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胡如庄：我怀念的四所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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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2 胡如庄 土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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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胡如庄

什么是母校？在我的印象里，那是在读书时觉得不怎么样，而离开后觉得还值得的地方。因为那里寄托了一个学子最深的感情，能令一个离开她怀抱的人为之怀念、为之冲动……

记得有文章说：“如果母校是大海，那我是海洋中一朵雪白的浪花；如果母校是草原，那我是草原里一颗平凡的小草；如果母校是高山，那我是高山上一粒细小的尘土。”

还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母校是一支永远的乐曲，我们是她一个放飞的音符；无论我们将来汇入哪一首歌诗里，都跳动着她的一节旋律！母校是一处温馨的港湾，我们是她怀中驶出的一艘小船，无论我们将来泊在哪个码头，都闪烁着她的一盏航灯！”

从小学到高中，就有四所值得我怀念的母校。

石屋学校

那是我发蒙的地方，当时学校只有两个班，要两年才能招一个新生班。

学校校舍是在一栋建于咸丰八年(1858)的老房子，是我的太祖公——美琇公（号应琏，生于嘉庆十八年即公元1813年）建的。

清朝年间，湘中地区陆路运输极不发达，湘乡中里（现为双峰县）盛产的煤炭、石灰、木材、茶叶等，就靠船老大从湄水、测水进入涟水运到湘潭、长沙、汉口等大口岸，换回粗布、大米等生活必需品。

那年代，洋潭商城上中下三个码头就有四十八杆大秤没日没夜地吞吐着下河上岸的各类物资。其中一杆大秤就属于我家祖先。

据传，到了咸丰初年的某一日，太祖公蹲在厕所里，船上一煤炭老板高喊要他占股，太祖公并没有听清楚就答应了。过不了多久，煤老板送钱上门。太祖公蒙在鼓里，不明不白的钱硬是不肯收。煤炭老板坚执让他收下，并说他的煤井挖了一年多就是不出煤，自从那天你答应占股，三天后就挖到高炭了，占股分红，理所应得。从此，人们传说我太祖公走“南风运”，挖煤的、烧石灰的、搞贩卖的纷纷请他入股。太祖公发了财，就离开辛苦的洋潭码头，于咸丰八年到石屋冲置田买山，选地建房，当起了烧窑挖煤炭的老板来。

可好景不长，富贵不过三代。美琇公除四子祉述幼殇外；次子祉寅、三子祉雍、五子祉泰分别于三十三岁、二十六岁、三十五岁英年早逝；而长子祉廷因生意外出一直未归，尽管太祖公和徐氏太祖母日盼夜盼，分别盼到七十七岁和七十九岁，也没有把儿子盼回来。至今家谱上祉廷公除了有出生时间记载外，其余的都是空白。

到孙辈庆桂公肩挑两房，所娶妻室钟氏十一岁夭折，续娶彭氏又于二十九岁病逝，连他自己也刚好年过半百就与世长逝了。从此，家道中落。祖父只好卖掉祖产祖业及祖房来维持生计，把五个子女拉扯成人。

石屋学校校舍就是被卖掉的太祖公所建房子的西头前栋，东头就是我的家。中间只隔了堂屋和生产队的保管室。

公共食堂时期，这里是洋潭大队石屋中队的大食堂，我曾垂涎三尺在这里窥看中队干部偷吃公共食堂的钵子饭。食堂解散后，大队在这里办起了学校，幼小的我便坐在地方上好奇地听老师讲课与哥哥姐姐们做作业，也捡学了不少东西。王敬云老师见我是块可教的料，便为我弄了一套新课本。只因没座位，我还是坐在教室的地方（门槛）上当旁听生。

一年后的秋季，我正式成为了一年级新生。班主任是个叫王兵英的女老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汉语拼音教得好。可土里土气的双峰人的后代们偏偏对拼音不感兴趣，王老师就将拼音编成歌曲教我们。王老师编的儿歌很形象：“像个6字b b b ，脸盆泼水p p p ，两个门洞m m m ，一根拐棍ff f ，马蹄走路d d d ，一把雨伞t t t……”我们齐声跟着读，还吸引了一些校外青年挤在窗外看稀奇。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拼音并不难，下得挤劲钻”的歌词被几个油腔滑调的校外青年篡改成“兵英并不难，下得挤劲钻”，唱得王老师的脸红了。我因为有坐地方旁听的经历，学业成绩理所当然地比同学们好，因此在发展第一批少先队员时就带上了红领巾，还当起了袖子上配两道杠的中队长。

那时候的石屋学校校舍很简陋，老师却像妈妈，亲切而慈祥。可在读三年级时，中国发起了史无前例的运动，慈祥的妈妈老师就被那些“油腔滑调的校外青年们”勒令上台接受批判斗争，台子就搭在我家前（也是学校门前）的地坪里。尽管我们多么不愿老师站在或跪在台上，但我们还是无奈地跟着喊“打倒臭老九”的口号。

在那样简陋的校舍里、那样激情的年代里，我度过了四年初小学校生活。后来在我上农业中学时，石屋学校的校舍被拆了，当年全大队十个生产队，按人口摊派土砖，在泉塘湾建起了一栋六间教室的校舍，从此成为一所完全小学。

七年后，我高中毕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生产队出过两年集体工，被安排到石屋学校代课。那年九月，学校沉浸在一片悲痛中，校门口挂着“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白纸黑字横标，教室里、操场上到处挂着白花与五颜六色的纸条，贫下中农们整天哭丧着脸，大家的心情都很悲痛。翌年冬，华国锋主席号召“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我又被派往燕霄水库工地编《工地战报》。直到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参加全省的民办教师考试，正式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石屋学校既是我发蒙的母校，又是我站讲台的第一站。

石屋学校，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第一母校。我由一个无知的孩子，在这里发蒙，是母校教给了我真知。石屋学校又是我人生成长的新起点，我在这里成为孩子们“授业解惑”的“园丁”。可惜当我将孙子从县城里再送入我当年的母校就读时，石屋学校被拆并了。

如今，当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石屋学校（现在已是石冲村村部）门口时，仿佛泪水模糊着我的双眼，为我弄来第一套新书的王敬云老师，教拼音的王兵英老师，清晨提着水烟筒上厕所的朱钊老师，一星期能吃八十斤面条的彭太白老师，文革接受批斗的彭芬玲老师，还有我的同事李增玉老师、席田英老师、胡伯旋老师、胡正道老师、蒋迪康老师、李育元老师等，一个个、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此时，我才觉得在母校的每一分每一秒时光，都是最值得留念最值得品味的……

水源完小

水源完小位于李家山，校舍是解放初期县里办起的化工厂，两个天井三栋教室，还有一个礼堂加一块大操场。说是化工厂，其实这里只是熬过青矾，后山都是光秃秃的红堆堆黑包包，草木不生。

这是当年印田公社办的唯一一所完小（后来印田与金蚌合并，还有金蚌完小），十三个大队的学生都挤在这里读书。这里位于印田与灯塔两个公社的交界处，五里山的学生上学来回要走二十多公里的羊肠小道，我们上学也必须翻过一座山。

当年的水源完小除了办起了高小部外，为了方便所在地的双联大队及灯塔公社的烟竹大队的学生，同时也有初小部。一九六七年下学期，我成为了高小十四班的一名学子。

那年代，学校高呼教育改革，秋季招生被改成了春季招生，因此，我们的两年高小混成了两年半。

那时候，正值“史无前例”时期，在学校我们并不是以学习为主，而是以参加运动为主。那时的运动，迅雷不及掩耳，随时都会发生。有一天，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操场上搭起了台子，台上站着几个五大三粗的臂上配着“红卫兵”袖章的汉子。待师生们站定后，他们敲着铜锣高喊着：“勒令三彭三家村上台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斗争”。随后，在一片“坚决打倒三彭三家村”“斗垮斗臭臭老九”的口号声中，另几个凶熊恶煞的人便押着三个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低着头的人走上台来。定晴一看，他们胸前的“黑牌子”上一律写着“臭知识分子、臭老九”，一看到“彭长甫、彭少南、彭旭良”三个名字，我可懵了。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渊博的宿儒，慈祥的爸爸，可亲的大哥，怎么一下就成为了打倒对象呢？通过批判会，听了红卫兵和学校造反派们慷慨激昂的发言，才知道他们确实“罪恶累累”。

简短的批判会后，全校师生出动，押着“三彭三家村”全公社游斗。当一个红卫兵点我名字的时候，我犹豫地走上前去，原来三个“坏家伙”还安排专人牵着绳子。我牵的就是我最敬佩的彭旭良老师。二十年后，我与他成为印田中学的同事与忘年交，谈及此事，彭老师只是笑了。还记得有一天上军体课，我们学习解放军站军姿、练队列，一个个汗淋淋的。当走进教室时，被称为“大炮”的凌义和同学一看到毛主席去安源的像就信口开河说：“毛主席，你老人家还穿着长衫，热不热啊？”谁知这样一句话，引来一场批判会，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高年级有个同学，闲得无聊在数学作业本上练习写“斗”字，连写三十二个都觉得写不好，便换个内容写“毛主席万岁”。谁知数学老师发现后，数学课变成了“批判课”，把高小部的师生都叫去了。那数学老师正是全公社的“红卫兵”头目，他一走进课堂就放声大哭，恶狠狠地揪出那个同学，重重地刮了三个耳光，说“你这个蜕化变质的家伙，居然斗起毛主席来，我与你不共戴天！”在一片口号声中，那个同学被开除学籍了，革命师生“皆大欢喜”。这样的故事，在我的两年半高小学习中，还有很多很多。为了不成为批判对象，根红苗正的我学会了沉默寡言，好丑不做声。

水源完小，我的母校！尽管那里给我带来的没有温暖，没有欢乐，只有莫名其妙的无解和悲伤，但她使我一颗懵懂的心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二零零零年底，我专程去了一趟李家山。那时，我已走出这里整整半个世纪了。当年水源完小被搬迁了，原址上耸立着几幢现代式的民居，一条通往㴹水桥的水泥公路穿操场而过，只有那后面烧过青矾留下红堆堆黑包包的小山，还是草木不生，光秃秃的。

水源完小，我高小时的母校，给我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

印田中学

印田中学的前身叫“印田公社农业中学”，最初办在离水源完小一公里处的水源冲“胡氏公祠”，后来并入水源完小。当时人们习惯地叫她“农中”。

我是印田中学中四班的学生，因为中一班两个老师曾率六个同学代表到北京天安门接受过毛主席检阅，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我内心觉得是蛮光荣的。

那年代贯彻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初中由三年学制改成两年。那时候讲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因为水源完小非全公社中心，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提出建议，选址杨梅山的杉树坪新建印田中学，被公社领导批准。于是，我们从初一第二学期起，边读书边搬迁学校。首先是带锄头、箢箕，到杉树坪整地基。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尽管年纪尚小，干起锄头扁担活儿，算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们泉塘大队六个男同学在胡正国大哥的带领下，创造了十分钟担上山土十六担的记录，光荣地成为了印田中学七零届第一批共青团员。接着是从李家山搬材料到杉树坪。尽管我们已是初中生，毕竟是经过过过苦日子的孩子，个子小力气少，一次挑瓦片不过二十片，挑青砖最多两个，两个人抬一根树头还得拣小一点的，何况三公里的路程，途中至少歇肩三四次。就这样蚂蚁搬家一样，一个学期就将水源完小用得上的材料全部搬到了杉树坪。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一栋六间教室的校舍在一个学期内就用土砖垒成了。

二年级第一学期，我们就住进了新教室读书。为了搞好配套，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在后山搞起了扮起红砖胚子比赛。因为我们泉塘大队地处石灰坪，拥有石灰和熘渣（煤炭筒子烧石灰后留下的东西）等建材资源，班主任王健春老师就给我们六个人下任务，每天从石灰坪挑一担熘渣入校，扮红砖之余挤时间砌墙。就这样，我们为学校建起了一个厕所和一间食堂。十五年后，我有幸成为了印田中学的一名老师，那熘渣子建成的食堂还在使用。

印田中学既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无论是在当年的学习与劳动中，还是在后来的授业解惑中，那里都曾经让我们充满欢声笑语，给留下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初中毕业时，我已十五岁了，不再是个懵懂的孩子，真的懂事了。我伴随着母校长大，是母校教给了我真知，教给了我人生的真谛。在我寂寞无聊时，母校伸出温暖的双手抚慰着我；在我兴奋不已时，母校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叫我不要高兴得太早。尽管现在走进母校，几乎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但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熟悉，那么美，那么亲切，那么令人不舍。

母校的印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双峰一中

一九七二年春，我因学校推荐、贫下中农选拔，成为了双峰一中高四十四班一名新生。那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学校一个年级的编制为“连”，一个班的编制为“排”。我们四十四班被编成“二连一排”。那时候高中学制两年，已有的高二（三十七班至四十三班）为一连，我们高一（四十四班至四十九班）为二连。一年后，我班理所当然地荣升为“一连一排”。

双峰一中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从小常在姨奶奶家玩。姨奶奶就住在学校围墙外，每次到姨奶奶家玩，表叔就会带我去校园里玩。

双峰一中地处湄水河畔，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的学校。她渊源于清乾隆廿五年（1760年）建立的双峰书院。自1906年开办新学以来，这里先后改称为双峰高等小学堂、双峰高级小学校、湖南私立双峰初级中学、湘乡县立第二初级中学、双峰县立初级中学、湖南省双峰县第一中学。与曾国藩成莫逆之交且博学多才的清末秀才朱尧阶为双峰书院撰写的对联“两派交流，好向此间寻活水；双峰对峙，更从何处仰高山”便是学校的骄傲。一个农业中学走出来的孩子，能成为一中学子，谁也说不出有多高兴、多自豪！

三月一日，春光明媚。一早，父亲就挑着军训用的木枪、集会用的小凳子以及日常生活品送我去上学。

走进学校大门，是一块大操场，全县中学生运动会常在这里举行。操场左侧是礼堂，也是大食堂。操场到学校后门口，有一条风雨走廊相连，左边临湄水河是学生宿舍区，右边靠红旗大队菜园是教学区。校园内全是清一色的青砖房子。出后门，是红旗大队一片广阔的蔬菜地，其间建有两栋红砖楼房，是教师宿舍。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与我们既讲了学校的光荣历史，也讲了学校的发展前景。双峰一中受着世纪风雨的洗礼和滋润，钟灵毓秀，人才辈出，数万余名莘莘学子从这里走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著名红军将领黄公略、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全国政协常委宋希濂等曾负笈于此；更有一批又一批党、政、军、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风云人物似满天繁星，闪耀于世界各地。学校拟向蚊子山方向扩展，横塘水库将会是校园中的内湖。听了校领导的讲话，我暗暗地想：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能负一中盛名。

那时候，智育刚刚回潮，大学招生开始考试，全国各地都轰轰烈烈抓教学质量，双峰一中也不例外，还搞起了年级统考，并通过考试，将成绩差的同学调至四十八班和四十九班。学校领导还说，这两个班级将降级补习一年再毕业。可不久，辽宁考生张铁生在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交了白卷传遍全国，开门办学风再度刮遍全国。那时的双峰一中校内有“五七工厂”、“五七猪场”，校外有“五七农场”，为学生学工、学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起初，我们四十四班在和其他班级一样，在“五七农场”划了一块承包地。我们春种豆子秋种萝卜，还要采茶制茶，所得收入除学校开支外，拿一部分来减免学生学费或补助生活费，萝卜豆子全部拿到食堂为师生所有。

至今还记得，我们在一中就读，每餐只要菜钱四分，第二学期我只交了学费十元，期末就得了七元减免费。可学兄学姐们毕业后，我们班被调回到“五七猪场”喂猪。每天放学后派出一组学生轮流劳动，其任务是磨豆腐、煮猪食，豆腐用来做第二天全校的早饭菜，猪食用来喂猪。在校磨豆腐、喂猪的劳动强度比去农场要大得多，且礼拜日也得留人去做。我们四十四班的的五十五个同学，是来自龙田、印田等地的乡下孩子，只有少数几个城里娃，即使劳动强度再大，也难不倒我们。我们磨出的豆腐，白嫩而细腻，从冇走过渣，全校师生都说好吃。我们喂出的猪膘肥体壮，毕业时，王玉凡校长还特批拣一头最大的宰杀改善我们毕业班生活。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孙善荣老师还经常将我们带出校门，进工厂、下农村，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曾经在县磷肥厂修操场，到县氮肥厂学习制造碳酸铵，到毛塘大队插秧，到县农场收割稻谷，到龙田慰问龙卷风灾民，还去参加东华大队农民夜校，晚上与农民朋友宣讲党的十大。正因为我们不畏劳苦，独创性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四十四班多次受到学校领导表扬，班主任也实现了入党愿望。

毕业前夕，学校与县知青办的领导为我们作报告，动员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篇，是城里的上山下乡，是农村的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九七四年元月十四日，我们来自印田公社的二十个同学，捧着一张《决心书》，顶着大雨滂沱，来到当年印田公社所在地——宏公祠，向公社领导表决心，一名秘书接待了我们。随后我们相拥、流泪，难舍难分地回各自生产队接受再教育去了。

一九九八年，我在走马街镇上班，被抽调到双峰一中参与接受省重点中学验收准备工作。当我再次踏入母校校园时，心情无比激动。就像当年离开一样，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眼前的母校，教学楼、科教楼、图书馆、体育馆、艺术楼、宿舍楼、办公楼、食堂、运动场，鳞次栉比，面貌一新，原来的操场变成了广场，蔡和森塑像矗立中央，清一色的青砖房被一幢幢高楼大厦取代，学生身着漂亮的校服。作为一个曾经的学子，看到眼前这一幕，确实激动不能已。

二零零四年元月，在我的倡议和组织下，我们回城纪念毕业三十周年。当年五十五名同学，除已作古的五人和在外省工作或务工的十五人外，其余一个也没少。我们共同回忆着春风温暖的母校，拾零着秋叶铺上金色足迹的校园，想起在母校的每个日子，我们大家都觉得在母校的时光是最值得留念和细细品味的。好在我们走出校园后，牢记母校教育，为官的无腐败分子，当老百姓的没犯罪分子，我们无愧母校的教诲。百年校庆时，我们部分同学再次回到校园，为母校建设慷慨解囊。尽管我们都不富裕，但我们自愿，为母校而自豪。

说实在话，我们这一代人由于生长在共和国的特殊时期，可能是一代牺牲品：当我们需要长身体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和公共食堂，夺去了许多同龄人幼小的生命；即使我们成人了，也因为饥饿而个子矮小、体质虚弱，算得上三等残疾公民。当我们需要长知识的时候，学制缩短教育革命，在母校虚度光阴，所学无几。当我们需要成家立业时候，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我们这些本有三兄并四弟的人，却只能生育一个子女，偶尔多生遭来的却是下岗、罚款，甚至牵猪赶羊，拆房被关押……不管怎样，母校的情结，永远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尽管后来我凭自学、函授、自考，拿过中师文凭、大专文凭、本科文凭，那都是过眼烟云，只有从小学到高中，教室里留下了我们苦读的身影，操场上留下了我们飞奔的脚印，我们为母校流过汗水，为自己和同学流过泪水，永远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岁月不饶人，我们都是奔七的人了。每每同学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唯一的话题就是母校和母校生活。相聊间，才发现对母校的留恋是如此的深沉，留恋同学间的欢声笑语，留恋老师的谆谆教导，留恋那几年里的蹉跎岁月，留恋激情燃烧的校园生活。这其中，有说不出的酸甜苦辣，有道不明的人生体会。一想起当年的母校，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牵动出绵绵不绝的回忆，那里的一砖一瓦都激起内心深处的感动。说不尽还想说，就是感谢母校，祝福母校的明天更美好。

作者：胡如庄，网名庄歌，男，从事过文秘、宣传等工作，酷爱写作，着力曾国藩文化研究，现为曾国藩研究会研究员，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曾国藩研究所研究员，曾国藩学堂讲师，娄底市作家协会会员，双峰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胡氏宗祠文史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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