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球：「文化沙漠」是對香港文學的誤會

談起香港，「文化沙漠」是個普遍的印象，然而關注香港文學的陳國球教授，卻認爲這種印象可能是「貴遠鄙近」的文化政策，或者香港文化在公衆意識中不強引致的認識失焦。

在即將出版的新作《香港的抒情史》中，陳國球教授找尋香港文學的源頭，回望歷史，切入抒情的脈絡；他希望本地文學的概念，更深地進入公衆意識，發掘香港文學中的文化記憶。

「總有些人希望『香港』只活在當下，遺落過去，沒有記憶、沒有『我』。這本書以『抒情』為題，是因爲我相信香港還是有情；情所棲遁處，就在於可以載心的香港文學。」（〈自序〉）

《香港的抒情史》

香港的抒情史

陳國球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6年11月

界面文化近期採訪了陳國球教授，「不激不隨」獲授權轉載

原標題：【专访】陈国球：没有文学史意识支援的文学欣赏，只是猎奇搜趣

小標題爲「不激不隨」添加

提起香港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文化沙漠」四個字。香港有文學嗎？或者香港有文化嗎？這是一個常常被文化圈常常拿出來討論的問題。儘管這裏有全亞洲最大的書展，儘管這裏還有西西、劉以鬯、也斯這些不容被忽視的一串作家名單。

近日，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講座教授陳國球寫作的《香港的抒情史》一書已完稿，馬上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以抒情脉絡書寫的「香港文學史」。為什麼要挑選香港為書寫文學史的對象？首先，陳國球希望將香港作為一個流動的、承載的、傳播的文學空間，將香港文學視為活的，生活在身邊的文學。因此香港文學應該既包括本地人或者外地人在香港寫作的作品，也包括在香港閱讀的，傳播的作品。「香港為中國文學提供了不一樣的空間……許地山曾經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蕭紅、戴望舒等人曾生活在薄扶林，以前老師沒有跟我們講這些。」

其次，他也並不同意「香港沒有文化」的流行說法，因此他曾主編了《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香港文學大系》等作品，試圖整理無人問津的香港的文學學術積累，發現香港文學之間內在的聯繫。而《香港的抒情史》正是這一整理的延續，在接受界面文化專訪時，陳國球說，「沒有文學史意識支援的文學欣賞，只是獵奇搜趣」，與陳平原對當今高校教授批量撰寫文學史的批評不同，他認為，「文學史是對過去的一種理解，文學史不應是定於一尊的書寫。我覺得應該有不同的文學史，不同的文學史應該可以看得到作者背後的思考。」

陳國球教授

｜香港文學的抒情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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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為什麼要選擇「抒情」作為「香港文學史」書寫的脉絡而不是其他？抒情是什麼意思？ 

陳國球：過去有關「香港」的公共論述，只聚焦於「經濟」、「商貿」等物質層面，對香港文化尤其人文精神的面向，存而不論，或者輕忽蔑視。這種「實利主義」的觀點，往往忽略了人心幽微之處，很難真正講出香港的特色。「抒情」本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傾向，重視「主」、「客」與「物」、「我」之間的感應互動；我以為香港文學一方面存有這種文化底蘊，又結合了「現代性」對「主體」意義的探索；這是我從「抒情」角度觀察香港的基礎。

界面文化：從抒情角度，這本書與之前和王德威教授合編的《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關係是怎樣的？

陳國球：我和王德威教授合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是因為大家不約而同意識到文化傳統孕育出一種文學精神，這種精神之賡續，有其繼承的一面，也有其變奏的一面；我們今天觀察現當代文學境况，當然看到其日新又新之處，但也要留心其中傳統資源有沒有能力提供支援，以應對各種變異。《抒情之現代性》一書對相關的文學論述譜系作出考掘，這對我思考香港文學與文化的問題，有直接的幫助。

界面文化：這本書的香港的抒情史由哪些作家組成？他們分別從什麼程度上構建了香港的抒情傳統？

陳國球：我在書中自序說：本書各章並不構成綫性叙述的《香港抒情史》，而旨在考掘各種進路，走入「文學香港」，研詰其中「抒情」的史績。全書共有三輯：第一輯試圖說明「香港」及「香港文學」作為一個知識論的概念，可以如何理解，其邊界與內涵可能牽涉的問題。我特別關注「香港」在不同的文學觀照下所呈現的面貌：中國大陸文學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放眼香港；臺灣在不同時段的香港觀感；以及香港本土的自我意識、殖民統治者的目光等。

第二輯以「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與文學關係作焦點，重點在「召喚記憶」與「建構想像」之間的回蕩；當中論及的人物包括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袁振英、視野開闊的《紅豆》雜誌主編梁之盤、香港現代主義運動的先鋒馬朗、主持「現代文學美術協會」與《好望角》雜誌而影響港臺兩地的新批評健將李英豪、以流行文化的面貌出現但意義遠遠溢出的小說家李碧華等。

第三輯選樣討論不同時期在香港這個文化空間出現的「抒情」文本：如在香港以至嶺南流傳超過一個世紀的「南音」《客途秋恨》、抗日戰爭期間於香港發表而影響全國的徐遲《抒情的放逐》（1939年）、上世紀五十代面世但傳承變奏不斷的崇禎遺事粵劇《帝女花》（1957年），以及六十年代南來香港的文化人華蓋與香港本土詩人鯨鯨同以一條重要街道「彌敦道」作抒情對象的散文和現代詩。

《好望角》雜誌

｜「異色」的空間，在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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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香港的流行文化有很大的影響力，那麼通俗文學，比如亦舒、倪匡、金庸在這個文學史裏佔的地位是怎樣的？

陳國球：我們今天對文學的理解，要能守常又要變通。文學之義在於以最合宜的語言表現深刻的生活與生命體驗，如果亦舒、倪匡、金庸能完成這個任務，而又造成影響，則文學史書寫者當然有責任把他們的作品納入書寫範圍。我相信今天若有人要寫香港文學史，不會遺漏他們。我們要反省的是，在流行文化主導的生態中，我們可以留有多少空間給默默耕耘的嚴肅文學創作人，我們如何體認香港不少被遺忘的「異色」、「小衆」。

（左起）也斯、劉以鬯、西西

圖片來自界面文化

界面文化：現在進入主流華語文學圈的香港作家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西西、也斯和劉以鬯，你是怎麼看待他們的文學成就的？

陳國球：這幾位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嚴肅文學創作人。他們不能說是香港文學的典型，却又各自建立出卓越獨特的風格。香港作為「文學空間」，就是有可能讓這些別有「異色」的文學家表現他們的活力。我期盼香港文學在公衆意識中佔有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則我們對西西、也斯、劉以鬯的貢獻，會有更深刻的體認與欣賞。

界面文化：在《香港的抒情史》序言中你提到撰寫香港文學史的各種問題，並要從本地來寫香港文學史，那麼你認為「本地」書寫文學史和「外地」有什麼不同？ 

陳國球：我認為香港文學有必要有更多不同角度的論述；過去香港的公共論述很缺乏文化關懷，這是殖民統治刻意營造的文化環境。大家以香港為「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無暇也無心去認清自己的土壤文化，以及這文化所從來、所可往的各種因緣。但這不表示香港沒有文化，它的文化正是在這個獨特的環境中蘊釀出一種異色魅力；在今天全球化與後現代的汹涌浪潮中，香港的境遇或者是可供參照的文化史例。

然而，至今為止，却未有一本由香港人寫的本地文學史；中國大陸以非常有限的文獻資料寫過幾種香港文學史。事實上，文學史的書寫權在現今的開放社會本來就無所謂「壟斷」，誰人都可以按各種需要對一個範圍的文學累積作出整理、加以叙述。只是在地的文化人更有條件就身邊的文化資料作整理爬梳，同時更有能力從中纂要鈎玄，突顯在地的關懷。可惜正如前說，香港過去的文化政策都是「貴遠鄙近」，沒有保存或者發揚本地文學文化的思考。我希望這種思考能够真正進入香港的公共意識。

界面文化：在第一章裏提出了香港作為一個文化空間，是突出地域的流動性和文化的豐富性嗎？是不是可以類比近來學界流行的華語文學圈的提法？

陳國球：是的，我認為以「文化空間」的概念去理解「香港」，突出這空間的流動、承載，與傳播的力量，是一個可行的方案。至於史書美與王德威提出「sinophone literature」或者「華語語系文學」，是仍在發展中的學術概念與論述；不同華語地區各有其面前的文化政治，這個論述方向很有參考價值。

｜文學史書寫還有更廣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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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延續上個問題，可能都存在身份認同、創傷記憶、後殖民時代的種種問題，香港的文學史寫作比如與臺灣、馬來西亞華語文學又有什麼特別不同之處呢？

陳國球：如果我們同意「文化認同」是一種建構，是「想像的共同體」，則可以思考這些「想像」的根源與基礎，以及不同時空的各種際遇與遭逢。文學經驗帶來的就是在各種同與不同的境况下的當下反應與事後省思的參照。我不相信有一種置諸四海皆通用的文學史書寫模式，每個地域的歷史與文化經驗都不盡相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與切入方式。即如「華語」，在臺灣、在新馬、在香港，都有不同的意義，相關的歷史書寫只能作為借鑒；撰史者有必要保持一種清醒開放的態度，不能自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

界面文化：北大的陳平原教授在新書《六說文學教育》裏提出，文學史的意義可能最初在於便於專業教學？你對於文學史的期待是什麼？ 

陳國球：我認為人文教育與文化經驗有關，而經驗有必要經過組織梳理成一定的系統才能掌握、才可以傳承授受；沒有歷史意識支撑的文化知識，很容易碎片化，更易於被別具用心的人挪移利用。當然我們也要常存疑問之心，去思考這些組織知識的「大論述」的基礎，同時考慮其他論述角度的可行性。我們要求的應是不同論述的可能，而不是放弃所有論述。文學史論述可以如是觀。雖然我沒有看過陳平原教授的《六說文學教育》一書，但我對他的文學史思考頗為熟識。你提到的可能牽涉大學課程的技術操作問題。文學史意識與文學史書寫還有更廣闊的空間。

界面文化：陳平原也有這樣的批評，認為書寫文學史是很大的工程，但是並不是必要的，因為文學史不像專著必須有妥協之處，但是各個高校教授却偏偏很喜歡編文學史，把文學史當做是「建功立業」的表示，你是怎麼看的？

陳國球：正如我剛提到，高校教授如果以編教學用書為職志，則其功業只停留在技術層面。但如果他要創立一家之言，而真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之，我們要慶幸多出一個司馬遷。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的看法比較簡樸，我們的崗位提醒我們作為一個知識人的責任：傳承文化。中文系的老師都會用心引導學生欣賞文學；但我相信，沒有文學史意識支援的文學欣賞，只是獵奇搜趣，談不上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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