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民间：盘峰论争下的两种写作姿态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程光炜主编《岁月的遗照》

杨克《1998中国新诗年鉴》  

90年代后，随着朦胧诗的淡出，新诗的发展面临了新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诗歌外部，更来自诗歌内部，从而造成了诗坛的分化。

在诗坛内部，许多诗歌流派在诗艺和诗意上都日趋成熟，在诗坛上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并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诗派包括：他们诗派、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诗派、圆明园诗派、整体主义诗派、海上诗派，等等。这些诗派虽然淡化了朦胧诗的主流地位，但由于各方面力量的相对均衡，它们没有一个能单独获取“诗歌话语”的霸权。于是，在不断的对立和对话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把持主流刊物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民刊为阵地的他们、莽汉、非非等流派的“民间立场”。                         

私人化写作代替群体化和公语化写作是诗歌的又一次重要转型。它是诗向本体复位的一种必然结果，符合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

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新生代诗歌嬗变的周期过于短促，诗歌第一次陷入了浅阅读下的文化困境：一方面，非历史化的写作导致了纯诗由于私人化写作而流于“私语化”的偏狭，消遣和玩味；另一方面，诗歌的私语化倾向导致了读者的整体缺席。所以，诗歌的发展凸显为诗人和诗评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西川

欧阳江河

王家新

于坚

韩东

沈浩波

在这种背景下，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北京市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近40位重要诗人、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会，就一系列诗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

会议特别就“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分歧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力图寻找中国新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出路，这就是所谓的“盘峰论争”。

“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与诗评家强调书面语之于诗歌写作的艺术合理性，强调技艺的重要性，追求诗歌内容的超越性和文化含量，持‘民间立场’的诗人和诗评家则强调口语之于诗歌写作的艺术长处，强调诗歌的活力原则和原创性，注重题材、内容的日常性和当下性”（谭五昌：《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状况：1999—2002》）.这次论争打破了中国新诗诗坛长久以来出现的僵局，为中国新诗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广阔前景。   

本期诗歌赏读分别选取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王家新、西川和“民间写作”的代表于坚的诗作，帮助大家体味盘峰论争之下的两种诗歌倾向。

01

帕斯捷尔纳克

王家新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正如你，要忍受更疯狂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你的

拉丽萨，那美丽的，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就在眼前！

还有烛光照亮的列维坦的秋天

普希金诗韵中的死亡、赞美、罪孽

春天到来，广阔天地裸现的黑色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

而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

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

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

赏读：

《帕斯捷尔克》是王家新诗作的优秀代表，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称许。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评价说:“这首诗一经发表便传诵一时，它以个人的睿智和忧伤体认了一个时代苦难的形象，然后确立起了一种要求承担苦难并朝向灵魂的高贵存在尺度”。“体认时代苦难的形象”和“确立承担苦难并朝向灵魂的高贵存在尺度”是对《帕》诗主题最精到的概括。

帕斯捷尔纳克是前苏联著名作家、诗人，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氏是一个忠实于自己内心体验的作家，可是进人苏联后，他的创作自由受到了限制，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50年代后期，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触怒当时的苏联政府，受到强烈批判。帕氏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

王家新笔下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个悲剧形象。帕氏的悲剧一方面体现为对苦难的承担，另一方面体现为对美好信念的坚守。“你的嘴角更加绒默，那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为了获得，而放弃/为了生，你要求去死，彻底地死。”以肉体的受难，维护精神的圣洁，这是一种类似于普罗米修斯的品格，具有一种悲壮的崇高。帕斯捷尔纳克深爱着他的祖国，深爱着俄罗斯的文化，列维坦的秋天，普希金的诗韵，还有“广阔大地裸现的黑色”，是诗人“忍受更疯狂的风雪扑打”时的精神支柱。诗人不以这种承担为苦，相反“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为了拯救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帕斯捷尔纳克和王家新怀有共同的信念。

帕斯捷尔纳克是种精神象征，“是王家新为自己及同时代人所矗立的精神高度”(《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所以《帕》诗采取了与诗人直接对话的方式来倾诉对崇高的追随。“不能到你的基地献上一束花/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以几千里风云的穿越/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这是一种深情的倾诉，所谓“怅望千秋一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句)，无限感慨尽在不言之中。

王家新把自己看作是帕斯捷尔纳克精神命定的继承人，不是自己刻意步帕氏的后尘，而是帕氏“从一次次劫难里”“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这种超越时空的心灵感应，无疑加重了向往崇高的精神分量。比较起王家新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帕》诗之所以别具一格，原因就在于自我的溶入。能够从诗中感受到自我的形象，才能真正打动读者，否则有掉书袋之嫌。

王家新曾说他很欣赏杜甫的“老去诗篇浑漫与”，他认为“这不是随和，更不是敷行，而是一种更深厚的人生境界的呈现。”(王家新《“站在父亲一边”——答外交学院文学社唐晓丽》，作者提供的未刊稿) 这种境界是从容和朴素的，《帕》诗庶几近之。

02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西川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 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 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 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 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 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赏读：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称西川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感和热烈的抒情性”，此乃知人之论。

西川对宗教确实十分热衷，且有研究，比如佛教，《无量寿经》、《大般涅经》等即为他所熟悉，在散文随笔中多有称引，这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中似不多见。宗教有一个突出特点是神秘，西川生命中神秘体验也是经常出现的，“奇异的事情已经屡次发生在我身上。”（《生命的故事》，《北京文学》1998第1期)究竟是宗教诱发了他的神秘体验，还是神秘体验决定了他对宗教的亲近？这二者间的互动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使他愈来愈敬畏，即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星空所以令人敬畏，恐怕就因为它的神秘。西川1985年途经青海湖边的一个小站:比尔盖(地图上标示比尔益)，当其仰望星空的时候，产生了与康德一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感情，一种皈依上帝的感情:“我需要一个上帝，半夜睡在/我的隔壁，梦见星光和大海/梦见伯利恒的玛利亚/在昏暗的油灯下宽衣”。(《上帝的村庄》)

西川感受着神秘。宇宙里空是神秘的，也是伟大的，它能发出神秘的光来，穿透你的内心，使你震慑于自然的伟大。一切都是静静的，河汉无声，乌翼稀薄，马群忘了飞翔。这浩瀚的屋空下，个人是渺小的，生命是渺小的，只有时空永恒。“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一切在风的流动中形成一种苍茫空阔之感。“秦时明月汉时关”，中国诗人自古就能在宇宙的永恒中感叹生命的渺茫，以一种巨大的智慧，达成与自然的默契。“我成了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自我在神秘的星空下消解了，没有了确定的本质，剩下的只有一种与宇宙星空的关系，一种礼拜神圣的情感。

著名诗评家程光炜教授在评价《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是说“1987年，我是通过这首诗记住西川的名字的。其实，诗并不神秘，也不难懂，显得朴素且平静，但它给人留下了‘仰望’的姿态。”（程光炜《西川论》，《淮北煤诗学报》（哲），2001年第5期）

程所说的“仰望”姿态，指的是一种知识分子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一种本雅明式的“旁观”态度，其内涵有三：“一是以‘过去’的文化精神拒绝了‘现在’的存在，因此诗人对现实保持着有操守的、批判性的距离。二是选择了在现代社会担当图书馆和文化传统的‘收藏者’、‘守望者’的角色，所以选择即意味着更果敢的放弃。三，在此基础上，他更愿望把诗歌的创作看作是文化传统的诗意的‘复现’，而不是独创。”（程光炜《西川论》，《淮北煤诗学报》（哲）2001年第5期）

03

尚义街六号

于坚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梵高
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
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
他在翻一本黄书
后来他恋爱了
常常双双来临
在这里吵架，在这里调情
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
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
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
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
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
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
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
他常常躺在上边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
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
怎样炒白菜 怎样睡觉 等等
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
外衣比过去深沉
他讲文坛内幕
口气像作协主席
茶水是老吴的 电表是老吴的
地板是老吴的 邻居是老吴的
媳妇是老吴的 胃舒平是老吴的
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
老吴的笔躲在抽桌里
很少露面
没有妓女的城市
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
偶尔有裙子们进来
大家就扣好钮扣
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
又不肯弯下腰去
于坚还没有成名
每回都被教训
在一张旧报纸上
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
有一人大家都很怕他
他在某某处工作
“他来是有用心的，
我们什么也不要讲！”
有些日子天气不好
生活中经常倒霉
我们就攻击费嘉的近作
称朱小羊为大师
后来这只手摸摸钱包
支支吾吾 闪烁其辞
八张嘴马上笑嘻嘻地站起
那是智慧的年代
许多谈话如果录音
可以出一本名著
那是热闹的年代
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
今天你去城里问问
他们都大名鼎鼎
外面下着小雨
我们来到街上
空荡荡的大厕所
他第一回独自使用
一些人结婚了
一些人成名了
一些人要到西部
老吴也要去西部
大家骂他硬充汉子
心中惶惶不安
吴文光 你走了
今晚我去哪里混饭
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
大家终于走散
剩下一片空地板
像一张空唱片 再也不响
在别的地方
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
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

1984.6

赏读：

在诗人成为真正的诗人之前，他必须经历一些与诗相关的经验。

在80年代，于坚与他的大学诗友们经常聚集在昆明尚义街六号一家民宅里，以诗会友，形成一个大才子沙龙，在这里，他们练习技艺，体验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温婉、亲切、幽默的诗意，发展出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生命本真状态的诗学观。

这一观念的提出，对新诗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超现实的现代主义诗歌氛围里，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提出诗歌应该告别精神乌托邦，”引领人返回存在的现场......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现场”，从而在内容上，开始了一种以民间为立场，以日常经验的传达为要旨的、回到事物本身这种趋向的新型写作，在形式上，则如于坚所说，自《尚义街六号》“在1986年《诗刊》11月号头条发表后，中国诗坛开始了用口语写作的风气”。

从表面看，《尚义街六号》是写人记事，但不能把它读成叙事诗，因为怀人记事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它的主旨是在日常性的描写中表现人物的神韵，从而在还原生活的过程中体现出生活的原汁原味的诗意，并赋予日常生活以一种成人仪式的重要性。

但在结构上《尚义街六号》仍然遵循叙事诗的某些原则，从整首诗来说，它采用的是倒叙结构，先从环境入题，再以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剪辑各个人物镜头，语言风趣，笔调传神，反讽和幽默都用得恰到好处。

结尾时对尚义街生活的进一步追思。也就是在诗歌结束的地方，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成人仪式的重要性被体现出来了，尚义街六号的生活构成了成长的“智慧的年代”，“他们都大名鼎鼎”，以至于“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

在这首诗中，当代都市生活中的口语——市民白话得到了直接的和总体性的运用，口语句式构成了整首诗的总体结构，它与那些偶尔和局部使用口语的诗歌是不同的。诗中重复运用“打开”、“怎样”、“是老吴的”等词语和句式结构，显示出很强的语感功能，他用极简省的词语描绘出人物的状态，产生出日常生活特有的平常、随意和轻松，渲染出一种韵律和节奏感，并带有一种生活的智慧中存在的诙谐和幽默。

跳出诗歌本身，把诗歌和诗人放置在背景下，则可以看到，从朦胧诗的朦胧晦涩到第三代诗人对朦胧的反抗，于坚更是直接喊出了“拒绝隐喻”的口号。他宣称，诗是对隐喻的拒绝，“对隐喻的拒绝，破坏的越彻底，诗就越显出诗自身”。于坚的这种诗学追求在《尚义街六号》中得到了具体的实践。而90年代提出的“民间写作”，最直接的来源就是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所提倡的“日常化”、“口语化”写作，《尚义街六号》中的口语、生活化特色可以提供直接的体验。

于坚的这首诗歌准确来说是80年代到90年代诗歌过渡的代表。这其中有一个问题有一定思考价值，即口语化是否可以等同诗歌语言。这个自“五四”时期就存在的问题，直到“第三代诗”又重新被提了出来。诗歌语言与日常口语有很大分别，日常口语是一种未经艺术提炼的原生语言形态，它具有成为诗歌语言的因素，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诗歌语言。《尚义街六号》较好地处理好了口语与诗歌语言的关系，避免了“口水诗”的无聊与庸俗。作品中的语言虽具有且常生活口语化的特征，但它却是经过艺术提炼与加工的语言，因面具有诗歌语言的智慧、幽默与含蓄，如“老吴的笔躲在抽屉里很少露面”，将老吴少于动笔、乐于当慷慨的东道主的个性星现出来，幽默、形象、生动。

《尚义街六号》客观地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校园诗人的生活场景，与之前的朦胧诗相比，呈现出日常生活的平凡性、世俗性，表现方法的客观叙事化和语言的生活口语化等特征，从而完成了当代先锋诗歌从神圣崇高到平凡世俗、从象征隐喻到客观呈现、从意象到语言的转型。从这角度来说，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朦胧诗向第三代转型的重要代表之作，具有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Review▼

策划 |文研青年

文字 |文小研

图片 |网   络

编辑 |Sound

审核 |青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