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光：为什么要读经典？——大师名家谈经典阅读
为什么要读经典
作者｜王余光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随着西学的引进，科举制度的废弃，传统经典与读书人愈行愈远。五四运动前后，由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当时，有学者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因而，为什么要读经典，在那个时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来，这一问题常常被人们提起。
近十余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视、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所造成的冲击，使得读书人特别是青少年，阅读时间大大减少了。因而读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心。在其中，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所谓“文化软实力”被学者们不断宣扬，而阅读传统经典、弘扬中国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的必备内涵。
梁启超的回答
1923 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
一是，作为中国学人，就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二是，梁氏认为，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还需要熟读成诵。他说：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们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梁启超《国学指导二种》）
那些传统经典中的好文学，灌溉和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涵养与情趣；而圣哲格言，在为人处世方面，给我们以指引，不致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黑暗中。在20世纪 90 年代，经过多次动荡的中国教育界，多少已意识到梁启超的深意，开始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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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回答
1925年，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文启事。“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文，当时有七十余位学者作家应征。
1925年 2 月 21 日，《京报副刊》刊出鲁迅的答卷。在“青年必读书”一栏中，鲁迅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中，鲁迅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鲁迅的观点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也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在今天，他的观点也难为大多数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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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的回答
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征询“读经”的意见。次年 5 月，《教育杂志》将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其中收录时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的意见。唐文治说：
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严尝以中国危亡为虑，朱曰：中国决不至亡。严询其故，朱曰：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岂有灭亡之理？余谓朱说良然。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在唐文治看来，经书为国家的根基，可以团结人民、提高素质、开发智慧，创造和谐社会。
朱自清的回答
1942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这部书开列了十余部经典，《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以求能启发读者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作者在《序》中说：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见六十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本民族的文化。
中国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是很重大的问题了，一直持续到现在仍然存在，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矛盾更尖锐更危急。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更加消极地对待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必承担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但如果我们每个读书人都不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那么这个文化将会中断以致彻底消退。我自己在想，我们青少年现在喜欢的东西，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他们喜欢吃的快餐是肯德基，他们喜欢看外国的大片，他们喜欢玩外国的电脑游戏。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消退”。
作为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自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六十多年来，《经典常谈》也成了引领人们习读经典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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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回答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请 84 岁高龄的钱穆做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他说：
我们今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应该读四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庄子》。读了这面，还应读那面，这就叫“一阴一阳”。
又说：
这四部书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读后代的，则我 再 举 三 部。一 是 禅 宗 慧 能 的《 六 祖 坛经》。……第二部是朱子选的《近思录》。……第三部是王阳明的《传习录》。
拿唐朝以下的三部，汇合上战国时代的四部，可成为中国新的《七经》。
钱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其所《七经》说，乃其一生的读书经验之所得。
余英时的回答
钱穆高足余英时，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20世纪末作《怎样读中国书》，主张读传统经典，提倡“旧书不厌百回读”。该文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钱穆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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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回答
早在20 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这两个目录包含了大量的西方传统经典。40 年代，美国许多大学开设了这类课程。直到今天，有一些大学仍继续开设，如哥伦比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一位哥大的校友在谈到母校坚持开设这类课程的原因时说：
学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首先，阅读常常是艰涩的，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这位哥大校友名叫大卫·丹比，美国《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1991年，他 48 岁，突然回到母校选修“文学人文”与“当代文明”这两门课，重读西方经典。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源于他自身的知识危机。作为媒体人，他深感：媒体给予信息，但信息在 90 年代已变成了瞬息万变、十分不稳定的东西。一个人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信息，这就是美国人现在为什么焦虑不安得像半疯了一样的诸多原因之一。20 世纪末，媒体威胁着要“全面接管”。他说：“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 美 ] 大卫·丹比《伟大的书》）
来源｜阅读与成才、守望新教育。节选自王余光著《阅读，与经典同行》，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作者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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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