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闲暇就是学校，没有闲暇就没有学校。据说，英语中“学校”一词源于古希腊，本义就是“闲暇”。亚里士多德认定：“人唯独在闲暇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罗素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没有充分的闲暇，就接触不到许多美好的事物。”
只有具备闲暇精神，才能赋予闲暇以生命！所谓的“闲暇精神”，就是能以闲适的心态，善用并妙用闲暇，谋求个性化发展、提升生命质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闲暇精神的本质就是心灵的自由和主体的回归。闲暇精神追求的是生命价值和自由创造。
没有闲暇在场的教育是残缺的、机械的、反人性的教育，而闲暇在场却没有闲暇精神支撑的教育，是放任的、盲目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要同时关注闲暇与闲暇精神，让每个师生能够“静”下来用心体悟，“慢”下来沉潜往复，“停”下来从容把玩。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地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企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一个人生活的广度决定他的优秀程度》）
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朱永新（《教育是一首诗》）
闲暇漫谈闲暇与教育，今天小编向你推荐钱穆、梁秋实、林语堂、翁乾明有关闲暇的文章四篇，共你闲暇消闲——
一闲下来就无所事事，一没人管就失去方向。说的是谁？万千中国中小学生，才进校门就颓了的大学生，盲目地上班、无计划无激情的成年人。为何会这样？因为我们从小就没闲着，也从来没学过，闲着的时候应该干什么？
何谓闲暇？闲暇，是指扣除谋生、睡眠等硬性时间之外的剩余时间，也就是可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闲暇是相对于“劳作”（劳动、工作、学习）而言的，不仅是时间概念，还意味着可自主行动的空间、彰显个性的活动和自由自在的状态。当然，这里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放浪形骸、玩物丧志、游手好闲。
但对多数中小学生来说，闲暇是个稀罕物。他们每天早早地赶到学校，满满地听课，赶赶地做作业，晚晚地睡觉。许多学校图书馆一片荒芜，找不到几本好书；运动场一片沉寂，找不到几个运动的身影；甚至连体育节、艺术节、科技节也砍掉。孩子们整天除了上课就是做作业，寒暑假再被塞进各种补习班。学校和家长都太不放心了，就怕给孩子闲着了，想方设法把他们的时间占满。
然而，在古希腊，闲暇就是学校，没有闲暇就没有学校。据说，英语中“学校”一词源于古希腊，本义就是“闲暇”。亚里士多德认定：“人唯独在闲暇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罗素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没有充分的闲暇，就接触不到许多美好的事物。”
英国剑桥大学就是靠着喝“下午茶”的制度，喝出了六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帕夫雷什中学每天只上5节课，成为享誉世界的教育实验中心之一。曾有这么一所中学，着力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上午4节课，下午2节课，3点半后教室锁门，师生一律上操场、去图书馆或开展社团活动，其余时间自主支配。这就是张伯苓执掌的南开中学。结果，从这里走出了周恩来、温家宝、周光召、朱光亚，数十位两院院士，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文学家曹禺等一大批奇才翘楚。
当今中国典范式的学校——北京十一学校也在为师生创造闲暇。该校把每学期20周划分为两个大学段（各9周）和一个小学段（2周），小学段夹在两个大学段之间。在两个星期的小学段里，没有教师，没有作业，完全由学生自主安排！明智的教育就要这样！因为没有闲暇，就少有自主时空，就少个性灵性。我们在抱怨学生没有读书看报、独立思考的习惯时，要反思给了学生多少闲暇？
在人群中，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现象：闲暇越是增加，身心越是疲惫，心灵越不自由。因为，没有闲暇精神在场，闲暇会迷失方向，反而加剧了身心失调，从而感到身闲而心累。
可见，只有具备闲暇精神，才能赋予闲暇以生命！所谓的“闲暇精神”，就是能以闲适的心态，善用并妙用闲暇，谋求个性化发展、提升生命质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闲暇精神追求的是生命价值和自由创造。有了闲暇精神，人们在闲暇时间里可能十分忙碌，却仍可保持闲适心态。这里的“闲适心态”’就是心灵的自由。闲暇精神的本质就是心灵的自由和主体的回归。很明显，闲暇精神可使人变得大气而豁达、从容而机敏。而我们的基础教育避谈闲暇精神，显得逼仄而局促、小气而狭隘。不能不说，心灵束缚是我们教育的致命伤！
心灵束缚与标准答案是一对难兄难弟。“心灵束缚”造就了死记硬背、生搬硬套习惯，离开书本啥也不会，遇到问题就找“标准答案”。而“标准答案”又强化了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的心灵束缚。二者相互作用，使人逐渐变得不会异想天开、寻根问底、批判质疑和标新立异。结果，有了闲暇，要么投入到背书刷题之中而疲于奔命，要么投入到网游刷机之上而消磨时光。有调查表明：过去学生平均每人每年借阅图书10本左右，现在平均还不到1本，这就是心灵束缚与标准答案相互强化的一个明证。
而闲暇精神会使人感觉敏锐、心境美好，从而有“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的雅致，活得“爽并充实着”“累并快乐着”。可以说，大量的科学、艺术、文化成果，也是由闲暇精神所催生的。哥白尼是大主教的秘书和医生，其“日心说”是在“闲暇”里创创立的。爱因斯坦在瑞士伯恩专利局工作的“闲暇”里，研究并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进而阐述了“狭义相对论”。费尔马的本职是律师，他在“闲暇”里研究概率论、解析几何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此等等。
不难理解，一所学校要能极大地开启学生的心智，不能不考虑两大因素：一是提供足够的闲暇时间，否则便是无米之炊：二是培育强大的闲暇精神，否则便会放任自流。爱因斯坦一语道破天机：“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强调的就是闲暇精神的价值。如今“成人比成功重要，成长比成绩重要”渐成共识，而要成人成才，培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创造之能力，就要树立起强大的闲暇精神。闲瑕精神是文明人的重要素质！难怪胡适先生早就把国民“怎样利用闲暇时间”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之—。
德国教育就深得闲暇精神之精髓。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德国人（含移民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德裔）获得的诺贝尔奖人数将近总数的一半，原因之一就在于高度崇尚闲暇精神。在德国，幼儿园不允许教授专业知识，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培训班。他们认定，必须给孩子的大脑留下想象空间，过度开发智力并非好事。当今国人钦佩德国人的严谨性和创造力，却不知这背后蕴含着闲暇精神。
然而，人们并非天生具备闲暇精神，需要接受闲暇教育。我想，闲暇教育至少有三个方面：一、传授闲暇知识；二、打造闲暇精神；三、培养闲暇能力。
闲暇教育已经为全世界所关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都有了闲暇生活的目标。例如要认识到闲暇生活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要认识到闲暇生活是表现自我价值和个人尊严的重要方面，要学会鉴别、了解并评价现有的课余资源，人人学会对自己的闲暇生活负责，要求学会制订闲暇生活计划，并借助闲暇活动促进个人心情舒畅和不断成长。如此等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闲暇时间会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的一年里假日总量多125天，已经超过了全年的三分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未来很可能会推出“三休日＂制度。如何认识闲暇、创造闲暇、用好闲暇、享受闲暇，如何把日益增多的闲暇转化为个性化发展的资源？都将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学校应当高度重视闲暇教育，引导学生以闲启智、以闲育德、以闲修身、以闲养性、以闲交友、以闲求真、以闲向善、以闲尚美、以闲悟妙。
必须看到，现在学生健康的三大杀手——睡眠时间不足、心理负担过重、体育活动太少，成长的第—杀手——心灵不自由，都与缺乏闲暇和闲暇精神密切相关。没有闲暇在场的教育是残缺的、机械的、反人性的教育，而闲暇在场却没有闲暇精神支撑的教育，是放任的、盲目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要同时关注闲暇与闲暇精神，让每个师生能够“静”下来用心体悟，“慢”下来沉潜往复，“停”下来从容把玩。（文章作者：翁乾明（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中心）文章来源：《福建教育》2016年19期）
顾亭林《日知录》曾引用《论语》里两则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当时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是当时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实此二病乃一病。正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若使生活艰难，饱食不易，那有闲工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呢？大抵此两种病弥漫中国古今南北，并不从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国，更显然地曝着了。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
张横渠尝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惰了便骄，骄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内情。其所以惰者，则由其生活闲散，不紧张，不迫切。横渠是关中人，关中地区，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但横渠已如此说。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朱子曾说：“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来自印度，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
功利是纯现实的，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功利是纯物质的，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 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 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 欢迎。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
两汉儒生，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出，他们不算太艰苦，但也不能太闲散，总仍还是要笃实。董 仲舒曾说：“明其道不谋其利，正其谊不计其功。”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不紧张，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可以让他们来求正谊明 道。所以他们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到东汉以下，门第逐渐成长。半耕半读的儒生，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 为名士清谈。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儿。
佛教在那时传入，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因此也比较笃实。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尚玄想，尚清谈。若说空寂，则南方佛教更空寂，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气候温暖，地面也狭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轻松，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牵犁，亦较北方轻减。下及唐代，一辈士大夫，论其家世，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长。门第力量还在，每一个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都还有家庭重负。因此唐代佛学虽盛，而却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逐渐南迁。门第破坏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税，生事易足，生活担子更轻松，人事更宽弛，心地上觉得一切闲散不紧张，禅宗思想流进儒学，便成为宋明之理学家。
理学家说敬说静，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无忧无迫，遂能欣赏到这一种生活。朱子说：“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其实敬也等如没事了。只要你在没事时莫放纵，莫惰，莫骄。莫惰了，又没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认识的所谓敬的体段。陆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总因在散闲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纵，故而要你收拾，这些全是在比较轻松无事中才讲求。宋儒亦讲明道正谊，但实在是个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从国家社会大处着眼。先秦儒讲的义与道，常指的政治性，社会性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较淡。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们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说他们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们不是慕效老庄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学家不喜欢佛教，也不喜欢老庄，但那时是南方士大夫为主体的时代了，虽则他们极力想像追求古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朴笃精神，而终于要走样。他们常爱说 眼前日用，却实在闲散没事。因此他们爱说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连带说中庸鸢飞鱼跃活沷沷地。可见他们的那些事，还只是云淡风轻，寻花傍柳，窗前草不 除，在闲中欣赏雏鸡，观盆鱼，乃至静听驴子叫之类。好言之，可说是一种淡宕的艺术人生。恶言之，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用心到这些上面来。阳明教人也说必有事焉，切莫空锅煮饭。其实正因闲事没事，故而时时想到必须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闲工夫说必有事焉呢？然则宋明理学家正已在空锅煮饭了。到底他们也不免要带几分空寂味儿吧。我们纵不说他们也犯了骄惰之病，但劳谦之德总是视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会在生事十分难窘的状态下产出了一个颜习斋。但清代康雍升平以后，南方人又操着学术思想之霸权，当时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扬州苏州那种环境里，哪能接受颜习斋的思想呢？而且习斋晚年生活，也就在习敬习静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开始便在希腊雅典等商业小城市里发展，根本和中国古代北方农村的闲散意味不同。近 代欧洲，至少从文艺复兴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紧张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来紧张忙迫得喘不过气来了。他们中古时期在教堂里的一些儿空寂气 味，现在是全散失了，满脑满肠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国罗素之流，生长在此忙迫生活中，讨厌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赏到中国。
然中国文化之弱点则正在此。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度过闲暇的方式最能了解一个人
作者｜林语堂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生活是艰苦的，政治是肮脏的，商业是卑鄙的，因而，通过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去判断一个人，通常是不公平的。我发现我们有不少政治上的恶棍在其他方面却是十分可爱的人，许许多多无能而又夸夸其谈的大学校长在家里却是绝顶的好人。同理，我认为玩耍时的中国人要比干正经事情时的中国人可爱得多。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尝泉、唱戏、放风筝、踢毽子、比草的长势、糊纸盒、猜谜、搓麻将、赌博、典当衣物、煨人参、看斗鸡、逗小孩、浇花、种菜、嫁接果树、下棋、沐浴、闲聊、养鸟、午睡、大吃二喝、猜拳、看手相、谈狐狸精、看戏、敲锣打鼓、吹笛、练书法、嚼鸭肫、腌萝卜、捏胡桃、放鹰、喂鸽子、与裁缝吵架、去朝圣、拜访寺庙、登山、看赛舟、斗牛、服春药、抽鸦片、闲荡街头、看飞机、骂日本人、围观白人、感到纳闷儿、批评政治家、念佛、练深呼吸、举行佛教聚会、请教算命先生、捉蟋蟀、嗑瓜子、赌月饼、办灯会、焚净香、吃面条、射文虎、养瓶花、送礼祝寿、互相磕头、生孩子、睡大觉。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尽管现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们总是脾气很坏，悲观厌世，失去了一切价值观念，但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着亲切、和蔼、活泼、愉快的性格，少数人还保持着自己的情趣和玩耍的技巧。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英国十八世纪的笛福，以《鲁滨孙漂流记》一书闻名于世，其实他写小说是在近六十岁才开始的，他以前的几十年写作差不多全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所写的散文。最早的一本书一六九七年刊行的《设计杂谈》（An Essay upon Projects）是一部逸趣横生的奇书，我现在不预备介绍此书的内容，我只要引其中的一句话：“人乃是上帝所创造的最不善于谋生的动物；没有别的一种动物曾经饿死过；外界的大自然给它们预备了衣与食；内心的自然本性给它们安设了一种本能，永远会指导它们设法谋取衣食；但是人必须工作，否则就挨饿，必须做奴役，否则就得死；他固然是有理性指导他，很少人服从理性指导而沦于这样不幸的状态；但是一个人年轻时犯了错误，以至后来颠沛困苦，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健康，他只好死于沟壑，或是死于一个更恶劣的地方，医院。”
这一段话，不可以就表面字义上去了解，须知笛福是一位“反语”大师，他惯说反话。人为万物之灵，谁不知道？事实上在自然界里一大批一大批饿死的是禽兽，不是人。人要适合于理性的生活，要改善生活状态，所以才要工作。笛福本人是工作极为勤奋的人，他办刊物、写文章、做生意，从军又服官，一生忙个不停。就是在这本《设计杂谈》里，他也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的计划，像预言一般后来都一一实现了。
人辛勤困苦地工作，所为何来？夙兴夜寐，胼手砥足，如果纯是为了温饱像蚂蚁蜜蜂一样，那又何贵乎做人？想起罗马皇帝玛可斯奥瑞利阿斯的一段话：在天亮的时候，如果你懒得起床，要随时作如是想：‘我要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我生来就是为了做那工作的，我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做那工作的，那么现在就去做那工作又有什么可怨的呢？我既是为了这工作而生的，那么我应该蜷卧在被窝里取暖吗？‘被窝里较为舒适呀。’那么你是生来为了享乐的吗？简言之，我且问汝，你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要有所作为？试想每一个小的植物，每一小鸟、蚂蚁、蜘蛛、蜜蜂，它们是如何地勤于操作，如何地克尽厥职，以组成一个有秩序的宇宙。那么你可以拒绝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吗？自然命令你做的事还不赶快地去做吗？‘但是一些休息也是必要的呀。’这我不否认。但是根据自然之道，这也要有个限制，犹如饮食一般。你已经超过限制了，你已经超过足够的限量了。但是讲到工作你却不如此了；多做一点你也不肯。”
这一段策励自己勉力工作的话，足以发人深省，其中“以组一个有秩序的宇宙”一语至堪玩味。使我们不能不想起古罗马的文明秩序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有劳苦的大众在那里辛勤地操作，解决了大家的生活问题，然后少数的上层社会人士才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大多数人是蚂蚁、蜜蜂，少数人是人。做“人的工作”需要有闲暇。所谓闲暇，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谓，是免于蚂蚁、蜜蜂般的工作之谓。养尊处优，嬉邀惰慢，那是蚂蚁、蜜蜂之不如，还能算人！靠了逢迎当道，甚至为虎作伥，而猎取一官半职或是分享一些残羹冷炙，那是帮闲或是帮凶，都不是人的工作。奥瑞利阿斯推崇工作之必要，话是不错，但勤于操作亦应有个限度，不能像蚂蚁、蜜蜂那样地工作。劳动是必需的，但劳动不应该是终极的目标。而且劳动亦不应该由一部分负担而令另一部分坐享其成果。
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有闲阶级如能普及于全人类，那便不复是罪恶。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地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企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
守望新教育：聆听大师的教育智慧，分享高人的教育心得，汇聚田野的教育创造，助力有缘的教育梦想。守望新教育：呈人之美，成人之美。守望新教育：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