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里”：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百年伟业在此发起

引言

“渔阳里”是当年上海法租界的一条石库门弄堂，其间有两幢小楼，因建成年代不同，分别称为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陈独秀经李大钊秘密护送至天津，乘船来到上海，开始了筹建新型政党的政治实践。陈独秀于1920年春至1922年9月居住于老渔阳里2号，使得这幢看似普通的民宅，与中共的诞生及初期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渔阳里”成为展演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精彩序幕的历史舞台。

一、老渔阳里2号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经由北京来沪，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李汉俊等人，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陈独秀与维经斯基

5月，陈独秀与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领。随后不久，陈独秀又与李大钊商议决定，将组织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最初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李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沈玄庐等。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致函各地，建议“组织支部”；同时又派施存统去日本东京，陈公培去欧洲，联络有关人员；11月，拟订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因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建全国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发起作用，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老渔阳里2号旧照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1920年，陈独秀寓居上海，影响深远的《新青年》的编辑部即设在老渔阳里2号陈家。1920年9月，新青年社成立，这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专事出版发行《新青年》，因此，《新青年》杂志从第8卷第1号开始，与群益书店脱离，正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还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开展社会主义讨论。该刊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读者，销售量达“一万五六千本”，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的重要阵地。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通过创办刊物，设立出版机构等多种途径，加大宣传革命理论的深度和力度。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周刊创刊，这是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1920年，成立又新印刷所，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1年6月，以望志路108号即树德里李书城寓所为通讯处，组建新时代丛书社，出版《新时代丛书》，扩大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渠道。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包括新渔阳里6号、望志路108号等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出版中心。

（三）培养革命青年的基地。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明确宣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渔阳里”也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培养青年人才的基地。新渔阳里6号，原为戴季陶寓所，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时创办中俄通讯社，由杨明斋负责，对外挂“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因此，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外国语学社的办学目的，一为掩护团的工作，二为培养党团干部。学社表面上公开招生，实际上都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1921年春起，学社学员分批赴苏俄留学，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人。

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旧照

1920年8月22日，在陈独秀、杨明斋的指导下，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书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论年龄大小，都加入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分发团章和信件，要求建立团的组织，并经常与各地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起到了发动和组织成立中国青年团的作用。

（四）指导工人运动的重地。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等人通过调查、演讲、成立工会组织、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等多种方式，动员组织工人阶级，使之觉悟，使之振作。1920年4月，陈独秀在出席由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指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界》在“发刊词”中阐明该刊的宗旨是“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劳动界》深入浅出地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价值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被工人称誉为自己的“喉舌”和“明星”。《新青年》第7卷第6号亦为《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不仅有孙中山、蔡元培的题字，还刊载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成为宣传工人、启发工人的好教材。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207号（今凤阳路186号）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工会团体。

（五）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处。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老渔阳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汉俊出面，组织开展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致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期间，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都是与会代表们讨论问题、修改文件、处理会务的场所；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于会议之外，多在老渔阳里2号与有关人员研究会务。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因租界密探闯入而中断。当夜，李达、毛泽东、周佛海等部分代表在老渔阳里2号商议继续会议的办法。

（六）第一届中共中央局所在地。中共一大选举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1921年9月后，陈独秀由广东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工作，仍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会议、会晤各地来沪的同志，亦在老渔阳里2号举行。1922年7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仍驻委员长陈独秀寓所。因此，老渔阳里2号实为中共创建初期的决策中心和党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陈独秀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在老渔阳里2号家里被捕，此事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于是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1922年10月，中共中央迁往北京。

二、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二馆的开辟与关闭

上海解放初，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等视察老渔阳里2号

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党30周年，中央指示，对建党初期的历史遗迹进行寻访调查。中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视中央的部署，从1950年9月开始，市委宣传部负责调查和寻访中共一大会址及有关建党初期史迹，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等人具体落实此项工作。

沈之瑜、杨重光等人接受这一任务后，深知重任在肩，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勘察工作。他们得知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周佛海的儿子周之友（原名周幼海）就在上海工作，于是设法找到周之友。周向沈之瑜等人提供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重要线索：第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一大”召开期间，周佛海曾带杨淑慧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第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其中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于是，沈、杨等人找到杨淑慧，请她帮助找寻中共一大会址及相关红色史迹。杨淑慧领着沈之瑜等人首先找到了老渔阳里2号。当年，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为她介绍认识了周佛海，因此常至其地，对这幢石库门房子极为熟悉。南昌路原称环龙路，外观基本还是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虽然事隔多年，杨淑慧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根据几个月缜密细致的查证，至1951年4月，分别核实了兴业路78号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所在地（简称中共一大会址），南昌路铭德里2号（即《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中共成立后的中央工作部旧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总部’”。太仓路127号（即博文女校旧址）则为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代表们的住宿之地。中共上海市委派人将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博文女校旧址等处拍了照片。其间还专门派杨重光携带三处旧址的照片，到北京征询请示有关方面的意见，又专门邀请了李达来沪帮助勘察。据李达回忆：“1921年7月，党成立代表大会开会以后，成立了中央工作部……9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书记，他住在渔阳里二号（他的家是住在楼上的）。中央三人的集会，是在老渔阳里二号楼下客堂，或统厢房举行的。”李达明确认为：“由以上所述看来，我们把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成立的中央工作部，确定为老渔阳里二号，是合乎实际的。”上海找到这三处富有纪念意义的重要革命史迹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就相关事宜做出指示。1951年7月3日，中央致电上海市委：“中央认为这几个地方如属可靠，即可用适当方式保存留作纪念。但据报告这些房屋都极破旧，恐不易久存，望你处研究一下，这些地址是否确实，及是否可能保存，保存下来如何利用，如何布置，并望将你们的意见电告。”为此，上海方面随即又对此三处房屋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和调查，认为，“以上三处房屋，均保持卅年前之原形”，兴业路76号“房龄三十余年，尚牢固，很可保存。现有居民数家，均为小工商业从业员”；渔阳里2号，“房屋尚新，相当牢固，可保存”；太仓路博文女校，“房屋较破落，但经修筑后也可保存”。“鉴于这三处地方，均有重要历史意义，故亟应迅速修筑，辟为革命历史博物馆，我们拟组织一专门委员会，进行修筑、整理、布置工作。”1951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中共一大会址（原望志路108号，现兴业路78号），南昌路铭德里2号（即原环龙路渔阳里2号，现南昌路100弄2号）中共成立后的中央工作部旧址，太仓路127号（原蒲柏路127号）中共一大代表宿舍三处史迹联合组成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即第一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建筑物，当时是李书城和李汉俊的住宅；第二馆——党成立后第一个工作中心，当时是陈独秀的住宅；第三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部分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等同志）的临时住宅，当时是博文女校。以“三馆合一”的形式，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大事。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即中共一大会址，以展览党的史料和毛泽东著作为主；第二馆即中央工作部旧址，以展览工人运动史料为主；第三馆即“一大”代表宿舍，以展览毛泽东生平事迹为主。1952年1月初，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成立，隶属上海市文化局。随之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委员会成立，以夏衍、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组成，设计并领导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工作。管委会草拟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建设计划与说明文字》，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核。到1952年5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第二、第三馆修缮一新，第一、二馆补充陈列展品初步就绪，第三馆恢复原状布置亦大体完成。6月3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二、三馆首次接待参观瞻仰。

1952年7月，《解放日报》的有关报道

7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杨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记上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同时发表专题报道《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其中提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二馆在南昌路铭德里二号。1921—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办公。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度在这里工作。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领导了中国的工人运动。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党就成立了一个公开做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自1921年1月起到1923年2月止，由于党的有效活动，掀起了中国第一个罢工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罢工共逾百次以上，罢工人数三十余万人，而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都是由这个党的中央总部来指挥的。

1952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暂行办法》，其要点是：暂作有限制的内部开放；参观批准权暂属市委宣传部；每次参观一般不超过50人。同时还要求印制中、俄、英、法四种文字的《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简介纪念册，主要介绍纪念馆三个馆的历史情况，可作为外宾、首长参观后赠送的纪念品。这期间，各馆的内部陈列布置进一步完善。1952年6月18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委员沈之瑜、杨重光等人向市委建言，制作三个纪念馆的大理石说明牌。1953年2月，根据文化部《修缮革命建筑及成立革命纪念馆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的通知精神，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制作三个纪念馆的模型，并派人将场馆模型送达中央宣传部审查。11月，筹备处编写完成三个馆的讲解稿初稿及陈列资料说明，同时还编写了讲解注意事项、参观暂定办法和规则等。中共一大代表、时任国务院参事的包惠僧于1953年9月15日致函中央宣传部，回忆了有关中共一大会址、团中央机关旧址的情况。1954年3月，包惠僧及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在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工作人员陪同下，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包惠僧在沪期间察看了三个纪念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还协助调查了新渔阳里6号，即当时中共的第一个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原址（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和辅德里625号办事处（今老成都北路7弄辅德里30号，即当时的人民出版社原址，也是中共二大会址，李达寓所），以及北成都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原址。包惠僧3月17日撰写的《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回忆》及后续的补充记录，详尽记述了老渔阳里２号和新渔阳里６号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所发生的情况。他回忆道：第二馆是陈独秀的住宅，“在陈独秀没去广东以前，这个地方是经常集合之所”。关于第一馆是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各方人士没有异议，但对于位于老渔阳里2号的中央工作部暨《新青年》编辑部却有不同的意见。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有关领导审查后认为：陈独秀等人的房间似可不必恢复原状；即使纪念馆布置好，恐亦只能对内开放，一则房屋不牢固，观众太多，必定损坏，二来，纪念馆的布置对观众影响很大，在未认为定型之前，实不宜对外开放。时任中央中共宣传部领导胡乔木看过三个馆的模型及调查记录后提出：最初的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渔阳里2号的时期究竟有多久？因为1921年10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家中被捕，“在出事之后，中共中央是否还能设在该处，实属疑问。如果在该处只有一二星期的时间，那纪念性就不大”。1954年2月，胡乔木等视察后指示：“三个馆布置方针未确定前，尽量以不开放为宜。”1954年11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市委呈报《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问题的请示》，提出：三年来，曾有许多负责同志、有关人士以及少数外宾作了参观。他们一致认为：认真地办好革命历史纪念馆，不仅对了解上海革命历史有极大作用，而且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革命历史亦有很大作用。因此对纪念馆的建馆方针、办法及加强领导等问题，亟须明确决定。报告向市委提出几点建议：1.迅速着手将第一馆恢复原状，并计划在周围修建一个完备的革命历史纪念馆。2.第二、三馆可暂封闭，不再开放，注意保管，供专门研究之用。3.新渔阳里6号应根据现有资料恢复原状布置。12月1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布置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这三个纪念馆的房屋都很狭小，在布置上也有困难，如第一馆有李汉俊卧室，第二馆有陈独秀卧室，第三馆有原博文女校教室等，如把这些私人卧室和教室都恢复原状，既无可观，亦难讲解”。报告认为：“‘一大’是值得纪念的，会场可完全恢复原状，其他部分及中央工作部所在地、代表宿舍，和其他地点的纪念意义不大，均可不恢复，但如只就大会原址布置革命历史纪念馆，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在附近适当地点另建一座革命历史纪念馆，将‘一大’会址作为附属于它的一部分。”“目前三个纪念馆可暂不开放，由上海市委与中央文化部联系着手制订分期实现的详细计划，送中央批准后执行。”1955年1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将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问题的请示》转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表示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问题，中共上海市委基本同意宣传部意见，即第一馆中共一大会址和渔阳里6号团中央机关可布置为纪念馆，第二、三馆可以封闭，作为纪念馆办公用。自此以后，除第一馆中共一大会址仍继续开放外，第二、第三馆停止参观。

三、老渔阳里2号的保护与利用

      从1951年7月开始，上海市政府对这三处部分建筑的居民实施了动员搬迁。中央致电华东局转上海市委，指示搬迁工作必须体谅群众的难处：“必须待原住户真正同意后再办，万勿急躁勉强，引起群众反感。”据此精神，有关方面在附近准备了适当的房源，以便原住户调换，并尽量满足住户的合理要求。居民也因为自己居住的房屋是革命纪念地，感到十分光荣，积极服从大局，主动搬迁。

老渔阳里2号一楼悬挂的铭牌

      老渔阳里2号1959年5月26日、1980年8月26日，两次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在一楼客堂间东面墙上挂有一块铭牌，上面写着：“1921—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毛泽东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以后老渔阳里2号改为市文化局下属单位宿舍，后又为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宿舍。博文女校旧址改为上海市京剧团职员宿舍，“文革”期间一度收回，1977年修缮后重新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后，老渔阳里2号又陆续搬进了四户人家。

       2015年6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了二级组织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专门从事有关渔阳里的研究宣传工作。研究会通过举办学术论坛、讲座，印制散发宣传小册子等各种方式，宣传“渔阳里”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努力下，这处革命纪念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许多本地、外地游客甚至外国研究者及游客闻名而至。

2016年10月，本文作者（左一）与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右一）参观老渔阳里2号
中共上海市委高度重视，将老渔阳里2号的保护开发列入上海市诞生地工程。有关部门共同努力，黄浦区勇担责任，2018年6月12日，正式实施“革命遗址保护项目”——对南昌路100弄2号（老渔阳里2号）进行置换，原居民另外安排住所，10月，老渔阳里2号内居民完成搬迁。2020年7月1日，修缮一新的老渔阳里2号正式对外开放，门口悬挂的铭牌也更换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2020年7月1日，修缮一新的老渔阳里2号正式对外开放

      渔阳里2号以其原生态、完整性、内涵丰富、样态多重等特点，在上海众多红色史迹中有着非常独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渔阳里街区应在“资源整合，统筹规划，整体保护”的原则下保护、开发和利用，以使中国九千多万党员和广大民众从中感受中国共产党在风雨如磐的历史背景下初创及其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内涵和精神特质。

（作者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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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党史与党建》

编辑 / 刘捷

制作 / 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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