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循水造形——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研究

Original 2017-04-20 周艺南李保炜 规划师杂志

导语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骤增，城市雨洪灾害日益严重。通过城市形态和空间环境塑造的手段来提升城市雨洪韧性的城市设计方法打破了传统的设计模式，成为应对城市雨洪灾害的有效途径。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公派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生态城市实验室访问学者，美国绿色建筑认证专家 (LEED AP)周艺南，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李保炜在《规划师》2017年第2期撰文，文章首先基于韧性城市的相关理论探讨了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的概念和内涵，建构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的理论框架；其次，结合设计案例，围绕四个城市设计的核心问题，分析设计实践中提升城市雨洪韧性的方法，包括土地利用优化、城市结构组织、多用空间塑造和城市系统整合；最后，对实际应用中面临的挑战做了进一步思考。雨洪韧性城市设计拓展了传统城市设计的外延，为生态城市的性能化设计提供了新的可能。

[ 关键词 ]雨洪韧性；城市设计；韧性城市；生态城市；性能化设计

[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02-0090-08　

[ 中图分类号]TU984

[ 文献标识码]B

[ 引文格式]周艺南，李保炜．循水造形——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研究 [J]．规划师，2017(2)：90-97．

一 研究背景

自1972年美国净水法案颁布以来，以水体快速传输和管道终端处理为特色的城市水管理范式在当代城市中被广泛使用。近年来城市硬质界面比例大幅提高，干扰了城市地下水的调蓄和补给，地表水域面积锐减，全球城市化加速和气候变暖导致自然平衡被打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5》显示，1980～2000年全球洪灾数量增加了230％，洪灾受灾人数增长了114％，城市所面临的雨洪问题日益严重。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以应对城市雨洪问题。由于我国对海绵城市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在实践中对其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局限于增加可渗透地表面积、增加景观的雨水调蓄功能及促进水资源回收利用等相对独立的概念上，实现路径相对单一，大多通过景观组织和技术应用来实现，鲜有看到这一要素的“外显”。然而，在与水相生的传统古城和村落的营建中，应对雨洪灾害是组织、表现甚至再现城市(村庄)空间的重要力量。面对频率和强度日益增长的雨洪灾害，亟待探索一种与水共生的城市新范式。

二 雨洪韧性驱动的城市设计

（一）雨洪韧性的概念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韧性”定义为“系统能够吸收干扰，同时维持同样结构和功能的能力，也是自组织、适应压力和变化的能力”。

城市雨洪韧性以韧性理论为基础，指城市能够避免、准备及响应城市雨洪灾害，在灾害中不受影响或者能够从中恢复，并将其对公共安全健康和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的能力。

韧性是相对于传统管道传输范式的脆性来说的，传统的管道工程对灾害的态度是“抵御”和“控制”，它有着明确的承载极限，要求承载极限必须大于灾害强度，否则这种容量“瓶颈”会导致系统立即失效，难以适应气候的变化。

韧性对灾害的态度是“适应”和“利用”，它综合运用自然排水系统的生态弹性和人工排水系统的工程弹性，因而有着更强的包容能力，关注灾害与城市之间的相互适应，是一种积极的、前摄的、具有针对性的探索。

定义城市雨洪韧性需要明确三个方面的内容：①韧性的主体，即城市排水系统，包括以排水管网、街道网络、广场和建筑屋面等为代表的人工排水系统，以及以河流、湿地和公园等为代表的自然排水系统；②韧性的对象，即城市雨洪灾害，包括水量方面的洪涝和水质方面的地表径流污染；③韧性的内涵，指当城市面临上述水问题时所具有的三种能力，即避免雨洪灾害发生的能力、雨洪灾害发生后城市的恢复能力，以及城市的自组织、学习和适应的能力。

（二）雨洪韧性与城市设计的关系

城市设计是一门综合学科，是一种将意义通过形态付诸实施的手段。对城市空间环境进行设计是城市设计的核心内容。雨洪韧性作为“意义”中的一个生态面向，也具有产生与之对应的空间环境的能力。图案和过程 (Pattern and Process) 理论证明了景观形态、流动过程和尺度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这一理论后来被拓展到城市空间规划领域，建立起城市设计与城市水文特征、水资源管理的关联。随后，许多学者开始基于雨洪韧性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开展研究，如Novotny等人对城市水系统驱动的可持续社区展开研究，通过对城市水问题分类论述，提出了水韧性城市的规划原则和具体策略；Pickett 等人则是基于韧性理论架起了生态学与城市设计之间的桥梁。实际上，相关设计实践要更早于理论出现，从古至今世界许多城市在提升雨洪韧性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新加坡、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和苏州。《荷兰水城地图》(Atlas of Dutch Water Cities) 对荷兰的经验展开了详实的介绍，它将荷兰城市分为三种类型，即海岸城市、河流城市和泽地城市，并总结了几个世纪以来荷兰不同城市根据“水癖好”因地制宜进行空间设计的方法，体现了雨洪韧性对于城市形态生成的直接影响。

（三）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的概念

狭义的雨洪韧性城市设计指依据雨洪韧性原则，设计并整合构成城市的环境空间要素，如土地利用、街区结构、肌理类型、建筑单元、景观和基础设施系统等，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应对雨洪灾害能力的同时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广义的雨洪韧性城市设计则不只将设计作为一种空间规划的理论形态，还关注其作为应用形态的内涵，包括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设计组织、实现以及城市管理的相关内容。本文的讨论仅限于狭义的雨洪韧性城市设计范畴，着重关注雨洪韧性与城市空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际上与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类似的概念还有“水敏感性城市设计” (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简称“WSUD”)、“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简称“LID”)、“可持续城市排水系统”(Sustainable Urban Drainage System，简称“SUDS”)、“最佳管理实践法”(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简称“BMPs”) 以及在我国大力推行的“海绵城市”等，具体异同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完整的城市水管理包括三个方面，即水资源管理、雨洪管理和废水回用，这也是水敏感性城市设计的内容。一般认为，雨洪韧性城市设计仅仅包含水敏感性城市设计中的雨洪管理内容，但实际上，雨洪韧性城市设计还包括与应对雨洪灾害相关的水资源管理和废水回用内容，三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因为许多提升城市雨洪韧性的方法往往也具有水资源管理或废水回用的作用，如一些地方通过蓄水池收集雨水进行资源化利用，同时也会分担雨水高峰期排水系统的流量压力，提升了城市雨洪灾害应对能力。此外，雨洪韧性城市设计与水敏感性城市设计的雨洪管理概念也有差异，前者是相对于日常性的雨洪管理来说的，更强调对偶发性雨洪灾害的应对，涵盖了城市雨洪管理的内容。

（四）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的内涵

目前海绵城市实践中存在如下三种误区：①关注宏观规划原则较多，而关注具体实践方法较少；②关注景观和基础设施较多，而关注与城市空间的互动较少；③关注技术性设计较多，而关注系统性设计较少。雨洪韧性城市设计充分回应了上述问题，将中间层级的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干预策略，立足于最佳实践案例的经验总结，突破了宏观的规划原则和微观的技术应用。在具体设计中，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雨洪韧性城市设计强调对自然和人工系统的并重。对雨洪灾害程度的衡量是以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程度为标准的，考虑到城市中人员和资本的密集性，关注城市中的雨洪威胁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在城市中提升雨洪韧性就不只包括增强自然的调蓄能力，人工环境的协同和补充也同样重要。雨洪韧性城市设计正是要通过适应性设计减少人工环境对自然雨洪系统的负面影响，在人工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创造自然雨洪系统，利用人工手段弥补自然雨洪系统韧性的不足。

(2)雨洪韧性城市设计强调对单一尺度和跨尺度研究的并重。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的尺度层级包括流域、城市、街区和建筑等多个层级。由于水具有流动性，雨洪韧性城市设计常用的空间模型有两种：一种是欧拉模型，即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层级对水的流动进行考量，如在街区层级分析雨水水路特征并基于此设计汇水区，可以称为“因流动而设计”；另一种是拉格朗日模型，即对水从产生源头到最终归宿的完整路径进行考量，分析特定空间的雨洪策略对上下游的影响，不固守空间边界，如对排洪河道的完整空间网络进行分析，可以称为“在流动中设计”。

(3)雨洪韧性城市设计强调对韧性理论基本原则的遵循，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系统性思维，在设计中整合城市、建筑、景观和基础设施等多空间系统，建立整体性框架；②多功能叠加，基于可持续发展基本原则，使设计策略能够满足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共赢的需求；③适应性设计，通过具体调研和监控制定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设计方案，鼓励在实践中积累地方性经验；④冗余和模块化，为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在设计中要设立安全系数，适当地留有余地，同时创造模块以便快速学习、复制；⑤建立完整网络层级，加强雨洪网络的整体性，形成更强的包容能力，以抵抗外部扰动。

三 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的方法

通过雨洪韧性来驱动城市空间环境设计的关键在于善于利用雨洪韧性原则，在城市设计过程中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法并进行科学决策。这些方法回应了城市设计的核心问题，包括土地利用优化、城市结构组织、多用空间塑造和城市系统整合，涵盖了雨洪韧性的三个内涵，即面对灾害应具有的避免、恢复及适应的能力。

（一）根据雨洪韧性原则优化土地利用

城市雨洪韧性与土地利用模式紧密相关，适应地理水文条件的土地利用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雨洪灾害的发生，减少人工环境和自然雨洪系统之间的相互干扰，从而提高城市雨洪韧性。因此，城市雨洪韧性一直以来都是城市生态学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涉及了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城市选址、功能布局和土地开发强度三个方面。1915年帕特里克·格迪斯在其《进化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 一书中提出生态河谷纵段剖面，建立了地理水文条件与气候、植被、动物分布及人类生活方式的相关性，拉开了根据雨洪韧性原则优化土地利用的序幕。1969年伊恩·麦克哈格提出生态城市的原型概念—大河谷鸟瞰模型。该模型运用丰富的环境科学知识对河岸缓冲区进行了分类，结合最大限度避免雨洪灾害的需求，提出城市选址方案，即城市既要靠近河道，又要与河道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获取水资源的同时远离洪泛平原，减少雨洪对城市的威胁以及城市化对自然水系统的干扰(图1)。基于此，1995年理查德·福曼提出河谷廊道概念，建立了洪水平原梯形模式和生态规划的一般性准则。

流域尺度上的土地利用优化主要体现在城市选址方面。新城或城市新建区应尽量选址在地势较高、地理水文条件较好及对自然雨洪系统干扰较少的地段，尽量避开洪水淹没区。然而，现实情况却颇为严峻。洪水淹没区虽然仅占我国国土面积的9.2％，但是许多重要级城市地处其中，增加了雨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针对这一问题，俞孔坚等学者提出了城市发展的浅山区战略，试图凭借浅山区地带适宜的自然地形条件来规避未来雨洪灾害的影响，这是一种对城市生态学理论回归的探索，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城市和街区尺度上的土地利用优化主要体现在功能布局方面。根据雨洪路径因地制宜地布局开放空间，可以避免对人员集中区的威胁。在功能布局时，首先应进行深入的“场地阅读”，即对场地所在集水区范围内的地理水文、降雨情况和汇水面积等进行分析；其次根据场地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雨洪管理模式，如根据一般实践经验，在地势较高地区最大限度地对雨洪进行滞留以减小低处的排洪压力，在地势较低地区促进雨水的快速排出以防止内涝等，进而提出适应性的城市功能布局方案。美国亚特兰大Beltline北部的Colonial Homes项目正是通过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对土地功能进行调整，解决了该地区的雨洪问题。该项目原本是针对已经划定的场地进行城市更新的，然而开发者注意到场地地处附近河道的洪泛区域内，居民经常遭受洪水困扰，于是提出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提升地区雨洪韧性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原本位于洪泛区内的建筑通过土地功能调整，转移到东西两侧的高地上，从而使居民彻底摆脱了雨洪困扰，同时洪泛区域被设计为雨洪花园，并依据科学模拟结果进行了形态调整。类似的案例还有 Beltline 沿线的 Old Fourth Ward城市更新等项目( 图 2)。

此外，对土地开发强度的合理分配也可以规避雨洪风险，提升城市的雨洪韧性。根据土地开发强度，新城市主义将城市用地分为七类，即特区、城市核心区、中心城区、城市边缘、城市郊区、乡村和自然地，并在数量和空间两个方面对城市用地进行优化设计。在数量分配方面，对各类用地比例进行合理分配，控制城市开发用地面积。最优的情况是，流域内不少于30％的土地用作林地，不超过55％的土地用作农田，不超过50％的土地用于城市开发。其中，用于城市开发的土地应控制建筑密度，保证绿地和水域等柔性界面的面积。在空间分配方面，高密度地区人口稠密，硬质表面多，绿化空间少，雨洪韧性相对较弱，雨洪灾害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较大，建造活动对自然的干扰也较大，故应选址在雨洪威胁相对较小且自然雨洪系统不敏感的区域；低密度地区的情况则恰好相反。

（二）根据雨洪韧性原则组织城市结构

城市结构是城市的骨架，用以描述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包括街道布局、建筑排列和公共空间组织等要素。具有良好雨洪韧性的城市空间结构可以促进排水、蓄水及水体的就地吸纳，最大化地发挥城市雨洪韧性效能。在这个过程中，雨洪韧性成为塑造城市特色肌理的推动力。

我国古代城市普遍采用排水和蓄水的方式，以地表水系为核心组织城市空间，应对雨洪灾害。其空间模式大致分为三种，即以快速排水为代表的河网型模式、河渠型模式和以调蓄洪水为代表的湖池型模式。不同空间模式的应用受地形的影响最为显著。以典型的采用河网型模式的城市—苏州为例，由于其地处江南地区，降雨量大，地势低平，极易形成内涝，故排水速度非常重要。建造者在城内设计了“六纵十四横加两环”的河道水系，实现了水陆平行、河街相临，呈现出双棋盘式的城市空间格局，以促进雨洪快速排出。宋代朱长文曾这样称赞苏州河道的排洪作用：“观于城中众流贯州，吐吸震泽，小浜别派，旁夹路衢。盖不如是，无以泄积潦，安居民也。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外部机制的共同驱动下，这种空间结构不断完善，形成适应性景观。其中，内部机制表现为适水规划和建设技术的进步，外部机制表现为周期性的水灾害，通过内、外部机制的反复作用，形成了城市雨洪韧性，从而为当代城市设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相比古代城市的治水理念来说，当代雨洪韧性理论除了延续和演绎传统地表水系以排水及蓄水为核心的方法，更注重自然对雨洪就地吸纳的能力。自然就地吸纳可以从源头进行控制，不但能够减少地表径流污染、回补地下水，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利用自然的调蓄功能提升城市应对雨洪的韧性，减轻下游人工排水和蓄水的压力。我国海绵城市建设也相应提出了“渗、蓄、滞、净、用、排”，形成以就地吸纳为首的六字方针。在这一观念的转向下，城市结构呈现出以下两种发展趋势。

(1)由集中式向分散式转变。以往的城市理水范式将城市雨洪通过管道进行集中，经统一处理后再排放。各个片区的雨洪通过片区级管道汇集到城市级管道中，造成流量的叠加，导致工程投资巨大而难以获得有效的城市韧性，也容易引起与生活用水的混流，造成水质污染。因此，应采用就地吸纳的方法，首先需要将大面积的汇水区划分为小面积的汇水单元，进而针对单元内的汇水情况进行合理的雨洪规划。例如，ARUP在崇明岛东滩生态城的设计中以雨水就地吸纳为核心，引入了“雨洪细胞”的概念，设想将百年一遇的降雨限制在一个个小规模的“雨洪细胞”中，从而减少了地表径流和更大范围的雨洪集聚，对分散化空间结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图3)。其次，鼓励在城市中创造具有柔性界面的公共空间，形成“雨水接收器”，即将树林、湿地、草渠和河道等要素通过点、线、面的形态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密集而分散的排布，增加就地吸纳的几率。简单来说，一个大型片区级绿地所具有的韧性不如总面积相同的若干个小型社区级绿地的韧性。此外，雨洪韧性原则在生态城市的实践中也得以应用。例如，在瑞典B01生态社区的建设中，引入了单位街区最小植物群落面积系数的方法来控制绿地的分散程度，即要求在城市每一个街区单元内，生态有效土地(有利于生态系统功能塑造，依靠吸纳、存储和过滤雨洪来创造生物群落的土地)的综合系数不低于 0.5。

(2)由碎片化向网络化转变。提升雨洪韧性不仅需要足够的“雨水接收器”，还需要依据雨水水路，将小尺度的细部排水廊道与大尺度的城市雨水走廊相连通，以形成跨越空间层级的网络系统，增强对干扰的抵抗能力。在雨季，雨水首先要经过分散式“雨水接收器”的充分过滤和吸收，溢流的雨水则通过合理布置的水路汇聚到具有更强韧性的雨洪网络中做进一步处理，避免了突破管道系统极限后形成雨洪灾害的情况。在一项针对荷兰填海城市Almere地表排水系统的研究中发现，如果仅考虑屋面、路面、不透水铺装和绿地，不考虑河道网络的影响，城市平均地表径流系数为0.45～0.60；考虑河道网络的影响后，城市平均地表径流系数降低为0.20～0.45，证明了网络化对于提升城市雨洪韧性具有显著的作用。实际上，排水系统的网络化早已在以苏州为代表的古代城市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急剧增加的雨洪灾害促使一些城市对其展开了新的探索。在既有城市结构修补方面，2011年丹麦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气候适应规划》中提出，要依据水路将城市的雨洪设施连接起来，在区域层面上与哥本哈根“五指规划”中用于保护城市生态的绿廊进行衔接，形成跨越流域、城市、街区、街道和建筑的五级网络雨洪体系，城市结构呈现出由早期的生态驱动转变为雨洪韧性驱动的特征；在新城市结构生成方面，相关实践还比较滞后，仍然停留在设计探索阶段，如在2015年同济—佐治亚理工学院崇明生态城中美联合设计中，城市结构由现有河道网络驱动生成，空间沿河道呈带状分布，形成了“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不断复制，迭代更新”的城市发展脉络。

（三）根据雨洪韧性原则塑造多用空间

可持续的城市排水系统包括绿色屋顶、洼地、院落池塘、沟渠、大型雨洪蓄水塘和湿地等要素，它们也被称为蓝绿基础设施。蓝绿基础设施具有良好的雨洪韧性，能极大地减少地表径流。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城市道路的地表径流系数为0.85，而绿地的地表径流系数只有0.20。由于雨洪灾害只是偶发性事件，在平时，蓝绿基础设施可另作他用，如叠加慢行系统、交往空间和绿化景观等，在提升韧性的同时获得社会和经济效益，从而达到多方共赢。

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与蓝绿基础设施的结合，营造多用空间，近年来广泛开展的河道见光化运动就是多用空间塑造的典范。在利益导向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河道因过多占用城市土地而遭到大量掩埋。河道见光化运动通过拆除盖板及历史河道复育的方法，对城市滨水空间的价值进行了再挖掘。这些被恢复的河道不仅可以用于缓解雨洪问题，还可以与休闲、商业设施相结合，形成引人入胜的城市活力空间。随着环境的改善和人流的增加，城市土地价值得以提升，更多的开发项目沿河道展开，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韩国清溪川复育、美国圣安东尼奥河重塑等项目(图4)。除了河道以外，类似的城市多用空间还包括道路、广场、院落、公园和天桥等。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增强城市雨洪韧性为目标的城市空间开发中，应始终把空间的环境性能放在首位，通过制度建设，避免出现打着生态的幌子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根据雨洪韧性原则塑造城市多用空间要基于对三种基本性能的综合平衡，即城市运转性能、空间交往性能和雨洪韧性性能。这种平衡建立在对每种性能的深入分析之上，寻找可以同时满足多种性能要求的策略，最终呈现的结果是对传统空间的性能化诠释。平衡的过程是复杂的，往往会遇到各种原则的碰撞。由于雨洪设施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还属于应对偶发性事件、不能直接与人的使用产生关联的地下设施，它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容易被弱化为无关痛痒的配套工程。然而，最佳实践案例证明，雨洪设施也可以在功能、形态、界面和氛围等方面成为驱动空间塑造的核心力量。例如，在荷兰鹿特丹城市水广场设计中，3个下沉式的露天集水池分别对应不同的集水区，用于解决周边街区的雨洪问题(图5)。3个集水池分别兼顾了篮球运动、滑板运动和街舞表演的功能，并通过设计与周边城市环境相融合，创造了充满活力的空间氛围。在美国西雅图的 SEA 街道设计中，利用弯曲的道路来减弱地表径流强度，利用草渠式路缘提升滞水能力，同时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形态 ( 图 6)。

（四）根据雨洪韧性原则整合城市系统

生态思想拓展了城市设计的学科边界，呈现出一种整合多学科的特征。传统的依赖给排水工程师设计管道网络来应对城市雨洪灾害的方法已经是捉襟见肘，跨学科的对话才能建立起更有“力量”的应对体系。应对雨洪灾害，不能仅停留在排水和景观系统设计层面，还应该扩展到街道、公共空间和建筑等整个城市系统中去，以城市设计为方法，从更广阔的层面去思考、解决问题，从而在系统的协同作用中获取更大效益。

根据雨洪韧性原则整合城市系统的关键在于建立统一的设计目标，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促进各专业和利益相关方的充分互动。例如，美国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生态水客厅”项目将雨洪韧性作为系统整合的契机。该校组建了一支由建筑、工程、景观、生态、设备技术和财务运营专家组成的跨学科的校园规划委员会，提出以雨洪韧性和雨水的资源化利用来整合校园系统的目标。项目设计团队建立了校园水流模型，以校园内环路为基础，打造了1个占地面积80亩(约5.3hm²)的“生态水客厅”。这一环形空间廊道跨越2个集水区，包括景观、基础设施和建筑3个系统的改造(图7)。在景观层面，建立一体化的生态景观和景观化的雨洪管理系统，如在沿环道两边设置用于雨水收集的凹形草渠，在地势标高处创造用于雨水净化处理的湿地等。在基础设施层面，根据景观系统合理设置地下集水池；设置雨水过滤、黑水处理等系统；构建回收水传输网络，用于景观灌溉和厕所冲洗。在建筑层面，整个校园包含2个LEED铂金级建筑及 13 个 LEED 金级建筑等，这些绿色建筑利用场地和屋顶收集的雨水冲洗厕所，并将剩余雨水汇入地下集水池用于景观灌溉(图8)。通过3个系统的协调互补，最终形成了性能化的校园空间。

四 进一步的思考

雨洪韧性城市设计拓展了传统城市设计的外延，与雨洪为友，使城市适应自然生长法则，从而走向以城市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代表的第三生态。它从优化土地利用、组织城市结构、塑造多用空间和整合城市系统等多方面循水造形，将雨洪韧性物化为具体的城市空间环境，突破了以往将城市雨洪系统作为配套工程的局限，为生态城市的性能化设计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作为新生的概念，雨洪韧性城市设计面向的系统更加多元、维度更加立体、问题更加复杂，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很大的挑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思想认识方面，要摆脱城市与自然的两分法误区，建立对城市和自然一体化的认知，进而通过一种整合式的策略来提升城市雨洪韧性。同时，应重视应对灾害的重要价值，使雨洪韧性原则与社会、经济、生态、美学等其他城市设计原则相平衡，仅仅实现经济价值而不去解决水灾害的方式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设计方法方面，要突破普适经验的限制，因地制宜地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雨洪管理模式和空间策略；注重从古代与水共生的城市中理解、学习理水智慧，并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在管理体系方面，我国现有的雨洪规划体系还不完善，在街区层面上缺乏雨洪管理内容，上位规划难以结合场地的具体特点指导实践。建议学习西方先进的水管理经验，形成跨越流域—城市—街区—建筑—景观和基础设施链条的完整的雨洪规划体系，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加入雨洪规划内容，鼓励在城市设计中结合三维空间进行考虑，制定好后续验收和绩效评估机制。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7年2期

《循水造形 —— 雨洪韧性城市设计研究》

论文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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