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疫”战，完全可以成为一场公民教育——​新时代与教育逻辑的转型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公民教育是关于公民社会身份培育的教育，若善加利用，一场“疫”战，完全可以成为一场最重要、最特别的公民教育。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处置得当，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之战完全可以成为培育“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教育的历史契机，进而实质性影响中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实践。——檀传宝

近年来，“新时代”已是一个高频词。但“新”与“旧”相对，几乎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处于某种意义上的“新时代”。那么，今天我们高频使用的这个“新时代”概念，是否有其真实的“新”内涵？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新时代”对教育发展意味着什么？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意味着一些教育主题必将凸显。比如，有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人权、国际理解、全球公民教育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的教育主题，都将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所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将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新时代的教育必须服从新时代的教育逻辑。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们的“优势需要”即将甚至已经大大改变。而人们需要层次越高，教育消费者们就越不容易被满足。在新时代，让人异化的教育终将被人唾弃，不讲公平正义的教育必将走向终结。对此，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参与者们都必须有最清醒的认识。——檀传宝

《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檀传宝：做一个配享幸福的教育人——“德”“育”是什么？》《朱永新：我心中的理想德育》《现代教育的两大支柱：生命教育与公民教育》）

一场“疫”战，完全可以成为一场公民教育

作者｜檀传宝

来源｜光明社教育家

作者，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本期转发分享的两篇文章，均已征得檀传宝教授的同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让学校不能正常开学、正常上课，这已经引起或加剧了家长、教师、学校最广泛的关注。但若从危机的“机会”视角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之战，未尝不是一次特殊的教育契机，对于公民教育来说，尤其如此。一场“疫”战，完全可以成为一场重要的公民教育。
01“疫”战与公民教育的契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之战，集中暴露了中国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科学家快速甄别病原体，率先对病毒进行基因测序，也最早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但是，由于决策失误、措施乏力等种种原因，一个城市本可就地解决的问题，却迅速成为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大灾害”，首先暴露出的就是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无疑会帮助包括大中小学生在内的全体公民看清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之战，也暴露了中国公民素养中的诸多问题。从20世纪初梁启超等思想教育家呼吁培养有“公德”的“新民”开始，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呼吁培养国民的公共意识等公民素养。但中国农业社会历史悠久，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小农人格转化为“有责任的自由身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公民定义）的现代公民思想，人的现代化发展难以一蹴而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湖北到全国，国人在公共危机发生时的自私自利、违背规则、迷信盲从、传布谣言等丑恶行径不时见诸媒体，再一次证明了提高公民素养的重大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由于疫情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之战也为我们了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世界公民教育的核心概念提供了难得机会。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到对新冠病毒的抗击之战，国内盲目自信的爱国主义、愤世嫉俗的国家虚无主义，境外借疫情发生污名化、歧视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言行等统统“现出原形”。某种意义上，中国“新冠肺炎之战“为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自身正确认识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培育“世界公民”意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处置得当，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之战完全可以成为培育“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教育的历史契机，进而实质性影响中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实践。
02疫”战与公民教育的实践
“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得以延绵发展几千年，最重要的民族特性就是坚韧与智慧。前者使我们决不轻易向困难低头，后者使我们总能找到柳暗花明的出路。从教育角度而言，如何把握机会，让带来灾祸的“瘟疫”成为自觉的公民教育行动？教育工作者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提炼公民教育话题。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抗击之战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许多公民教育的话题。比如：作为人权最重要内容之一的生命权如何得到最好的保障？如何让疫情吹哨人被警方约谈的事件不再发生——实质上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让公民的宪法权利真正落实的问题；公民在拥有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的同时，如何作为一个“负责”的社会主体（主人翁）去履行公民义务，参与、配合社会的公共治理，为战胜灾难贡献力量？其他诸如国家治理现代化、爱国主义、世界公民培育等等前面提及的话题，都是开展公民教育的良好题材、素材，教育工作者可以也完全应当从社会现实中及时提取，并诉诸教育实践。
第二、善用公民教育场景。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等等涉及价值观培育的教育实践常常实效不高，原因之一是许多教育内容、形式的枯燥乏味，所以“德育回归生活”是最近二十年教育界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及抗击之战过程中，国家治理的诸多问题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优势、公民行为的勇敢与怯懦、大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正反态度、谣言迷信为许多人轻信所暴露出来的现代公民素养及批判性思维培育上的问题等，是每天都在我们周遭发生的“日常场景”，也值得教师、学生乃至全体国人深入思考。公民教育若能就近取譬、善用现实场景，就一定能够因为教育与生活的有机联结而实现教育实效的大幅提高。
第三、促成公民教育实践。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等教育实践之所以实效不高，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常规的单向教育传播难以促成学习主体的自主建构。公民参与既是公民素养的重要指标，也是公民人格形成的重要途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之战中，最让人感动的是成千上万不怕牺牲、勇于担当使命的医护人员，以及武汉最早挺身而出、为医护人员提供出行支持的志愿者、酒店及餐饮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
如何引导青少年从这些公民行动的榜样中思考、学习如何成为合格公民，并将之迁移到自己的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应当成为当下公民教育的“天命”。诸如鼓励青少年积极配合社区的疫情管控，鼓励学生拆穿谣言、分析其发生机制并与社会大众分享，鼓励年轻一代通过他们所熟悉的媒介形式养成理性的公民意识、服务社会……公民参与的途径比比皆是。总之，因势利导、促成青年一代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为他人和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公民教育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为了应对疫情对教育常规的冲击，教育部门已经提出了“停课不停学”等主张。既然不能按期“上学”，如何妥当地在家“上课”就成为一大课题。公民教育是关于公民社会身份培育的教育，若善加利用，一场“疫”战，完全可以成为一场最重要、最特别的公民教育！
文章来源：光明社教育家。

新时代与教育逻辑的转型

原创｜檀传宝 

来源｜北京教师

近年来，“新时代”已是一个高频词。但“新”与“旧”相对，几乎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处于某种意义上的“新时代”。那么，今天我们高频使用的这个“新时代”概念，是否有其真实的“新”内涵？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新时代”对教育发展意味着什么？

何谓“新时代”

关于“新时代”一个重要的表述，当然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突出表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的重要表述。

另外一种表述则是着眼于国际政治的新格局，其特征就是许多人所谈论的当今世界面临着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自身、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都要学会面对的一个大变局——一个久经磨难、受尽屈辱的东方巨人的重新崛起。

而我个人的理解视角，更愿意聚焦于国人生活质量改进这一个更朴素也更宏大的历史节点——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而据有关机构研究，“全面小康”的目标在2018年其实已经基本实现[1]。

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尚有巨大差距，虽然迄今为止中国东中西部还有巨大的发展差距、少数地区或者群体的脱贫任务尚未彻底完成，但就中国的大历史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仅仅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可能是“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万年未遇之大变局”了。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过彻底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马克思说，人类历史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都是“史前史”，真正的人类历史只有在每一个体都能获得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开始。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样，我们也可以认定：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的时代都是“旧时代”，而“全面小康”目标实现的今天，当然就是中国人“新时代”的真正启元。

新时代教育逻辑的转型

“新时代”注定会影响中国社会与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那么“新时代”对教育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类似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对教育发展的意味之最重要者，当是教育逻辑的转型——从教育的“饥饿逻辑”转型为教育的“小康逻辑”。

所谓教育的“饥饿逻辑”，指的是民众在没有解决温饱的生活状态中，让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普遍甚或唯一理由就是只有好好读书才“有饭吃”或者“有好饭吃”（反之当然就是“不读书，没饭吃”）。在社会资源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上学是穷人彻底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尽管中国社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倡导“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而至今仍然未毕其功的社会原因。所谓教育的“小康逻辑”，指的是在全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前提下，国人让孩子接受教育的理由会悄然改变——孩子们接受教育最重要的理由将转变为追求儿童当下和未来生活品质的提高（虽然接受教育才“有饭吃”的“饥饿逻辑”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其重要性会相对下降，甚至将越来越不是主要的理由）。

因为全社会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社会成员未来已经不存在“没饭吃”的问题，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优势需要”就肯定不再是解决“饥饿”问题了。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个体“饥饿”的时候，兴奋点当然是找食物；但若肚子已经饱了，人们会转而注意个体尊严及人生意义等精神需要。“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2]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低级需要或者基础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爱、感情和归属、获得尊重的需要以及真善美、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或者超越性需要就会成为“优势需要”。因此，教育类型或者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就是大势所趋，而几十年来素质教育所追求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育等（实质上是马克思所言的有自由个性意味的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必然成为今天和未来教育生活的现实需求而非价值理想。

因此，类似于顺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社会也必须有适应新时代教育逻辑转型的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时代教育应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同于某些技术型的细节改造，适应新时代教育逻辑转型的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是一次教育事业的根本变革。其突出特征乃是教育本体性功能的回归、教育品质的提升。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意味着一些教育主题必将凸显。比如，有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人权、国际理解、全球公民教育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的教育主题，都将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又如，所有现在在我们的教育生活里被边缘化、在发达国家教育生活里被普遍强调的体育、美育、德育、劳动教育、个性与创造性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培育等，都会慢慢成为大众关注并普遍希望加强的教育。原因都在于：当个体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对于社会关系的需要、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将成为国人普遍的优势需要。再加上全面小康社会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人们对于民主、法治、个性自由等也都会有更高、更普遍的需求。这些都需要中国教育作出及时的回应。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意味着一些重要的教育变革终将发生。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不应是单向传授给儿童的美好德目，这些最美好的价值首先应该成为成人社会的核心价值、成为日常教育生活的价值根基。诸如学前教育的普惠化、高中教育的逐步普及、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高考及整个教育评价系统的改革、高等教育品质的提升等具体的改革举措，是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但这些改革措施更是对教育领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回应。与之相应，我们也可以断定的是：新时代技术进步的实质意义应在于人的自由与解放。虽然目前教育的信息化步伐日益加快，大数据、AI技术等高新科技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也正在大大改变人们的教育生活。但是，若不能在实质上促进教与学的自由、帮助年轻一代在教育生活中获得学习愉悦和真实的人生意义，所有最时髦技术的应用都不会被人视作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

总而言之，所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将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新时代的教育必须服从新时代的教育逻辑。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们的“优势需要”即将甚至已经大大改变。而人们需要层次越高，教育消费者们就越不容易被满足。在新时代，让人异化的教育终将被人唾弃，不讲公平正义的教育必将走向终结。对此，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参与者们都必须有最清醒的认识。

注释：[1]据2019年11月21日中国网报道，第三方机构竞争力智库和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员会在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2019》显示，2018年，中国全面小康指数已经达到99.18，全面小康目标已经基本实现。（http://photo.china.com.cn/2019-11/21/content_75433247.htm）[2][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6.

作者简介：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出版专著《德育美学观》《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师伦理学专题》《公民教育引论》《自由浪漫与责任——檀传宝德育十讲》及诗文自选集《作为一棵风中的树》《落槐花》等，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评论逾200篇。作品曾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重要奖项。原文刊载于《北京教育》（普教）2020年第2期。
《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生命教育：新教育人一直在行动！》《现代教育的两大支柱：生命教育与公民教育》）
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朱永新（《让教育沐浴人性的光辉》《当代教育家的知行合一》《我心中的理想德育》）

《守望新教育》特别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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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新教育：聆听大师的教育智慧，分享高人的教育心得，汇聚田野的教育创造，助力有缘的教育梦想。守望新教育：呈人之美，成人之美。守望新教育：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