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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4月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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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纯粹自然产生的流行病，可以只限于按照常规流行病学的规律去考虑问题。但是，如果一场疫情是有严重的人为因素在里面，那么其走向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而是会按照人为设计去进行操控的生物战了。生物战就是要让疫情按照使受攻击者遭受最大程度破坏甚至最终产生社会崩溃的方向发展。自从COVID-19产生伊始，就持续地存在这是一场有人为因素在里面的声音。在当前的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军队也发现了某大国深度支持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研发生物武器的大量证据。但是，这个声音的巨大困难在于：尽管一直有各种看起来非常有力的证据，却都无法成为“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相关的指责都遭到被指责一方的否认。我们对比一下常规的、甚至采用核武器的军事战争与隐形战争，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可以明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基本性质所在：无论一个国家的军队采用什么样的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攻击，其证据都是“无可辩驳和否认的”。即使没有军队越过边界的、以洲际导弹进行的攻击，也会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存在。例如：产生的核爆炸显然是人造武器所造成的，不可能说一个受攻击国家的某个城市都被核武器毁灭了，其他国家的人还在说这纯属一个自然现象，不是核武器造成的。但是，即使我们有很多看起来很有力的证据说疫情是人为的，也总有很多人说这不科学，它是一个自然的、来自于动物等自然界的传播事件，并且我们无法明确无误地反驳这种意见。有人说COVID-19病毒基因的某些片段自然进化变异的可能性为万亿分之1甚至更低，但这种说法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病毒大规模传开以后，在极为庞大的受感染者群体中发生变异的基数远远不止亿计。因此，万亿分之1的几率，在疫情大流行中就可能非常接近100%的几率了。即使在大流行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它在自然界的多少动物身上传播变异了多久，病毒总量也就是变异的基数会是亿亿亿亿……以上的量级。洲际导弹飞行的轨迹很多国家的远程警戒雷达系统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如果是军队越过边境进行攻击，其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就更多了。人类战争史上几乎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军队都大规模地攻入对方国土了，自己还在说没有战争发生。但是，如果是有人投毒，要找到其确凿的证据就难如登天。在最初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后来的北京大兴新发地海鲜市场等，有充分的证据指向海鲜的冷链传播了病毒。在其他的案例中，还有进口食品，国际快件等病毒核酸检测呈现阳性。可是，无论从流调的科学角度如何证明这个传播链的存在，都没有一例能够确认最初的传毒者是谁。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流行病调查的大量实际案例以及其技术原理就知道，即使是在当事人、流调人员全面地积极配合下，要查出病毒传播链都是难上加难。要是人为传播并且刻意隐藏的话，从目前的流调科技水平来说，基本不可能找到最初的人为传毒者。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通过流调或其他科学的方法能够找到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地指向了某个最初环节，也难以使其成为法律意义上不可否认的确凿证据，更无法使其成为国家间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我们对这次COVID-19疫情的确可以有很多非常合理的怀疑，例如：正好在疫情发生前几个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因泄漏被关闭，并且随后发生很多至今无法解释的所谓电子烟肺病死亡案例。在COVID-19发生之后，两者病情的肺部透视照片几乎完全一样。中国外交部门也对此正式地提出过质疑。武汉疫情最初发生的时间点之前，某大国CIA很诡异举行的EVENT201全球疫情演习，其想定的疫情与COVID-19与实际新冠疫情的吻合程度之高令人无法再作别的想象。有些国家指责疫情源头是武汉的P4实验室。但是，中国同意了WHO的专家组对武汉的P4实验室进行考察，得出了专业的、明确的否定性结论。对任何环节有怀疑都不能说不行，但武汉实验室被检查过了，而最具合理性的怀疑对象德特里克堡却至今不同意受检查。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证据。但是，我们提出以上看起来非常合理的怀疑证据，却都不能成为“无可辩驳和否认的”。甚至对疫情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自然产生的也都无法进行清楚无疑的区别。这样的怀疑如果被冠以“阴谋论”，怀疑的一方也难以洗清相应的指责。以上这些迫使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生物战，是一种与传统战争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战争形态 —— 这就是“隐形战争”。传统战争与隐形战争本质上就存在着有没有“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所带来的区别。如果有这种证据，受攻击一方很自然地就可以合理地宣战、并发起军事反击。但是，在隐形战争中，受攻击一方即使心里完全明白自己受到了攻击，也无法找到“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那就无法合理合法地公开进行对等的反击。即使你心里明明白白“这就是对方干的”，但却无法将这种怀疑直接变成可以公开采取行动的有效支撑。甚至于这个灾难到底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产生并引发的，都无法真正在现有科学技术能力范围内可靠地确定。因此，如何以这个基本特点为前提，去找到破解隐形战争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要迅速解决的重大战略难题。这不仅仅是应对生物战的需要，而且是应对各种隐形战争的需要。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强大，直接以存在“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的传统战争方式对中国进行攻击越来越困难。因此，用隐形战争的手段对中国发动攻击，就会越来越成为攻击者倾向于选择的手段。虽然隐形战争会带来众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地、系统地、深刻地认识了隐形战争的规律，就能找到有效的破解之法，而如果简单匆忙应战，结果就是对付生物战的鱼还没吃着，却先要惹得一身“阴谋论”的臊。既然隐形战争不能以“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为前提作为反击的支撑，我们就要基于完全不同的行动前提并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策略。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不要再徒劳地去做，而是要把精力放在可以做到的更重要的事情上。因此，我们不是要去证明中国一定受到了生物战或隐形战争的攻击，更不是要去证明和确认是谁发动了这个攻击，而只是要解决一些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以受到生物战或其他隐形战争的攻击为出发点来采取行动，并且如何去采取行动。不只生物战是一种隐形战争，舆论战、金融战、黑客网络攻击等等，都具有隐形战争的特点。根据攻击和防御、反击的基本规律特点，我们可以将战争划分为：有形战争、无形战争、隐形战争三种形态。有形战争。以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兵器、化学武器兵器、信息化兵器、热核兵器、无人化智能兵器等等为基础发动的攻击，都属于传统的有形战争范畴。它们遵从传统的战争规律。无形战争。以贸易手段、科技手段等发动的制裁，增加关税等攻击，它们表面上是“无形的”，并不是军事侵略，但却也存在“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因此受攻击一方可以此为前提采取公开的反制措施。无形战争与有形战争的本质区别是：虽然攻击本身也是显性的，但攻击者可以把这种攻击包装成合法的正常贸易反制行为。因此，攻击者可以不承认这是某种故意的战争行为。隐形战争。以生物战兵器、舆论兵器、金融兵器、网络病毒兵器、网络攻击兵器等等发动的攻击，属于隐形战争范畴。它们难以找到“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甚至受攻击者产生的灾难都无法确认究竟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造成的。这里简单对比一下为什么化学兵器攻击属于有形战争，而生物战兵器攻击却属于隐形战争！因为化学武器是靠其化学物质本身直接进行杀伤，因此化学兵器需要大量的弹药或释放装置地进行攻击，攻击过程也会释放出大量一般来说显然不是天然存在的有毒化学物质。因此，化学武器的使用也会很容易找到“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但生物战兵器的投放用量极其微小，主要靠受攻击者群体自然传播放大来实现攻击。因此，生物战兵器的最初攻击过程可以相对容易做到几乎不留痕迹的地步。
考虑任何战略危险时都有三个基本要素：能力：对方是否具备进行这种攻击的技术条件和能力。意愿：当对方具备相应能力后，有没有采取相应攻击行动的意愿。后果：对方能不能以及愿不愿承受由此可能带来的反击等后果。因此，我们首先要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国家有能力对中国发动生物战攻击？如果回答为“是”，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他们有没有意愿对中国发动这种生物战攻击？如果回答为“是”，接下来问第三个问题：如果有人对中国发动了生物战攻击，他们能不能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因为生物战本质上很容易操作成一种隐形战争形态，因此，即使受攻击者心里明白是谁干的，也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如果受攻击者一定要以找到证据才能作为采取行动的出发点和前提，那么攻击者就很容易产生“不会受到任何反击”的预期。既然连遭受反击的预期都不存在，就不存在能不能承受结果的问题了。如果存在一种抢劫银行的手段，可以充分保证抢劫者不会被发现和受到制裁，显然就会有人非常倾向于采用这种手段。因此，如果我们不认为这是人为的隐形战争，或者，意识到受到了某种战争形态的攻击，却不知道其规律而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这种态度本身就将更加促使攻击者不用担心自己会承受相应的后果，那至少就会使中国处于遭受生物战的巨大危险之中。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剧烈变化之中。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存在的问题，人们可以有争论。但这至少说明了：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很容易陷入战争的。如果我们有幸成功避开了传统意义上的有形战争，那种使传统修昔底德陷阱出现的强大内在能量，难道真的就自动地消散无影了吗？还是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渠道宣泄出来？针对中国的有形战争不敢打，无形战争已经打过了，事实证明打不赢。通过隐形战争就是唯一还可以存有想象空间的遏制手段。从中国一方来说，以存在隐形战争的巨大可能性作为战略决策的现实根据，显然就是非常合理的推论。因此，以上我们从纯粹逻辑上充分证明了：至少在今天，中国必须以遭受生物战等隐形战争为前提来考虑问题并且采取相应的战略决策和行动。做出这个选择并不以一定在任何意义上充分证明这事实上就是一场生物战，尤其不以证明是谁发动了这场生物战为前提条件。因为后两个证明的“理论与实际的不可行”本身，就是隐形战争的最基本特点。因此，我们是将这种证明的难题合理地交给该观点的反对者：如果你认为我们不应当做出这种生物战的判断和战略决策，就必须要证明以下两点：
显然，仅仅基于纯粹逻辑的证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对生物战本身进行更为充分的专业研究和科学分析。如果是生物战的话，有三种理论上可能的途径：人为研究产生相应的病毒。从现在技术水平看，病毒不可能是纯粹人工以无机物为基础合成，而是会选择最接近生物战功能设计目标的天然病毒，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成所需要的生物战毒株。如果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至少出现这种毒株本身就不被认为是生物战行为。人为引发相应的病毒人际传播。无论新改造的病毒是什么，如果只是封闭在实验室是没问题的。如果要形成生物战的攻击，必须要启动在人际间的传播。如果最初始向人类身上的传播是一种人为的活动，这就是一种生物战行为。如果是纯意外的泄露，并且在泄露后迅速按法律义务和规则向WHO等相关组织进行了报告，迅速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即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我们也只能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但它带有一定的、属于常规的失职类的责任性，而不能认定是一场生物战。但是，如果最初的确是意外的泄露，但生物战的引发者明知泄露，却故意隐瞒，并且有目的地放任其传播，以达到其本来设计的生物战攻击目的，这也是一种生物战行为。对病毒人际间的传播推波助澜。在疫情已经开始传播之后，故意抵消社会抗疫的努力，并且故意传播放大已经存在的疫情。根据以上三种方式是否存在的不同组合，理论上可以形成如下表的8种情况：
我们分别来分析一下：类型1：它是人为研发产生的病毒，人为引发，并且对传播人为地推波助澜。这显然是一种最完全意义上的生物战。类型2：病毒人为产生，也是人为引发，但没有进行人为传播。这样虽然更为隐蔽，但如果不进行人为传播，受疫情灾害一方努力进行抗疫的话，很快就可能将疫情扑灭了。因此，这种生物战类型造成的攻击效果要大打折扣。类型3：病毒人为产生，属意外泄漏但积极补救。在疫情实际产生后，转向将其演变成生物战，对疫情推波助澜。这个出现的可能性在逻辑上稍显勉强。因为已经让世人知道病毒是从自己的实验室泄露了，那么后期对疫情推波助澜的行为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因为这很容易使他人将责任指向自己，与生物战作为一种隐形战争形态本质不符合。类型4：病毒人为产生，属于意外泄露但积极补救，也没有继续进行人为传播。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不能被认为是生物战，其造成的危害也很容易被控制住。类型5：病毒自然产生，但在被人为筛选出后又人为引发投放，疫情发生后又人为地推波助澜。因为病毒不是人类产生，一般情况下病毒的特性不一定最适合生物战需要。但如果自然进化产生的病毒实际特性就是达到如COVID-19这样，那么实际效果与类型1就没什么区别了。类型6：病毒自然产生，但在被人为筛选出后又人为引发投放，疫情发生后没有人为传播。这种最为隐蔽，但没有后续的人为传播，疫情很快就会被控制住，产生的实际影响和灾害就不会那么大。类型7：病毒自然产生，也是自然地从动物传到人类，但在疫情发生后遭到人为地推波助澜。如果病毒的特性与COVID-19一样，是不是人为制造的和人为引发的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人为地传播，疫情就会持续暴发，难以控制。它与类型1的实际效果就差别不大。类型8：病毒自然产生，也是自然地从动物传到人类，疫情发生后顺其自然被受影响者控制住。从上面分析可见：
有很多证据显示COVID-19的病毒是人工制造的。尤其俄罗斯此次在乌克兰发现的证据，显示某大国在大量研发生物武器。包括与新冠病毒类似的病毒。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专家在疫情发生后持续地在专业的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反对新冠病毒是人工制造的说法。根据以上各方面证据，我们的确无法肯定COVID-19的病毒就一定是人工制造的，也无法完全否定。尤其是，在目前疫情已经传遍全球的情况下，对现有的病株按照特定目的稍加改造后人为传播，也可以归结为人为传播的一种方式，而不归入最初的人为制造研发产生出病毒。为保守起见，我们权且认为它最初不是人工制造的。因此只限在类型5到8中做出分析。由于德特里克堡至今不被允许第三方进行检查，并且在其泄露事件发生后没有进行全球最积极有效的应对。因此，至少我们无法排除在这个途径上存在人为的可能性。无论其他人说什么，也都无法排除这个可能性。排除这个可能性的证明只能来自某大国，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无论对前两个途径如何判断，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COVID-19疫情的传播过程中，不仅有极为强烈的人为因素推波助澜，人为传播，而且有极为强烈的舆论战配合，以阻止全球进行积极有效的抗疫行动。全球存在极为强大的舆论战，极力地淡化这个疫情的危害，并且积极地鼓吹所谓的“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更重要的是，最初由政府出面正式抛出“群体免疫”这个观点的时间点，是2020年的4月份，由疫情才刚刚开始出现的英国政府提出。当时在中国已经非常有效地通过积极抗疫控制住疫情，并接近完全清零。全球其他地区还没有特别大爆发。当时在中国各种媒体上“抄作业”的论调非常乐观和普遍。即使对中国这种成功抗疫的自信认为过度了，表达出一些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各个国家自身角度考虑，中国已经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抗疫经验，并且防疫物资已经渡过了最初极为困难的时期，核酸检测和口罩等防疫物资已经越来越充沛。如果这只是一个自然的疫情，其他国家仅从自身考虑，利用已经越来越充沛的防疫物资将病毒彻底剿灭并非难事。各个国家一开始也大都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没能坚持到最后。隔离措施的普遍失败，并不完全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本身就太过自由散漫，或承受不了相应的代价，而是显然有强大的力量不希望这个疫情被剿灭，在舆论上对几乎所有正常和有效的防疫措施都采取强烈敌视的态度和行为。全球范围除了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成功通过严格隔离措施成功清零外，其他地方普遍难以成功。当然，人们可以理解为这种事情只有中国能做成，但隔离、戴口罩、核酸检测、仅仅只要1个月时间的封城真有那么难吗？中国的人口相对最密集、人际交往最频繁，通过隔离措施实现清零的目标，中国在客观上是世界上最难实现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做到了，其他国家为什么普遍做不到？如果是国际上有极为强大的力量就是要让这种事情做不成，这难道不是更自然的合理解释吗？尤其在很多类似某大国等西方国家，人口居住极为分散，两个相邻House间相距恨不能几百米远，即使在城市里平时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如果不是刻意地邀请安排聚会，人们相互之间基本上就没有接触的机会，要做到清零比中国容易太多了。“群体免疫”论在科学上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很难获得有效且持续的免疫能力，感冒难以在生病后获得持续免疫能力就是显著的证据。因此，最初群体免疫的纯数学推演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会反复感染COVID-19，并且所有疫苗一是不能完全阻止感染，二是有效期都非常有限。事实也证明通过群体免疫使疫情控制住的方法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疫情发生的如此早期就公然推出“群体免疫”的论调，显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对防疫也毫无必要。如果不是生怕病毒一不小心就被彻底清零了，怎么会如此之早地就极力鼓吹这样的论调？这完全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即使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反常的。在过去历史上西方发生的流行病过程中，也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况。正常情况下，西方社会的国民对疫情也都是非常积极配合防疫的。欧洲历史上造成巨大危害的流行病比中国社会要多，现在我们采取的大量防疫技术、手段甚至隔离、封城等防疫管理措施，相当多就是欧美发明和改进的。但是，在此次COVID-19流行过程中，西方社会却存在大量敌视所有正常有效防疫产品技术和措施的舆论，将口罩等高度地政治化，从一开始就强力反对病毒清零，这是令人极为费解的。戴口罩难道是一件有多大困难的事情吗？在疫情的一开始就如此地敌视口罩等几乎所有非常简单有效的防疫措施，显然是极度不正常的事情。如果不是害怕病毒被清零了，怎么会如此地极端和反常？生物战的关键并不在生物武器，而还是在人身上。一旦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就会明白，解开生物战奥秘的钥匙并不在桌面下某个暗藏的角落里，而就是明明白白地呈现在桌面上。因此，此次COVID-19被判定为类型5，至少为类型7有充分科学的证据支持。病毒是不是人为制造出来，是不是人为引发很难有特别充分的证据，同时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有没有存在人为传播、推波助澜，阻止抗疫等特征，它们也是造成危害最大的方面。这或许有些出乎人们的意外，也是科学的生物战分析与阴谋论的根本区别所在。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文章提供大量科学的证据，来说明有人精心地设计各种误导、舆论、错误的防疫方案等，来阻止对疫情的有效防控。作为对比，2002年爆发的SARS疫情，最终到2003年8月16日完全消失，全球染病总人数为8422例，死亡人数为919例。其规模一是比这次小得多，二是最终完全消失了。当时全球的舆论只有指责抗疫不力的，没有人说不该戴口罩，更没人提出要与SARS病毒共存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是要证明2002年的SARS就肯定不是生物战行为，而是说明，至少它不是类型1、5、7三种生物战类型，它不存在人为传播过程。最多是属于类型2、6，其危害相对有限，且很容易被完全控制住的生物战类型。只要没有持续的人为传播，人为阻止抗疫，仅从目前已有的防疫技术和防疫管理经验来看，将病毒清零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是有人为因素在强力推动传播这个病毒、强力阻止正确有效的抗疫措施。那么，在人为传播因素消失之前，我们就不要幻想它会停止传播、不再持续爆发了。
一提到生物战，人们可能会感到很恐怖。但要全面地理解到，生物战也是有其自身天然存在的大量弱点的。
虽然我们说生物战很容易形成隐蔽性，难于找到法律上的确凿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攻击者可以任意胡来。因为一旦其动作保密不到位，变成真正证据的话，这种隐形战争就有转化成有形战争的危险。而且，其高度的反人类性质将面对的国际舆论压力和受攻击者的反击强度很可能是难于承受的。理论上它甚至有可能带来以核武器为工具的有形战争方式的报复。所以，生物战的发起者在所有攻击行动中，其保密程度必须要远远高于有形战争。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其采取行动的范围。正因如此，生物战需要远超常人理解的、隐藏极深的缜密思维和谋略。因其涉及极为专业的基因科学、流行病学、医学测量学等知识、技术和产品，如果不是特别地同时精通这些高度跨学科的专业知识，是很难看出其精心策划的计谋所在的。
在有形战争中，一般情况下各种兵器的毁伤范围都会高度地指向敌方。当然，也会存在因判断错误导致误伤己方或友军的情况，但这属于“意外”范畴。也有极少数兵器近乎于自杀性质的，例如美军曾开发装备部队的M388核炮弹，以小型的无后座力炮进行发射，其射程居然小于其毁伤半径。这意味着真去战场上使用的话，发射核炮弹的士兵也活不下来了，后来不得不全部退出现役。但这毕竟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从我们简单想象来看，病毒造成的死亡率越高，生物战造成的伤害有可能越大，但事实上却可能不是这样。当死亡率超过一定程度后，全人类就没有任何人会接受这个病毒。当全人类都对其完全恐惧并齐心协力进行防控时，这种导致高死亡率的病毒可能很快就被完全控制住了。因此，类似埃博拉、霍乱这样导致极高死亡率的病毒，一般是很难作为生物战武器使用并给受攻击一方造成长期大规模损失的。当然，高死亡率的传染病爆发即使被很快控制住，也会在短期内造成显著的人员死亡，因此依然是特定情况下会带来危害的潜在战术性生物战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死亡率太低，那么就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因此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关注，也没什么可见的损失，就当感冒一样。如果这样，这种生物战的攻击也就起不到什么效果。因此，选择一种死亡率既高到足以引发社会恐慌，同时又能够使足够多的人可以选择无视它，从而可以使针对它的防控措施不能在全球形成共识，这样疫情就难以控制住，从而有效达到生物战攻击的目的。另外，因为生物战攻击必然伤及自身，因此足够低的死亡率也可以使自身受到的伤害可控。从这次COVID-19来看，它的死亡率在1%左右，既高到足以引起社会恐慌，又低到可以使大量的人群去选择无视它。其传播力极强，死亡率其实又取决于医疗资源是否会被挤兑等。因此，它的特性真的是进行生物战的最佳品种之一。
流行病学的创立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是雪诺发现伦敦的霍乱是通过水为媒介传播的。这个发现推动了伦敦以至后来全球城市自来水系统的建立。自此之后，霍乱爆发基本上就彻底退出历史了。即使没有完全绝迹，也只是以偶发性的个案形式存在。在今天的环境下，要用水作为传播媒介发动生物战攻击，基本不可能成功。只能形成偶发的病例，并且很容易被定位到传播源，生物战的攻击者自身也很难保密和安全。以血液、性行为、食品等为媒介的病毒传播，都很难造成非常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尤其很难造成全社会的疫情大爆发。因此，以空气的气溶胶，呼吸道等作为传播媒介，是大规模战略性的生物战能够成功的极少甚至唯一的途径了。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以COVID-19疫情为契机，全面建立了最佳的防控空气、气溶胶或呼吸道传播的流行病的体系，就接近于永久性的封闭了遭受大规模生物战攻击的渠道。
生物战需要配合大量的舆论战才有可能成功。根据生物战专业的分析，有一个与人们想象完全相反的惊人结论：至少相当多的阴谋论观点，正是生物战的攻击一方，或者其同伙故意释放出来的！例如，在武汉疫情的一开始，就有参加军运会的美军传毒阴谋论传出。其言论认为美军在军运会上的成绩一向很好，可是在武汉军运会上的成绩很差，自然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来参加运动会的人员，还是为别的目的。事实上，只要简单查一下美军在历届军运会上的成绩就很容易发现：美军运动员在军运会上的历史成绩向来都非常差，甚至比一些大洋上的不到百万人口岛国的参赛队员成绩还要差。在武汉军运会上的成绩在其历史上算好的。更重要的还有生物战攻击的战斗部投送技术变化。在有形战争中，兵器的战斗部投送是采用一级的运输平台+二级的战斗部投送装备模式。如舰载导弹是通过军舰运输平台+舰载火箭投送装备将战斗部投送到敌方目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曾用飞机投送过载有生物兵器的炸弹。这是完全借用传统有形战争的战斗部投送模式。这种模式显然很容易形成与有形战争一样的证据。但是，美军可以承认其空军曾越过中朝边境轰炸过丹东，尽管是以很傲慢的方式承认的，但却从来不承认投送过生物武器。这也表明：生物战是一种太过明显的反人类战争方式，不能直接承认是自己干的，对生物战的战斗部投送就是一个需要尽最大可能保密的过程。从现在COVID-19实际发现的传播链中，来自国际进口的冷链，国际快递及食物等货物中，都曾发现过阳性的样本。因此从生物战角度说，类似军运会上参会运动员投毒论就存在显著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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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战争 —— 中国未来抗疫之路该怎么走？
自从2019年底COVID-19疫情爆发至今已经两年多，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美已经普遍躺平，直接宣布疫情和相应防控措施结束。新的奥密克戎毒珠及其变异传播力越来越强。目前因疫苗的普遍采用和自身毒力的减退叠加，死亡率在不断降低，似乎在向欧美所认为的大号流感演变，但又并不能肯定说未来死亡率一定会单调地越来越弱。因为在COVID-19流行的两年间，平均不到半年就有一次重大变异，其中类似德尔塔毒株的变异就是毒性大幅增强的。近期刚刚发现的最新变种XE，主要是在奥密克戎BA.1和BA.2基础上组合变异出来的。其传播性更强，在毒性上变化如何还没有确切结论。疫苗的普遍采用，也使得我们很难评估当前的死亡率降低究竟是奥密克戎毒株本身毒力在减弱，还是因疫苗及其他因素的作用。问题还在于：疫苗的有效期普遍太短，如果长期坚持依靠疫苗，意味着地球人可能要永无止尽地年年打疫苗才能保证COVID-19被维持在大号流感的状态上。这带来的后果会是很恐怖的事情。要知道，之前还从来没出现过对付某种疾病是通过全地球人年年打疫苗来控制的。全地球人连吃饭的品种都没统一过，这次居然统一地年年打一种疫苗，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人类悲剧。过去疫苗都只是短期甚至一次性的，或者极少人群有针对性使用的。
因为持续了两年动态清零政策，中国在成功避免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同时，各种抗疫措施的时间越长，社会承受面上也越是考验耐性。香港的疫情失控，上海前期看起来成功的“精准防疫”，在最新型病毒面前的防线崩溃，无疑都在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该怎么办？首先给出答案：中国必须做好持续至少十年以上以动态清零为原则的抗疫准备。放弃一切幻想和侥幸心理，在此绝对前提下，依赖大规模的科技创新，数量级地提升核酸检测灵敏度，通过效率的大幅提升实现单日全社会核酸普检能力。通过超高灵敏度20合1混检等技术的普及全面减少动态清零的直接抗疫成本。在可以实现清零前提下大幅度缩短隔离时间和封城时间，从而在根本上将清零的社会间接成本减少到接近于零的程度。由于防疫是一个专业性和跨学科性都非常强的课题，因此，本系列文章综合了流行病学或传染病学，IVD（体外诊断）技术尤其是核酸测量、抗原测量、抗体测量技术等，基因科学，统一测量学（新冠病毒检测本质上是一个测量学问题），医学测量学，统计学，军事科学，国际战略，国家安全学，科学学，传媒学，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形成的高度跨学科研究成果。一、生物战与隐形战争
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纯粹自然产生的流行病，可以只限于按照常规流行病学的规律去考虑问题。但是，如果一场疫情是有严重的人为因素在里面，那么其走向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而是会按照人为设计去进行操控的生物战了。生物战就是要让疫情按照使受攻击者遭受最大程度破坏甚至最终产生社会崩溃的方向发展。自从COVID-19产生伊始，就持续地存在这是一场有人为因素在里面的声音。在当前的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军队也发现了某大国深度支持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研发生物武器的大量证据。但是，这个声音的巨大困难在于：尽管一直有各种看起来非常有力的证据，却都无法成为“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相关的指责都遭到被指责一方的否认。我们对比一下常规的、甚至采用核武器的军事战争与隐形战争，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可以明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基本性质所在：无论一个国家的军队采用什么样的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攻击，其证据都是“无可辩驳和否认的”。即使没有军队越过边界的、以洲际导弹进行的攻击，也会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存在。例如：产生的核爆炸显然是人造武器所造成的，不可能说一个受攻击国家的某个城市都被核武器毁灭了，其他国家的人还在说这纯属一个自然现象，不是核武器造成的。但是，即使我们有很多看起来很有力的证据说疫情是人为的，也总有很多人说这不科学，它是一个自然的、来自于动物等自然界的传播事件，并且我们无法明确无误地反驳这种意见。有人说COVID-19病毒基因的某些片段自然进化变异的可能性为万亿分之1甚至更低，但这种说法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病毒大规模传开以后，在极为庞大的受感染者群体中发生变异的基数远远不止亿计。因此，万亿分之1的几率，在疫情大流行中就可能非常接近100%的几率了。即使在大流行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它在自然界的多少动物身上传播变异了多久，病毒总量也就是变异的基数会是亿亿亿亿……以上的量级。洲际导弹飞行的轨迹很多国家的远程警戒雷达系统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如果是军队越过边境进行攻击，其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就更多了。人类战争史上几乎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军队都大规模地攻入对方国土了，自己还在说没有战争发生。但是，如果是有人投毒，要找到其确凿的证据就难如登天。在最初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后来的北京大兴新发地海鲜市场等，有充分的证据指向海鲜的冷链传播了病毒。在其他的案例中，还有进口食品，国际快件等病毒核酸检测呈现阳性。可是，无论从流调的科学角度如何证明这个传播链的存在，都没有一例能够确认最初的传毒者是谁。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流行病调查的大量实际案例以及其技术原理就知道，即使是在当事人、流调人员全面地积极配合下，要查出病毒传播链都是难上加难。要是人为传播并且刻意隐藏的话，从目前的流调科技水平来说，基本不可能找到最初的人为传毒者。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通过流调或其他科学的方法能够找到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地指向了某个最初环节，也难以使其成为法律意义上不可否认的确凿证据，更无法使其成为国家间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我们对这次COVID-19疫情的确可以有很多非常合理的怀疑，例如：正好在疫情发生前几个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因泄漏被关闭，并且随后发生很多至今无法解释的所谓电子烟肺病死亡案例。在COVID-19发生之后，两者病情的肺部透视照片几乎完全一样。中国外交部门也对此正式地提出过质疑。武汉疫情最初发生的时间点之前，某大国CIA很诡异举行的EVENT201全球疫情演习，其想定的疫情与COVID-19与实际新冠疫情的吻合程度之高令人无法再作别的想象。有些国家指责疫情源头是武汉的P4实验室。但是，中国同意了WHO的专家组对武汉的P4实验室进行考察，得出了专业的、明确的否定性结论。对任何环节有怀疑都不能说不行，但武汉实验室被检查过了，而最具合理性的怀疑对象德特里克堡却至今不同意受检查。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证据。但是，我们提出以上看起来非常合理的怀疑证据，却都不能成为“无可辩驳和否认的”。甚至对疫情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自然产生的也都无法进行清楚无疑的区别。这样的怀疑如果被冠以“阴谋论”，怀疑的一方也难以洗清相应的指责。以上这些迫使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生物战，是一种与传统战争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战争形态 —— 这就是“隐形战争”。传统战争与隐形战争本质上就存在着有没有“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所带来的区别。如果有这种证据，受攻击一方很自然地就可以合理地宣战、并发起军事反击。但是，在隐形战争中，受攻击一方即使心里完全明白自己受到了攻击，也无法找到“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那就无法合理合法地公开进行对等的反击。即使你心里明明白白“这就是对方干的”，但却无法将这种怀疑直接变成可以公开采取行动的有效支撑。甚至于这个灾难到底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产生并引发的，都无法真正在现有科学技术能力范围内可靠地确定。因此，如何以这个基本特点为前提，去找到破解隐形战争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要迅速解决的重大战略难题。这不仅仅是应对生物战的需要，而且是应对各种隐形战争的需要。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强大，直接以存在“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的传统战争方式对中国进行攻击越来越困难。因此，用隐形战争的手段对中国发动攻击，就会越来越成为攻击者倾向于选择的手段。虽然隐形战争会带来众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地、系统地、深刻地认识了隐形战争的规律，就能找到有效的破解之法，而如果简单匆忙应战，结果就是对付生物战的鱼还没吃着，却先要惹得一身“阴谋论”的臊。既然隐形战争不能以“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为前提作为反击的支撑，我们就要基于完全不同的行动前提并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策略。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不要再徒劳地去做，而是要把精力放在可以做到的更重要的事情上。因此，我们不是要去证明中国一定受到了生物战或隐形战争的攻击，更不是要去证明和确认是谁发动了这个攻击，而只是要解决一些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以受到生物战或其他隐形战争的攻击为出发点来采取行动，并且如何去采取行动。不只生物战是一种隐形战争，舆论战、金融战、黑客网络攻击等等，都具有隐形战争的特点。根据攻击和防御、反击的基本规律特点，我们可以将战争划分为：有形战争、无形战争、隐形战争三种形态。有形战争。以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兵器、化学武器兵器、信息化兵器、热核兵器、无人化智能兵器等等为基础发动的攻击，都属于传统的有形战争范畴。它们遵从传统的战争规律。无形战争。以贸易手段、科技手段等发动的制裁，增加关税等攻击，它们表面上是“无形的”，并不是军事侵略，但却也存在“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因此受攻击一方可以此为前提采取公开的反制措施。无形战争与有形战争的本质区别是：虽然攻击本身也是显性的，但攻击者可以把这种攻击包装成合法的正常贸易反制行为。因此，攻击者可以不承认这是某种故意的战争行为。隐形战争。以生物战兵器、舆论兵器、金融兵器、网络病毒兵器、网络攻击兵器等等发动的攻击，属于隐形战争范畴。它们难以找到“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甚至受攻击者产生的灾难都无法确认究竟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造成的。这里简单对比一下为什么化学兵器攻击属于有形战争，而生物战兵器攻击却属于隐形战争！因为化学武器是靠其化学物质本身直接进行杀伤，因此化学兵器需要大量的弹药或释放装置地进行攻击，攻击过程也会释放出大量一般来说显然不是天然存在的有毒化学物质。因此，化学武器的使用也会很容易找到“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但生物战兵器的投放用量极其微小，主要靠受攻击者群体自然传播放大来实现攻击。因此，生物战兵器的最初攻击过程可以相对容易做到几乎不留痕迹的地步。
二、我们自己如何确定这是一场生物战？
1.纯粹逻辑的证明
考虑任何战略危险时都有三个基本要素：能力：对方是否具备进行这种攻击的技术条件和能力。意愿：当对方具备相应能力后，有没有采取相应攻击行动的意愿。后果：对方能不能以及愿不愿承受由此可能带来的反击等后果。因此，我们首先要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国家有能力对中国发动生物战攻击？如果回答为“是”，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他们有没有意愿对中国发动这种生物战攻击？如果回答为“是”，接下来问第三个问题：如果有人对中国发动了生物战攻击，他们能不能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因为生物战本质上很容易操作成一种隐形战争形态，因此，即使受攻击者心里明白是谁干的，也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如果受攻击者一定要以找到证据才能作为采取行动的出发点和前提，那么攻击者就很容易产生“不会受到任何反击”的预期。既然连遭受反击的预期都不存在，就不存在能不能承受结果的问题了。如果存在一种抢劫银行的手段，可以充分保证抢劫者不会被发现和受到制裁，显然就会有人非常倾向于采用这种手段。因此，如果我们不认为这是人为的隐形战争，或者，意识到受到了某种战争形态的攻击，却不知道其规律而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这种态度本身就将更加促使攻击者不用担心自己会承受相应的后果，那至少就会使中国处于遭受生物战的巨大危险之中。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剧烈变化之中。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存在的问题，人们可以有争论。但这至少说明了：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很容易陷入战争的。如果我们有幸成功避开了传统意义上的有形战争，那种使传统修昔底德陷阱出现的强大内在能量，难道真的就自动地消散无影了吗？还是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渠道宣泄出来？针对中国的有形战争不敢打，无形战争已经打过了，事实证明打不赢。通过隐形战争就是唯一还可以存有想象空间的遏制手段。从中国一方来说，以存在隐形战争的巨大可能性作为战略决策的现实根据，显然就是非常合理的推论。因此，以上我们从纯粹逻辑上充分证明了：至少在今天，中国必须以遭受生物战等隐形战争为前提来考虑问题并且采取相应的战略决策和行动。做出这个选择并不以一定在任何意义上充分证明这事实上就是一场生物战，尤其不以证明是谁发动了这场生物战为前提条件。因为后两个证明的“理论与实际的不可行”本身，就是隐形战争的最基本特点。因此，我们是将这种证明的难题合理地交给该观点的反对者：如果你认为我们不应当做出这种生物战的判断和战略决策，就必须要证明以下两点：
一是当今世界上绝对没有人具备对中国发动生物战的能力。
二是即使有人具备了对中国发动生物战的能力，他们也绝对不可能有相应的意愿。
如果不能证明以上两点中的至少一个，在逻辑上就应当接受我们的观点和立场。至少，需要对相应的逻辑困难做出足够合理的解释。2.生物战的三种途径和类型理论空间
显然，仅仅基于纯粹逻辑的证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对生物战本身进行更为充分的专业研究和科学分析。如果是生物战的话，有三种理论上可能的途径：人为研究产生相应的病毒。从现在技术水平看，病毒不可能是纯粹人工以无机物为基础合成，而是会选择最接近生物战功能设计目标的天然病毒，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成所需要的生物战毒株。如果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至少出现这种毒株本身就不被认为是生物战行为。人为引发相应的病毒人际传播。无论新改造的病毒是什么，如果只是封闭在实验室是没问题的。如果要形成生物战的攻击，必须要启动在人际间的传播。如果最初始向人类身上的传播是一种人为的活动，这就是一种生物战行为。如果是纯意外的泄露，并且在泄露后迅速按法律义务和规则向WHO等相关组织进行了报告，迅速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即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我们也只能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但它带有一定的、属于常规的失职类的责任性，而不能认定是一场生物战。但是，如果最初的确是意外的泄露，但生物战的引发者明知泄露，却故意隐瞒，并且有目的地放任其传播，以达到其本来设计的生物战攻击目的，这也是一种生物战行为。对病毒人际间的传播推波助澜。在疫情已经开始传播之后，故意抵消社会抗疫的努力，并且故意传播放大已经存在的疫情。根据以上三种方式是否存在的不同组合，理论上可以形成如下表的8种情况：
类型 | 人为产生 | 人为引发 | 人为传播 |
1 | 是 | 是 | 是 |
2 | 是 | 是 | 否 |
3 | 是 | 否 | 是 |
4 | 是 | 否 | 否 |
5 | 否 | 是 | 是 |
6 | 否 | 是 | 否 |
7 | 否 | 否 | 是 |
8 | 否 | 否 | 否 |
我们分别来分析一下：类型1：它是人为研发产生的病毒，人为引发，并且对传播人为地推波助澜。这显然是一种最完全意义上的生物战。类型2：病毒人为产生，也是人为引发，但没有进行人为传播。这样虽然更为隐蔽，但如果不进行人为传播，受疫情灾害一方努力进行抗疫的话，很快就可能将疫情扑灭了。因此，这种生物战类型造成的攻击效果要大打折扣。类型3：病毒人为产生，属意外泄漏但积极补救。在疫情实际产生后，转向将其演变成生物战，对疫情推波助澜。这个出现的可能性在逻辑上稍显勉强。因为已经让世人知道病毒是从自己的实验室泄露了，那么后期对疫情推波助澜的行为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因为这很容易使他人将责任指向自己，与生物战作为一种隐形战争形态本质不符合。类型4：病毒人为产生，属于意外泄露但积极补救，也没有继续进行人为传播。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不能被认为是生物战，其造成的危害也很容易被控制住。类型5：病毒自然产生，但在被人为筛选出后又人为引发投放，疫情发生后又人为地推波助澜。因为病毒不是人类产生，一般情况下病毒的特性不一定最适合生物战需要。但如果自然进化产生的病毒实际特性就是达到如COVID-19这样，那么实际效果与类型1就没什么区别了。类型6：病毒自然产生，但在被人为筛选出后又人为引发投放，疫情发生后没有人为传播。这种最为隐蔽，但没有后续的人为传播，疫情很快就会被控制住，产生的实际影响和灾害就不会那么大。类型7：病毒自然产生，也是自然地从动物传到人类，但在疫情发生后遭到人为地推波助澜。如果病毒的特性与COVID-19一样，是不是人为制造的和人为引发的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人为地传播，疫情就会持续暴发，难以控制。它与类型1的实际效果就差别不大。类型8：病毒自然产生，也是自然地从动物传到人类，疫情发生后顺其自然被受影响者控制住。从上面分析可见：
类型8完全不是生物战。
类型4很大程度上也不能被认定为生物战。
类型2、6属于生物战，但实际危害相对较小。
类型3本质上虽然属于生物战，但其存在的逻辑有些勉强，并且与隐形战争的本质有矛盾。
类型1、5、7属于生物战，并且实际的危害程度几乎是一样的。由此可见，虽然从人们想象中来说，病毒被人为制造出来，以及人为引发的情况最让人感觉可怕。但是，从实际危害程度来说，最重要的是疫情产生后是否被人为传播和推波助澜。只要存在人为传播的情况，其产生的实际危害就几乎是一样的。
3.实际证据对生物战途径的支持情况
有很多证据显示COVID-19的病毒是人工制造的。尤其俄罗斯此次在乌克兰发现的证据，显示某大国在大量研发生物武器。包括与新冠病毒类似的病毒。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专家在疫情发生后持续地在专业的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反对新冠病毒是人工制造的说法。根据以上各方面证据，我们的确无法肯定COVID-19的病毒就一定是人工制造的，也无法完全否定。尤其是，在目前疫情已经传遍全球的情况下，对现有的病株按照特定目的稍加改造后人为传播，也可以归结为人为传播的一种方式，而不归入最初的人为制造研发产生出病毒。为保守起见，我们权且认为它最初不是人工制造的。因此只限在类型5到8中做出分析。由于德特里克堡至今不被允许第三方进行检查，并且在其泄露事件发生后没有进行全球最积极有效的应对。因此，至少我们无法排除在这个途径上存在人为的可能性。无论其他人说什么，也都无法排除这个可能性。排除这个可能性的证明只能来自某大国，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无论对前两个途径如何判断，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COVID-19疫情的传播过程中，不仅有极为强烈的人为因素推波助澜，人为传播，而且有极为强烈的舆论战配合，以阻止全球进行积极有效的抗疫行动。全球存在极为强大的舆论战，极力地淡化这个疫情的危害，并且积极地鼓吹所谓的“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更重要的是，最初由政府出面正式抛出“群体免疫”这个观点的时间点，是2020年的4月份，由疫情才刚刚开始出现的英国政府提出。当时在中国已经非常有效地通过积极抗疫控制住疫情，并接近完全清零。全球其他地区还没有特别大爆发。当时在中国各种媒体上“抄作业”的论调非常乐观和普遍。即使对中国这种成功抗疫的自信认为过度了，表达出一些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各个国家自身角度考虑，中国已经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抗疫经验，并且防疫物资已经渡过了最初极为困难的时期，核酸检测和口罩等防疫物资已经越来越充沛。如果这只是一个自然的疫情，其他国家仅从自身考虑，利用已经越来越充沛的防疫物资将病毒彻底剿灭并非难事。各个国家一开始也大都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没能坚持到最后。隔离措施的普遍失败，并不完全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本身就太过自由散漫，或承受不了相应的代价，而是显然有强大的力量不希望这个疫情被剿灭，在舆论上对几乎所有正常和有效的防疫措施都采取强烈敌视的态度和行为。全球范围除了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成功通过严格隔离措施成功清零外，其他地方普遍难以成功。当然，人们可以理解为这种事情只有中国能做成，但隔离、戴口罩、核酸检测、仅仅只要1个月时间的封城真有那么难吗？中国的人口相对最密集、人际交往最频繁，通过隔离措施实现清零的目标，中国在客观上是世界上最难实现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做到了，其他国家为什么普遍做不到？如果是国际上有极为强大的力量就是要让这种事情做不成，这难道不是更自然的合理解释吗？尤其在很多类似某大国等西方国家，人口居住极为分散，两个相邻House间相距恨不能几百米远，即使在城市里平时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如果不是刻意地邀请安排聚会，人们相互之间基本上就没有接触的机会，要做到清零比中国容易太多了。“群体免疫”论在科学上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很难获得有效且持续的免疫能力，感冒难以在生病后获得持续免疫能力就是显著的证据。因此，最初群体免疫的纯数学推演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会反复感染COVID-19，并且所有疫苗一是不能完全阻止感染，二是有效期都非常有限。事实也证明通过群体免疫使疫情控制住的方法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疫情发生的如此早期就公然推出“群体免疫”的论调，显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对防疫也毫无必要。如果不是生怕病毒一不小心就被彻底清零了，怎么会如此之早地就极力鼓吹这样的论调？这完全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即使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反常的。在过去历史上西方发生的流行病过程中，也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况。正常情况下，西方社会的国民对疫情也都是非常积极配合防疫的。欧洲历史上造成巨大危害的流行病比中国社会要多，现在我们采取的大量防疫技术、手段甚至隔离、封城等防疫管理措施，相当多就是欧美发明和改进的。但是，在此次COVID-19流行过程中，西方社会却存在大量敌视所有正常有效防疫产品技术和措施的舆论，将口罩等高度地政治化，从一开始就强力反对病毒清零，这是令人极为费解的。戴口罩难道是一件有多大困难的事情吗？在疫情的一开始就如此地敌视口罩等几乎所有非常简单有效的防疫措施，显然是极度不正常的事情。如果不是害怕病毒被清零了，怎么会如此地极端和反常？生物战的关键并不在生物武器，而还是在人身上。一旦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就会明白，解开生物战奥秘的钥匙并不在桌面下某个暗藏的角落里，而就是明明白白地呈现在桌面上。因此，此次COVID-19被判定为类型5，至少为类型7有充分科学的证据支持。病毒是不是人为制造出来，是不是人为引发很难有特别充分的证据，同时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有没有存在人为传播、推波助澜，阻止抗疫等特征，它们也是造成危害最大的方面。这或许有些出乎人们的意外，也是科学的生物战分析与阴谋论的根本区别所在。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文章提供大量科学的证据，来说明有人精心地设计各种误导、舆论、错误的防疫方案等，来阻止对疫情的有效防控。作为对比，2002年爆发的SARS疫情，最终到2003年8月16日完全消失，全球染病总人数为8422例，死亡人数为919例。其规模一是比这次小得多，二是最终完全消失了。当时全球的舆论只有指责抗疫不力的，没有人说不该戴口罩，更没人提出要与SARS病毒共存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是要证明2002年的SARS就肯定不是生物战行为，而是说明，至少它不是类型1、5、7三种生物战类型，它不存在人为传播过程。最多是属于类型2、6，其危害相对有限，且很容易被完全控制住的生物战类型。只要没有持续的人为传播，人为阻止抗疫，仅从目前已有的防疫技术和防疫管理经验来看，将病毒清零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是有人为因素在强力推动传播这个病毒、强力阻止正确有效的抗疫措施。那么，在人为传播因素消失之前，我们就不要幻想它会停止传播、不再持续爆发了。
三、生物战的薄弱点
一提到生物战，人们可能会感到很恐怖。但要全面地理解到，生物战也是有其自身天然存在的大量弱点的。
1．必须保持绝对的保密性
虽然我们说生物战很容易形成隐蔽性，难于找到法律上的确凿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攻击者可以任意胡来。因为一旦其动作保密不到位，变成真正证据的话，这种隐形战争就有转化成有形战争的危险。而且，其高度的反人类性质将面对的国际舆论压力和受攻击者的反击强度很可能是难于承受的。理论上它甚至有可能带来以核武器为工具的有形战争方式的报复。所以，生物战的发起者在所有攻击行动中，其保密程度必须要远远高于有形战争。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其采取行动的范围。正因如此，生物战需要远超常人理解的、隐藏极深的缜密思维和谋略。因其涉及极为专业的基因科学、流行病学、医学测量学等知识、技术和产品，如果不是特别地同时精通这些高度跨学科的专业知识，是很难看出其精心策划的计谋所在的。
2．伤害范围的难以控制
在有形战争中，一般情况下各种兵器的毁伤范围都会高度地指向敌方。当然，也会存在因判断错误导致误伤己方或友军的情况，但这属于“意外”范畴。也有极少数兵器近乎于自杀性质的，例如美军曾开发装备部队的M388核炮弹，以小型的无后座力炮进行发射，其射程居然小于其毁伤半径。这意味着真去战场上使用的话，发射核炮弹的士兵也活不下来了，后来不得不全部退出现役。但这毕竟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3．死亡率的控制
从我们简单想象来看，病毒造成的死亡率越高，生物战造成的伤害有可能越大，但事实上却可能不是这样。当死亡率超过一定程度后，全人类就没有任何人会接受这个病毒。当全人类都对其完全恐惧并齐心协力进行防控时，这种导致高死亡率的病毒可能很快就被完全控制住了。因此，类似埃博拉、霍乱这样导致极高死亡率的病毒，一般是很难作为生物战武器使用并给受攻击一方造成长期大规模损失的。当然，高死亡率的传染病爆发即使被很快控制住，也会在短期内造成显著的人员死亡，因此依然是特定情况下会带来危害的潜在战术性生物战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死亡率太低，那么就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因此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关注，也没什么可见的损失，就当感冒一样。如果这样，这种生物战的攻击也就起不到什么效果。因此，选择一种死亡率既高到足以引发社会恐慌，同时又能够使足够多的人可以选择无视它，从而可以使针对它的防控措施不能在全球形成共识，这样疫情就难以控制住，从而有效达到生物战攻击的目的。另外，因为生物战攻击必然伤及自身，因此足够低的死亡率也可以使自身受到的伤害可控。从这次COVID-19来看，它的死亡率在1%左右，既高到足以引起社会恐慌，又低到可以使大量的人群去选择无视它。其传播力极强，死亡率其实又取决于医疗资源是否会被挤兑等。因此，它的特性真的是进行生物战的最佳品种之一。
4．传播途径的狭窄
流行病学的创立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是雪诺发现伦敦的霍乱是通过水为媒介传播的。这个发现推动了伦敦以至后来全球城市自来水系统的建立。自此之后，霍乱爆发基本上就彻底退出历史了。即使没有完全绝迹，也只是以偶发性的个案形式存在。在今天的环境下，要用水作为传播媒介发动生物战攻击，基本不可能成功。只能形成偶发的病例，并且很容易被定位到传播源，生物战的攻击者自身也很难保密和安全。以血液、性行为、食品等为媒介的病毒传播，都很难造成非常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尤其很难造成全社会的疫情大爆发。因此，以空气的气溶胶，呼吸道等作为传播媒介，是大规模战略性的生物战能够成功的极少甚至唯一的途径了。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以COVID-19疫情为契机，全面建立了最佳的防控空气、气溶胶或呼吸道传播的流行病的体系，就接近于永久性的封闭了遭受大规模生物战攻击的渠道。
四、与生物战相配合的舆论战
生物战需要配合大量的舆论战才有可能成功。根据生物战专业的分析，有一个与人们想象完全相反的惊人结论：至少相当多的阴谋论观点，正是生物战的攻击一方，或者其同伙故意释放出来的！例如，在武汉疫情的一开始，就有参加军运会的美军传毒阴谋论传出。其言论认为美军在军运会上的成绩一向很好，可是在武汉军运会上的成绩很差，自然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来参加运动会的人员，还是为别的目的。事实上，只要简单查一下美军在历届军运会上的成绩就很容易发现：美军运动员在军运会上的历史成绩向来都非常差，甚至比一些大洋上的不到百万人口岛国的参赛队员成绩还要差。在武汉军运会上的成绩在其历史上算好的。更重要的还有生物战攻击的战斗部投送技术变化。在有形战争中，兵器的战斗部投送是采用一级的运输平台+二级的战斗部投送装备模式。如舰载导弹是通过军舰运输平台+舰载火箭投送装备将战斗部投送到敌方目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曾用飞机投送过载有生物兵器的炸弹。这是完全借用传统有形战争的战斗部投送模式。这种模式显然很容易形成与有形战争一样的证据。但是，美军可以承认其空军曾越过中朝边境轰炸过丹东，尽管是以很傲慢的方式承认的，但却从来不承认投送过生物武器。这也表明：生物战是一种太过明显的反人类战争方式，不能直接承认是自己干的，对生物战的战斗部投送就是一个需要尽最大可能保密的过程。从现在COVID-19实际发现的传播链中，来自国际进口的冷链，国际快递及食物等货物中，都曾发现过阳性的样本。因此从生物战角度说，类似军运会上参会运动员投毒论就存在显著的瑕疵：
因为生物战远超过有形战争的保密性，投毒者原则上是不能也不需要到现场进行的。 即使要派遣人员在武汉现场进行投毒，获得中国签证来武汉也非常容易，用不着通过如此正式的参加运动会人员来进行。这种参会人员曝光率过高，周围记者云集，与极端保密的要求完全相背。 军运会的参会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有非常密集且时间固定的参赛等工作，空余可用来干别的事情时间极少，外出活动很容易被人认出，很难保证成功。 进行生物战投毒的作业量极小，只要个人化的特工人员就足够了，根本用不着像传统的有形战争那样派遣一支军队来进行，这样不仅多余而且太容易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