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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64位村医集体辞职 “钱少活多”的设定该改了

度一叨 狐度工作室 2020-11-25

由于收入低、工作环境恶劣,乡村医生已经陷入青黄不接的处境。面对村医集体辞职,查清有没有层层克扣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提醒有关部门系统思考村医的定位。


文丨酒颜君

近日,河南通许县朱砂镇36名乡村医生集体辞职的消息引发关注。在一份附有多个签名和手印的“辞职报告”中,称由于“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上级拨款越来越多,到村医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工资发放不到位,上级层层克扣”,导致现在村医生活不能自理。且无法胜任医院的各方面要求,希望医院批准辞职。


36位村医的辞职报告


看似又是一起基层人员被地方政府层层盘剥,恶意拖欠工资、补贴,逼的维权人走投无路的故事。但7月8日中午,由当地财政、卫健、医保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专项工作组给出调查结果:除了县有关部门在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等资金方面存在迟延,影响了基层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外,其他反映的基本药物价格成倍加价、村医工作不堪重负、克扣拨款等现象均不存在。不过在官方回应之后,该县大岗李乡28名乡村医生集体辞职报告又被曝出。


尽管通过网络维权,这些村医的问题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关注,并承诺7月20日前将2019年上半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基本药物补助等资金全部拨付到位,但除了承认这点“小问题”之外,官方等于否认了乡村医生提出的“压力大、待遇低”问题。可从现实来看,即便地方政府真的都是按标准在发,乡村医生的普遍待遇依然偏低,而这很大程度是由乡村医生的尴尬身份决定的。


2019年3月2日,广东惠州。惠城区芦州镇岚派村村卫生站助理医师,杨海燕。像许多乡村医生一样,杨海燕一个人守卫着全村男女老少的健康。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乡村医生有点类似于“个体户”,自给自足自负盈亏,只要遵纪守法,收入高低跟政府无关,如果一直照此模式发展至今,也不会出现此次讨薪维权的场面了。但是自医改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各地方都在逐步推进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实施方案,村医也就是由此变成了“被收编的编外人员”。


根据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原先由乡村医生个人承办的村卫生室纳入公立医院体系,由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村卫生室人员将由卫生院根据岗位设置统一聘用。未被聘用和不愿在村卫生室工作的乡村医生,若想要继续从事诊疗工作,就需要获得医师资格。在财务管理方面,天津市的规定是村卫生室的财务由卫生院统收统支,甘肃省则规定是村卫生室的全部医疗收入,原则上每日交至乡镇卫生院财务账户,实行单独核算,经考核后用于发放绩效工资。


也就是说,从多个地方细则看,原本独立运营的村卫生室在管理上要受制于当地卫生院,并且还得交出财务大权。这个制度初衷是好的,想让村卫生室在卫生院的培训下变得更加专业,管理更规范,力图在末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对于本就收入微薄的村医来说,服从这样的管理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首先直接影响的就是“钱袋子”。


在医改以前,村卫生室的药品采购由村医自己做主,根据村里患者的使用情况,采购药品的范围广,品种多,医生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了服务费,医疗耗材费,药品差价获得收入是村医的主要经济来源。


2015年01月01日,陕西省安康市,乡村医生梁远正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但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推行后,村卫生室只能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因为在医疗体系中级别低,只能卖少量的简单用药,无法再靠药品加成作为收入来源。在分级诊疗的理念下,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乡村医生只要负责相对简单的健康守护,“疑难杂症”应该转诊上级医院。可问题在于,当药品收入降低之后,其他医疗服务要有收入来填补。


在制度设计中,原本也是这么考虑的。目前乡村医生的收入主要由财政补助、基本药物补助、公共服务补助和诊疗费用构成等。但现实中,因为补贴标准低,或者有些地方补偿资金到位率不高,造成了乡村医生“今不如昔”的窘境。这是河南36名村医集体辞职值得重视的大背景。


最能反映村医尴尬身份的,是好几个地方发生过相似案例,乡村医生猝死在工作岗位上,却陷入“工伤难以认定”的处境。


2017年10月,湖北荆州。一位乡村医生正在工作,他的收入非常微薄,国家基本药品补助每月700月左右、看一个病国家补助4元,至今他还垫付渔民赊欠药款3万多元。


首先,村医往往执行“村聘村用”制度,只是业务上接受乡镇卫生院指导,双方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其次,虽然是卫生局出资购买服务、发放补贴,但这并不是薪资,因此村医与卫生局不形成雇佣关系。最后再说被村医服务的村委会,即便是签署了聘任协议,村委会也只是按卫生局的要求履行行政职能,与村医之间并没有劳动关系。正是这样的制度,将村医推向了三不管的境界,使他们成为了没有权益和保障的特殊群体。


面对村医集体辞职,查清有没有层层克扣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提醒有关部门系统思考村医的定位。有数据显示,由于收入低、工作环境恶劣,乡村医生已经陷入青黄不接的处境。如果认识到村医在化解基层“看病难看病贵”中的作用,那就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政府财政补偿,建立有效的绩效体系,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帮扶好村医,是打通医疗“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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