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创作谈】语言让我舌尖无法安稳
2008年十一假期，弟弟从北京到上海找我。那是弟弟第一次到上海。我们去了人民广场，去了外滩，去了崇明岛，本打算到东滩看海，到了才发现，根本看不到海，茫茫无尽的，是芦苇。那夜我们住在一家农家乐，走出门去，看到好多排小洋房。不少人在门口纳凉，听他们聊天，说的并不是上海话，一问之下，他们竟是当年修三峡大坝时，从坝区搬迁来的。问他们，回去过么？有个老人想了想说，回不去了，家都在水底下了。
从崇明岛返回市区，买好了船票，在码头边等船时，我和弟弟在一个走廊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当然，我们说的是老家的方言。忽然，一个中年男人站到我们面前，问，你们是施甸人吗？我是施甸姚关的。
好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那位大叔叫什么名字了，但我始终记得那一刻，我是何等的惊讶，又是何等的欣喜。在距离老家几千里外的上海崇明江边，一个人准确地在无数声音中认出了我们的声音。
2003年至今，我到上海十二年了。每年都会回老家云南保山施甸县。每次到家，我都会立马说回方言。——最初几年，我并不能够很快在两种语言之间奔波。在家里，偶尔会蹦出一两句普通话；回到上海，偶尔又会蹦出几句方言。大概要三四天，我才能让自己在一种语言里完全安稳下来。在什么地方说什么地方的话，本是理所应当——除非我不会说那地方的话，但老家人听到我一口方言，多少都会有些吃惊。因为村里有些人到外面读书了，或者打工了，回来后说的，便不再是纯正的方言，多多少少会夹杂一些怪异语言。他们在潜意识里，或许是要藉此获得某种对村里人的俯视感吧。他们的举动，或许令人发噱。但类似的举动并非乡里人独有，城里人也一样。我就见过一位饱学的上海年轻人，到美国几年，回来后便在谈话中不时夹入英语单词。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逃离故乡。不单单让身体逃离故乡，也要让语言逃离故乡。身体的逃离比较容易，语言的逃离却是最最困难的。但逃离之后呢，往往是回归。当我们试图回归故乡，却发现，故乡消失了。故乡先是从现实层面上消失的，接着是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的。乡音未改鬓毛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就像我，虽然坚持回到老家就说方言，可终究，那些真正让这门语言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东西，正难以挽回地在改变。
云南话属于北方方言，和普通话并没有多么巨大的差异，但这两种语言呈现出来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永远只能用普通话表达；有些东西，则永远只能用云南方言表达。
故乡，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那只能用方言表达的所在。
多少人感慨，我们这个时代的列车行驶得太快。我们坐在这疾驰的列车上，不知道奔向何方。故乡语言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正在迅速远去。
很早就听说，老家施甸县有不少契丹后裔。今天又偶然看到一则微信，题目叫做《强悍的契丹民族消失的原因》，文末说，有人认为契丹流落到了云南。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不少以刻有契丹语的墓碑，祠堂里发现了篆刻有“耶律”二字的牌匾，种种的遗迹都表明，契丹来到了这儿，这儿有契丹的子孙，但“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我想，所谓“确切的证据”，或许应该在语言里吧？不知道还有没有施甸人能说契丹语？或许没有了吧。但我相信，总有一些契丹词语，仍旧坚固地嵌在施甸人现今的语言里。那是昭示我们身份的隐秘符号。
拉拉杂杂说这么多，都是和我2014年12月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普通话》有关的。关于故乡，关于语言，关于在不同地域——尤其是不同语言间奔波的人，都是我想在《普通话》里说的。那个叫顾零洲的人，他和我一样，从云南来到上海，从说云南方言的云南来到说上海话的上海，而他呢，却在上海说着普通话，在云南总被人想着会说普通话。他在不同的语言间辗转，试图寻找一个立足地，安放自己的身体，也安放自己的灵魂。
舌尖上的中国，最主要的不是饮食，而是语言。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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