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登上了春晚，却说更好的作品是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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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登上了春晚，却说更好的作品是下一个

2017-02-04 吕彦妮 吕彦妮

我们这类人并无其他快乐的事情，

我们愿意为人们表演一些美好的东西，

也能让其他厚皮动物的脑子清醒片刻，

认识到生活并不都是表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自己也并不确切认识自己。

折磨自己，

是为了让别人察觉到这种无用的力量。

高晓攀：志不在此

采访、撰文：吕彦妮

［一］

高晓攀和搭档尤宪超穿着红色的中式新装，等在央视春晚直播现场的备场区。上场前，他去了两次厕所，一直间或在咳嗽，咳得很厉害。最后时刻，他还在和尤宪超对着“活”，你一句我一句。

小超问他，哥，一会儿我上去之后词全忘了怎么办？他回复，当场打死。伴以抿嘴一乐，飞过一个狡黠眼神。上场前彼此“砸砸挂”，高晓攀这才稍稍松开了一直紧握着的拳头。他的手一直是凉的。

2017年1月27日，农历丙申年腊月三十除夕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高晓攀和尤宪超的原创相声《姥说》被安排在晚上9点演出，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段”。领导很喜欢和“关爱”这个作品，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高晓攀、尤宪超央视春晚候场中

这不是作为“嘻哈包袱铺”班主的高晓攀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拾起老本行——说相声，却是头一遭，说的，还是自己写就创作的全新相声作品。

“姥说”，意有二：一是直意，姥姥说的话；二是取“姥”与“老”的谐音，旨在体现“老话说……”。

在后来大约十分半钟的节目里，他们以一个传统的“子母哏”格律作品，将两个性格迥异又疼爱子孙无疑的“姥姥”形象鲜活立于舞台之上，“包袱”密集到几乎两句就会抛出一个，且皆在“老话”的创作“限制”里。

作品前半程几乎都浸在嬉笑中，随着“剧情”推进，孩子长大了，姥姥变老了，情绪开始变得浓厚而伤感，至结尾的“底”，温情收束，意在让人们懂得珍惜与体恤。镜头扫过观众席，不少人都在默默擦着眼泪。

央视春晚《姥说》现场图

演出结束后，高晓攀的微博评论里，一屏屏相似的话，都在说，想念姥姥、奶奶，想要珍惜还可以握住她们的手，或黯然追忆失去了的那个重要的人。

有人拍下除夕当晚自己和姥姥的合影，贴在评论里，“谢谢你哦，我姥姥笑的特别开心，就没停过。因为你口中说的，都是她啊，是每一个她！”也有人说：“看哭了，想起姥姥在世时的种种。想的我心痛。好作品！触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姥姥上热搜远比高晓攀上热搜意义更大。”他的心声。

网友在高晓攀微博留言

除夕夜当晚，从春晚录制现场回到家里，他把手机反扣在桌子上，踏踏实实吃了丁酉年的第一顿饺子，妈妈给包的，还喝了酒。

他其实酒量不错，但因为连续一个月连轴转创作、排练、录制、演出了四台春晚作品，抵抗力下降一直在吃消炎药，所以许久未沾酒，酒力不胜，几杯下肚已经微醺。

大家都以为他可以放下“春晚”这个背在身上九个月之久的“包袱”了，但他在酒后给一位信任的朋友发去的第一条信息并不是拜年或祝福，而是开门见山地问：“你看完之后，感觉如何？”

这时候，已经是大年初一凌晨2点多了，他说想一个人安静待一会儿，却又还是放不下“作品如何”这个命题，从《姥说》初稿始，他就一直在问，你以为现在演完了，使命达成了，对他而言，远远不是。

另外一场“战事”，或许才刚刚开始，这关乎他与自己的创作之间的二度审视。

演出前，剧场后台，停不下来的创作和对“活”

事实上，期待一个建立在彼此平等和尊重基础上的评价，需要一双通透的眼睛从旁看着他的创作，这一直像一把透明的剑，横插在他胸口。他太需要信任和肯定，也需要敲打和质疑——多年来，是这两样完全向左的东西，一直助推着他走到今天的位置。无情即深情。

艺术创作者必须具备一种坚定的素质，在创作的时候，应该同时有两种人格和灵魂在手，一个是强大的自我、自尊，另外一个则是“自己的审美”，后者必须时时站在前者后面审视和监督。

流世嘈杂，人各有志，有些事别人囫囵着就过去了，自欺欺人是容易的，也是危险的，必须时时刻刻自己给自己把持着，这需要不停汲取知识，提高技艺，再在创作和实践中一点点摸索、推翻、重建。

高晓攀如斯，所以他一直很累。

有记者曾在春节期间问他，2017年的心愿是什么，他想都没想就答，睡觉。一脸严肃和委屈，看起来并没在开玩笑的样子。

央视春晚《姥说》现场图

［二］

相声，是时下繁多的文艺娱乐形式中一个微小的门类，小众，但是演出形式灵活、接地气、能逗人发笑，与社会变迁和人心所向紧密相关。

高晓攀自幼习之，受其恩，也被其伤。几起几落，难以割舍。他自觉认为，即使时代混沌至令人不解，也至少应当为自己主动争取些什么，更是为后世相声的传承找到可能性。即使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被谬论、误解、伤害，和无休无止的自我革命。

2008年，23岁的高晓攀一手建立「嘻哈包袱铺」，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相声班主。在他后来出版的自传《别怂》里，郭德纲作序这般言说嘻哈包袱铺的成立：「迎风立于相声界」。

2015年，高晓攀一出手，就宣布完成了A轮融资，让嘻哈包袱铺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融资成功的相声团队。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把「晓攀传媒」做到上市。

高晓攀参加《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中国年会并代表“晓攀传媒”发言

这是那个在媒体口中“承包了全国观众整个春节”的“晚红”高晓攀的另一面。作为“班主”和“晓攀传媒”领头人的他随嘻哈包袱铺一路起起伏伏，以“商”之道抒士子之志，其间苦难他却绝口不提。他素来不喜欢诉苦说委屈，有人告诉他这样才有故事性和新闻点，他才不吝这些。

2016年新剧场开业，“传统相声”专场演出，两人献上传统段子

与商业步伐齐头并进的，是他在创作上的渐次开花。

2015年的《欢乐喜剧人》节目中他以补位喜剧人身份亮相，拿出《兄弟，别闹！》、《论捧逗》、《梨之园》三个作品。

虽然它们未能将他最终送到角逐冠军的队伍里去，却给他机会为这档节目贡献出了令人时常可回味的经典作品。即使到现在，依然常常有人在他的微博里留言，提到这些作品，无不感怀。

他也由此一点点确凿了自己创作的风格。以“情”动人、晓理。亲情、爱情、兄弟情、陌生人之间的情义、人对自己爱的事物的坚守与深情……

“欢乐喜剧人”作品《梨之园》与《论捧逗》

近年来他的几部代表作——《救？不救？》、《梨之园》、《兄弟，别闹！》、《恋爱倒叙1、2》、《姥说》……都在情与义里打转。其间有追忆，也有反思，都被他慎重而具体地织就在作品的一字一句中。

但这份“重情”，并没有给高晓攀和他的作品带来绝对的“满堂彩”，事实上，毁誉参半的评价和现实一直围绕在他周身。

即使是这一出《姥说》在今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审查中拿到了第一名，却依旧在演出后收到少许“负面”的评价，出现频次最高的字眼无外乎“不好笑”、“煽情”……

这些，高晓攀通通收之纳之。“人们不再相信真挚深情的存在，不再相信童话故事，是因为失去了。”

高晓攀其实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姥姥，在他出生前，怹就离开了。他只能在身边朋友的叙述和自己的母亲身上，找寻创作的素材和根基；

去年北京电视台春晚感动了无数人的《恋爱倒叙》和今年的续集，让他被粉丝冠以“最会撩人的相声演员”之称，他却说，自己现实生活里其实很无聊，所有的深情几乎都放在了作品里；

即将于今年暑期档上映的院线电影《兄弟，别闹！》脱胎于同名相声剧，也是自古以来第一个由相声衍生而来的“IP”，由话剧、网剧一路发展成电影。

问他为什么写兄弟？答：因为生于80年代，独生子女，从小没兄弟。

他就是有这么一副元气，觉得越是失却了的或者不曾拥有过的情谊，越值得被念起，被珍视，被好好对待。

“创作者都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但是观众却可以一句话否定。”他早已厘清此间的关系，所以平静以待。“不为所动，不为所迫。”

《兄弟，别闹》电影海报，计划于2017年暑期档上映

电影《兄弟，别闹！》杀青照

［三］

2016年10月9日，《姥说》已经在文本层面修改到第五稿，高晓攀在当天下午做出一个决定，晚上赶去嘻哈包袱铺交道口剧场“使”一下这个“活”——业内俗称“压场”，即是将一个新作品拿到观众面前，试验效果如何，包袱响不响，哪里有问题，及时调整。

为什么非要这一天说？“因为必须得真来了，知道好坏。”他盘算着时间，彼时，距离央视春晚初审，还有整整三周。

那天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星期天，小剧场里坐了八成观众——100来人。这是嘻哈包袱铺在北京四家剧场的日常。

“压场”照

这个创立于2008年5月的相声团体如今进入了相对平稳的爬坡期，四家剧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上座不错。

就算不是为压场，高晓攀即使日常再忙于作品创作和公司运营两头不歇缺吃少睡，但凡有时间，也一定还会回到小剧场里说上一段。功在自己身上，多了少了，自己最清楚，更瞒不住舞台。

“掌柜的要来”这件事在当天下午5点左右，只是通过主持人的微博做了一个发布，很多人并没有及时看到，所以待到高晓攀和尤宪超登台，观众明显感到很惊喜，一阵骚动，嗑瓜子儿的、喝茶的，纷纷扔下手里什物，举起手机唰唰拍照。

那是《姥说》第一次见观众，那时候它还叫《姥话》。

那一版大约是13-14分钟的样子，高晓攀却觉得时间无比漫长难熬，徒弟好心，忧他忘词，一直站在侧台给他提词，这反而打乱了节奏，“我都懵了。”结束后，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从台上下来的，下台之后半刻没有停留，直接从后门走掉了，风一样的疾速近乎是逃跑也似。

那种沮丧的感觉让他想“找人打一架”、“死的心都有”。但是片刻之后他又平静下来，自言自语道，“这不是应该的嘛……这是应该的。”问他，上一次演得“不好”是什么时候？他答，很多年前《救？不救？》第一次压场。

结果呢？结果那个作品最后拿下了那一年“CCTV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金奖及最佳作品”，把他顶到了一处巅峰。

《救？不救？》演出照

后来那一夜，是以他独自一个人站在阳台一根接一根抽烟，再回到屋子里苦思冥想、一遍遍复盘晚上的演出，找到一团混乱的原因，重新修改剧本到天亮结束的。次日，再压场，克服了前日“崴泥”的恐惧，“大火。”

高晓攀写稿子习惯手写，只要一开始创作或者排练，他的烟就停不下来了。后来有一晚干脆自己用喝净的塑料酸奶瓶子做了一个“烟灰桶”，还用细软毛笔题上了字：“烟灰洒落留下无尽烟头别倒！！让我用烟灰添满……”要添满什么，他没写。

“压场”前，后台再“切磋”

《姥说》创作初期，他把两位姥姥的性格特质和共性、作品故事线起伏曲线图和关键创作原则备注，都写画在一张大白纸上。字体工整，应该是写废了不少草稿之后的版本。

故事线以姥姥的年龄为阶段划分，平行着的另外一条线，则是两个小孙子的成长曲线。每个阶段，他都添进去可能会遇到的交流话题和事件，比如“摔倒”、“哄吃饭”、“考大学”、“谈恋爱”……创作备注则有“疼爱孙子的度”、“对事件的不同看法”等。

“子母哏”相声的创作难，难在要讲韵律，一人一句，包袱还要足够瓷实和响亮。初期“压场”的火爆增了高晓攀的创作信心，也带来无尽的恐慌和压力。他精益求精，响了的包袱，怎么能够在表演上更出彩？除此之外更让他着急的，则是那些不响的包袱。春晚的舞台体量之大，他给自己的要求是，“必须每一句包袱都要响。”

有一晚压场结束，深夜里他开车在回家路上，一路嘴里密密匝匝念叨不停，身边人听不真切，问他在说什么，他显然心不在此，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说“没事”。

原来是那晚他忽然觉得结尾一段收束略显冗长，于是就一遍遍自言自语，自捧自逗，试验删掉哪几句、怎么说，最为妥当。深夜里他眼睛几乎累得睁不开了，台词还在嘴里进进出出。两旁的路灯一盏一盏被飞速甩在身后，十里长街，千堆词。

春晚后台化妆

《姥说》剧本进展到第九稿或者第十稿的那一段时间，他清醒地意识到作品的困顿于何处——作品里缺少“老话”的升级，即当下的话，就是现在的老人会根据时下风潮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老话”，要幽默风趣，还有充满朴实的智慧，这样，这个作品才算更加完整和合理。

他心里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单纯直白地提示大家要多多珍惜和老人相处？太直白了，不要说教吧。玩文字游戏？写出来好玩，演出来变成语言就不好玩儿了。损人？“恶语十句好加，良言一句难添。”

黄永玉数十年前曾在给曹禺的信中声嘶力竭地想要喊醒他：“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良工不示人以朴。像萧伯纳，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我以为，这话分明简直就是高晓攀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他对自己的作品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极致的“护犊子”情结，搭档尤宪超说，好几次演完了下台自己都会被高晓攀敲打：你今天有一处“是吗”说了两遍，剧本里只有一遍。严肃到不容辩驳。

四台春晚同时压在手里，创作期间，排练场外一个人安静思索、修改剧本的高晓攀

他以“老祖”马三立的亲身经历回应，老先生看起来在台上洒脱自如，其实一停一顿一字一句，都在严格的自我规范里，那些我们以为的闲散话，其实都是一字不差设计好的。

“哪怕一个啊，一个呃，一个嗯，都在文本上写得清清楚楚，这才是高人。包袱是最娇气的，多一个字少一字都不成。”

他说“包袱是最娇气的”，那样子好像手里握着一只雀鸟，非得不停调整手劲儿才行一般的在意。

“马老祖还说过，他说相声这门艺术一定要经过：会、通、演、练、精、变、化，七个法门。会，我会说了，词背下来了；通，这包袱尺寸、筋劲，全通了；演，都弄明白了这个活儿，你才能去演出。现在的演员，咱俩对对词吧，就开始演了，整个一忽必烈的弟弟——胡逼来……”

说起这些的高晓攀，一般总是很难打断。

马三立先生表演照

［四］

央视春晚前夜，为养精蓄锐，高晓攀早早上床休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失眠到前半夜，黑暗里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刷刷闪过自己从2002年初到北京后的一帧帧画面。“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写的是江南春景，但他想起这首诗，却总觉得虚幻而悲壮。来到北京15年，学艺23年，四百八十寺，真是一幢一幢磕过来。

他八岁拜师天津名师冯宝华，是规规矩矩在老先生家学艺的那种孩子。去年九月份他看了北野武导演并主演的电影《红鱂鱼》，感慨甚多，想起自己学艺时的苦乐，也在自问，那样的传统师徒关系在当下社会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

两个月后，他主导拍摄的“嘻哈包袱铺”微电影《万象回春》上线，一时间刷屏了相声界人的朋友圈，点击率千万余。即使是作为观众的“局外人”，亦被片中孩童学艺的懵懂坚韧和师父传道的严厉深情打动。词有道：

微电影《万象回春》截图

三尺小台，方寸间有大道。

长衫上了身，自己就不仅仅是自己了。

袖口挽上去，观众就知道，你要开始献艺。

一个小小的动作，分隔开真实与表演两个世界。

嘴能说损话，也能讲道理。

能伤人，也能劝人。

功怎么练，话怎么说，

心里怎么看待，决定着一个相声演员的品相高低。

脸上要时刻写着谦，心里则要暗自埋着傲。

这膝盖自此只跪师父和衣食父母，他人就不要跪了，

因为这饭碗师父给的，碗里的饭，是衣食父母给的。

知尊卑，晓轻重。

忠于心，义于艺。

片子结尾有一个闪回，师父老了，看着自己的徒弟一个个成了“角儿”，在台上有了样子，深感欣慰安心，背过身，走了。画面再切回到孩子学艺的时候，直功直令，有板有眼，眼里噙着泪，嘴里还在练着活。

样片出来的当天晚上，凌晨三点多，在上海演出完话剧《兄弟，别闹！》的高晓攀一个人在南方的细雨里，看到这一段，趁着酒劲儿，一下子没忍住眼泪。他说一下子忽然好想自己的师父——一个“自命清高”的老先生。

他那么想念那段悠长而艰难的学艺时光。“仿佛昨天学艺，今天成名。”而那份“自命清高”也被他承续下来，这么多年了，一直像把戒尺，把着他的心性和作为。

他一直不屑与别人为伍。

近几年，“相声”和“喜剧”日益成为演出和娱乐市场中的一个“热词”，周播综艺节目的兴起和争鸣，也确实为这个负向能量和无聊意志剧增的时代贡献了一批形态迥异的“喜剧演员”和笑声。

尤其到了2016年，近乎全民喜剧的风潮席卷而来，消费过了喜剧大咖和职业喜剧演员，娱乐节目制作方和观众又开始消费平民草根笑星，至众明星跨界演喜剧，可算是将电视舞台“喜剧”的蛋糕分食得稀碎。由此带来的问题首当其冲便是创作人才的紧缺和喜剧演员们的手忙脚乱。为电视综艺节目而完成的“喜剧”创作，与真正的喜剧之间是否有区隔，也是高晓攀一直在思索和反思的课题。

为《跨界喜剧王》与王濛（左一）、陈曦（右一）深夜创作

2016年一整年，高晓攀唯一参加了一档喜剧类节目，即是北京卫视的《跨界喜剧王》，而且由于中间其他工作，还缺席了近一半的录制。除此之外，他拒绝的真人秀、电影客串与拍摄、各类综艺节目，逾数十个。

这是他的选择，不以娱乐的方式成为只供人消遣的小丑；更不要只做一个明星，一个人往前跑挣钱赚名——他身后还有嘻哈包袱铺近百名相声演员，如何让他们能在自己自小学习、热爱的这个行当里找到一直生存下去的路径，有喜悦和尊严地说相声，让这门传统艺术不被时代淹没，显然是他更大的野心和责任。

数月前一个深夜，高晓攀与同事开会到半夜两点，主要商讨的议题是如何把“嘻哈包袱铺”三个队的演员，合理匹配给不同的网络平台，分享资源，打造和巩固各队风格。“单一的相声内容，如果只在剧场演出，很难满足观众需求。”他多敬畏传统，却也从来不是一个抱着传统死抓不放的人。“师父教徒弟，是给饭碗，不是给饭。相声不顺应时代，就不是相声了。”

他说，相声本质上是纪实文学。“记录当时风土人情，时代背景，继而折射人性。”

这倒是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探看历史的坐标。1985年高晓攀出生在河北保定，如果以“春晚、相声”这样的组合关键词来看，他出生那一年的春晚上，马三立说了一段《大乐，特乐》；姜昆、王金宝合说了一段《看电视》。他8岁拜于冯宝华门下那一年——1993年，三对相声演员亮相春晚，姜昆、唐杰忠带来《楼道曲》；侯跃文、石富宽献上《侯大明白》；牛群、冯巩以《拍卖》登台。

1985央视春晚姜昆、王金宝《看电视》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演播厅小小的，舞美设计毫无繁复华丽可言，观众就挤坐在舞台台口边的椅子上，和演员的距离很近，每一个被逗笑的反应都真实到难掩憨态。物质并不十分富足，人心质朴，创作和艺术带来的震动和美好，却芳华无限。

高晓攀因为从这样的背景和时代中走过来，所以每有现实的犹豫和矛盾时，他总会想，“好，我今天不说相声了，我给所有朋友发一圈微信，以后有什么戏找我，真人秀，找我，我给你们做一份简历，一群人马上就得找我。完全可以。”

“最后，有一天我躺在那儿，就得想，我这一辈子我干嘛了？我得啪啪啪打自己嘴巴，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什么也来不及了。我现在坚持，最后至少我能说，我留下了几十段儿相声作品，我让相声在这个时代活下来了。我不能逃避这份责任。”

他偶尔也会在疲劳或酒醉后自问和怀疑，这样的选择是对还是错。但再怎么纠结怀疑，天亮了还是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没给自己任何倒退和重新选择的机会。以创作和作品证明自己，说到底是比娱乐自己娱乐别人要来得更容易一些吧，前者的痛苦是艺术带来的，后者则需要你付出甚至“出卖”的，是更重要的一些东西吧。高晓攀宁愿让创作折磨他。

黑塞有一段话，或许可以帮我们解释这些相声、喜剧艺术家们存在的意义，同时让我们理解，创作的艰难与快意。

“我们这类人并无其他快乐的事情，我们愿意为人们表演一些美好的东西，也能让其他厚皮动物的脑子清醒片刻，认识到生活并不都是表面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也并不确切认识自己。折磨自己，是为了让别人察觉到这种无用的力量。”

1993年央视春晚冯巩、牛群作品《拍卖》

央视春晚落幕当夜，睡前，他默念“荣枯试过都成梦”给自己，想着，刚刚过去的这半年，为一场演出所付出过的，哑然失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那么粗心大意的人，参加一场春晚，演了一场出，顺带手还有“写了个新段子”：《就是如此》。“明天早上起床依旧艳阳高照，还得刷牙洗脸照镜子，镜子里那个人，不过如此。”

另一个冒出脑海的画面是2017年元旦前后，当时四台春晚作品压在手里，创作进入最白热化的阶段。有一天深夜排练结束回到家已经4点了，他喝口水，准备着手修改另外一个剧本——北京电视台春晚的《恋爱倒叙2》。

一聚神发现桌子上堆满了为数台春晚创作而写废的草稿纸，几个节目作品叠在一起，都是自己写过的，也都是自己放弃了的，感慨良久，一时竟不知如何收拾才好。

阿城在《威尼斯日记》里记录过这样一个细节，是1992年7月15日，他在午饭饭馆的壁橱里看到摆正很多古旧的玻璃瓶子，其中有一只小绿瓶非常可爱，烧制时候在瓶子当中夹过一下，他看着那个瓶子，就仿佛听到它被夹那一刻吟出“呦”的一声。他继而感慨，“现在工业品中找不到这种手工情趣了。”

工与艺之道，天下大同，同是贵在此情，此趣。诸多不易，于创造者而言，经历过了，即是戒不掉的“瘾”。

春晚直播前好几次小心翼翼问高晓攀，紧张吗。他都坦然，说心很平淡。那舞台之大，各人所求不尽相同，若是为名为利，自会恐慌难掩，他则志不在此。

你志在何处？

答：下一个作品。

丁酉年大年初二，刚刚完成演出的高晓攀和尤宪超即随“春晚海外行”代表团一道赴美国旧金山，为当地海外华人带去新春的演出。和以往出门远行一样，他背包里装了好几本书，心里宽怀欣喜，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了一整年，终于可以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安静下来什么都不做，在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散散步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