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李礼《求变者：回首与重访》
《求变者：回首与重访》
李礼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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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带有游记色彩的历史随笔，聚焦于推动近代中国观念变化的这一批变革者，如徐继畬、张之洞、严复、谭嗣同、王韬、张謇、沈家本、梁启超等人。作者游走于过去与当下，重访历史现场，通过考察人物思想变迁及其历史背景，描绘出别具一格的中国近代史图景，为历史的回望与重构提供了思考的张力。
编者按：以下内容选摘自《求变者：回首与重访》（李礼 著，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九章，感谢李礼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众号推送。
梁启超（1873-1929）
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
——梁启超
一
1898年岁末，人们在福州印制的《天演论》里发现，“新会梁任公”已被悄然从书中“例言”删去。梁启超是这本著作最早几个读者之一。如果说译者严复是个“群主义者”，为此花了很大工夫诠释“群”与国家强大的关系，梁启超则很快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混为一体，熔为一炉。他所提倡的“新民”，强调的并非个人至上，而是希望“合众人之识见以为识见”，“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从这一点看，梁启超是严复真正的同路人。
严复（1854-1921）
《天演论》
出版之前，严复把一份《天演论》手稿抄本寄给梁启超，当后者向康有为、夏曾佑展示，3人均为之震动。康有为思想虽如海潮音、狮子吼一样震撼梁启超，但眼前的达尔文主义却为康门所无。在此之前康有为已着手撰写大部分著作，不过仍从这部新著受益匪浅。史华兹弟子浦嘉珉博士认为，康著中的“达尔文式”段落几乎可以肯定是严复之后的装饰品，“它们全都以严复的词汇讲述达尔文、进化与进步”。这位汉学家坚信，“在著名的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康有为在流亡期间才将这些词汇添加到其著作的修订本中”。上述说法很难确定，事实却是梁启超迅速加入达尔文主义鼓吹者之列，成为严复译作的重要思想提炼人，并在1897年至1903年间发表超过25篇相关文章。那些未来盛传的口号很多实际出自梁启超之手。
康有为（1858-1927）
李伯元记载的一则“趣事”，显示了梁启超在达尔文主义传播中的巨大影响。1903年，赵尔巽从山西调任湖南，面对学堂学生的思想“骚动”，他大谈民权自由，写下几千字驳斥文章，其中满是西方名人，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不过据幕僚披露说，这位新任巡抚只是买了26本《新民丛报》看了半个月，然后便记住了这些时髦人物和观点。
近代诸多杰出人物的启蒙记忆来自《新民丛报》，这种回忆不胜枚举。一生虽有组党参政、教书诸多经历，梁启超最突出的形象却无法脱离报刊背景。“西方的新闻记者有没有通过自己的写作得到过皇帝的注意和悬赏，遭遇海外流亡，拥有国内政党的领导权，以及最终获得内阁职位、半官方的外交任命以及3种教授职位的呢？”（浦嘉珉语）如果将梁视为一名新闻记者，那么他的成就确实罕有匹敌。从维新、保皇到立宪，立于革命者与政府之间的梁启超虽随时可能被体制重纳，但言论无疑大异于官方，随时可能“出轨”。正如李剑农所言，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所发议论，“大约都是趋重打破现状的议论”，这恰是其文章魅力所在。自《新民说》开始，梁明显更多地切断与儒家经学的联系，将思想资源汲取目标转向日本和西方，他致力塑造的新国民与旧政府之间，冲突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说士大夫中的稳健成员变为激进分子是通过接受宣传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经验，那可能就是梁启超的作品。”（石约翰）清政府很早就明白康、梁手里武器不多，除了报刊。“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但海外办报毕竟鞭长莫及，更要命的是包括众多官员在内，很多人慢慢成了梁任公的忠实读者。
《新民说》
不过到了1910年、1911年，梁启超更多转入幕后，不再像几年前与《民报》笔战时那样亲自上阵。1908年，摄政王掌权令立宪派为之振奋，以为历史转机已到，然而政闻社被禁、《政论》月刊停刊却再次清楚地提醒梁启超，不要忘了自己仍是官方通缉名单上的一名政治犯。
1910—1911年国会请愿运动此起彼伏，渐入高潮。与此遥相呼应，这两年梁启超共发表80多篇文章，论及宪政者超过30篇，他传递政见的主要渠道这时变为《国风报》和《国民公报》。1910年8月出版的《国民公报》可谓国会请愿运动副产品，主持者徐佛苏追随梁启超多年。《国风报》与梁关系更加密切，“半数文章”出自其手，包括以“沧江”之名发表的《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宪政浅说》和《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这个报名暗示了一种持续不变的国家主义诉求。然而到了1911年，国内读者的情绪明显超出纸上讨论，转向投入实际行动。
这真是怅然若失的一年，君主立宪渐成幻影，革命者们咸鱼翻身，梁启超则一度成为他们奚落的对象。起初几个月，年轻的戴季陶在《天铎报》不断抨击政府、议会，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他最热衷攻击的对象：“康有为、梁启超之奸，吾报斥之不下数十百次”（《请看保皇会之逆证》）。甚至直称梁启超为“欺民卖国之蟊贼”；与《天铎报》有竞争关系的《民立报》也毫不手软，讽刺打算回国的梁启超，并对《朝日新闻》标榜康、梁为“志士”和“稳和政治家”表示不满。这篇《日人将纵秦桧归矣》（1911年7月23日）作者是宋教仁，时任《民立报》主笔。他参与了黄花岗起义筹备工作，此间起草一批文告和法律文件以备功成所用，这些准备几个月后不意在武昌派上用场，尽管革命爆发后谭人凤抱怨他未及时赶到才让黎元洪当上领袖。那时宋教仁在上海忙着呼吁国际社会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保持中立。他提醒上海市民，武汉在革命党控制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革命党非强盗流氓可比”，国人不能拿叛乱来看这场革命（《民立报》10月17日）。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抵鄂，全力投入到草拟《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和《官制草案》之中。翻译过《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的宋，宪政理念相当成熟，《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这份《约法》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第二章《人民》，18条款目里除了2条义务（纳税和当兵），其余均为权利条款，包括平等、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宗教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无疑吸引力十足。
宋教仁（1882-1913）
“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梁启超为此高呼多年，他和严复虽热衷“进化”，承认进化动力其实来自人的自由，不过言论、思想自由和国家富强对他们来说并非总是一回事，有时甚至看上去背道而驰，为此他们内心矛盾，怀揣不安，终于目睹革命降临。
二
“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10年之后，天津学界公祝10月10日国庆，梁启超发表演说回忆辛亥革命：
“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
表面上梁是这场革命的旁观者，新生的民国却尊其为元勋。1912年11月13日，梁启超搭乘“大信丸”启程归国，15年流亡生涯以一种戏剧化方式终结：海风恶浪令他困于塘沽，3天后才得登岸。岸上原本准备迎接他的队伍阵容豪华，张謇和黄兴苦候3天才无奈离开。各省欢迎电报蜂拥而至，梁任公抵津之后登记拜访者超过200人，其中包括前直隶总督张锡銮和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对无缘登门者来说，利顺德酒店和李公祠是那几天围观舆论巨子的最佳去处。这种场面让回国前不无忐忑的梁启超感到吃惊，更让他吃惊的是自28日入京后的12天，他亲历了自己创造的首都社交奇观：各种欢迎大会多达19场，最多1天需转场4次。拜会者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从每天早上7点忙到深夜2点，并且只能与客人约定会谈不超20分钟。即便如此很多陌生人还是排不上号，比如梁漱溟之父梁济，2次投书、4次拜谒均未获回应，怅然若失。京津待遇之隆，大出梁启超意料，直到此时他才能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自己流亡时出版的报刊影响何在。那些散发着启蒙和抗议色彩的文章经由各种渠道流入国内，广为扩散。昔日看不见摸不着的读者现在如此生动地涌现于面前，而他们正是缔造民国的中坚力量。
算起来这一过程从《时务报》已经开始，“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10年之前，孙宝瑄在日记里不无夸张地说道。新式报刊在中国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展示力量正是通过梁启超，这种舆论魔力至《新民说》达到高潮。戊戌政变、自立军起义的两次失败让他洞察改造中国之难，从而选择以新闻业入手。如果说魏源那样的早期人物，影响力乃是通过友人和同僚网络，梁则明显借助了现代公共传播媒介。当然，现实给他的选择本也不多，正如流亡时期他自况“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但“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彼时日本新闻业蓬勃成长，令人印象深刻。梁启超惊叹这里“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目睹“今世文明国国民，皆嗜读报纸如食色然”，他不禁乐观地按美国报纸受众比例（六人有一人读报），推算出中国“应有读报人八千万有奇”。这个规模显然绝无可能，但不妨碍描绘一个美好远景：
“安知中国五十年后，其盛大不有更惊人耳目者乎。是在造时势之英雄焉矣”（《新民说》）。
近代民主在世界各地的推进面貌各异，共同点可视为国家权力分散至社会和个人。在此过程中新兴媒体系统虽无法变成一种制度权力，却足可左右社会心理，因此一跃崛起为第四权力。这种西方观念经过日本人松本君平等人传递给了梁启超，他将言论、出版自由推崇为现代文明之源：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
然而当启蒙话语转化为大众媒体语言，实际效果却异常复杂。《清议报》《新民丛报》持论理性，却因此失去耸人听闻的效果。相比之下，革命报刊更擅煽情，况且现实危机正激发年轻一代与“祖国”决裂，他们所求者乃是快速改变国家和自身命运，必然为各种激动人心的新观念吸引，一场场改良革命之争令君主制层层去魅，皇权政治权威荡然无存。梁启超的言论不够刺激，客观上却做了大规模西方政治思想扫盲的工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与革命宣传同构，大体不差。
《新民丛报》
《清议报》
保中国而不保大清，官方对“保国会”的这个指责正是康、梁逃离时身负罪名之一，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清政府本不是一回事，他大力鼓吹国家、朝廷分离，笔下的国家与政府注定潜伏着一种紧张，这种张力寻得恰当时机随时可能导致冲突。何况理论意义上梁并不否定政权更换的正当性，到了“恶政府之生命与国家之生命，实相克而不并立”时，他可以转而号召推翻“恶政府”，比如国会请愿运动连续遭到弹压之后。
或者正因为如此，民国肇立，持“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徐佛苏语）论调者比比皆是。典型如柳亚子，称梁启超“虽然没有敢昌言种族革命，不过字里行间，引起青年们对于满清的反感，实在十二分激烈”。更有甚者，干脆把辛亥年的第一功劳归之于他，理由是革命能一举而全国响应，关键在于思想改变已深入人心，如无梁启超多年生花妙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胡适语）。当然，推崇权力操控和直接行动功效者一定难以认同此论，但对那些将思想与观念置于历史第一推动力的人们来说，上述观点却并非妄语。
三
1911年，梁启超大约发表20篇文章，比上一年大幅减少。《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和《新中国建设问题》是其中最著名的两篇。
《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发表于武昌起义前，言语立场明显转向激进：
“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
余英时回忆这篇文字对钱穆的影响，称那时“钱先生才十六岁，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识至迟已萌芽于此时，也许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梁启超这篇文字在当时激动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两年之后，作者解释自己如何被国会请愿失败所刺激：
“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
这一年7月，最高发行3000份的《国风报》宣告停刊，如果将此事与刚刚出台的“皇族内阁”联系在一起，或能显示立宪前景就此暗淡。停刊让很多人感到惋惜，在官方阵营它也颇有人气。喜欢写日记的官员恽毓鼎拿到《国风报》第3期时曾如此评论：“竭半夜之力粗竟一册。报中所登皆有实益有关系，所著论说，语语搔着痒处，旬余抑闷为之一快。”他称赞梁任公“根底既坚，阅世复多深识”，甚至拿这个“危险分子”的文章教育子女。
《国风报》
另一篇著名雄文《新中国建设问题》旨在讨论未来国体。此时革命已然蔓延中国，面对汹汹舆论，分析“虚君共和”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不过这仍是梁启超心中最理想的政体，尽管不得不承认今后再无可能，他只能埋怨清廷自取灭亡，为中国未来留下制度困境。辛亥革命肯定不是一场“中等社会”革命，不过结果尚差强人意，至少龙旗降下时国家看上去相当平静。南方的硝烟渐渐散去，留给梁启超的只有无奈与遗憾：“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1911年底，褪去政治犯身份的梁启超不必只躲在海外施展“新闻自由”，开始琢磨回国后如何继续办报。袁世凯虽然对此表示赞同，却委婉地说以梁的大才，此时“岂宜办报”。袁深知热衷现代政治的梁启超和自己并非一路人，两人只是因为新生的共和国才暂时走到一起。“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回国之后，梁启超叹服袁世凯纵横捭阖的能力，双方大约3年的政治合作由此开启。1913年，梁策划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他们反对国民党“二次革命”，并联合把袁世凯送至正式大总统之位。不久，梁启超出任熊希龄内阁司法部部长，新生的共和国看起来生气勃勃。
袁世凯（1859-1916）
新任司法部部长看上去心情不错，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对他组织的一次家宴难以忘怀：“席上讨论了不同文化之间深刻的联系，这给参加者留下了一种难忘的印象”。因为客人们很难想象“如果到华盛顿去和‘司法部长’一起进餐，并同他谈谈灵魂不灭的问题，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不过现实政治远没有讨论灵魂那样有趣。民国第一年，几位敏锐的外国观察家已发出令人不安的警告，比如英国人伍海德。1912年7月，他辞去《京津泰晤士报》主编之职，在给该报的最后一篇文章里悲观地写道：
“中国现在的情况和一年前比起来没有进步反而倒退。我们一直在寻找改善的方法，但都是徒劳。目前看来，在一个古老帝国实行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府体制是不可行的。新酒是不能装在旧瓶子里的。不久我们将看到一个泱泱大国，在没有形成任何选举体制、没有颁布任何相关法律的情况下，贴了几个星期的通知后，就试图举行一个两院制的议会选举。在没有采用西方任何复杂和有效的体制的情况下，中国再一次尝试西方体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新的动荡很快光临年轻的共和国，导火索正是力推西方政制的宋教仁。宋、梁本可在民国政党政治竞争中棋逢对手、文明对抗，可惜这一天并没有到来。1913年宋教仁被刺身亡，梁启超先后发表《暗杀之罪恶》和《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既谴责暗杀，也警告中国勿陷入“革命复产革命”的命运：
“革命可以止革命，则国家之福；革命而适以产革命，则国家之祸。”
他担心连续动荡将召唤出强权独裁人物。果不其然，袁氏父子不久流露称帝之意，梁启超顿感不妙，开始疏离政治中枢。1915年，他和家人搬入天津意租界西马路新宅。那里宽敞明亮，与首都不远不近，若即若离，正适合重新施展舆论之力。很快，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令《京报》（中文版）和转载的《国民公报》洛阳纸贵，一纸难求，成为当年倒袁行动神来之笔。帝王新梦看起来绚丽辉煌，却一戳即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蔡锷师徒联手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次日，《晨报》刊发一篇名为《孙文的价值》的文章。除了适当褒扬革命先驱，梁启超在其中说出了自己对这位革命领袖的最大不满：“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则意味着“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孙中山的失败和成功皆根源于此，梁启超说，由于没有实现目的，“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孙中山（1866-1925）
这个批判也许正中肯綮，但梁启超很难想象多年以后人们会把中国革命与自己相联系，并暗示他那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得到某种延续。其实在目睹巴黎和会的那次欧洲旅行中，梁启超已认真反思国家主义，并将目光抬升至新的“世界主义”，试图以此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与未来。上述旅行心得被他写入《中国人之自觉》。90多年后，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在北京清华大学再次提醒，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个性，屹立于风诡云谲的21世纪，一方面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上述观点见于麦氏一次系列讲座，设立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大纪念讲座”据称正为接续中西会通的构想。1925年，当清华从学堂转向真正的大学，首先创办了国学院，梁启超受邀名列导师之一。
一生思想多变的梁启超，自有“流质善变”性格与生命经历之因。但这种印象更多来自其流亡与革命时代。几次任职和组党之后，他选择1917年底淡出政界，这个想法酝酿于1916年，只是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后，梁启超出于各种考虑还是勉强出任财政总长。这一年，他支持段祺瑞讨逆军扫平张勋的辫子军，59岁的康有为则在复辟王朝做了11天弼德院副院长后狼狈逃到美国大使馆避难。在当年重刻的《新学伪经考》中，康将梁启超的名字剔除。
1918年，“一战”结束。梁启超邀请几位友人同赴欧洲访问，期间没忘了去看望李提摩太，昔日的秘书送上自己多本著作，据说这是李提摩太晚年最开心的时刻之一，这位对近代中国影响甚大的英国人不久与世长辞。15个月后，梁启超结束旅行返回上海，很快出任《改造》杂志主编，这本刊物的重要立场就是反对各种革命。从1920年归来至辞世，梁启超转入张荫麟所称的人生第4期。他专力治史，虽然慢慢有了为学问而学问的倾向，却仍难免“不忘情国艰民瘼”。
《改造》（原名《解放与改造》）
《改造》原名《解放与改造》，1919年创刊时梁启超身在国外，但杂志与他大有关系。1918年底，酝酿已久的欧洲之旅得以成行，上船之前的一个晚上，梁与张东荪彻夜长谈，称自己要为中国思想界出一些力。说起此前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不免感慨，将之称为“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
（刊发时略有删节）
作者简介
李礼，资深媒体人，法学博士，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著有《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求变者：回望与重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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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世琳
本期编辑：张瀚潆
文字校订：韩笑、苏玥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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