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体检，肿瘤全套指标中CA125有1037，特别高，其他指标都正常，平时吃抗癌中药基本没停，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母亲在早上七点打来电话，声音低低的。我本来还没醒透，躺在床上听着，这会儿坐了起来。她的声音越发低了下去，于是我告诉她，别担心，我马上回去看看她。
客厅里没人，落地灯还开着。我走进卧室，看见她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她今年六十八岁，除了头发变得灰白，视力变差，平时算得上行动自如。上周看她时，她还一副兴致勃勃的表情，讲邻居的八卦给我听。我每个月给她一千五百元，有时她会挑衅地说，这笔钱她全拿去买保健品了，说着说着就自顾自笑起来。一开始我有点不开心，但是想想就随她去了。我很善于忘记，让我不高兴的事情都被我抛在脑后。
她做任何决定前都不会征求别人意见，也不和任何人商量。包括嫁给一个智障以及领养一个小孩。所以曾经，她和外婆，她和我，相处得都不算太好。当然，如果我这么说她，她会立即提醒我：外婆去世之后，是谁放弃了自己应该享有的那份房产。她想说的是她对小舅舅有多好，因为她知道她妈妈最爱自己的小儿子。但他没怎么记得她的好，和她的联系一年也就一两次。至于和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记忆直接跳到十八岁住进大学的日子。那时我以为自己面对的是自由，不知道未来的路上，她还是会在前面等我。
她看着我的眼神平静极了，甚至有点置身事外。我想起小时候有几次，我做到噩梦，应该是喊出了声，或者挥出了手臂，但她也只是坐起来，轻轻把我推醒。她从来没抱过我，她也不喜欢我哭，她自己从没在我面前揉过眼睛。所以，除了和她待在一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隔着一条毯子和她说话。“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好？”我问她。她把毯子往上拉了拉，一直盖到脖子那里，闭上了眼睛。
我走进客厅，打开电视机，把音量调到静音。她之前看的是纪实频道。她喜欢看纪录片和电影。她在老年大学学会了上网、打字。有一次她自豪地告诉我，她是他们当中学得最快的。她想告诉我，她还没落伍，对现代生活里的那些小玩意，她还是了解的。我给她买了一部手机，她去植物园时会带上它，用双手举着拍点照片。不去植物园的时候，她就关机，把它放在桌上。她知道微信，也知道支付宝。就像她知道CA125有1037意味着什么。但她从来没用它给我打过电话。
那天晚些时候她下了床，走进厨房，一边给自己泡了一杯枸杞茶一边对我说，“反正你也做不了什么，你还是回去写你的小说吧，不到万不得已，”她说，“我不会来找你麻烦的。你做不了什么，医生也做不了什么。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了。”
二十八岁时，医生诊断她得了卵巢癌，卵巢被全部切除。这事儿已经过去四十年了。
我帮她把茶端上客厅餐桌，她给我抓了点瓜子，我们面对面坐下。“要是我做不动了，我就住到你家去。”她说，“你住过来也行。那年夏天你走后，你的房间我一直空关着。”她站起来，“来，你来看看。”
她打开我住过的房间门，指了指那张空着的架子床，床垫上面空空的。
“要是你来，我就给你装个帐子，再给你买套全新的床上用品。”
“嗯。”
“你家现在是五楼？你还在租房子住？”
我点点头。
“我会没事的，”她说，“我希望我会没事，就算有事，我也不会麻烦你很久的。”她说这些时，语速很快，好像在给自己提个醒一样。
想给母亲打个电话，她却已经把电话挂起了。这个独来独往几十年的人。希望我老了，也有她这般独处的能力与定力。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保证自己身体健康。不给你添麻烦，就是对你最大的爱。
二〇一一年二月三日大年初一的零点二十一分，我发过这样一条微博。
从母亲家出来，时间还早，我想去附近的植物园转转。沿着罗城路走，风里有桂花的香气。这香气让我感到平和，好像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从四号门进去，这是离我家最近的大门，我母亲平时就是从这道门进进出出的。她有植物园的月票，有一次，她忘记带了，但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翻起右掌，空空地朝门卫晃了晃。
花花草草在秋老虎的光芒下闪闪发亮。但是突然，惊恐压倒了我。我第一次意识到，总有一天，我母亲会看不到这一切。她再也不会那样神气地走过这道大门，走在我走过的这些小路上。她会真的，成为我回忆的一部分。然后，随着时间消逝。
我沿着小路走，头顶的树叶太密，只能看到碎片般铺开的微蓝天际。我想象她一脸镇定地在屋子里忙来忙去，这么多年，她总是一副没有什么能伤害到她的表情。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我陪她度过了一个夏天。那个上午，她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广州玩。她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没的，以及，他走得很平静。她没有哭，也没有要求我尽快回上海。我已经不记得那两个月的事情，不过有些细节还是印象深刻：她把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甚至有些空空荡荡。她换了窗帘和全套床上用品，屋子里似乎有了新的颜色。沉香的香气代替了中药的气味。她沉默的时候多了。她把他所有衣服都洗了一遍，晾干，然后打成几包，送去了居委会。有天夜里，我醒来上完厕所，看见她的房间灯还亮着，我敲了敲门走进去。她半躺着看着我，告诉我她只能睡着一小会儿。
“他怎么不回来看看？”她说。
“你把灯开得那么亮，会把鬼吓跑的吧。”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真的不喜欢医院，终于不用再去医院了。”
“你可以闭上眼睛试试，闭目养神。”
她点点头，“你帮我把灯关掉吧，再把门也关上，”她说，“我想看看，灯关了，他会不会出现。”
然而现在，黑夜也许就要来了。她得独自一人度过漫漫长夜。
没法再想下去了。我加快脚步，走出了那一段有些冷暗的林荫路。
从前，城市还没开始发展的时候，我和我母亲、智商水平八十多的我父亲，一起住在嘉善路棚户区一栋朝北的小房子里。房子建于解放前，紧挨着一个纺织厂区。四周都是风格类似的建筑，顺着各种小路犬牙交错。整片棚户区其实很大，结构错杂，小道繁多，如果不好好看路，转过一处拐角就可能和某个陌生人撞到一起。有的小路走着走着，以为走到了头，到了墙边却又有一个拐角，拐过去又是一段巷道，几户人家。整个九十年代初期，似乎家家户户都在搭建，东搭一间西造一房，小路于是越来越小，有的巷道，窄得只能容下一个胖子侧身走路。
多年后，我看到博尔赫斯用小径分岔的花园造了一座迷宫，立刻明白了作家借角色之口所宣布的“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由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永远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小径分岔的棚户区里，虽然我明知自己不会在里面走失，但还是会不时想一想“我在哪儿”这个问题。
一九九六年夏天，随着上海城市老区棚户简屋改造的启动，嘉善路开始了动迁。一直到二〇〇四年，建国西路那一头的嘉善路，还有将近四百户没有搬走。那时我刚结束了第一段婚姻不久，从前夫家搬出来，又租回建国西路上的梧桐花园住。从窗户往下看，整个动拆迁地块近万平方米，堆满建筑垃圾，足有上千吨。那些已经搬空但还没拆掉的房子，被一些拾荒者当成了家。
我们住的小房子非常宽敞。进门右手边紧贴着墙，是一张用砖头砌成的床。那是我父亲睡的床。床的一侧是一个镜面模糊的衣橱。衣橱的旁边，窗台下面，摆着一架缝纫机。再过去是我们的饭桌。左手边，靠墙放着梯子，梯子通向阁楼。我和我母亲住在阁楼上。阁楼两米多高，靠墙放着一张床，床边是只五斗橱，靠窗放着我的书桌，书桌背后是一排书架。
灶披间在房子外面，水斗也在房子外面，正对着灶披间。在我读小学之前，整片棚户区还没通上自来水。每次要用水，必须去离家约一百米的公共给水站。我没挑过水。我母亲告诉我，那个给水站一共只有两只水龙头。要是逢上天气好的节假日，家家户户都在洗衣洗菜，挑水就要排上很长时间的队。
后来，水斗上安装了一个能放得出水的自来水龙头。每天晚上临睡前，我父亲都会锁好水龙头，防止邻居们擅自用水。那把锁是他的大表哥用一只易拉罐做成的。只有他的大表哥有办法弄到易拉罐装的青岛啤酒。然后他转一个身，锁好灶披间的门，防止邻居们擅自拿走煤饼。那时的煤饼凭票供应。再转一个身，他走进自己家，走向自己那张床。
一直到我母亲离婚，我都和她一起睡。只有一次，她在半夜里突然摸到被我咬得光秃秃的手指甲。她把它抽了出来，于是我被罚出了被窝。我站在那里，她翻了个身，头发遮住了她，我看不见她的样子。初冬，棉毛衫裤上的暖缓缓冷却，脑袋也站麻木了，需要重新焐热。我该怎么办！我站在自己的拖鞋里，心里犹豫着。终于我掀开阁楼门，爬下楼，爬上我父亲那张床。
床不太舒服，垫的棉花胎不够厚。但是我又惊又累，一躺下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走了。每天早上五点多，他都会匆匆起床，拎上菜篮子，赶往菜市场。整个凭票、排队的八十年代，我父亲靠替女邻居们排队买豆制品，过上了一种有人夸奖的生活。我再次醒来是在七点多，我母亲神色木然地把我推醒。我背对着她，身体紧贴着墙壁，心情沉重而压抑。墙皮已经呈片状剥落。我害怕。害怕我母亲再也不允许我回到阁楼上。害怕我会被一个人留在那里。害怕和我父亲贴身度过的夜晚会让我变得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比智障协会定义的智障，智商高出十来分的人。
在我七岁读小学前那段时间，我和我父亲，相处得还算温馨。在他面前，我可以随意挑食。我爱吃高庄馒头的皮和煮鸡蛋的蛋白，不爱吃剩下的芯子和蛋黄，他总是如我所愿。其实他也不喜欢吃蛋黄，他把它们用调羹捣捣碎，慢慢含进嘴里，喝下一口水。或者他根本没注意到，我扔掉了什么。他会玩的东西不多，掷骰子游戏、扑克牌比大小。但他喜欢看人打牌。他带我去过一次，站在人堆后面，伸长了脖子看。通常他会站上几个小时，全神贯注，不看身边任何人一眼。没人空出地方请他坐下玩。因为无聊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放声大哭。我再也不跟他去看打牌。
他也给我讲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只小兔子，兔子跑了……故事完了。“这故事你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我坐在饭桌前的凳子上，打开一本连环画。这样的夜晚其实也很少。我还记得，只有我母亲去上裁剪课的几个夜晚，我才和我父亲一起坐在饭桌前消磨时间。他在我面前放一粒大白兔奶糖，一粒陈皮梅糖。有时是一小碗酒酿。他一个人在那里练习洗牌，一边洗一边喃喃自语。
我已经不记得和我父亲的最后一面是怎样的。拆迁动员大会是在我参加完高考之后没多久召开的。那时我开始恋爱，很少在家。父母离婚后，我母亲将楼下大间一分为二，在分割线那里砌起了一堵墙。有天回家，我发现他们俩都在门口站着，看见我走近也没改变姿势。我母亲对我说，“你爸爸同意安置条件了，他下星期就打算搬过去。”我看了看他们俩，心不在焉地上了楼。我知道在他搬去百色路嘉陵路的汇城新村之前，在他一个人收拾东西的时候，我肯定还见到过他，一定还说过话，但我一点印象都没了。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靠在门口水斗边上，告诉我母亲他分到了一室半，有四十平方米。
就在一两周之前，我母亲有次告诉我，她在马路上见到了他。她一开始没认出他，他佝偻着背，已经拄起了拐杖。但他认出了她。还问她，老王好吗？她告诉他，老王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笑了，笑了很久。老王是他的大表哥，我第二个养父。不过他慢慢安静下来，不笑，也不说话，只是直勾勾盯着我母亲看。看了一会儿，他继续向前走去。但是突然，他回过头来，对我母亲喊道，“你没法再和他轧姘头了。”
我没有问我母亲，他问起过我吗。
白天，有时会有运货卡车经过我家门前。每到此时，地面就会嗡嗡震动。门槛已经用水泥砌得很高，但在夏天雷雨季节，屋子里还是会进水，需要踩在砖头上进进出出。所有的电源插座都高高地固定在墙上，冰箱下面垫了木架。一到下暴雨的时候，我父亲格外忙碌，先是在门口用砖头和抹布把门槛垫高隔开，让外面的水漫不进来，再拼命用簸箕和脸盆往水斗里倒水，一刻不停。和我父亲的紧张相比，我母亲算得上悠闲。“你就看你爸敲浜吧，看看就行。”她给我折过纸船，我去弄堂里玩水，她也从不喝止。在她的引导下，我注意到墙上一块块的潮斑其实是一幅世界地图，而那潮湿的青苔一样的气味，也许正是东海的海风带来的。她不关心进到屋子里的褐色的水，她当它们不存在。大学毕业后我去泰国普吉岛玩，第一次看到大海。涨潮时水流湍急，浪花猛烈。浪花完整而来，在破碎的时候撤回，在撤回的时候破碎。我不会游泳，所以只是在沙滩上站了一会儿，弄湿了双脚。浪花一道接着一道涌来，是啊，为什么不学会只关心大海呢。
买下这房子花掉我母亲所有的积蓄，五百五十元。但就算在当时，这也是个合算的价格。那年三月，爆发了“珍宝岛战争”，一些老上海开始担心时局。我母亲却兴致勃勃，拖着她的同事和她一起，到处看房。他们看房的区域以徐家汇“市百六店”为中心辐射开来，她先是看中了虹桥路一处房子，那里晚上九点之后，路上就没人了，比她年长十七岁的同事老王担心她的安全，再加上那处房产没法上户口，她才最终选择了嘉善路。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记得她常常带我走出家门，右转再右转，走上大木桥路，再走到相接的肇嘉浜路。她喜欢那里的林荫大道。她说树是最安静的。我十岁生日那天，她在我家门前的花坛里种下一根无花果扦插枝，当时只有半根筷子那么长，她也就那么随手一种，三年过去后，只要有微风吹拂，坐在阁楼窗前的我，就能听到叶子的唰唰声。
《圣经》里，亚当和夏娃食了分别善恶的果实之后，眼睛明亮了，他们为赤裸的自己感到羞耻，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羞。这样一想，十岁的这个生日，似乎就有了象征意义。
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下午，我从邻居嘴里知道自己是被捡来的。突然间，我和过去的生活脱钩了。我想自己是和别人不同的。然而为了不被觉察出异样，我还得和从前一样。这就像玩杀人游戏。你被指定为杀手，你趁大家闭上眼的时候杀了人，你得毫无异样地和大家一起坐在桌前，不能引起别人注意。
距离那天下午，二十八年过去了。那座小房子早就不在了。我在记忆里再一次走到它门前。一开始，是一扇暗红色的门，全木的，打开或是关上，几乎无声无息。后来，在窗户那里又开了一个门洞，装上了一扇镶嵌了玻璃的门。那扇门弄出的动静很大。
被夷平的那一片现在成了创意园区，连它确切的位置也搞不清楚。这就是那座小房子的命运。
母亲请了十几年的长病假，因此，在各种各样的下午，春天的或是冬天的，刮风的或是下雨的，她总是坐在窗前，用缝纫机干活。孩子在阁楼上做功课。母亲在通向阁楼的楼梯旁靠着墙竖起一面大镜子。这样，只要孩子坐在写字台前，她抬起头就能看到孩子在做什么。有时候，孩子也会停下笔，走一会儿神。但是很快就能感觉到一道目光。于是她低下头，更快地继续写。
母亲因为给华亭路的小老板做衣服，很快就把自己家变成了棚户区里的第一个“万元户”。在那个年代，这个家庭还算富有，但孩子的生活非常痛苦。那时她想象的美好生活是这样的：每天清晨都下一场大雨，这样母亲就不会把她送去练武术了，她也不用绕着肇嘉浜路林荫大道，从大木桥一直跑到枫林桥，一圈又一圈。书法老师应该消失。所有褚遂良的字帖都消失。每周教她一次法语的老头也消失。或者自己已经什么都会了，不需要再学习。
从七岁到十一岁，孩子不得不学这些。只有生病的日子才可以休息。母亲根本不觉得孩子会感到累。生病的日子，母亲给她端来白粥，粥上厚厚一层太仓肉松。孩子出声地喝着粥，吧唧吧唧地表现出食欲。孩子身上的被子被盖得严严实实。很快就出了一身汗，很快病就好了。孩子不够狡猾，没有想过偷偷把被子掀开，或者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吹一吹。她躺在那里，想着第二天早上，母亲还会不会要她去跑步。
在那些年，母亲从那扇狭小的窗户看出去，看到的应该是那些神态很相似的男人女人，他们因为总在吵来吵去而越来越相似。孩子生活在没有一个大学生的地方！母亲漫不经心地踩着花边，担忧得停不下来。孩子每天问她一次，我可不可以看电视了？母亲回答说：你不是应该……吗？孩子不敢自己打开电视。
孩子总是在学习，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高考前，很多个夜晚，母亲早就睡了。孩子还是安静地坐在桌边，她把手臂曲起来，把头放在手臂上，就这样睡到子夜过去，然后醒来，关上台灯，脸上印着袖子压出来的纹路，安心地上床睡觉。
棚户区里很多大人对孩子都很熟悉，孩子觉得陌生的大人却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她悬腕写大字上过电视，因为她会翻腾空翻参加过市里的表演赛，他们把赞美强加给她，说她是他们见过的最聪明最漂亮的小孩。他们远远地指着她，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孩子。有时他们在母亲面前夸奖她，好像母亲不知道她以后会很有出息一样，“你只需要等着享福”，他们强调。母亲沉着冷静，反过来批评她。比如，“她还是经常要人督促”。有些大人不知好歹，走远一步抬起头，寻找阁楼上的孩子。孩子恶狠狠地看他们一眼。说话的声音会降低一些，大人们谨慎地把交谈推向结束。比如，“冰箱用起来还不错吧？”母亲立即开始侃侃而谈，棚户区里第一台“香雪海”能吸引任何一个想说话的女人。孩子在阁楼上看着被陌生人包围的母亲，母亲瞥都不瞥她一眼。她想，这些人都会走的，你就只有我了。
一个暑假的晚上，孩子躺在凉席上快要睡着了。她突然想起白天学过的一个成语：无病呻吟。她开始呻吟起来。喉头振动得几乎是种安慰。屋子外面，天已经黑透了。母亲和父亲坐在昏暗的路灯底下乘风凉。孩子在那儿呻吟着，她第一次有一种感觉，觉得那声音属于自己，她感到很亲切。现在她才明白过来，那其实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孤独。而她会和孤独紧紧连在一起。紧到她甚至认为，她可以一个人生活，因为她已经经历过那个夜晚。
那天在母亲的厨房，站在母亲背后，我很想把手放到她肩上问她：害不害怕？但是我的手只是轻轻落了一下，就滑了下去。母亲仔细地把水斗边上的水迹擦干净。
“其实看到这个报告，我挺高兴的。”她说。
母亲一直称作“和平医院”的地方，全称是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小时候，她带我去过很多次。但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是从哪一年开始，我记住了母亲忧伤的故事？这个在医院里住了三年的女人，尝试了各种治病手段。大蒜汁静脉注射。收集健康产妇的新鲜胎盘漂洗干净后清蒸吃。和她住过一个病房的女人全死了。活着的女人都是相似的，死去的女人各有各的故事。“你根本不知道，男人有多坏。”在母亲讲过最多次的一个故事里，那个年轻的妻子很爱自己的丈夫，每个周末都偷偷溜回家，和他做爱。后来她大出血而死。“上面输进多少血，下面流出多少血。……她只是宫颈癌，还是早期。她死了才三个月，那男人又结婚了。”那么母亲是怎么对待她的丈夫的？她再也没有和他做过爱。她再也没有和任何人做过爱。母亲说着故事。一边说一边打量她领养的女儿。渐渐地，她的脸变得柔和了。那些故事让母亲的脸放松下来。而她的脸，因为这种放松，和其他大部分女人的脸，相似起来。
在这样的故事里长大的人，会相信多少男女之间美妙的可能？十六岁时我做了爱，一点都没觉得疼。在每一段关系里，我都把一只行李箱拖进同居的客厅，让它随时可以被我拖走。我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对方粗暴地抓住了我的胳膊。他先是认为我在玩一个游戏。后来又断定，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不过是一个人生活呀。
每一段关系结束后回到自己家，我一定会立刻开始重新摆放家具。然后推着吸尘器来回清扫地面，用旧报纸把玻璃擦干净，把不想再看到的东西扔进垃圾袋并把口子扎紧。看着变了样子的家，会让我想写点什么下来。
本来我也担心过，要是有一天，再也写不出来了，等待我的会是怎样可怕的日子。没有工作，没有人陪，没有任何人在我脑子里和我说话。但我应该还会呻吟。
只不过是发出一些声响呀。
当初我是怎么想的，要把一些东西写下来？大概是担心，有一天突然就没有我了。
三十岁之前，我问每一个说爱我的男人，如果我得了绝症，他会怎么做。
“死没什么的，反正我们每分钟都在死。”
“你干吗老想让自己伤心的事。”
“我不会离开你，但我会找个女朋友。”
“你希望我怎么做？”
也有人不知所措，笑一笑或者沉默。
三十岁之前，我还期待遇到一个男人，他爱我，爱我健康的样子和我死前的样子。
我有一个也写东西的女朋友，每一次恢复单身，她就去“家乐福”。她推着购物车，从一个商品部到另一个商品部，仔细研究每一样东西。花很长时间，耐心地把购物车堆满，再耐心地排进收银台前的长队里。然后拎着沉重的购物袋回家。再把这些东西装进柜子里、冰箱里、家里空着的地方。
一、三、五的白天，我去杂志社上班。新来的实习生一九九四年才出生。几分钟前，她在QQ上对我说：我很佩服你会走上写历史小说的道路啊，不是说写得怎么样，而是那种使命感（或者说，写作的意义），非常动人。
我不知道什么是历史小说。我只是更情愿翻看一些旧材料，跟一些鬼魂交谈。为什么我总是怀疑，事情不像书里写的那样？我也写过我自己，用一种抱怨的语气。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没法讲我自己，为时还太早，那些事离我还不够远。就像写作者需要跑出一段路去寻找语言一样，我也要让我自己足够远，这样我才有办法回到我自己。所以我喜欢研究我之前那些人的事情。了解书上的历史，就像走在一个看不见的圆上。但想看清自己的脸，那就必须径直朝自己走过去，一直走到前面去，再回过头来。
母亲为自己的卵巢癌感到骄傲。
她告诉我，所有医生都不认为，她有可能痊愈。“我活了三个月，又是三个月，然后是三年。”四十年后她说起这些，还是很兴奋。
但她不相信这一切。
我们坐在客厅里喝着茶嗑着瓜子，她说：“我一直不相信，我自己真的得过卵巢癌。所有医生都说，那时候的医疗水平不可能治好我。我想他们骗了我，把别的什么病说成是这个病，好把我树成典型。这么多年过去，还是那个部位出了问题，”她笑了起来，“我终于放心了，没被人骗。”
我一个人在植物园里转悠。头顶上的叶子，在风里簌簌地响。周围传来鸟叫声。走了很久，走得身上出了汗。我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把双手垫在屁股下面，看着眼前一个没有栅栏的园子。很久以前，有一次，我也这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盯着一个有栅栏的园子，看了好几个小时。一直看到天暗下来，还是不想走。母亲找到我，把我拽回了家。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一条紫色的裙裤，一件白色泡泡纱短袖衬衫。裙裤被坐得皱巴巴的。那个园子里没有什么花，只有高到小腿的野草。我还记得夕阳有几束光落在草叶子上，它们那样摇曳着，它们就那样一直摇曳着。照在它们上面的光不断摇曳着，像能催眠人的单摆一样，不断闪动。这会带来一种永恒的错觉。
那是夏天。那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眼前全是园子里的野草，它们在暮色里，和半明半暗的天空融为一体。
那年暑假，我接到了市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样，我几乎无所事事了。天气炎热，下午，马路上空荡荡的。我打算洗个澡。屋子里要是不开窗，就很昏暗。所以，有一扇窗户敞开着。我脱光衣服，坐进木头做的澡盆里。
后来，就有邻居告诉我母亲，我父亲偷看我洗澡。
他们很快离了婚。
在那之前几个月，我父亲的大表哥、我母亲的同事老王和自己的妻子离了婚。
一切不是都过去很久很久了吗，我真的不愿对此多想了。
天气炎热，下午，街上几乎看不到人。他坐在离门几米远的地方。洗澡水打在水斗里，发出啪啪的响声。我问他，为什么要偷看我洗澡。为什么炎热会让人咄咄逼人呢。他把头慢慢地伸过来，像在好好听我说话。他朝我弯下腰，似乎想让我对着他的一只耳朵说话。他把报纸竖在胸前揉来揉去，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很无助。他很胖很胖，在他肥胖的身体上，每一块肉似乎都在被什么揉来揉去。除了那双眼睛，它们毫无表情。但或许是我自己的视力出了问题。
把双手垫在屁股下久了，就不知道该拿那双手怎么办了。它们没了感觉，像是多余的。这就像把手臂伸得很远很远，以为已经摆脱掉它们一样。
炎热让很多事筋疲力尽，应该大声说出来的事情变成了沙沙作响。我以为我用不着内疚的，因为四个人里，三个人都明显为自己生活的变化感到高兴。除了我第一个父亲。但他也只是坐在家门前，举着一张报纸，嘴里小声地嘟嘟囔囔。
他从没为自己辩解过。
“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我母亲后来对我说。在她看来，事情都会好起来的。不安散去了。我再也不愿去想，什么是和我有关的。
邻居们围了上来，那些曾经因为我父亲替她们排队买豆制品而夸奖过他的女邻居们围了上来。她们也曾经夸奖过我。难道她们没有注意到，我的脸和我的父亲母亲，完全不一样？我有他们没有的尖下巴，有他们没有的大眼睛，还有他们没有的DNA。DNA里，入学时测试的智商分数接近一百四。DNA里，有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坏东西。而智商让可能变成了事实。
一开始，我独自待在屋子里。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张陌生的脸贴在窗栏上。我关上窗。屋子里很暗，而且越来越热。我不得不跑了出去。在肇嘉浜路的林荫道上我跑了起来。我从来没有爱上过跑步，但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体会到了一种宁静，我以为我能够逃走了，我觉得我逃走了，可是肚子突然开始疼。
我不愿意承认什么。肚子却要说出来。疼痛让我再也跑不下去。也许就从那天开始，我具备了成为一个写作者的先天条件。一个腹语者。原先那个自己筋疲力尽了。另外一个自己随着疼痛来了。然后，在炎热的八月的下午，疼痛让我感觉到了冷。
[责任编辑 马小淘]
刊发于《人民文学》2016年9期
专题编辑：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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