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磊|修昔底德与帝国主义问题

Original 彭磊人文共和 2020-09-04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感谢彭磊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众号推送。

修昔底德（Thucydides）

摘要：修昔底德史书的主角是雅典帝国主义，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帝国主义的崛起是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西西里远征和米洛斯对话时则是雅典帝国主义的巅峰。通过审视修昔底德史书中的这三个片段，可以厘清修昔底德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修昔底德揭示出，帝国主义就是强者对弱者的武力征服，而且帝国主义具有某种必然性和普遍性。但我们并不能说修昔底德是一位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为正义和神义留下了广阔余地。

关键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Abstract: The protagonist in 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is Athenian imperialism. According to Thucydides, the rise of Athenian imperialism is the truest reason of the outbreak of war, moreover, Sicilian expedition and Melian dialogue is the double summit of Athenian imperialism. Through observing these three part of Thucydides’ history, we can clarify Thucydides’ thought on imperialism. Thucydides reveals that, imperialism is the conquest of the strong to the weak, and it has some necessity and universality. But we can’t say Thucydides is an imperialist, for he leaves adequate leeway for justice and theodicy.

Key Words: Thucydides, Peloponnesian War, imperialism, power politic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ucydides, publisher: Penguin Classics, 1972

修昔底德刻画了希腊世界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场“最大的运动”，所有希腊人以及一部分蛮族人、“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类”都卷入其中（I.1）。[1] 这场世界大战演绎了最大规模、最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其中扮演主角的是雅典帝国主义，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言行举动一次次把它身上的帝国逻辑推向顶峰。在雅典覆亡后，帝国主义并没有消亡，它一次次在历史舞台上复活，并且依然支配着当今国际政治和对国际政治的理解。美国学者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来比拟当前的中美关系，恰从一个侧面说明雅典帝国主义的阴影无所不在。[2] 本文择取修昔底德史书中的三个片段，借以审视修昔底德笔下的帝国主义问题，并试图厘清修昔底德对帝国主义的看法。

帝国主义作为战争爆发的原因

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修昔底德交待说：

至于他们为什么破坏和约，我首先说明了双方的过错和争执，这样人们就不用再去寻找在希腊人之间发生如此大规模战争的原因了。因为我认为最真实但最少以言辞揭示的原因是：雅典人日益强大，拉栖岱蒙人由之深感恐惧，从而使得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I.23.5-6）[3]

区分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与“最真实的原因”，暗含着修昔底德对这场最伟大的战争的深邃思考。紧接着，修昔底德先讲述了战争爆发前三年之内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国际冲突（公元前435-432年），涉及两个关键事件：科基拉（Corcyra）因为自己的殖民地爱皮丹努斯（Epidamnos）而与伯罗奔尼撒的科林斯发生冲突，科基拉请求加入雅典同盟，雅典为此加入了对科林斯的战争；波提岱亚在科林斯的支持下反叛雅典，雅典出兵围攻波提岱亚，与伯罗奔尼撒人再起纠葛。两起事件加剧了雅典人与科林斯人的矛盾，经过科林斯人的一番鼓动，伯罗奔尼撒人认为公元前446/5年缔结的三十年和约已经被破坏，必须要对雅典宣战，“因为他们恐惧雅典的势力进一步增长，他们看到希腊大部分地区都已被雅典人控制”（I.88）。因此，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帝国的急剧扩张所导致的他国的恐惧。然后，修昔底德追述了从希波战争结束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五十年间的历史（公元前479-431年），这段“五十年纪事”（Pentecontaëtia，I.89-118）其实揭示的是雅典帝国主义的崛起，也就是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4]

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边缘的雅典帝国（公元前431年）

“五十年纪事”文字高度精炼，平淡冷静，不着褒贬，似乎仅仅是记述五十年间的事行。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人迅速重新修建起城墙，并修建了比雷埃夫斯港的城墙，城墙将使雅典人更放心地走向海洋。雅典人撇开伯罗奔尼撒人，成为德洛斯同盟（Delian League）的盟主（公元前478年），之后开始违背盟约，奴役同盟城邦。五十年间发生了30次大小战事，其中雅典主战或参战29次，包括远征塞浦路斯、埃及、希腊北部和小亚细亚各地。[5] 修昔底德未明言的是，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称霸海上，与称雄陆上的斯巴达分庭抗礼，并且因为收缴贡金而积累了大量财富。在战前，斯巴达和雅典都评估了各自的实力。斯巴达王阿基达姆斯（Archidamos）在试图劝阻斯巴达人起兵的演说中承认，雅典在海军和财政上远远强于斯巴达，斯巴达或许只在重装步兵和人数上占优势（I.80-83）。伯里克勒斯（Pericles）则在力主开战的演说中鼓舞雅典人，他称斯巴达人都是安土重迁的贫穷农民，他们无力组建海军，也不能频繁派遣陆军征战，雅典人则拥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假如斯巴达人从陆上入侵阿提卡，雅典人则要从海上侵犯斯巴达，并可以放弃土地和房屋，走向海洋、守住城市，但要始终避免在陆上同数量上占优的伯罗奔尼撒人交战（I.141-143）。[6] 在战争开始前，雅典与斯巴达各有优势，而雅典的势力依然在上升，斯巴达恐惧雅典霸权的无限制扩张将危及自身的霸权，于是率先撕毁和约，入侵阿提卡。

伯利克勒斯在发表演说

要理解雅典在五十年间的崛起，需要参考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辞——演说辞与事行密不可分，而且包含着对事行的原因的揭示或隐瞒。[7] 波提岱亚事件后，伯罗奔尼撒同盟在斯巴达召开大会，科林斯人在会上极力控诉雅典，碰巧在场的雅典使者则为雅典辩护。雅典使者的辩护是全书第一篇雅典人的演说。科林斯人声称，雅典人一直在做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雅典人围攻波提岱亚是为了今后插足北方的色雷斯，攫取科基拉是为了收纳它们强大的海军，他们把雅典的崛起归咎于斯巴达在波斯战争后的不作为，也归咎于斯巴达人保守和迟疑的性格（I.68-71）。雅典使者并未否认雅典的侵略行为和不正义（斯巴达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Sthenelaidas]随后的演说指出了这一点，见I.86），但他追溯波斯战争中雅典的卓越贡献，力图表明“我们据有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并非不合情理，我们的城邦并非不值得尊重”（I.73）：雅典并非通过武力获得今天的帝国，而是因为斯巴达人不愿意继续领导希腊反抗波斯人的残部，各盟邦只好请求雅典来领导他们（I.75）。事后雅典被迫把帝国扩张到今天的样子，是因为三个因素：恐惧、荣誉和利益，而且恐惧是第一要素。成为盟主的雅典受到大多数盟邦的嫉恨，有些反叛的盟邦受到镇压，加上斯巴达在旁虎视眈眈，雅典人若放弃帝国无异于把自己抛入险境（I.75）。[8] 雅典使者还将矛头指向斯巴达，声称斯巴达统率伯罗奔尼撒诸邦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倘若斯巴达的统治受到挑战，斯巴达一样会予以残酷地镇压，绝不愿自己陷入危险。雅典获得帝国是正义的，雅典以武力维持帝国同样是正义的，假如正义等同于利益的话：

因此，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足为怪，也并不违背人世的通则，如果我们不仅接受了一个被给予的帝国，而且不肯放弃它的话，那是由于我们屈服于三个最强有力的东西：荣誉、恐惧和利益——我们并非开了先例，而是因为“弱者服从强者”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此外，我们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一地位，而且你们至今也这么觉得：尽管你们现在在算计你们的利益，为此摆出正义的大道理，实际上，当有机会通过武力获得什么东西时，讲这套大道理的人不会不去谋求更多。（I.76）

雅典使者的演说极具欺骗性，但他在隐藏雅典帝国崛起的原因时，却揭露了雅典帝国主义的精神内核：“弱者服从强者”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所谓的“三个最强有力的东西”究其根本是“利益”，雅典帝国主义就是武力与利益（而非正义）的结合。追求利益是人和城邦最自然的欲望，“正义”不过是用来欺骗弱者、谋求自身利益的说辞，这犹如今天说，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如雅典使者所说，雅典的霸权主义政治并非特例，而是普遍的政治法则，斯巴达的统治同样是霸权主义的，斯巴达指责雅典，不过是因为雅典侵犯了斯巴达的利益。不过，这是雅典使者在有意抹黑斯巴达：斯巴达统治盟邦的方式是意识形态性的，即让盟邦接受寡头统治，雅典统治的方式则是武力加经济控制，即剥夺盟邦的海军，并让它们交纳大笔贡金（I.19）；而且斯巴达并没有“帝国梦”，他们在完胜雅典后，仅仅摧毁雅典的城墙，剥夺其海军，扶植寡头政权，并没有奴役雅典（色诺芬，《希腊志》II.2.20-23）。

色诺芬（Xenophon）《希腊志》

在修昔底德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源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它不是伊奥尼亚人对多里斯人的战争，也不是民主制与寡头制的战争。多里斯人多次在演说中宣扬种族对立（I.124，V.9，VI.77，VII.5，比较VI.82），更多是出于劝服的目的。[9] 尽管雅典的盟邦主要是伊奥尼亚人，但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说，“对于一个僭主或一个拥有帝国的城邦而言，但凡有利的就没什么不合情理的，亲族关系若不可靠就不存在；在任何情况下，是敌是友要视情形而定”（VI.85）。利益指引一切，种族矛盾相比于利益是次要性的。修昔底德在记述西西里决战前列举双方的阵容，他称“他们相互之间联合在一起，既不是出于正义，也不是因为种族纽带，而是因为利益关系或是强迫所致”（VII.57）。民主制与寡头制的对立固然重要，甚至修昔底德也强调，在席卷希腊各邦的内乱中，民主派求助于雅典人，寡头派则投向斯巴达人（III.82；另见V.81-82）。但对于雅典人来说，这一意识形态分歧同样只是它用以分化敌人、进行征服的工具——叙拉古人和雅典人一样奉行民主制，结果还是成了雅典人的敌人（VII.55）。

西西里远征中的帝国主义

西西里远征是雅典帝国主义的巅峰时刻，是雅典人武力扩张的热情最浓烈的体现。雅典人是在公元前416年，即战争进行到第十七年时才发动对西西里的远征，当时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间歇期——雅典与斯巴达于公元前422年缔结了五十年的和约。雅典人觊觎西西里已久。[10] 当初他们之所以接受科基拉的结盟请求，一方面是看重科基拉的海上力量，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科基拉在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海上的有利位置（I.44，I.36）——科基拉日后果然成了雅典人的海军基地，远征军正是在科基拉汇合，再从科基拉驶向西西里（见VI.42）。战争初期（公元前427年），西西里的勒翁提尼人（Leontines）与叙拉古人开战，勒翁提尼人向雅典人求援，雅典借机派出了二十艘舰船，名义上是援助同为伊奥尼亚人的勒翁提尼人，实际是为了防止西西里的谷物运往伯罗奔尼撒，同时试探征服西西里的可能性（III.86）。这支舰队此后一直驻于南意大利的瑞吉昂（Rhegion），后来雅典又增派四十艘舰船（III.115）。公元前424年，西西里诸邦在革拉（Gela）结盟，约定结束战争，雅典舰队由此撤出西西里，但三名将军回到雅典后受到处罚，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们本来有可能占领西西里，却接受了贿赂而撤军（IV.65）。八年后，西西里的一个城邦再次请求雅典的援助，雅典人认为夺取西西里的时机到了（VI.6）。

西西里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的海洋霸权主要辐射在爱琴海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遥远的西西里并不在雅典人的霸权版图内。在远征前，雅典人甚至不了解西西里的大小和居民数目（VI.1）。西西里有什么利益诱惑，使得他们投入巨大的财力和兵力贸然发动远征？最直接的原因似乎是，前来乞援的爱格斯塔（Egesta）许诺本邦的神庙和国库中存有大量金钱，可以作为战争经费提供给雅典人。但雅典人发现自己上了爱格斯塔人的当后并没有撤退。雅典人可能是为了更重要的经济利益，譬如粮食，西西里是富庶的粮食产区，夺取西西里可以获得充足的粮食供应，并阻断西西里向伯罗奔尼撒输送粮食。[11] 此外，意大利还有丰富的木材，可以用于建造战舰（VI.90）。但修昔底德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修昔底德仅有一次说到粮食的问题：雅典人第一次入侵西西里，是为了防止西西里的谷物运往伯罗奔尼撒（III.86），但这一动机并不单纯是经济性的，而与战争本身紧密相关。修昔底德并未说到雅典人远征的具体目的，他只是说他们想要征服西西里（VI.1）。阿尔喀比亚德鼓动远征的演说也并未以具体的利益来说服雅典人，只是强调雅典一旦征服西西里，就很可能成为全希腊的主人（VI.16-18；对比VI.90）。修昔底德对于西西里远征的动机的沉默表明，雅典帝国主义是“一种抽象的对征服的欲望，这种欲望几乎可以同等地转向海上的任何国家”。[12] 这样一种帝国心态反映在每一个雅典人身上：

对远征的爱欲无一例外地攫住了所有人：年纪大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所到之地，或者，如此强大的力量绝不会遭遇任何挫折；年轻人们则渴望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开阔眼界，他们满怀希望地相信自己可以安全返乡；民众和士兵则期望在当前这次远征中获得薪金，并且克敌制胜，由此他们将得到源源不断的薪金。（VI.24）

西西里远征是雅典人帝国心态最极致的体现，这场明目张胆的侵略战争也最充分地彰显了雅典的不正义。西西里人最开始完全不是雅典人的对手，他们遣使向同族的科林斯和斯巴达求援，科林斯人立即投票表决同意全力援助他们，同时还派使者与叙拉古人一起到斯巴达。虽然斯巴达民众倾向于援助西西里，但斯巴达的监察官和其他长官并不想伸出援手，只打算派使者去叙拉古阻止他们与雅典妥协——这无异于让西西里毁灭于雅典之手（VI.88）。在聆听了叛逃到斯巴达的阿尔喀比亚德的演说之后，斯巴达才决定立即派兵援助西西里人。阿尔喀比亚德说明了雅典远征的战略计划，并论证西西里人若无伯罗奔尼撒人的援助必败无疑，而伯罗奔尼撒此后也将遭遇同样的危险。他建议斯巴达人尽快驰援叙拉古，并在希腊大陆展开战事，再次入侵阿提卡，通过两条战线的牵制，由此将摧毁雅典现在拥有或将会拥有的力量，并“通过友善（eunoia）而不是通过武力”获得整个希腊的霸权（VI.91-92）。

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斯巴达人完全采纳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但迟至翌年夏季，斯巴达人才带着不到二十艘战船、不足七百名桡手和船员出发（VI.104，VII.1）。在他们出发前，叙拉古命悬一线：雅典五次战胜叙拉古人（修昔底德五次说到雅典人建立胜利纪念碑），并且通过修建城墙几乎封锁了叙拉古，由于没有从伯罗奔尼撒获得任何援助，叙拉古人失去了武力抵抗的信心，并且开始与雅典磋商投降事宜了（VI.103）。又是到翌年冬季时，斯巴达人才决定入侵阿提卡，因为叙拉古和科林斯人希望此举能够阻止雅典人增援西西里（VII.18），当然，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已是次年初春，距叙拉古人第一次求援已经过去近一年的时间（VII.19）。不过，斯巴达人由此开始全身心地积极投入战争，一方面迅疾地入侵阿提卡，另一方面向西西里大规模地运送重装步兵（VII.19）。斯巴达人态度的转变构成西西里远征的转折点，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很快就拖垮了雅典人（VII.28）。

雅典在叙拉古附近修筑的防御工事

斯巴达人的拖延，是因为他们迟缓谨慎的性格，还是因为当时是停战时期，或是因为没有看清自己的利益？在修昔底德看来，斯巴达态度的转变源于雅典与斯巴达在第一次战争（公元前431-422）与第二次战争（公元前431-422）中的不同角色。在第一次战争中，是斯巴达人首先撕毁三十年和约，而且罔顾雅典人提出的仲裁请求；在第二次战争中，是雅典人首先违反了公元前422年的和约，从公元前414年夏季开始，雅典军队在伯罗奔尼撒登陆，不断劫掠沿海城市（VI.105），而且他们拒绝斯巴达人提出的仲裁请求。斯巴达人认识到，因为他们在第一场战争中负有过错，所以会遭受惨败，甚至会发生派罗斯（Pylos）的灾难，而今雅典人所犯的过错就是他们之前的过错，必将会遭受他们之前遭受的灾难，于是他们开始热心地进行战争（VII.18）。斯巴达人自认为是正义的，并最终战胜了不义的雅典人，这令我们想起，在战争爆发前，斯巴达人曾求问神谕，神的回答是：如果他们全力投入战争，胜利属于他们，而且不论他们是否向神祈求，神都会帮助他们（I.118）。[13] 通过在对第二次战争的记述中显著地突出正义、尤其是神义的问题，修昔底德为狂舞的帝国主义套上了枷锁。

米洛斯对话中的帝国主义

修昔底德将西西里远征置于雅典人对米洛斯（Melos）的征服之后。战争进行到第六年时，雅典人就曾经想要征服米洛斯，因为米洛斯人是岛上居民，但是不肯屈服于雅典，甚至拒绝参加雅典同盟。虽然雅典蹂躏了米洛斯人的土地，但米洛斯人拒不投降（III.91）。米洛斯人是拉栖岱蒙人的移民，原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此后就公开敌视雅典。在战争的第十六年，即西西里远征前一年，雅典人再次发动了对米洛斯的远征（V.84）。和西西里一样，米洛斯人并未侵犯过雅典人的利益，雅典人纯粹是出于征服的欲望来远征米洛斯。雅典人兵临城下，在尚未破坏其国土前遣使与米洛斯人谈判，由此就有了修昔底德笔下唯一一篇对话。米洛斯对话作为言辞，西西里远征作为行动，构成雅典帝国主义逻辑的双峰。

图中黄色圆圈为米洛斯岛

米洛斯人清楚，雅典人名义上是谈判，实际上没什么可谈，雅典人实际是谈判的仲裁者，结局要么是战争，要么是沦为奴隶。因此，这篇虚拟的米洛斯对话是在强权政治的现实处境下对强权政治的诸前提进行的探讨，意在彰显正义与利益的张力以及帝国主义的逻辑。雅典人提出，谈判的原则不是正义，而是什么是“切实可行的/能够的”，正义仅当双方力量均衡时才存在，而强者会做自己“能够”做的并让弱者屈服。既然雅典与米洛斯力量如此悬殊，双方便应当考虑，雅典人能够对米洛斯人做什么，米洛斯人能够对雅典人做什么，明言之，雅典人能够毁灭米洛斯人，米洛斯人只能够屈服为奴。既然无法谈论正义，米洛斯人只能依据利益来劝说雅典人。他们指出，在危险中永远可以诉诸“合理和正义”，以此来说服敌人将是有益的，如果雅典人今天毁灭米洛斯，就是对“合理和正义”的毁灭，日后当雅典衰微之时，雅典也就无法说服敌人，只会受到最沉重的报复——雅典人毁灭米洛斯，日后将损害雅典的利益。雅典人则说，他们并不恐惧被其他统治者征服，他们只恐惧雅典的臣民叛乱并颠覆自己的统治，因为未来的征服者同样只会考虑利益而不是正义，而雅典人会明智地服从征服者的利益，正如他们现在期望米洛斯人服从他们的利益一样，那些反叛的臣民一心想的则是复仇。[14] 如果米洛斯人屈服，雅典不费任何麻烦就能统治米洛斯，而米洛斯人也就此获得保全，这对双方都有利。但米洛斯人提醒雅典人，米洛斯素来保持中立，与雅典人几乎毫无干系，既非雅典人的殖民地，也非雅典人的臣民，雅典毁灭这样一个城邦是不正义的。雅典人否认这一区别，雅典人的统治是普世的，只不过有些城邦更为强大，所以他们不敢去进攻，同时，雅典人还表明了征服米洛斯的利益所在：不但扩展了统治疆域，而且获得了安全保障，因为米洛斯作为岛国被大大削弱之后，就无法挑战雅典的海洋霸权了。米洛斯人只能再次诉诸雅典的利益，声称其他那些中立的城邦会由此成为雅典的敌人。雅典人并不担心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把那些大陆上的城邦看作威胁，它们因为自己是自由的而没想到防备雅典，像米洛斯这样的雅典帝国之外的岛国以及那些不满雅典帝国统治的岛国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它们最容易不理智，把自己和雅典拖入可以预见的危险之中。无论是诉诸正义还是诉诸利益，米洛斯人都无法再进一步辩驳了。

最后，米洛斯人把希望寄托在机运（神）和斯巴达人的援助上：机运会偏向米洛斯，因为神保佑正义者，斯巴达人则会出于羞耻前来援助他们的同族。由此引出了雅典人对神义和人义（斯巴达）的看法。雅典人否认自己的主张或行为悖离了人们对神的看法，他们同样享有神的支持：

因为我们认为，神看起来、人一直以来就清楚地表明是出于自然的强迫，去统治他能征服的任何地方。这一法则不是我们立的，它立下之后，我们也不是第一个遵行的；我们遵行这一法则，只不过是接受已经存在的法则，而且会把它留给后世直到永远，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旦获得像我们一样的力量，也会照此行事。（V.105）

雅典人的征服或以强凌弱完全符合神义，或说遵照神圣的法则。此外，雅典人指出，米洛斯人指望斯巴达人的救援，这是幼稚加愚蠢：

拉栖岱蒙人在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和本邦的政制时，他们最大程度地遵照美德行事；但对于他们处理其他邦的事务时[的做法]，一个人有许多可以说的，但可以至为清楚地用一句话概括：在我们知道的所有人里面，他们最明显地把快乐的看成是高贵的，把有利的看成是正义的。这样一种观念当然不会[带来]你们当前[期望的]不理性的拯救。（V.105）

对于雅典人对神义的反驳，米洛斯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对于雅典人关于斯巴达人的说法，他们也未作反驳，只是转而提出斯巴达会出于“自己的利益”前来援助，否则斯巴达人会失去朋友的信任并有利于敌人。但雅典人说，即便如此，斯巴达人并不会为此冒险。米洛斯人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雅典人消除了。但米洛斯人最终拒绝屈服，他们希望雅典人能保持他们的自由，并从米洛斯撤兵。雅典人发兵围城，米洛斯人对机运和斯巴达人寄托的希望果然落空。

米洛斯对话展现了正义与利益的关系、神义与人义的本质。它可以解释雅典人在西西里远征中的帝国冲动，也可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种种言行。不过，正如雅典人关于神义的说法所展示的那样，弱肉强食的“自然正当”并非雅典帝国主义的专利，它是普世的、永恒的法则，雅典人既非创始者，也非终结者。这一法则适用于神和人，适用于所有城邦，包括斯巴达。斯巴达虽然不如雅典那样张狂大胆、勇于冒险，虽然它满足于现状，不愿意走向战争，但它依然没有逃脱帝国主义的普世法则。只不过，斯巴达帝国主义的年龄比雅典帝国主义老得多，早在希波战争前，斯巴达就建立了在希腊的霸权（I.18），如今老帝国早已达到了势力扩张的界限，倘若越过界限，帝国主义自身就悄悄迈入了巨大的危险，正如雅典在西西里的灾难所表明的。[15] 伯里克勒斯曾告诫雅典人，雅典帝国不应只满足于统治同盟国，而应该统治整个海洋，把舰队开到它想去的任何地方（II.62）；他也曾告诫雅典人，如果雅典人不汲汲于扩张帝国，不主动把自己拉入新的危险中，雅典最终会赢得战争（I.144，II.65）。

结语

帝国主义即是强者为了利益以武力征服弱者。修昔底德展现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几乎所有政治共同体都难以逃脱帝国主义的普适逻辑。但我们并不能说修昔底德一定是一位帝国主义者，因为他毕竟为正义、神义留下了广阔的余地，从而提醒后世的帝国主义者们，要对神圣的惩罚保留一份畏惧。修昔底德所推崇的是伯里克勒斯式的帝国主义，一种未完全丧失节制的帝国主义（II.65），但伯里克勒斯式的帝国主义依然是武力扩张式的霸权主义。是否可能“通过友善而不是通过武力”成为帝国，这是修昔底德留给后世的难题。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文中夹注数字均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卷数和章节号，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3]文中凡《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引文，由笔者对照希腊文（所据版本为Carolus Hude，Thucydidis Historiae，Lipsiae，1913-1925）译出，翻译时参考了Steven Lattimore的英译本（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8）以及徐松岩、黄贤全的中译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J. de Romil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Philip Thody译，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3，P.17-24。

[5]熊文驰，《五十年危机：战争何时必然到来？》，《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第1-18页。

[6]战争开始后，伯里克勒斯命令雅典人把乡村的财产迁入城，不要出城接战，而要固守城垣（I.13）。斯巴达人两次入侵阿提卡，虽试图诱雅典人出城，但未能成功（I.18-22，II.47，55，59）。

[7]施特劳斯，《政治史学的意义》，见《经典与解释17辑：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1-24页。

[8]雅典人其实非常清楚，雅典获得帝国的方式是不正义的。战争第二年，雅典爆发瘟疫，雅典人试图与斯巴达人议和，伯里克勒斯极力劝阻说，议和无异于放弃帝国，会将雅典抛入巨大的危险，“因为你们现在拥有的帝国就像是僭政，似乎获得它是不正义的，放弃它则是危险的（II.63）。克里昂（Cleon）在米提列涅论辩中同样声称，“你们拥有的帝国是一种僭政”，人们的服从不是因为你们给予的恩惠，而是因为你们通过武力而不是友善获得的优越地位（III.37）。

[9]J. de Romily指出了这些段落，并提供了文本指引，见页83-85。

[10]福特，《统治的热望》，未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11]英国历史学这G. B. Grundy在上世纪初（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London，1911）提出，雅典是因为缺粮才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雅典四处扩张是为了确保下层的粮食供给，并阻止别人获得粮食。Romily反驳了这种观点，认为Grundy误将十九世纪英帝国的情况用来研究雅典帝国主义。参见J. de Romil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P. 71-74。

[12]J. de Romil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P. 74。

[13]这一点关乎斯巴达人的节制和对神法的敬畏，参见L.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 145-154。

[14]L.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P. 185。

[15]L.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P.191。

作者简介

彭磊，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古典政治哲学研究、柏拉图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等。发表论文《色诺芬论苏格拉底的中间道路》《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战争》《哲学家与政治家的差异：施特劳斯与科耶夫争论再思考》《从<卡尔米德>的开场看苏格拉底的节制》等，出版专著《苏格拉底的明智：〈卡尔米德〉绎读》《哲人与僭主：柏拉图书简研究》等。

延伸阅读

苏格拉底的明智：《卡尔米德》绎读

彭磊著

华夏出版社，2015年5月

ISBN: 9787508084961

哲人与僭主：柏拉图书简研究

彭磊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

ISBN: 978756752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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