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级形态区域视角下旧城住区的 演变机制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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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姚圣在《规划师》2017年第8期撰文,国内大量旧城住区正处于加速衰落的过程中,面临城市更新的压力和困境。文章以广州西关住区为研究对象,根据城市形态学研究理论,在深入解读旧城住区的历史形态特征和演变动因的基础上,从多等级的形态要素逐层进行形态解析,最终综合形成多层级的城市形态区域研究结果;研究住区形态的演变规律和发展模式,建立形态基因的影响评估模型,分析空间适应性变化规律,探讨开发强度评估和形态预测的互动作用关系;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角度探讨旧城住区的保护更新策略及形态控制手段。
[ 关键词]城市形态区域;旧城住区;城市更新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08-0098-07
[中图分类号]TU984.18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姚圣.多层级形态区域视角下旧城住区的演变机制与更新[J].规划师,2017(8):98-104.
一
旧城住区开发与保护矛盾下的城市更新困局
(1)旧城住区的更新发展是急需解决的难题。
中国的城市社会经济正经历复杂的转型过程,大量的旧城更新诞生于市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分权化社会治理全面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用地不断扩张、城市空间持续膨胀和城市结构频繁重组,导致了城市形态的急速变化。旧城更新需要面对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二元的剧烈变动与调整,面临着来自政府、开发商与市民等多方面的利益平衡,也成为中国目前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空间冲突的焦点。如何应对资源环境的约束、平衡城市社会空间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是中国大多数传统城市急需解决的问题。
(2) 广州旧城内的传统住区正处于加速衰落的过程中。像大部分的中国传统城市一样,广州旧城区中存在着大面积的历史住区,以西关城区为例,大多传统住宅区域并不属于历史街区的保护范围,功能活力下降,空间次序混乱,甚至衰退成为危旧房屋或棚户区域。难以割舍的传统工业和专业批发市场迫使广州旧城区逐步低端化,旧城住区的人口呈现“三元结构”的混杂特征,不少传统住宅甚至被低价租赁为仓库。旧城低端产业不断蔓延,住区处于加速衰退过程中。广州旧城住区是在特定地域内长时间历史形态演变至今的结果,蕴含着城市的文脉信息,代表了城市的历史地域特色。拆或留,保护还是发展,成为很多城市管理部门棘手的难题。
二
城市历史形态研究的必要性:康泽恩城市形态区域化理论的应用
(一)城市历史形态和社会经济动因的解读
广州旧城住区的更新规划需要建立在对城市历史形态和社会经济动因深刻解读的基础上,首先需要充分理解其过去到现在的演变过程和类型特征,挖掘其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缘由。起源于西方学界的“城市形态”这一概念可以高度概括和表达城市的物质形式及其反映的社会经济信息。早在 1966 年,康泽恩就已经为欧洲地域背景下的城市形态研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城市形态区域理论,其体现了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的概括性认识(图1)。城市形态区域化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分析城市景观的历史地理结构。理解城市形态区域,最重要的是识别“形态单元”。这些单元构建出一个形态结构,从历史动态的角度表现一个城市区域在自然和人工作用下的形态特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城市形态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其理论方法对于广州旧城住区的更新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意义。而研究综合的、跨学科的城市形态分析方法不仅可以为认知城市的物质形式及其社会内涵提供有效的理论工具,而且可以为深化和加强城市历史保护规划工作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支持。
(二)康泽恩城市形态区域理论的应用前景
康泽恩城市形态区域理论对历史形态的解读方案,在旧城区的更新规划中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通过对不同等级形态要素的研究,形态区域理论可以解析平面单元和建筑类型的动态发展特征,在城市形态研究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意大利学派卡尼吉亚和马菲对建筑类型学的“组织”概念的理论运用一样,都是以各自不同的出发点为基础的城镇景观研究类型。中国的文化环境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借鉴西方城市形态学理论,需要因地制宜地调整,构建适合中国城市的形态学理论,针对性地应用于广州旧城住区的形态研究中,探索其演进机制和发展模式,对于旧城住区的更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图2)。
三
广州旧城住区形态的演进推断和区域分析
(一)从历史、区位与人文等方面研究广州旧城住区形态的演进过程
城市形态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选取具有地域典型特征的旧城住区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研究对象不是以往保护规划限定的标志性或纪念性意义的建筑物和场所,而是经常被政府和大众忽视的旧城普通住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以居住为主、以商业为辅的混合型街区,如广州的东山、西关旧城区都存在大面积的历史形态区域。其整体环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单个纪念性建筑的修缮和保护。但此类旧城住区也是最容易被忽视,遭受破坏最严重,规划管理工作最难下手的城市区域。
研究过程中针对国内旧城住区的基础调研工作十分重要,通过微观尺度形态信息的实地勘察和记录,形成详细的矢量数据图库和评价结果。本文研究的形态要素的量化指标体系,可为规划管理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从平面形态三要素入手,分析案例区域呈现的形态特征及演变规律
城市形态研究贯穿于每一个细分的形态要素中,包括街道平面格局、街道尺度、建筑立面和建筑材料等,首先形成细分要素的形态结果,然后不断综合直到得到最终的城市形态区域划分结果。需要强调的是,形态区域的划分格局是建立在历史地理的时空基础上的,是对旧城住区形态历史演变的动态理解。为了记录并分析此动态过程,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细节化的图形标识来梳理城市形态的时空发展过程(图3)。
(1)平面单元的分析研究。
平面单元可以细分为 3 个要素,首先是作为平面单元形态骨架的街道系统,包括街道等级布局、街区划分模式和街道平面形式等;其次是地块模式,研究地块序列及其组织方式,包括地块划分、地块“主次”出入口模式、地块组团等;最后是建筑平面布局,表达的是建筑与地块之间的关系,包括长条形地块情况、不规则大地块情况等。在界线划定过程中采用了“多等级分区界线”的方法,通过不同等级的界线表现不同程度的形态结果,由于广州西关住区的历史形态复杂性,研究采用了四等级分界线的划分体系,等级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下降。而平面单元的划定结果将直接影响最终城市形态区域的结果。
(2)建筑类型的分析研究。
建筑类型的研究吸收了意大利学派关于建筑类型学的思想和理论,首先会基于历史时期对建筑类型进行分类,如广州西关住区就选取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后 4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类型。其次,进一步研究建筑平面格局,包括建筑总平面、建筑内各层平面及其与外部公共街道、广场空间的关系;最后研究建筑外型,包括建筑立面、材料等内容。
(3)土地和建筑利用的分析研究。
土地和建筑利用作为一种空间使用的属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包括土地使用性质、建筑各层使用性质和最初建设用途等较易发生变化,其对城市形态区域的结果影响较小。经历了多次历史时期转变,现今广州西关住区中以“住转商”的演变为主,还有小部分“住转公”的情况。
(三)形态三要素的综合结果:城市形态区域
上述形态要素都是地理调研中的观察对象。在特定区域,这三种形式综合体一起构成有别于周围城市环境的“形态同构复合体”,即“城镇景观单元”,形成的区域范围就是“城市形态区域”。
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说,反映到图纸上的城市形态区域,是综合分析形态三要素的结果。但是,在确定城市形态区域的过程中,形态三要素的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影响作用排序为“平面单元—建筑类型—土地与建筑利用”。这种形态影响效应的变化规律也是形态基因和空间适应性的研究基础。
与上文中平面单元的划分模式类似,城市形态区域也需要通过不同等级的形态单元界线进行划分,反映的是各个形态区域单元间的历史层级结构。以西关宝华路街区为例,采用了“三等级”的形态单元划分方法(图4)。
(1) 第一等级形态单元:划定出整体形态区域的界线。
形态单元主要遵循的是平面单元第一等级分区的划定结果,同时综合考虑建筑类型、土地和建筑利用两个形态要素的研究结果,概括出形态特征明显的同质区域。宝华路区域在晚清民初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建设,之后经历的大多是城市改建和重建的更新过程,呈现出复合拼贴的状态,形成了“骑楼商铺形态区域” “传统居住形态区域” “现代商住区形态区域”的第一等级形态单元划分。
(2) 第二等级形态单元:形态区域的进一步细分。
在平面单元的分区基础上,重点考虑建筑类型的分区特征,细分出形态单元并概括其形态特征。在宝华路案例中,建筑类型的混合状态达到了极致,类型混合的情况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在划定形态区域的过程中,建筑类型的分区都是相对概括性的,结合平面单元的分析结果,归纳总结出不同的形态单元。
(3) 第三等级形态单元:地块组群的划分。
第三等级形态单元的分界线将完全遵循平面单元中地块组群的划分,从地块的平面组合角度出发,对地块组群进行分区。分区原则是根据地块主要进出口面向的不同街道分出不同的地块组群,将面向同一条街道布置主要出入口的地块归纳为一个组团。地块组群反映出以街道为核心的社区组团,可以区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区建设过程。
(四)宝华路街区:重复式发展的拼贴状形态区域
从晚清至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宝华路街区受到的城市发展动力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晚清时期,宝华路街区迎来了第一次建设高峰,大部分土地被开发为住宅区;民国时期,宝华路街区已经没有多少空地可供建设,最大量的建设活动是骑楼街的开辟,其余为住宅的更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则基本上都是城市改建活动。与大多数西关旧城住区一样,在接近一百年的重复性更新建设活动中,宝华路街区形成了“拼贴状”的城市历史形态 。
(1)晚清住宅区的形态填充:东南—西北。根据《广州历史地理》的记载,清代尤其是清末以后,西关平原上、下西关涌地方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住宅建设活动。荔湾宝华路街区形成了诸多居住社区,包括逢源、宝源和宝贤等,这些社区及其街道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到了1910 年,研究范围内大部分土地都已经完成了建设。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时期内,宝华路街区中的城市发展呈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发展过程。清朝时期的宝华路街区位于广州城墙的西侧,珠江的北侧,一方面从沿着城墙西侧的十八甫商业街圩开始由东向西建设居住区,另一方面在珠江口岸的码头商业区北面由南向北建设居住区。至此晚清时期,宝华路街区内的土地大多已经建设完成,晚清时期的形态肌理也就成为了宝华路街区的原始形态基底。
(2) 民国的城市改造:骑楼街改建和住宅更新。民国初期,广州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建设活动,西关地区仍然被规划为商业发展区。从 1918 年开始,主要道路两旁开始兴建新型沿街建筑 —“骑楼”,把低层民居区域围成一个个内向的住宅区。研究区域内“第十甫路—恩宁路—龙津西路”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骑楼街”形态区域,留存至今。鉴于“骑楼街”与内部街区形态的差异,将其单独划定为“民国骑楼商铺单元”。一方面,民国政府对街巷狭小、人口稠密的西关城区进行了道路拓宽、弃弯取直和填涌铺路的城市改造活动。其中,研究范围内的下西关涌被掩埋成路,延续至今,形成了具有河涌平面特征的“西关涌单元”。另一方面,住宅区内的建筑经历了改造重建的过程,在保留传统岭南特色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具有“民国风格”的建筑类型。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建筑受到了传统岭南风格的影响,在形态特征上比较接近,因此晚清民国时期传统住宅聚集的形态区域就一并划定为“传统住宅单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破旧立新:建设陷入无序。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但在改革开放前,广州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和转型期”(1949 ~ 1957 年 )、“大跃进时期”(1958 ~ 1964 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5~1977年)。整体来说,城市发展过程缓慢,大多都是低质量的房屋加建改建活动,尤其是在后两个混乱的时期,西关历史区域内传统建筑遭遇严重破坏,此外劣质改建和违法加建行为愈演愈烈,并未产生出有文化价值的建筑风格。
(4) 现代的城市更新:“插入式”的现代建筑单元。1978 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被压抑了 20 年的城市经济蓬勃发展,广州城市形态呈现出放射状蔓延和旧城区圈层质密状发展相结合的态势。这个时期,大型商业地产项目成为主流,为了争取此类大型商业项目所需要的空间,开始对历史街区进行大面积的拆迁。同时,西关地区人口剧增,社会阶层日渐混杂,低质量、无文化特征的违法改建、加建、重建现象更加严重。这个阶段产生的典型形态特征是“大体量现代建筑形态”。在形态演变过程中,街区内部还形成了服务于居住社区内部的商业街和市场,如肉菜市场、百货小商店等,本文将其划定为“社区内商业街单元”。
综上所述,宝华路街区像大多数的西关住区一样,在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变动下,不断地进行着“重复式”的城市更新活动,和西方城市普遍存在的渐进式填充方式不一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复作用下形成了“拼贴状”的城市形态区域 ( 图 5)。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现代形态单元,代表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和集约化服务,但是其“插入式的开发方式”和“排他性”的形态影响了西关历史城区的整体形态肌理。
四
广州旧城住区形态的演变机制和形态模式
(一)形态基因对旧城住区形态演变的影响评估
城市形态的演变遵循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普遍规律:当城市建设初期形成的形态结构处于不稳定或不合理的状态下,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它势必向着更加稳定、空间使用效率更高的形态结构转化。稳定的形态基因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得以遗传,而有缺陷的形态基因则逐渐瓦解变形,最终转变成其他的形态模式。例如,晚清时期的西关城区中,在封建政府的粗放式规划管理方式下,只是规划建设了几条主要的城市道路,城区被划定为若干巨大的街廓。大街廓内部形态基因的稳定性非常弱,很快内部土地开始了自发性的建设,而建设主体是民间资本实力雄厚的西关商人阶层,甚至担当了开发商的角色,形成了具有岭南传统特色的建筑形态。但是由于缺乏整体层面的统筹规划,导致街区肌理自由生长,最终形成的形态结构缺乏弹性,不利于未来城市的功能调整。
通过不同形态模式的对比研究,寻找强势基因、鉴别弱势基因对于理解广州城市形态演变的规律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对于未来城市形态的规划利用也有实际意义。
(二)旧城住区形态的空间适应性变化规律
各层级形态要素对城市形态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但强弱有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广州旧城区的城市形态在形态框架的控制下持续性地进行着空间适应性变化,呈现出自组织的空间演化特征。平面单元是城市形态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决定了城市形态区域划分的基本格局。而街道系统则是平面单元中最具稳定性的平面要素,被称为“平面单元的形态骨架”,对城市形态具有主导力。城市旧城住区在初始规划阶段,街道系统的设计至关重要。形态框架一旦落成,将会在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引导着街区内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地块组合模式对城市形态也具有直接影响力。产权地块的演变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城市形态的成因。
广州西关地区在清末时期“自上而下”的封建管理政体下,采用了“小比例尺”的粗放式规划管理方式,形成了“大街廓树形结构”的街道系统,留下了不稳定的形态结构。由于在城市建设初期 ( 清末 ) 缺乏对形态控制要素方面的理解,没有制定出城市稳定、高效率发展的形态框架,导致街区形态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解变形。
(三)开发强度评估和形态预测的互动作用模式
旧城住区的形态处于不断动态演替的过程中,不同层级的形态要素(街道、地块、建筑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最终的街区形态。研究其体现出来的城市要素属性,构建相互关联的影响因子模型,对于解析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旧城住区形态具有重要作用。在延续历史肌理和文脉的城市发展原则下,影响因子模型有助于研究旧城住区更新过程中开发强度和城市形态的关系,为规划管理过程中制定控制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五
旧城住区的保护更新策略和形态控制手段
(一)基于形态类型的规划分区管控理念
城市形态学研究首先解决的是认识问题,通过形态研究和分析可以从历史地理观的动态角度理解旧城住区的多层次城市形态。在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参考西方城市更新管理的经验,总结出“基于形态类型的规划分区管控理念”,即旧城住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同改造程度的更新单元应该以城市形态区域为基础,关注重点是整体城市区域的空间形态,不仅是单体标志物或开放空间,保护并延续传统住区的整体肌理,同时谨慎控制现代建筑单元的进入。
以广州旧城住区为例,保护更新规划应该建立在充分理解城镇历史形态演进的基础上,继承并延续原有城镇的整体格局,包括街道系统、地块组织和建筑类型等各形态要素。面对广州旧城复杂的形态状况,首先需要将其分解为不同的形态区域,然后针对不同的片区提出单元式的更新管理方案,用“形态区域+产权单位”的方式划定具体细分的“管理单元”,单元作为政府规划管理的直接工作对象,对应不同的实施主体和控制导则。通过整体性的“形态区域”和操作性的“管理单元”共同作用,引导旧城住区的有机更新,保护并延续原有的地域性历史风貌(图6)。
(二)分级更新程度下城市形态要素的保护次序
首先,旧城更新需要根据不同规划目标下的更新程度级别,以及城市形态要素的重要等级,制定保护优先政策。首先需要保护的是平面单元中的街道要素。街道系统是整个历史形态区域的框架,控制了旧城住区的整体形态和肌理。另外在大规模新建的现代中心区中,街道系统的格局同样会直接影响城区的建设形态。但是目前大多数城市管理者们仍片面地将其视为“交通组织”的角色,没有充分意识到街道系统的形态意义,忽视了其对城市肌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
而地块模式直接决定了建筑组群及其形成的肌理尺度,其组织系统值得重点保护。近年来,随着现代建筑技术的不断提升,大体量的集中式建筑逐渐获得青睐。尤其在国内城市中,现代高层建筑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占据的地块面积远远大于传统地块,而且与传统地块的组织模式完全不同。现代大地块式城市更新项目带来的是高容量和高效率,但代价是整体清除大面积的历史地块肌理。
其次,建筑类型作为旧城住区的实质空间形态,作为历史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应该得到重点保护。尤其是大存在却遭忽视,未被挂牌为历史建筑的传统住宅类型,这也是保护规划中信息量最大的工作。
最后,土地和建筑使用功能是最易变化的要素,城市更新中可以相对灵活的调整,但仍然以不影响原有整体形态为出发点。
因此,在“街道—地块—建筑—土地和建筑功能”的保护次序下,广州旧城住区的更新管理可以有序地开展。根据不同的更新发展目标,不同的历史遗产保护程度,决定保留或改造的形态要素(图7)。
(三)制度性管控下的“微创手术”式更新模式
目前国内旧城住区的更新过程中,地方政府大多源于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目标,高度涉入到具体更新决策和管理程序中。以广州旧城住区为例,由于更新过程的复杂性,政府需要针对不同的案例区域,面对各方面的问题,与相关各方交涉,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甚至需要维稳,但由于各方博弈过于复杂,不停地纠结于局部问题,反而缺乏全面的规划控制,最终形成的多是利益协调下的形态妥协性方案。
本文建议旧城住区应该以制度性管控的更新方式为主,在保护整体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制定整体规划,清晰界定政府、开发商、市民的开发权限和行为依据,兼顾公共性开发和自主更新。制度性管控取代政府的打造模式,维持私人产权的权益和稳定性,建立群众参与和监督机制,发挥社会民间自下而上的更新资本和动力。旧城住区更新过程中建议以“微创手术”为主,取代大规模粗暴的“大拆大建”。住区的更新需要放弃短视的、以经济测算为唯一目的的建设驱动模式,应该重视原住民长期生活所形成的社会空间次序,注重维持旧城的历史地域特征。针对历史形态应该“保护和发展”并行,一方面需要保护并延续完整的具有历史风貌特征的形态区域;另一方面需要在旧城肌理的基础上进行充分更新,在规划管理控制下尊重周边的物质空间环境,演变出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型形态类型。这要求在形态研究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微创手术”对旧城住区进行逐步改良和调整,引导居民的个体建设行为,也需要管控地产项目的理性开发。
六
结语
旧城住区的形态发展历史普遍较长,大量历史建设行为留下的形态痕迹混杂其中,形成高度混合拼贴状的形态特征。目前国内城市更新中普遍采用的自上而下的形态管控思维似乎对旧城活跃的自组织变化难以下手,往往采用整体式的形态更新,对历史风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城市形态学从形态区域研究的视角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形态区域和类型的划分全面解读旧城住区的动态,在此基础上,考虑实际规划和管理的可实施性,结合具体区域的产权地块划分状况,提出更新单元的理念。旧城住区发展应该在形态框架控制和空间适应性规律的研究基础上,探讨合理的渐进式城市更新方式,通过“微创手术”不断修复、更新原有的历史形态肌理,达到和谐更新的目的。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7年8期
《多层级形态区域视角下旧城住区的演变机制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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