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的新片里，没有出路，也没有归途

《明月几时有》：大时代下的一声叹息

文丨杨一鸣

编丨往事如烟

那个时代太远了，我只见过灯火不灭的维港和霓虹遍地的旺角，教材上对这3年零八个月近50万人的挣扎与反抗，也只是短短几言。当时小小的香港成了龙争虎斗之地，英军、日军虎视眈眈，英雄也罢，凡人也好，在躲不过的洪流中每个人在呐喊，每个人都在反抗。

许鞍华一直钟情于港味的城市书写和港人的生活叙述，她花了三十年讲普通“港人”的市井日常。从《胡越的故事》里偷渡到港几经辗转到美国的悲情故事，到借日本记者之口讲述战争后满目疮痍的《投奔怒海》，和讲述平民贵姐日常琐碎与按部就班的人生故事的《天水围的日与夜》。还有《桃姐》这些都是在这个明晃晃都市里一步一步慢慢走路的人，一个一个你可能路过的人。

《明月几时有》在她特有的女性视角与悲剧意识作用下，开篇寥寥几笔，就描绘出战乱时期的众生相——往米缸回拨米的方太，摘下眼镜走小巷的邹韬奋，街头争抢水的人群，小巷横尸的老者，连体面的文人也挤在船舱不顾吃相。这三年零八个月，每一个人都苦苦行走于家仇国恨织成的密网，找不到出路，也没有归途。

《明月几时有》以方兰真实抗战故事为主线，牵出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抗战群像。导演尽可能的关注人性，弱化故事的戏剧性，电影的几个长镜头恰到好处的配合剧情的平实展开。

电影开头，茅盾先生在和邹韬奋吸完烟后说：分开走小巷“跟镜头平稳的所脚步穿梭在破旧狭窄的街巷，分别穿过了人群、尸体，镜头顿了2秒又马上移开，区区数秒将观众带入了日军用暴力逼迫文雅，用枪火逼人作诗的恐怖时期。一向缓慢平静，平稳克制的节奏，蓝、绿色调切换也呼应了情节的回转跌宕，些许夹杂的慢镜头使多个命悬一线的镜头充满了美感与浪漫。

刘黑仔和方兰被日军发现后，两人从山坡滚落河中，暗暗黑夜枪弹似流萤般地略过他们，这时的慢镜头讲不仅充满诗意，仿佛子弹不在具有危险性，而是一种妆点。不同于以往暴力美学强调细节与过程而是抽象化的加工，显得又柔美又别致。影片以模糊镜头的存在感以及边缘人物在镜头中的位置更为巧妙地将“英雄”放大。

电影开场，黑白两色近景拍摄戴着眼镜的梁家辉，淡定自若地、做着自我介绍。镜头始终刻意与人物角色和观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冷静理性的讲着,方兰，她所遭遇的爱与不幸，灾难与抉择。

许鞍华尽力撇清自己的作者意识与立场。尤其在梁家辉饰演的彬仔追忆这段中，人物永远是半身景、近景，并没有刻意放大细节与情感的特写。梁家辉处于画面的中心偏右位置，不再是《黄金时代》中萧红对着镜头自言自语式的两方对话。而是多人场合，自在，客观的交谈。越是把这个“追忆”场合处理的轻松自然，越发显得彬仔这些“英雄”的可敬，他为伟大而不自居。

许鞍华似乎有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在她镜头下的在所有女性都深陷命运的牢笼,纵然她们都勇敢地选择去承受、去挣脱。但在历史的洪流下，都透露着无奈与绝望。方兰与刘黑仔在江边分别时说“胜利后见”“我们可以这样告别已经很好了......”昆曲有句唱词：” 料团圆今生已稀 要重逢他年怎期。浪打东西，似浮萍无蒂。两个“根”被一把夺取的青年，生死一念，天涯永别。

叶德娴的饰演的妈妈，是个固执，满口旧社会规范和迷信的老顽固，电影中将她的身份塑造成带着女儿独自生活的“二太太”，女儿走后，孤身一人的她，意外的，完成了思想反抗（骂日本人“禽兽”）到行为反抗（主动想要帮女儿送情报）的成长，一向追求平静的她当她身份转化完成时也走向了自己悲剧命运，被捕后的咬牙坚持和枪毙前对春夏的一句道歉。

都让人咬牙切齿间漏出一声叹息。方兰，在母亲与集体的利益面前，选择了集体，没有一贯男性气质的高举民族大义和舍生取义的悲怆，而是区区女子在血与义面前只有月光照在她脸上含泪的眼和纾解的喘气。

当英雄不在吹着号角冲锋，不在高举着鲜红旗帜站在巍巍山巅，而是变成人群中迎面走来的匆匆路人，他们有犹豫，有恐惧，用绵长代替激烈 。胜利明灭不定，当黑仔乘坐的小船摇摇晃晃的隐没在黑夜时，一个摇镜头将深夜过渡至大海渐明，城市星光亮起，薄雾散去，就到了今日。 “所以不要害怕，穿过密林就到公路了”。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四年对于一个香港不外乎几座高楼建起，也许这样的“英雄”只有年过暮年的出租司机记得，但无论明月几时有，也不管今夕是何年，在今日烟花灿烂灯火通明的香港，总有人会找到他们。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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