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义乌乡村建设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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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吴广艳，义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张俊芳，义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谭剑，义商智库研究院研究员牛建农在《规划师》2017年第8期撰文，文章全面回顾了十余年来义乌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通过大量案例对义乌以村庄为单位展开实施的三种乡村建设模式 ( 旧村改造、村庄整治、异地奔小康 ) 进行了总结，分析了人、产业、生态环境、村庄物质空间建设和历史文化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乡村建设工作的得失利弊作出客观判断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乡村；建设模式；演进；义乌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08-0144-05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C

[引文格式]吴广艳，张俊芳，谭剑，等．也谈义乌乡村建设的模式[J]．规划师，2017(8)：144-148．

一  义乌乡村建设模式的演进

义乌的乡村建设一直走在浙江省前列，涌现出一大批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特色村和农家乐休闲旅游村(点)，乡村面貌和农民居住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取得巨大成就。1999年，以大陈二村的规划建设为转折点，义乌乡村建设告别了农户分散自建模式，进入整村规划建设的新时期，先后完成了对200多个村庄的旧村改造、538个村庄的村庄整治，几乎涵盖义乌所有村庄。在十余年的实践中，义乌乡村建设逐步形成了旧村改造、村庄整治和异地奔小康三种模式。

（一）旧村改造模式

目前，义乌已有 200 多个村庄 ( 含城中村 ) 完成了旧村改造，约占义乌村庄总数的 1/4，改造时间大多集中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10年时间里，改造工作推进速度快是一大特点。

对于义乌新农村建设而言，大陈二村旧村改造(1999年)具有重要的探索与示范意义，开启了义乌新农村建设和城中村改造以村为单位、统一规划、全拆全建模式的先河。在改造工作启动之初，项目组规划设计了四种住房形式供农民选择，即单体别墅(三层)、两户联体别墅(三层半)、多户联体楼(四层半)和公寓楼(六层)。最终一半以上的农户选择住进了联体别墅—— 一栋栋小洋楼整齐排列、水泥路横平竖直、村庄绿地和农家小院鲜花盛开，代表了义乌农民的新生活。

由于大陈二村旧村改造的成功，其模式在义乌全市迅速推广开来，一般村庄和城中村均面临全拆全建的局面。在政府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和农民要求“大家一个样”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无论是村庄还是城中村，在“全拆”之后全部建成了四层半的“垂直房”建筑。统一规划、全拆全建、以户为单位、建四层半联体楼的旧村改造建设模式逐步固化。全拆全建的建设模式不但改变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形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义乌主城区的形象。

城中村连片成群，形成了义乌主城区大片四层半楼房连绵不绝的空间特色，因此有人将义乌称为“四层半城市”。四层半城中村在义乌主城区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快速推进了义乌土地的城镇化，补充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功能缺失 ( 如住房、商业、生产、仓储和办公等功能)，完善了义乌“场街结合”的多层次市场体系。

在实践过程中，全拆全建的旧村改造模式先后经历了从单一四层半“垂直房”规划建设到多、高层住宅结合，再到局部高层、功能分区规划或全高层公寓规划，最后到全高层社区集聚规划建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村改造的主导思想从实现农民住小洋房的梦想转为关注节约建设用地和产业发展，从以村为单位的规划建设转变成以镇街为单位的全高层规划建设(图1)。

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期待住洋楼的梦想固然美好，但村庄建设与城市建设用地的矛盾很快凸显出来。调查数据显示，在旧村改造模式下，新村建设用地规模超过村庄原来的建设用地规模50％左右，个别村甚至超过 100％，这是义乌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所无法承受的。为此，义乌相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了一系列的节地探索。

(1) 佛堂镇楼村大厦是义乌节地型农居建设的试点项目。经过测算，如果按照一户一宅的模式建房，仅仅是第一批 55 户农居就需要土地 16.5 亩 ( 约为11000.00m2)；而采取节地型农居建设模式，建设两栋五层半和一栋十层半的公寓式楼房，总计只需占地 2 亩 ( 约为1333.33m2)就可以让55户村民全部住上新房。但是高层公寓式楼房对农民传统的居住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试点项目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

(2)田畈村改造，以建设高层住宅为主，从三个方面实现了节约用地：①规划用地较原用地节约了1030.32m2的用地；②通过向空中发展建设高层住宅，村民人均拥有的房屋面积由原来的60m2增加到180m2；③为村民营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的、总面积达8000m2左右的公共活动空间。田畈村改造实现了“两个统一”，即村民增收与居住条件改善的统一、城中村改造与城市发展需要的统一。通过建高层住宅，使村民房屋拥有量大幅增加，为村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创造了条件；同时，规划在公共活动空间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图2)。

(3) 月白塘村是义乌首个按照“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的原则进行规划建设的园中村试点，规划节地效果十分明显。政府核定用地 34000m2，实际用地为27200m2，节地 6800m2；规划用地的65.3％被用来建设高层公寓和标准厂房，实际上已经改变为生产经营用地，其出租收入可为村民带来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月白塘村提供了一种实现节地、富民、有利于工业园区发展的多赢的空间形式，探索了一条更适合农民的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图3)。

(4) 岩南村规划探索了一条“居住上山”的新路，与资源秉赋相适应的产业及空间发展方式，即将村庄的居住功能移出村外，在村边山坡上为村民新建住房；发挥村庄中有多口水塘的优势，发展以赏荷为主的休闲农业(图4)。

全拆全建的旧村改造模式在义乌的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全拆”造成的可用房屋资源及基础设施的巨大浪费、历史文化珍宝损失的无可挽回；“全建”造成的“千村一面”，以及其以村为单位的宅基地安置、垂直房建设所造成的建设用地的高消耗，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自开展田畈村试点和月白塘村试点之后，这种以村为单位、宅基地安置和四层半联体垂直房建设的旧村改造模式逐步退出义乌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舞台。

（二）村庄整治模式

义乌的村庄整治工作是从 20 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最初的工作内容以清理垃圾为主，后发展为以“穿鞋戴帽”(村庄建筑物外立面的抹灰、粉刷 ) 为主；进入21世纪，内容拓展为“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和环境优化”的“小五化”，逐渐重视道路、照明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随后，针对农民在村庄外围建新房、村中原有建筑被大量闲置的现象，整治“空心村”又成为村庄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2008 年出台的《义乌市村庄整治建设工作指导手册》强调了“产业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推动了村庄整治工作由关注“好看”和“居住”向关注产业发展转型，出现了一批围绕产业发展规划进行村庄整治建设的案例。现代农业的发展、产业带的形成和相邻村庄之间合作与分工的逐步深化以及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规划建设，又将产业带发展与相关村庄关系 ( 包括空间关系 ) 变化的现实摆在了规划师、建设者的面前，因此以产业为纽带、相关村庄合作发展、统一规划建设的“村庄群”的概念逐步明晰起来，规划师开始思考村庄整治建设工作由以单个村庄为单位向以村庄群为单位转型(图5)。

与全拆全建的旧村改造模式不同，村庄整治工作是在保留村庄原有形态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模式尊重村庄自然生长的规律，立足村庄现实，将现代化的产业、生活方式引入、融入村庄，推动村庄的渐变；可以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传统建筑、特色空间，留住“乡愁”。相当数量的村庄整治规划跳出村庄建成区的红线，将整治建设工作扩展到村庄全域，进一步扩展到产业带、村庄群，实现了在更广阔的范围、更高层面上资源的优化配置。

(1) 何斯路村在整治过程中引入薰衣草种植这一特色项目，由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转型，并围绕这一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挖掘村庄历史文化资源 ( 包括传统建筑、古树池塘、村庄名人和传统酿酒等 )，统一规划，整合提升，同时加快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成为乡村旅游名村。

(2) 溪华村位于上溪镇十里桃花坞入口处，相当于十里桃花坞的“龙头”，然而该村的桃林面积很小且分布零散，旅游资源与其所承担的使命不相适应。整治规划从资源建设入手，依托该村拥有的数千亩山林资源优势，将 2100亩(约14km2) 马尾松林改造建设成为连片的桃林、银杏林和板栗林，解决了以桃花为主题的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不足的问题。溪华村规划不仅跳出了传统村庄规划偏重于村庄建成区范围内的物质空间建设的窠臼，还将村庄建设规划扩展到整个村域，实现了规划内容与规划空间范围的双重突破。

(3) 缸窑村是一个依托制陶业兴起的村庄，是义乌重要的制陶工业基地，村中的龙窑是义乌至今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古陶窑。依据村庄的特点和资源优势，村庄整治规划提出“一业为主，多业互动”的发展思路：以独具陶文化特色的旅游业为缸窑村的主导产业，同时发展生态农业、工业 ( 工艺陶器 ) 和相关服务业。在产业发展思路明晰之后，村庄的古窑、古树、古街巷、传统建筑、因挖陶泥而形成的众多水塘和中小学学生们制作的陶艺，甚至碎陶片，都成了宝贵的产业资源，以碎陶片砌的墙、铺的路，成为村庄的一大特色。这种以旅游业为主导、多业互动、有机复合的产业发展体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有利于破解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图6)。

(4)义亭“十里红糖飘香”的精品线路规划，实际上已经是产业带空间范围内的村庄群规划(图7)。这条精品线路所在区域是义乌甘蔗的主要种植区和红糖主产区，包括七八个村庄，涉及5700余人，义乌每年举办的“红糖节”的主会场即设在该区域的西楼村。村庄整治规划的总体思路为“以业兴村”，依托规划区域的红糖产业优势，努力将红糖产业与乡村旅游业整合成一个新型的、内涵更为丰富的大产业，以此带动相关村庄的发展。随着规划的实施，规划区域内的村庄将逐步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经济社会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显然是比传统村庄要大得多的经济社会单元。借鉴城市群的概念，笔者将这样的经济社会单元称之为“村庄群” 。

村庄群的建设意义在于将农村空间中分散的点组织成为互动、互助、合作的片区，将产业带发展与村庄空间发展融为一体，扩展了农民发展的空间，不仅有利于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有利于推进村庄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农村规划体系的完善，更能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村庄整治模式从过于偏重农居的居住功能、村庄的物质空间整治建设转向更多地关注村庄的产业发展和人的发展，是规划学科和规划实践的一大进步。农业产业带带动下的村庄群的形成与发展，为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提出了新问题、新任务。村庄整治延续了村庄自然生长的过程，符合村庄自然生长的客观规律，推动村庄渐进式发展。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逐渐成为义乌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模式。

（三）异地奔小康模式

异地奔小康原称“移民安居”，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下山”，即对地处偏远、人口稀少、自然承载力弱的边远山区村庄实施整体搬迁。义乌于2001年开始加快山区劳动力转移、搬迁山区村庄的工作；于 2003 年启动城乡一体化工程，正式提出边远山区村庄的农民异地奔小康工程；到2008年，共有大陈、佛堂、上溪、赤岸及苏溪5个镇分别实施了三期异地奔小康工程，有8个村完成整体拆除，3000多名山区农民搬入安置小区，完成退宅还林或还田复垦面积274.7亩(约0.18km2)。2009年前后，异地奔小康工程开始实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在列入搬迁对象的农民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不愿“下山”，一些原来被列为搬迁对象的村庄，主动要求放弃异地奔小康。调查结果显示，与2009年相比，2014年村民搬迁“下山”的意愿明显减弱。

农民“下山”意愿明显下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相关部门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调研，推动了对山村村庄现实与价值的再认识：

(1) 资源丰富是山区村庄的巨大优势。调研发现，群山连绵起伏，为山区村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优势是城镇和平原村庄无法与之比拟的。山区群山苍翠，物种多样，环境少有污染，空气清新，水质清纯。丰富的山林资源、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相当数量的耕地良田和大量的房源，共同组成山区村庄发展的巨大优势。

(2)“银发社会”是山区村庄共同面临的问题。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村外出，他们又带走了自己进入学龄的孩子，山区村庄中只剩下老人、少数中年人及一些学龄前儿童，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银发社会”，产业滑坡成为必然。

(3) 休闲农业是山区村庄发展的突破口。北山、贝家等山区村庄近年来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村庄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人们看到了山区村庄发展的美好前景。

同时，调研带来了异地奔小康模式的重大调整：对于有条件通过发展山区村庄旅游、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村庄，原则上不再列入异地奔小康村庄名单，政府加大了对于这些村庄发展旅游业的扶持力度。

我国山区众多，山区村庄数量巨大，人口众多，山区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山区和山区村庄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破解资源制约的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义乌的实践让规划师认识到，山区村庄是开发山区资源的基地，农民是开发山区资源的主体，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是山区村庄建设的必由之路。

二  义乌乡村建设模式的反思

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义乌的乡村建设始终处于快速推进的状态，乡村建设体现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否定自己又不断创新的过程。回顾义乌乡村建设近 20 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以下五点。

(1) 规划建设项目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义乌乡村建设以户为单位、以农户分散建房为主要内容；20 世纪 90 年代末，义乌乡村建设转型为以村为单位，形成旧村改造、村庄整治和异地奔小康三种模式；2010年前后，产业带发展推动下的村庄群规划浮出水面。

(2) 在三种乡村建设模式中，村庄整治成为主导模式。旧村改造模式是最受政府和农民喜爱的村庄建设模式，通过全拆全建，快速实现“面貌一新”是该模式的优势，也是其弊端；对于山区村庄优势及其战略地位的重新认识，推动了异地奔小康模式的调整，大量村庄放弃异地奔小康模式，改为采取村庄整治模式；村庄整治模式因其符合村庄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逐步成为义乌乡村建设的主导模式(图8)。

(3)产业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我国的城乡规划建设历来存在着过度偏重物质空间建设的问题，规划建设只考虑投资、用地、建房及修路，而将产业置之度外。然而，作为村庄发展的动力之源，产业的发展对于村庄建设的作用和意义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义乌乡村建设的三种模式在其发展、演进历程中，都遇到了产业发展问题，都先后融入了产业发展的内容。在客观规律的作用下，在建设者的探索与创新中，产业发展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兴业强村”的建设思路逐渐形成，出现了许多以产业发展推动村庄建设的规划建设案例。

(4)农民的地位上升。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农民的地位逐渐上升。这一点在异地奔小康模式的演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农民不愿“下山”的意愿促成了这一模式的深度调整。

(5)乡村规划建设的理论不断丰富、方法不断创新。乡村建设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必须自觉遵循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乡村建设活动必须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及要求相适应。乡村建设面对着极其纷繁复杂的局面，那种“万应灵丹”式的规划建设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创新。

义乌乡村规划建设的实践促使规划师逐步认识到：影响村庄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天、人、文、业、城”五大要素。只有正确地理解了这五大要素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形成科学的乡村规划建设思路。

其中，“天”为村庄提供环境和资源，“天”也制约着村庄发展。村庄规划不应该“画地为牢”，将自己束缚在村庄建成区或村庄建设用地红线内，而应该走向田野，放眼村庄全域乃至更为广阔的空间，调动山水林田等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村庄规划必须顺天而为，在此前提下，适度改变自然。既要充分开发与利用资源，又要在开发与利用中改善资源条件，改进人与资源结合的方式，实现村庄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人”是村庄的主人，人聚则村生，人去则村空。人是影响村庄建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所有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资源。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主体，农民是村庄规划的服务对象，村庄规划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满足农民发展的需求，同为村庄规划建设主体的政府和规划师应该坚守为农民服务的宗旨，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实际工作中，政府由主导、引导作用主体越位为绝对主体，农民反而处于从属地位，成为村庄建设成果的被动接受者的现象，亟待改变。

“业”指产业，产业是村庄的活力之源，是村民生存、集聚的前提和物质基础。业兴而村旺，无业则无村。人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又塑造人。产业的发展是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其发展水平对村庄物质空间形态影响极为深远；村庄物质空间是村民和产业的“容器”。村庄是集生产与生活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经济体，而不是单一功能的居住地。不能把城市小区的规划思维与方法硬搬到村庄规划中来。村庄的物质空间建设规划必须适应村民发展的需求，而村民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产业的发展来实现的。“乐业”方能“安居”，村庄必须宜居又宜业。

“文”指村庄文化。村庄建设是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展开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村庄宝贵的资源，同时也隐含着村庄空间发展的逻辑，规划师应该深入揣摩并遵循这个逻辑。尊重村庄发展的历史，传承文脉、彰显人文、创新发展是村庄规划的正道，随意推倒重来的做法不可取。

“城”即城镇。村庄建设是在城镇—村庄体系中展开的。同为人类聚居地的城镇和村庄是互相依存、互动互融的，它们互为资源、互为市场，谁也离不开谁。城市倾向是一种偏向，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公平的发展。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村庄与城镇、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村庄的开放度越来越高。乡村建设应顾全城乡一体化的全局，调动城乡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要素，适应城乡市场需求的变化。

三   结语

义乌乡村建设的规划实践逐步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首先掌握村庄生态环境、实际人口及其与相关城镇、村庄的关系，了解村庄发展和村庄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了解村庄的文化积淀和村民的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编制集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与村庄物质空间建设于一体的村庄建设规划。实践证明，这样的规划，老百姓欢迎，实施效果也好。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7年8期

《也谈义乌乡村建设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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