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小雪：告官见官，即见法治？ | 中法评 · 策略机枢
为了回归正常社会，向真正法治社会迈进，还是应当把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理解为宣誓性条款，不应将行政首长出庭率作为考核的标准。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能相信法律，相信法院最终裁判，才能迈进法治社会。
新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在该法颁布以后，此款规定，被各大媒体和学者称之为“告官能见官”，同时被誉为该法的十大亮点之一。
刚颁布该法时，有法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有学者进一步说道，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一方面可以缓解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案件的解决。
现今新行政诉讼法已施行了一年多，回过头看，行政首长出庭究竟如何呢？自从去年五月一日该法开始施行，行政首长出庭的次数明显增多，出庭官员的职位明显高了许多。下至乡长、上至副省长，各级行政首长都有出庭应诉的。有些地方还专门发布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文件，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上时不时就有报道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新闻。可能是贵州省副省长出庭应诉的报道成为最有轰动性效果的新闻。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老百姓在法庭上见到“官”，反映有以下五种：
二是出庭应诉的官太大，害怕“得罪”太狠，以后事难办，坚持撤诉。北京某法院法官在审一起告县政府的案件，原告本身有理，但见县长出庭后，坚决要求撤诉。表面上案结事了，实际上老百姓还是怕官，实体权益并未得到保障。
三是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在法庭上除了有关身份核对时有过发言，其他时候都是工作人员或者律师就案件的有关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回答。此种现象，被老百姓戏称为“哑巴”。
四是行政首长在法庭上，无论是对原告，还是法官的发问，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你问东，他答西。或者在法庭上，讲些大道理，就是不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等实质问题进行回答。
五是个别行政首长在法庭上没有根据地指责原告，谩骂原告。对法官的制止不予理睬，甚至无端指责、谩骂法官。此类行为，严重损坏了行政机关的形象，扰乱了法庭秩序，使官民矛盾更加对立。
上述五种情况中，前两种和最后一种不多见，第三、四种却很常见。从客观上讲，行政首长有其难处，因有行政首长出庭的规定，他们工作很忙，具体事务都是其下属处理的，自己并不了解案情和相关证据，行政首长多数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法律培训或学习，对法庭上提出的法律问题没有把握回答。
基于这两个原因，他们在法庭上，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均不敢发言，当“哑巴”为上策，具体问题都让下属回答。因此，他们的表现往往让原告大失所望，他们出庭的法律效果也就不尽人意，甚至比不出庭的效果还差。
也有很多行政机关的首长不出庭应诉，有的甚至不派工作人员参加出庭应诉，只派律师出庭应诉。此种情况给法院审判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若行政首长未出庭的，原告律师多半都会问，行政首长为何不出庭。被告参加应诉的工作人员出具书面说明后，才能将庭开下去。若未出具书面说明，律师将会纠缠此事，法官一般会让被告应诉人员庭后补交书面说明后，才能继续开庭。
个别极端的律师会以此向法庭提出抗议，拒绝继续开庭或申请审判长回避等等。由此使开庭在无谓的小事上花过多的时间，同时还会加大原告与被告的对抗情绪，不宜化解矛盾。
行政诉讼的目的有三：
二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行政首长出庭或者不出庭不应成为影响纠纷的解决，影响公正、及时作出裁判的因素。如果法院做到这两点，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一定是有效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权益。见官不见官与其权益能否得到维护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行政首长事务繁忙，一般行政行为，行政首长并不清楚，加之很多行政首长对法律也不熟悉，让其出庭应诉，很难说道点子上，对法官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没有多大的帮助。
国外的法律中没有规定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也没有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作为行政首长的考核指标，而都是政府律师与原告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战。
我在一次行政诉讼法研讨会上，遇见马英九在台北市当市长时的法律顾问。我问他，马英九在台北市当市长时，因行政案件出庭应诉过么？他回答，马英九从来没有出庭应诉过。马对具体案件并不清楚，如果到庭一问三不知，不是让马丢丑、丢选票吗。
在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打行政官司，“官”到不到庭，见不见到“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被告地位有多高，法官都能依法作出裁判。因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史，传统的文艺作品中，总是颂扬皇帝、青天大老爷维护 正义，为民伸冤。
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不是老佛爷亲自过问，此案难于伸冤。当今在当红电视剧《戏说乾隆》、《铁齿铜牙纪晓岚》，不都是在皇帝、青天大老爷微服私访中，为民伸冤，降妖伏魔么。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下，不少中国的老百姓至今仍认为只有找到大官，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对基层法院作出的判决，对其不利的，就认为不公，层层上访，而不认真研读判决，究竟说的有理没理，也不反省自己有无错误，而是一味要找大官，似乎找到大官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确实我们今天的报纸中，经常报道一些省长、市长、法院院长，接待上访申诉的访民，使多年、十多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得以解决。这些报道使得上访者更加信官、不信法。
从这个侧面反映出，告官要见官，是封建思想产物，把见官就能解决不公，实际上相信大官，而不相信制度和规则。也就是，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治的思维方式。个别情况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对了解行政执法情况，体恤民情有一定好处，但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经常化、制度化，却会走向立法者立法时初衷的反面，将会把法院、行政首长放在一个难堪的地位，按照要求执行做不到，社会效果也不会很好；不按照要求去做，违法。
为了回归正常社会，向真正法治社会迈进，还是应当把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理解为宣誓性条款，不应将行政首长出庭率作为考核的标准。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能相信法律，相信法院最终裁判，才能迈进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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