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陶行知:一辈子,一道题——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邱磊 守望新教育 2022-04-17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7月25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逝世75周年纪念日,斯人已逝,但其思想依然像一盏明灯,对今天的教育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想到终于有了前行航向,陶行知兴奋得直接取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深信不疑,把“陶文濬”改为“陶知行”。


坚持“做”才是教育进步的核心。他积极主张在“做上教,做上学”,信奉“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


这份以“做”为逻辑起点的初衷,是陶行知一生最可贵的坚持,也是各种创造、生化、淬炼的基础。可以说,在创新这方面,陶行知甚至比杜威的步子迈得还大。


此时的他,已不再亦步亦趋于杜威,而是看出中国国情下的教育之路,绝非盲从任何权威所能解决,一切得由自己选择。这样,在人生走到第四十三个年头时,他再一次给自己改名“陶行知”,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即唯有实践才能有真认知。


“一道题目,三个名字”。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做”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出发点,亦是归宿地。


陶行知矢志不渝的,是对这个国家,能“焕一时之新颜,成一派之新学,立一世之新风”的希冀。


他走过王阳明,走过杜威,用三个名字,证悟一道“知行难题”;并于此中,见证我国教育在内忧外患中的求索和改革之路;还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完成了一场教育现代化的救赎运动。 


这,既给时人带来勇气和智慧,更让后人看到更为宽广和可待的未来。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日新之谓盛德。——《易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惟进取也故日新。——梁启超。德贵日新。——康有为。常新,自新,全新。——陶行知。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新教育——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深耕十大行动,共享幸福完整

教育行动研究的三个特征

在行动中解决自身的问题

用行动和坚持赢得梦想

阅读,新教育一直在行动

以项目组的形式推进新教育十大行动

行动的和理想主义的

......


陶行知:一辈子,一道题

作者|邱磊 

来源|教育改进社员村


在中式的文化基因中,西洋的“做中学”思想,往往被看成是对“知”与“行”的解读。先秦以来,哲学家对于“知”与“行”的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孰难孰易,一直吵吵嚷嚷,莫衷一是。而从近代走来的教育家群体中,有一位奇人,可以说一辈子都在破解此题。国人喜欢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可这位先生,却为了这道题目,来回改了三趟名字,直到无字可用、另造新字的地步。但他终以自己的名字,包括其中耐人寻味的经历和觉悟,解出了这道题的答案。斯人已逝,其名永传。



这位奇人,叫陶行知。
启蒙·学之短长
陶行知生于一八九一年的安徽歙县。当时,歙县由徽州所辖,虽然山地纵横,贫瘠穷困,却素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文化,当地书院林立,素来崇师重教。可以说,徽州这种雨露均沾的“地缘馈赠”,不分贵贱,无论贫富,扶助无数本土家庭成为书香门第,形成了文化上的集聚效应。陶行知一生所享的教育红利,即得之于此。

其父陶位朝,初经商,后务农,再教书,且有个爱好诗文的特点,是位“耕读才人”。行知尚年幼时,父亲正在家里耕种薄田。普通的农事杂活,一到他手里,仿佛就沾了书卷气、墨香味。如上山砍柴,锄田拔草,总能激发诗兴。父亲稍一空闲,就随口作词,快意吟诵。这种不言之教,显然濡染到天赋异禀的行知。在尚不懂事的他看来,“诗文”总是与田园、麦芒、鸣虫有关。与“农事”的对话,对底层劳动的体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理解世界的语言,也成为日后变革教育的初心。弗洛伊德认为,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胡适与陶行知,两人同乡(安徽徽州)、同门(都拜于杜威门下)、同岁(同一年出生),却在教育道路上,一个入高等学府振臂疾呼,一个踏村舍田野开启民智。这其实就跟各自的童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行知四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认字。说起来,这还有段插曲。有一天,父亲正伏案写信,小家伙不声不响地在一旁观看,过了一阵,他模仿父亲写字的姿势,用手指头当笔,在桌子上有模有样的比画。父亲看到,又惊又喜,遂决定教他认字。一年后,这一幕重现,但这次是被邻村的秀才方庶咸看到。当时,五岁的行知在地上用树枝临摹对联,正巧被正设蒙童馆的方秀才瞧见。方秀才看小家伙聪慧过人,还曾数次在私塾外驻足“蹭课”,就有意试了几次,发现果然资质上佳,就免费为其开蒙;还从《舜典》“濬哲文明”一句(意为“智慧而文明”),淬出“文濬”二字,作为他的学名。(《陶馆通讯》,第五十八期,安徽陶行知纪念馆)

就这样,从方先生算起,到十七岁入广济医学堂,陶行知大致经历了为其打下传统文学基础的吴尔宽先生、为其打下国学基础的王藻和程郎斋先生、为其打下西学基础的章觉甫和唐进贤先生等人。遇到这么些学识好、心肠好、还各挡一面的先生们,确有运气的成分,但无一例外,又都缘于他“行以求知”的坚持。且不说常常翻山越岭奔走数十里山路,他的“王门立雪”(因王藻先生正在讲课,不敢惊动而在雪中站立良久)、“柴读工学”(清晨上山砍柴,在集市卖完后,再去求教程郎斋先生)、“孝读工学”(因照顾母亲,主动分担其劳动重担,而被唐进贤先生赏识,得到学习的机会)等故事广受流传,就是明证。如果说,他从父亲的教诲中,得到了劳动的意识和习惯,那从诸位老师手里得到的,就是劳动的馈赠和福报。

年少的这段经历,让“工”(劳动、做事)与“学”(学习、学问)逐渐成了一对相互制约、又相互成全的关系。可能陶行知那时候还没有“做中学”的意识,但从他日后创立的“工学团”来看,思想的种子此时就算埋下了。那什么是“工学团”呢?说来也简单,那便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有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立志·虑之得失

陶行知手迹《民之所好》

陶行知的时代,山河破碎,国力羸弱,内外交困。他之所以考入广济医学堂,本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这与孙中山、鲁迅、郁达夫等人学医的初衷相同。但因受教会歧视,愤而退学。他也从过军,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地方武装暴动“华山起义”,还从过政,当了半年的徽州府议会秘书。但在这些左突右冲中,他唯一能“学”到的,只是无疾而终:军队的迂腐陈弊,“媚民政客”的鱼肉横行,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的冷漠、麻木,让陶行知感到无论是“医人”还是“医国”,都缺少了实实在在的根基,就像浮云在天上飘着,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一九零九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又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在内忧外患的逼仄下,危厄之局让他对教育有了坚实而迫切的思想基础:“人民贫,非教育莫之高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之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陶行知全集》)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抱有“救亡图存”的思想,但经历种种挫折后终才清醒:相比于坚船利炮,唯有教育才是开启民智、自强自立、抵御外辱之道。从这一点中,可以看出陶行知经过冷静思考和树立鸿鹄之志后,终身选择“教育”的历史必然性。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到王阳明我的心学。“从戊戌到辛亥,思想政治界的一些先行者,无论是较为温和还是较为激进者,都极其推崇王学。”(《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章开沅、唐文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心学相比传统儒教而言,更强调个人的奋斗与证悟,把“个人的作为”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以实际的行动改变世界、改变自己。这一积极的价值主张,恰恰是传统信仰崩塌、观念混乱之际的“及时雨”,特别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胃口。想到终于有了前行航向,陶行知兴奋得直接取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深信不疑,把“陶文濬”改为“陶知行”。


改名之举,显示了他的决心。既然有了王阳明的“知”作底气,那“行”自然得紧紧跟上,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来了一波高调作为:在校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于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并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这一番马不停蹄的操作后,陶行知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折:遇到被称为“美国天字第一号思想家”的杜威。从王阳明那里,他笃信“知行合一”,但不久,杜威的阐释,更振聋发聩:凡事都等想好了再做,其实是来不及的。很多情况下,是先做起来,然后边做边学、边做边改、边做边完善,直到彻底解决问题。进一步说,杜威的“做中学”也认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不过“做”是“学”的起点。这一论断,在后来杜威来华,孙中山向他请教“知”与“行”的先后顺序时,得以确认。陶行知特别信服杜威的,是这套行知思想,或叫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中的创造和落地。那就是“教育即生活”理论。

五四期间,杜威在华访学,陶行知、胡适、蒋梦麟等一帮弟子为师父宣传、推广,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对传统教育的猛烈批判,给僵化陈旧、沉疴难起的旧教育带来了新血液、新力量和新希望。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杜威,他的教育理论最为人熟知,也最有影响力的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这三句话。它们的核心就在于“生活”与“做”的统一。这一方面和王阳明的“行”在某种意义上不期而遇,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教育实践的可能,将传统教育的受益面一下子从“点”拓展成“面”,从“单维”的身心修为延伸至“多维”的社会化、网络化的整体训练。

陶行知受此启示,大为兴奋,曾说:“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作根,然后别人的相类经验才能接得上去。倘使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验,我们绝不能了解或运用别人关于此事之经验。”(《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这显然是受到杜威的影响。因为生活是无处不在的,每个人的“生活力”也各有不同,“春色无高下,花枝自短长”,只要将生活融入教育本身,调动和改造每个人的经验,则每个人必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长之道。从此,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开始慢慢成形。

                     
启业·形之上下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儿童在一起

一九一七年秋,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任职,但均不长久。相反,他富于传奇和艰辛的教育生涯,是从主动脱下西装,再换上布衣,四处奔波开始的。他研究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尤其是“做中学”这一问题上,陶行知于一九二五年在南开大学讲演时提出:坚持“做”才是教育进步的核心。他积极主张在“做上教,做上学”,信奉“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陶行知全集》)

这份以“做”为逻辑起点的初衷,是陶行知一生最可贵的坚持,也是各种创造、生化、淬炼的基础。可以说,在创新这方面,陶行知甚至比杜威的步子迈得还大。譬如,他没有选择稳坐在高校里搞“学问”,而是身体力行,跑到广大的农村、市镇、村舍、街道中,创出一个新天地:发动并指导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等;推动幼儿教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义务教育和中高等教育方面大力改革;创办晓庄乡村师范、育才学校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生活教育社等改革社团;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标签”,“做中学”的基本逻辑,就形如一条盘旋上升的螺旋线,从最寻常处演化,“做”与“学”彼此互生、交织,由简单而复杂,循单调而多元,直至把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推向历史的最前沿,能引一时之风气,可立百世之功德。


举一例来说,陶行知像传教士一样,到商店、家庭、旅馆、工厂、军队,甚至是寺庙、监狱,去推广平民教育,向胡适、郭秉文等教授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免费寄送《平民千字课》教材,甚至规定自己每天至少写一封信。有一次去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杜威的中国弟子)家中“怂恿”其办平民读书处,蒋校长实在无暇分身,他便说:“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家中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梦麟苦笑说“错是不错……”没等他说完,陶行知就接过话头“那不就行了!你要是没有时间,只要下令‘从今天起,家里不识字的都要学字,识字的都要教字’,其余的我来替你干!”蒋梦麟拿这位执拗的学长没办法,就将自己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叫来,陶行知果然正儿八经地教了他们,并请他们“即知即传”,再去教佣人和车夫。

所以,“做”到什么地步,才算是到位呢?在陶行知看来,必须得臻于至善。经历了这些常人难以胜数的教育实践后,他又学到了什么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陶行知在《思想的母亲》一文中写到: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

看来,此时的他,已不再亦步亦趋于杜威,而是看出中国国情下的教育之路,绝非盲从任何权威所能解决,一切得由自己选择。这样,在人生走到第四十三个年头时,他再一次给自己改名“陶行知”,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即唯有实践才能有真认知。

但陶行知很快又认识到,从“行”到“知”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再由“知”到“行”又是更高的阶段,乃至“行动——知识——再行动”不断循环更迭,人的成长才有不竭的潜力,而教育亦有无穷的妙趣可言。就这样,他写了一首小诗:“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他的“行-知-行”理论,超越了王阳明和杜威的“行知二元论”,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实践观,相对一致。这样,他把“做中学”提炼为“教学做合一”,即“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是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他对此有两种简洁而准确的解释:一是“教人学做事”,仅仅五个字,把“教”、“学”、“做”三者间的逻辑关系讲得清清楚楚;二是“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把相互间的立场和角色做了定位。只有通过“做”来教,才是真正的教;只有通过“做”来学,才是真正的学,相互之间,是对立统一的。

说到此,陶行知最后一次改名也就水到渠成了,他独创了一个字,作为自己的新名字。其由“行”与“知”相合而成,且“行”为形旁,“知”为内芯,很像衙门的“衙”,读作“gàn”。意在“行为知始”,更在“行-中-行”的教学做合一。“干”的读音,更透出一股勇往直前的闯劲和豪情。


结语

“一道题目,三个名字”。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做”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出发点,亦是归宿地。陶行知矢志不渝的,是对这个国家,能“焕一时之新颜,成一派之新学,立一世之新风”的希冀。他走过王阳明,走过杜威,用三个名字,证悟一道“知行难题”;并于此中,见证我国教育在内忧外患中的求索和改革之路;还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完成了一场教育现代化的救赎运动。

这,既给时人带来勇气和智慧,更让后人看到更为宽广和可待的未来。

本文发表于《教师月刊》第三期,有删节。
               
作者,邱磊,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中国教育报刊社特约评论员,专栏作者,江苏省南通市陶研会理事。在《人民日报》《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等发表文字60余篇。近年研究中西方教育思想,出版著作有《“偷师”杜威》《杜威教育箴言》《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等。现任职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 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向着新教育的更深处漫溯》《做个内心有光的人——与人同辉,或独自闪光》)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陈东强(《让教育沐浴人性的光辉》《当代教育家的知行合一》)



《守望新教育》特别链接——
新教育研究院简介——了解和加入新教育指南(2019最新版)
重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意见——新教育实验的选择与行动
向着青草更青处——深耕十大行动,共享幸福完整
“新教育实验”价值系统的特征与实现路径
一朵具体的花,远胜过一千种真理
新教育——未来教育的一面旗帜......

守望新教育:聆听大师的教育智慧,分享高人的教育心得,汇聚田野的教育创造,助力有缘的教育梦想。守望新教育:呈人之美,成人之美。守望新教育: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