥白尼学说的科学史资料。在此之前，哥白尼的故事已经被人讲述过多次，许多方面已经被人反复考察。但在阅读了大量资料后，库恩却惊讶地发现，以往关于哥白尼革命的研究都忽略了它最基本的特征，即这场变革是一场多元性的变革，涉及到哲学、科学和天文学诸多领域的思想观念和变化。于是，揭示这场多元性变革的意义，就成为了库恩的研究目标。库恩从三个阶段对科学史上这场伟大的变革进行了考察。第一个阶段是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的时期。库恩考察了这一阶段欧洲人对宇宙的认知状况，重点是亚里士多德把宇宙分为天球和位于天球中心的地球的“两球论”，和托勒密及其后继者发展起来的“本轮-均轮”模型，这一模型虽然非常复杂，却能准确地预测行星的位置。库恩发现，尽管这一阶段一些经院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质疑不断增强，但“两球论”的概念图式与托勒密学说、教会的主张等相互融贯，结合而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体系。第二阶段是哥白尼学说的形成时期。库恩归纳了在哥白尼学说出现前一些有关“日心说”的观点和一些经院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批判，这些思想对学生时代的哥白尼可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认识以及对数学和和谐性的关注，使哥白尼断定，在传统行星天文学的基本思想中，一定存在着一个根本性错误，即以往的天文学家未能辨识和发现“宇宙的形状及其永恒的对称性”。在哥白尼的概念模型中，太阳取代地球成为宇宙的中心，托勒密学说中的诸多内容在本轮被取消，各行星的轨道再也不能随意收缩或放大，但亚里士多德的那颗用于镶嵌恒星的天球却被保留了下来。这些认识表明了哥白尼的信念，“我们认为固定不变比变化无常更尊贵、更神圣，因而将变化赋予地球比赋予宇宙更合适。”但哥白尼的概念模型不能与天文观测的数据相吻合。为了达到与托勒密模型同样的精度，哥白尼不得不在自己的模型中加上各种本轮和偏心圆，结果既不比托勒密模型简洁，也不比它更精确。库恩指出，对于16、17世纪哥白尼的追随者来说，《天球运行论》根本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唯一的新观念，即地球作为行星；还来自新颖的天文学结果，即哥白尼从这个新观念导出的新的和谐性。“科学基本概念中的重大变革都是逐渐发生的。《天球运行论》的局限性更可视为一切制造革命的著作本质的、典型的特征。”第三阶段为《天球运行论》出版后直到牛顿学说问世这一时期。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哥白尼的信徒们对哥白尼学说的不断改进，终于完成了他发动的这场革命。第谷·布拉赫虽然不承认哥白尼的日心说，但他提出的行星围绕太阳转，太阳携行星围绕地球转的模型，与哥白尼的模型在数学上是等价的。开普勒发现火星绕日轨道是椭圆，继而提出开普勒三定律圆满地解决了日心体系与观测数据的吻合问题。而伽利略使用望远镜得到的观测结果，不仅为哥白尼学说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而且随着望远镜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玩具，推动了哥白尼学说的普及。这些成果使得哥白尼学说的信徒不断增加。当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说的批判动摇了传统观念，而牛顿使用万有引力又成功地解释了开普勒定律时，新的日心学说终于得以确立。虽然这种学说与哥白尼的体系已有很大不同，虽然哥白尼的“宇宙概念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而不是牛顿。但是他的革新导致的新问题和新建议，是革新本身所产生的新宇宙的发展中最显眼的里程碑。”库恩的研究成果也是科学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哥白尼革命的研究得到的结论非常深刻。哥白尼革命的多元性意味着对一个由多种相互融贯的认识组成的思想体系而言，这个体系的变革不可能是用一种学说简单地替换另一种学说，而是首先在思想体系的一个局部发生变化，出现一些新颖的、但可能是带着明显缺陷的观点，随后这些观点得到改进并扩散到其他领域，影响到其他认识，最终使这个体系发生根本变化。库恩的这种认识后来发展成为他的科学哲学理论，把科学发展归结为科学范式变化的渐进过程，而不是一种理论被证伪后其他理论简单地替代兴起。在科学范式的中心，是一些概念图式或概念体系，而哥白尼对天文学概念图式的革新，只是科学范式变化的第一步，当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库恩的学说深化了人们对科学发展方式的认知，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在为《哥白尼革命》写的序言中，称这本书“是对科学工作状态的彻底说明，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学到假说和实验间令人惊奇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现代科学的本质”。好的案例研究要有深度。这是人们从库恩的成果得到的启示。案例研究伴随着大量的观察现象和阅读资料工作，研究者不能够被一些事物表象所遮蔽，亦不能为主观信念驱使而置事实于不顾，而是要努力看透事物表象，发现深层机理。好的研究成果不一定需要复杂的概念模型，漂亮的模型不能为研究成果增添效度，只有有深度的成果才有更强的解释力和可推广性。还是以哥白尼革命为例，当我们思考一些企业的思想体系如主导逻辑的变化过程时，或是一些组织管理范式的转型过程时，库恩归纳出的这场革命的主要特征或许就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罗伯特·殷曾把案例研究比作实验研究，“单案例研究就好比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进行的新实验，多案例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多个相关实验”。案例研究虽然不是在实验室里进行，但实验室的说法却容易使人联想到实验仪器和实验操作的精细特征，这与案例研究中多重证据的比对、对一些关键细节的清晰描述和证据链的组织十分相似。实验室工作还需要研究者对比异常现象保持敏感，许多重要的发现往往来自异常现象。在案例研究中，这样的异常现象也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库恩发现哥白尼学说在解决观测问题时并不比托勒密体系更有效以后，继续深究哥白尼学说最终获胜的原因，这就是科学家的学术敏感性所在。库恩的成果在案例研究的历史上无疑属于巅峰之作。以这样的成果为榜样，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树立更高的标杆，好的研究成果就会不断涌现，案例研究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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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萱

审核：徐芳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