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育回归“爱”的本质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教育大家谈］

让教育回归“爱”的本质

——对话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工程院院士钱旭红

作者 | 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来源｜华师大｜《解放日报》

        钱旭红，1962年出生于江苏宝应，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英国女王大学荣誉博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化学部咨询委员、亚太化工联盟主席、德国洪堡基金会学术大使。

        人不能站在知识的孤岛上

        解放周末：都说“爱在华师大”，作为校长，您觉得这份“爱”该从何说起？

        钱旭红：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探索、创新服务和引领文化的机构，在大学里谈“爱”，首先一定是对知识、对真理的热爱。（《新教育的理想课堂——六个纬度三重境界》）

        解放周末：您16岁上大学、32岁当教授、49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开挂”人生背后的源动力，是否就是这种对知识的热爱？

        钱旭红：这话说对了一半。

        1978年，我16岁，说是高一，其实几乎什么都没学过。宣布恢复高考时，我连小学的许多知识都没搞懂，怎么办？我借来文革前的教材，开始自学。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教辅书，记得有一天，有消息说新华书店进了一种教辅书，我拔腿就往书店跑，一路上看到都是跑去“抢书”的人。我的人生算不上“开挂”，高考恢复后的那批大学生中，做出成就的大有人在。这既是因为之前10年留下的空白给了大家发挥的舞台，也因为那时大家所受的都是不成系统的教育，因为不成系统，所以思维没有被框住。当然，那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我绝对不希望历史重演。但是，人的天性是好奇的、好学的，只要天性不被扼杀，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学习的乐趣。

        解放周末：像您这样的高考恢复后的77、78届大学生，有一个普遍特点，那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岁月里，并没有放弃学习；即使前途不明，即使有被揭发的风险，仍然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是为什么?

        钱旭红：人都有逆反心理，越不让学、越不让看，就越是想学、想看。小时候，父亲爱写些文字，我就拿来看；外公房间里藏着《红楼梦》，我也偷偷地看；家里有鲁迅的书，可鲁迅的书再好，总看也没劲啊，于是就翻父母藏起来的各类“毒草”……偶然看到本《苦菜花》，觉得这棵大“毒草”怎么这么好看。现在回想起来，这段乱翻书的经历让我受益很多。书就是要看得杂。不是说搞理工科研究的就不用读文学、读哲学，正相反，人文知识对理工科学习是能产生积极帮助的。人不能站在知识的孤岛上。

        感谢父母没有“格式化”我

        解放周末：今天的孩子，已经很难想象您当年想尽方法才能看到书的情形了。学习条件大大改善了，但孩子们似乎少了学习的主动性。

        钱旭红：确实是这样。我注意到，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我国得奖人数很多，但后来真正从事数学研究的，几乎没有。为什么？我推测是他们的大脑“受伤”了：大脑形成了看到数学就讨厌的反射——为了拿奖、夺牌而过度学习、超前学习，已经在他们的身体上、精神上留下了创伤，一旦可以不用再学了，他们就再也不想接触数学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文指出：教育有激发创造力的力量，也有扼杀创造力的力量；好的教育成就人，糟糕的教育给人带来的是毁灭。

        人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孩子大脑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你就逼着他学这个、学那个，超过了他这个年龄阶段的体力和智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他的个性也得不到尊重，这个孩子就被改变了，创造力就被扼杀了。（《孩子成长密码——耶鲁大学40年研究成果》）

        解放周末：您从小喜欢文学，擅长文科，但高考那年您的父母要求您弃文从理。为什么这样的干涉并没有影响到您的学习态度？

        钱旭红：我是不赞成父母干涉孩子的发展方向的。好在当年父母虽然对我提出了要求，但从小他们提供给我的是一个爱学习、宽松的家庭氛围。我的爷爷、爸爸、妈妈都是教师，都爱读书，所以，不管学文还是学理，他们让我从小就懂得学习是重要的。我一直记得爷爷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对于人而言，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丢掉，只有一样东西是丢不掉的，那就是你学到的知识，那是永远不会丢掉的财富。他们没有“格式化”我，我对任何事情都保有一份好奇，这让我有余地继续往前走，而且可以探索不同的领域。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希望孩子爱学习，父母自己首先要爱学习？

        钱旭红：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家庭教育是起步时最为关键的一环。但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家庭教育没做好，指望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没做好，指望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则把教育简化为上课，上课等同于考试，考试等同于分数。这样，教育就慢慢“跑偏”了。（《好父母与孩子一起成长——家庭是成长之源》）

        过细过专的教育缺乏温度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当下教育中最大的弊病是什么？

        钱旭红：不自由、不全面、扼杀个性。

        教育必须多样化，不能一味地搞标准化。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对父母生的，哪怕是同卵双胞胎，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辨识的，这样才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机械产品追求标准化，是因为这样才具备可替代性：一个部件坏了，换一个新的上去；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标准不一样，就是废品。教育搞标准化，就是把人当成工具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父母把孩子当成工具，学校把学生当成工具。“工具化”的人不善思考、不敢思考、不会思考，很难有创造、创新的能力。人不可能不做工具，但人本身又是目的，人应该是两者的结合。（《做有良心的校长，办有温度的教育》）

        解放周末：早在千百年前，孔子就提出要因材施教。但在今天的大学里，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还比较有限，转系、转专业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钱旭红：因为一转就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了麻烦。一是一、二是二，人人都“听话”，多好管啊？但这是本末倒置，教育是为了人，不是为了管理方便。

        解放周末：您在国内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领域从石油化工基本有机专业转向精细化工光电性能染料；去国外留学，您又把研究方向转到了绿色农药和生物染料，可以说一直在“转换跑道”。

        钱旭红：从细分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我转了好几条跑道。但是，我看上去转了好几次专业，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化学化工领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专业划分得太细了。真实的世界并不会被划分为“数学的世界”、“物理的世界”或者“文学的世界”，世界是综合的、整体的。但我们的教育把一个人培训成了“数学人”、“化学人”、“音乐人”……这自然吗？你可以有音乐天赋，但必须也有别的东西，这才是自由、全面的人。现在为了教学的方便划分许多单一学科，但自然界是不存在单一学科的。现实中哪个问题是单一学科的问题？学生在学校里如果只接受单一学科的训练，进入社会后怎么去解决综合性问题？

        解放周末：这样过细、过专的教育，其实是缺乏温度的。

        钱旭红：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上还是机械思维的格式化培养方式。工具、机器是没有爱的、冷冰冰的。所以我们讲到“爱”，就是要让教育回归到“爱”这一本质。

        解放周末：您觉得，回归的方向在哪里？

        钱旭红：如果按照量子思维的方法来推行教育，就要在教学中强调师生的互动启发和讨论，因为主客间会相互诱导而发生变化，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教和学是情感上的互动，不是我说你听，不是下达标准答案。（《项目学习何以可能？ ——基于项目的学习：科学学习的必然选择》）

        解放周末：具体而言，路径可以有哪些？

        钱旭红：除了不断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之外，我觉得还要重视发展脑科学。脑科学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对大脑有更多了解，知道应该在什么阶段学什么、怎么学、怎么教，哪些不该学，把人脑发挥到合适的程度，而不是极端的程度，既提高学习的效率，也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另外，要发展实践教育。我们的教育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重视实践，教出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什么古代我们的自然科学比较弱？因为自然科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动脑动手做实验，从书本到书本，最后只能变成书呆子。现在有多少家长是从小培养孩子生活能力的？都是不让孩子刷鞋，只要孩子刷题。我想通过实践教育来补这块短板。

        教育是要慢的 慢不是懒

        解放周末：您曾在42岁的时候，成为中国最年轻的“211”高校校长之一；您也曾两次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回归学者身份。这一次，什么原因让您再度出任校长？

        钱旭红：我既热爱我的科学研究，也时时想对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喜欢挑战，改革教育模式就是我的挑战。权、名、利都是一时的、最终会消失的，但改变教育、改变人们的认知，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成就感。

        解放周末：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钱旭红：如果一个校长都没有了理想，那这所学校还有希望吗？当然，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做不好管理工作的。现实问题各式各样，非常复杂，为了实现理想，必须懂得和现实妥协，懂得怎么降低每一步的难度，去一步步接近理想。每一步的跨度都很小，但累积起来，跨度就很大了。这对人的耐心和技巧都是考验。很多人的理想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想一步就到达理想。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忘记了理想。（《新教育是什么？为什么？ 有什么？怎么样？怎么做？——关于新教育实验的50个问答》）

        解放周末：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改变，也许很难显现出一位校长的“丰功伟绩”。

        钱旭红：教育是要慢的，慢不是懒，慢是每天都在变化，只是慢到你看不出来，过段时间一看，变了。我们常常急于求成，变革教育急于求成，变革社会急于求成，那是不行的。凡是急于求成的，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强制性的改变，都只能是暂时的，不会长久。（《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

        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我想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社会责任、民族责任，要把大学建设成人类的精神家园，既和社会紧密联系，能时常影响社会，又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能超越社会、引领社会。

        解放周末：就职华师大校长时，您引用了钱氏家训中的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有何深意？

        钱旭红：家是最小的国，国是亿万人的家。钱氏姓钱，但不贪钱，更不贪权。钱氏家训中既有针对个人修养的教诲，也有其他家训中很少见的关于国家、社会的训示。在我看来，钱家人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之处，之所以出了些人才，无非就是谨遵祖上教诲——重视知识，淡漠功名。

        在我最爱读的书里，有一本是老子的《道德经》，它说得很透彻。有些人只盯着眼前，以为眼前看得到的功名利禄会永远存在，他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也有些人急于想让周围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结果往往是谁也没看到他。

        幸福的源泉在于教育

        解放周末：教育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您觉得一所大学能起多少作用？

        钱旭红：也许别的大学只能改变某个、某几个学科的面貌，但华师大不一样。多少中小学教师出自华师大？我们改变教学模式，教师影响学生，学生们毕业后成为教育者，就能影响社会。这是其他大学做不到的，也是我们的重任所在。

        解放周末：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说：“我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大家有许多收获，也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在这些群众关心的事情中，教育被总书记排在了第一位。作为教育工作者，您如何理解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对民族和家庭的重要性？

        钱旭红：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40年后的今天，中国比任何时代都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既要物质的丰富，更要精神的幸福，而幸福的源泉就在于教育。

        浅层次看，正如很多人体会到的，教育是每个家庭最烦心的事。解决了教育的问题，烦心事不就没有了，不就幸福了吗？再深一层去想，制约国家发展的最大因素不正是教育吗？如果我们教育出来的人缺乏生态保护意识，那么，这样的人搞环境保护工作，环境就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教育出来的人缺乏人文关怀，我们的医疗改革就很难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是受教育者，都是教育的结果。

        解放周末：教育始终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千秋大业。

        钱旭红：是的，只有不断改革教育、发展教育，人民群众才能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才能朝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持续迈进。（《让生命幸福完整——人生最珍贵、最奢侈、最值得拥有的礼物》）

        具体到华师大，我们的“双一流”进程，肩负着育人使命、文明使命和发展使命这三大使命：在育人层次，要通过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文明层次，要探索建立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体系，为复兴中华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发展层次，要研究提供能够影响世界的新力量、新工具，为实现人类共同体的永续发展，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路径。

        解放周末：通过教育，您期望您的学生成为怎样的人？

        钱旭红：我希望学生一定要有爱，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把自己看得小一些。为什么有些人的情绪波动很大，为了飞机上的一个座位都能大打出手？因为他一直在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一个人把自己看得小一点，反而能成就自己——有了大的视野、高的追求，生活的起伏、一时的得失就很难影响到他，而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智力可以发挥得更好。

        但反过来说，一个人也要把自己看得大一点，相信自己的改变是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这种远大抱负不是做大官赚大钱，而是为这个社会作出你力所能及的贡献。一个人有社会责任感，有家国情怀，才能建立起更高的追求，才能超越自我。

        （文章转自华东师大微信您公众号。作者 | 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图 | 戴琪。编辑 | 吴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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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