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胡坤在国际知名小提琴比赛获奖惊了世界 |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胡坤获奖时的照片

1980年，年仅17岁的胡坤获得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五名，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小提琴选手首次在重大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得名次的中国选手。

胡坤的获奖不仅令自己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也给相对封闭的国内音乐界带来巨大惊喜，给后来者走出国门以极大的鼓舞与信心。

文 | 徐丽梅

为参赛纽约拍卖行买名贵小提琴

国家对这次大赛非常重视，在1980年3月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选拔赛，分为北区和南区两个赛区，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参赛选手中有徐惟玲、贾宏光、张提等一些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优秀青年演奏家。“因此，我和林耀基老师对胡坤胜出并没抱太大希望。胡坤在选拔赛上完全没有心理负担，反而发挥得很好。”胡坤的父亲兼启蒙老师、时任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的胡惟民教授从成都赶到北京观摩比赛。他还专门向朋友借了一台进口录音机用来现场录音，但因为太紧张、没有经验的缘故，把手贴在了录音机上，事后听录音时才发现，手上戴的手表指针声音都被录了下来。　

赛后不久的一天，父子俩正在国防科工委文工团宿舍休息，管理员跑来让胡惟民接电话。话筒里传来林耀基老师兴奋的声音：“胡坤第一！”父子俩当时都傻了，等醒过味儿来，马上骑车去中央音乐学院。发现那张公布选拔赛结果的海报被风吹到了地上，胡惟民把它捡起来，一直收藏至今。

那时胡坤在国防科工委文工团交响乐团工作，忙碌的慰问演出之余很少有时间练琴。出国比赛前，他两三天去一次中央音乐学院，接受林耀基老师的指导。林老师最担心胡坤的体力，因为他年龄小又比较瘦——当时部队食堂的伙食都不好，练琴回来只能吃到战友帮他带回的、放到暖气片上保温的米饭和炒藕片之类的菜。为了增加体力，胡坤买了好多三分钱一颗的朱古力存在柜子里，“后来吃伤了，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巧克力。”林老师认为，只要能进入第二轮就是胜利，没有奢望可以进决赛。因此，胡坤对前两轮比赛曲目巴赫、帕格尼尼、莫扎特的作品准备得非常充分。林老师还嘱咐他，千万不要听别的选手现场演奏，以免被吓住。

当时，一共有４名选手参赛。国家给选拔出来的每位选手发了400元出国补贴，做一套黑色礼服、两套便服，胡坤还到西单的理发店烫了个波浪头。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谭抒真受文化部委派，又用两万美元在纽约拍卖行买了4把名贵小提琴借给参赛选手，每天练琴之后他们都要小心翼翼地把琴锁在床头的保险箱里。

“黑马”独自闯进决赛

胡坤

因为徐惟聆准备去美国留学，主动放弃参赛，实际去芬兰参加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的中国学生只有3名，学生们跟随林耀基等几位老师辗转两天来到比赛地——芬兰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当时的情景胡坤历历在目，“那年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刚建好，当时能出国的都是公派的官员，鲜有因私出国的。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特别激动。在登机口将要踏上飞机的刹那，真的有一种人类登月的感觉——虽然是一小步，人生好像发生了一个大转折。”

第一轮比赛中，胡坤在演奏莫扎特《G大调小提协奏曲》最后结束时特意延长了一点，做了一个比较能够调动情绪的夸张处理。在弓子还没有拿下来时，他用余光瞄了一眼台下的观众，发现观众好像被冷冻了一样，完全投入进去了。当他把弓子拿下来，观众特别热情地鼓掌、跺脚。下台之后，许多人围住他，不断地问，“你们中国人怎么也知道莫扎特？你怎么会把莫扎特作品拉得那么好？”

芬兰电台胡坤昆录音。

后来，胡坤和最终获第一名的选手应邀到芬兰电台录制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芬兰当天的报纸登出了消息，参赛选手中有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柯冈的学生，强手如林，中国选手胡坤成为这次比赛的“黑马”，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当时的观众大多是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及附中师生，他们对中国人不了解，对中国选手特别好奇，我们受到格外瞩目。”胡坤说。

第二轮比赛胡坤发挥得也不错，在演奏完维尼亚夫斯基《D大调波兰舞曲》之后，全场沸腾了。但是，第三轮决赛的两首协奏曲胡坤准备得不充分，赛前他没有机会正式与乐队合作，只是在郑小瑛老师执棒的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排练了两次，因此，他连站在哪里鞠躬、谢幕等舞台礼节都不知道。胡坤总结，“我在决赛中的演奏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体力也不行。不过，观众与评委认为，我演绎的西贝柳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有一种东方的美，我这个年龄最小的选手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和风格，最终获得第五名。”

这是中国小提琴选手第一次在西贝柳斯国际比赛中出现并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在鲜有中国人出现的国际乐坛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国际媒体纷纷前来采访胡坤。

回国得到奥运冠军般待遇

将比赛获得的1000美元奖金以及在电台录音获得的6900马克奖励悉数上交后，胡坤用所剩无几的津贴给帮助过他的文工团战友们买了礼物带回国。他没有想到，自己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得到了奥运冠军那样的待遇。

文工团团长亲自来机场迎接他，团里给他连升两级到营长，荣立二等功；每月工资涨到110元，在当时堪称巨额——在大学担任系主任的父亲月工资才70多元。

国内媒体纷至沓来地采访他，记者们常常坐到宿舍的床上跟他聊天；每天他收到全国各地无数的信件，很多人表示要来听他练琴。文化部、国防科工委专门举办了庆功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特地问他有什么要求，胡坤的回答非常令人意外——之前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不能报考音乐学院，也错过了高考，因此，他没有任何物质方面的要求，惟一的希望就是到中央音乐学院上学。这个愿望马上就实现了，没有经过考试，他就正式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林耀基。

中央电视台专门为胡坤拍了一部纪录片；美国总统里根来访，胡坤受邀到人民大会堂为外宾演奏；他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经常应邀在首都体育馆等场所举办的大型演出中与很多明星同台。那时胡坤在北京的大街上不敢随便出现，坐在公交车上都会被认出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我感觉身心疲惫，于是休学一年，为日后的留学默默地做准备。”

观 潮

 

胡坤获奖彰显自创式音乐教育成果

文 | 邓川

1980年，17岁的胡坤在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奖，成为中国演奏家在正式国际知名小提琴比赛（以前都是联欢节比赛）中获奖的第一人。用中央音乐学院著名小提琴教授赵惟俭先生的话说，“这是肯定了我国小提琴教学的水平，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小提琴教学的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文化方面的状况与其他众多领域一样，属于自力更生。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苏联专家全面撤出中国，但音乐教育因为有一些中国输送到前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回国任教，以及1949年以前的音乐名家执教，而未受太大影响。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只能被迫闭门造车，与世界同行失去联系，亦长期得不到国际先进的教学资讯与学术交流。近20年里，教师们不能完全正常地从事专业教学工作，得不到可供参考的最新资料。从教学理念和方法上，他们只能依据更早之前留下的传统理论和仅存下来的一些老唱片，再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如摸着石头过河般总结提炼出可供实际操作的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1976年以后，随着各行各业逐渐重回正轨，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复苏与重建，更是迎来了大批求知若渴、亟待提高且极具潜力的优秀音乐人才。其时我国已经培养出的部分青年演奏家得到了斯特恩、梅纽因等国际小提琴大师的高度肯定与赞赏，只不过因为年龄和时机的问题而错过国际比赛。

1980年胡坤的获奖，令中国音乐教育界乃至整个专业音乐界振奋不已，惊喜于我们几乎自创式的教学并没有太多地落后于世界水平。当改革开放的大门甫一敞开，即有诸多中国青年音乐家陆续斩获各类国际知名音乐比赛大奖。音乐界上下带着重回世界音乐大家庭的喜悦，以让我国的专业音乐在国际舞台拥有立足之地为目标，豪情万丈地投入到音乐事业中，令我国的专业音乐事业之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且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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