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奖导演张经纬：纪录片是一种高端艺术
香港的张经纬导演最为观众熟悉的纪录片应该是《音乐人生》，它收割了2010年台北金马奖的三个奖项：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剪辑奖、最佳音效奖。该片横跨六年时间挖掘了香港钢琴神童黄家正如何“狂妄”地要教育香港弦乐界何为室内乐，乃至何为“大写的人”，触动无数观众。
今年，他的另一部纪录片《少年滋味》在香港上映，获得250万港币的票房，比《KJ音乐人生》高了一倍左右。片中9位少年来自不同阶层和背景，与万人偶然聚于香港体育馆，合唱贝多芬的 欢乐颂。在音乐会的余韵中，镜头追踪拍摄他们的校园、家庭、朋友，甚至故乡，道出少年的酸甜苦辣，也揭露出香港今日的一些新世态。
张经纬曾是香港小交响乐团第二大提琴手，因为对音乐的向往，漂洋过海去布鲁克林学院进修硕士，却放弃了音乐。10年随心所欲的游学中，他修读了哲学、历史、美术，最后却拿了电影学士学位，从此投入电影的艺术创作。他还是《天水围的夜与雾》的编剧，拍摄期间跟着许鞍华调研探讨，仿佛学徒，学了许多手艺。
这位传奇导演对纪录片有怎样的理解，他如何选择题材和视角？对中国的纪录片市场有怎样的预期？在201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节展期间，我们与张经纬聊了聊。
采访 | 叶腾芳
拍纪录片也是看缘分
叶腾芳：您的纪录片中，主人公都愿意在镜头下呈现一些较为私密的状态，您是如何获得这种信任的呢？
张经纬：他们带你去到家里让你拍，在你的镜头前走来走去，信任当然是有，但是不要过分神化这个东西。其实主人公他们有话想要告诉这个世界，他们不是和我说话，是和摄影机说话。我也不会自我陶醉说是我取得了他们多大的信任，当然他们是相信我不会去扭曲他们的意思。
《少年滋味》预告片片段
叶腾芳：那他们也是相信你有能力把他们的声音传播给世界的吧。
张经纬：这其实也是神化了（笑）。其实一个明星来跟我们拍比较小众的艺术片子，他们当然期望片子拍得好，可是片子最后拍得好不好，其实导演自己也不知道。被拍摄的纪录片的主人公是外行的，他们很多也不知道导演厉不厉害。如果真的那么计较地去调查导演，看他能不能把我的故事带出去，反而可能没有办法拍出好看的故事。
我觉得其实就是缘分吧。人和人的关系是很诚恳的。但不只是拍纪录片的时候诚恳，你坐出租车的时候也是诚恳的，对出租车师傅也是尊重的，这是生活中本来就有的。
不强求把高端的艺术普及化
叶腾芳：《少年滋味》在香港获得250万港币的票房，对纪录片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您觉得票房为什么能这么好？
《少年滋味》中的合唱团
张经纬：（笑），不能说票房怎么好吧，纪录片的票房都还是比较小的数字，250万港币其实不多。但香港本身也就700多万人口，各种媒体有130多条报道，说明肯定还是有人想看，愿意花钱。香港最近的很多活动，年轻人都是走在前面的，所以香港的社会也希望对这些年轻人多一些了解。
不过我拍纪录片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就是首先要“动之以情”。社会议题这些东西在纪录片里面是会自然呈现，不需要刻意去强调。纪录片和商业片一样，都是电影，那观众走进电影院这样一个黑黑的房子是要去干嘛呢？是希望看电影时候和自己内在的生活经验有一些情感的交流，产生一些领悟。至于纯粹的社会议题评论，也许一篇哲学性文章是更好的载体。
叶腾芳：您的《音乐人生》和《少年滋味》都是聚焦在香港的年轻人身上。
张经纬：是，但是其实我一共有四部纪录片。最早的《歌舞升平》是关注香港的贫民窟。《音乐人生》和《少年滋味》中间还拍了一部《一国双城》，是讲述一位新移民的故事，主人公是香港所谓的“师奶”（粤语对已婚女性的称呼），所以可能看的人比较少。
可能观众觉得我更适合拍年轻人的故事，有时候确实是要听一听观众的声音，但是我不会刻意地只拍年轻人。
《一国双城》剧照
叶腾芳：发现您好像在片中很广泛地应用古典音乐？
张经纬：古典音乐和纪录片一样，因为是比较高端的艺术形式，就注定了它们始终是小众的。小提琴去拉流行乐曲，纪录片拍成真人秀，昆曲配上3D梦幻背景，那就变味了。但这种做法当然是有它的价值，它可以引导更多人从侧面了解纪录片，了解昆曲。
对中国的纪录片市场有信心
叶腾芳：可以谈谈对中国纪录片市场的看法吗？
张经纬：这个不能强求，因为这关系到整个社会对娱乐的理解。不能否认电影院是一个“寻乐”的地方，观众买票进来是为了娱乐。但是什么是“娱乐”？傻笑一顿是娱乐，fast&furious也是娱乐。看纪录片，寻找到对一个事件新的理解，是一种内心的愉快，有一种满足感，这也是一种娱乐。
但就像13号论坛上的一位前辈（中央新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金越）说的，当今整个世界，向外寻找的多，向内挖掘的少。当社会气氛注重寻找内心的感受，所谓高端的艺术像纪录片，就会有人看。
张经纬在12.13“纪录片如何成为市场黑马”的论坛上
我们做创作的只能把我们的手艺做好，如果就是没有市场，那只能说生不逢时了。但是我是有信心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产生了唐诗宋词，都是很高端的文化。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经济极速增长，但是近几年大家基本达到了小康，解决了温饱，GDP增长也放慢了脚步。那就会回到民族性来，大家就会想要寻求心灵的安慰，看看纪录片啊艺术片啊，所以还是有机会，我还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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