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方婴|沃格林为何看重维柯？

Original 贺方婴人文共和 2020-09-04

编者按：本文原是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六：革命与新科学》（修订版）（2019年9月）中译本前言，感谢贺方婴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号推送。

维科（1668-1744）

维柯（1668 – 1744）被称为“有史以来西方思想史上最为神秘的哲人（the most enigmatic philosopher）”。[1]童年的维柯特别淘气，据他亲撰的《维柯自传》记述，7岁时，他意外地从楼顶摔下来，差点丢了命。休养整整三年后，淘气的维柯在学习上开了窍，一路名列前茅，提前进入耶稣会办的中学，师从多位耶稣会导师。

中学毕业后，维柯给一个主教的两个侄子做了9年家庭教师。在这段他称为“幽居生活”的时期，维柯读了大量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以及晚近的新派学人著作。1694那年，他从那不勒斯大学毕业，获民法和教会法博士学位。30岁那年，维柯竞聘为那不勒斯大学拉丁修辞学教授。

40岁时（1708），维柯决志写一部大著，拟名《关于人类原则的新科学》，这个书名宣示了维科的抱负，即确立“一门可以与自然科学相匹敌的有关政治的科学”。这一志向直到他57岁那年才实现：1725年该书首次出版时，书名是《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简称《新科学》），[2]距离维柯着手写作此书已然过去了17年。

可是，在直到去世前的近20年里，维柯一直不断地修改《新科学》，共修订了九版，今人看到的是他去世后才付印的第三修订版（1744）。可以说，维柯的《新科学》是未定稿，正因为如此，“天才的洞见”与“肤浅”的看法才杂糅在一起，文本甚至有相互抵牾的“混乱”。[3]面对时代给出的思想难题，维柯的思考历程具有不断自我修改的特征。

维柯（Giambattista Vico）与他的《新科学》

沃格林一生的思考与维柯非常相似，这不仅指他的写作历程同样多次自我修改，而且多卷本《秩序与历史》同样未完成。毋宁说，他与维柯一样有从根本上解决时代给出的思想难题的抱负。我们甚至有理由说，沃格林自觉继承维柯的志向，否则他不会在出版芝加哥大学讲座稿时最终定名为“新政治科学”（讲座名称为“真理和代表”），尽管《新政治科学》中并没有出现过维柯的名字。

在8卷本“政治观念史稿”中，唯有第六卷的标题挪用了维柯的书名，恐怕深有寓意：面对“革命”日益频繁的纪元，有必要建立一门可以与社会科学相匹敌的有关政治的科学。由此不难理解，沃格林对维柯的《新科学》评介极高：“如今公认是一种关于历史与政治的现代哲学的伟大开端”[4]。

沃格林（E.Vögelin）《政治观念史稿·卷六：革命与新科学》（修订版，谢华育译、贺晴川校）

其实，沃格林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思想史的实情。因为，维柯生前的影响终其一生也没有跨过阿尔卑斯山北麓，去世后在欧洲学界也长期无名。即便他的后世同乡克罗齐（1866 -1952）将他从历史的尘埃中打捞出来，也没能让维柯获得很大的声誉。有研究者推测，卢梭在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秘书一职的任上时，曾接触到维柯的思想，其著《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与起源》明显有《新科学》的影子。尽管如此，这一猜测从未得到证实，卢梭的全部著作中亦从未出现过维柯的名字。

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Croce, Benedetto, translated by Collingwood, R. G (1913)

毋宁说，沃格林作为政治思想史家首次给与了维柯应有的思想史地位。如今的知识界人士看重维柯多半是因为伯林的推举，实际上，沃格林的评价不仅早于伯林，而且见识高低和品质都判然有别。

沃格林为何如此看重维柯？尤其是他为何要在“第六部分：革命”这个标题下讨论《新科学》？难道沃格林要让维柯的《新科学》与18世纪后期以降的一系列欧洲革命扯上关系？换言之，沃格林难道要在革命与维柯之间勘探出一条什么样的隐秘暗道？

这是值得我们在翻开第六卷之前沉思的问题。

《政治观念史稿·卷六》英文版

《革命与新科学》共四章，第一章“离经叛教”接近50页（按中译本计），第二章“分裂的民族”最短（10页多一点儿），第三章“维柯：《新科学》”和第四章“英国对具体的探索”篇幅相当，都不少于80页。但第四章内容杂多，与第一章“离经叛教”一样，涉及思想史上诸多人物。相比之下，维柯一人所获得的篇幅明显太过突出。即便从整个8卷本“政治观念史稿”来看，获得如此特别关注的思想人物屈指可数：论述维柯的篇幅甚至超过马基雅维利，与维柯相当的仅博丹（卷五）和马克思（卷八），孔德则位居榜首。

英文本编者告诉我们，8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并非定稿，现有第四章的题目和章节的准确顺序可能并不完整，而且这一章也是第七卷“新次序”的一部分，曾经以“科学主义的源头”单独发表。沃格林用作本卷结束篇的第四章曾因作者本人的不断扩写和修改，显得杂乱无章，尽管如此，此章在结构设计上紧随第三章“维柯《新科学》”很可能意味着，维柯的《新科学》对现实行动的影响，必须结合对英国在政教分离后引发的社会和政治的无序来考察才看得清。换言之，纵然维柯的思想在历史中并没有跨过阿尔卑斯山北麓，维柯依然天才地预见到了18世纪后的欧洲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英国的政治无序充当了维柯《新科学》恰如其分的注脚。

由此可以理解，沃格林为何会认为，维柯的持久重要性在于确立了“一门关于政治和诸种观念的科学之新基础”[5]。由于传播的局限，维柯思想未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发生实际的政治影响，但是，这位意大利的思想巨人以无可比拟的深刻构造了一门研究人的崭新科学。沃格林意在重新开启如下的问题：“维柯的伟大体现在哪里？是什么阻止了他的著作在当时发挥影响？又是什么阻碍了后人认识到他的价值”[6]。毕竟从维柯开始，人由笛卡尔式的理性存在转变为神意之下的历史存在，抽象存在的人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客观科学的语境中来看待。因此，沃格林认为，维柯理论的“核心是一种哲学人类学”[7]。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

第三章《维柯：新科学》作为第六卷的核心章节分为11个小节和结语，沃格林从意大利的历史政治处境的叙述开始引入维柯的《新科学》。他指出，维柯所在的意大利半岛实际上比北方提早几个世纪孕育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由于意大利与北方国家（主要是德意志、法兰西和西班牙）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差异和严重矛盾，尤其是随着15世纪法国入侵并占领意大利，这个原本有望率先进入民族国家的意大利才“令人费解地延缓”了历史进程。

意大利是15世纪城邦政治单位向18世纪的民族国家迈进历程中的一个意外特例或者说旁观者。但是，作为碎片化政治单位的意大利迟迟不能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同时，意大利思想界却群星璀璨：从马基雅维利、奎恰迪尼、布鲁诺、康帕尼拉到伽利略和维柯，个个在欧洲思想成长史上赫赫有名。沃格林提醒读者，对意大利要谨慎使用“衰落”这一负面表达。尽管“城邦政治文化同走向民族统一的趋势之间的矛盾”使得意大利在关键时期没能形成民族国家，从而未能获得更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政治组织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的思想家们没有这样的热望。

沃格林建议我们应该注意，在这些“独立于社会的”知识个体的热望与“两种政治文化”产生的严重冲突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鸿沟：

“两种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是一个严重事件。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的制度，不会因为知识个体这些独立于社会的人士所带来的力量，就能在一夜之间适应新的要求。”[8]

除了城邦政治单位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意大利还要面对惨烈的“反宗教改革同宗教改革和世俗科学的争斗”，这使得意大利走向民族国家之路难上加难。沃格林从世界史的视角建议我们对比日本和法国，前者的成功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沃格林意味深长地说：

“没有哪个西方民族在面对迫近的灭绝时，以类似的方式掌握了自己的政治命运。”[9]

至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法国则用了整整一百年来处理棘手的问题：直到路易十四执政期，法兰西经历了八次内战，并卷入三十年战争的泥淖。为了形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法国在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 -1642）摄政时期就走上了建立绝对王权政制之路。然而，路易十四对新教徒的镇压，以及随后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思潮在法国引起的激荡，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结束都余波未尽，保皇派与革命派不时爆发内战。

对于维柯时期的意大利而言，政治情势和知识环境更为复杂。沃格林认为，尽管维柯的思想与北方国家的独立发展进程在某些细节上有惊人的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维柯实际影响了欧洲政治观念的进程。维柯思想也并非横空出世，关于文明与衰败的讨论，尤其18世纪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论争，在《新科学》问世前的200年间就已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本卷对产生维柯《新科学》的思想土壤的关注和讨论，显示出沃格林比克罗齐和秦梯利这类世俗的进步论者有更为深广的观念史视野。这些进步论者既不能接受历史进程将终结在“比历史初期的原始野蛮更为糟糕的思想野蛮”中，又不能接受维柯的神意观，将俗史限制在基督教的神意之下。沃格林批评他们意识不到维柯方案的优点：维柯并不急于回答“未来进程的问题，将之留给后人”。这让笔者想到，卢梭似乎与维柯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在回应《论科学与艺术》的批评者指责他不应该在文中公布与一般意见不同的观点时反驳说：“我认为应该留点骨头给孩子们……”[10]沃格林自己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是否也有这样的意图？

卢梭（1712-1778）

然而，卢梭跟法国大革命脱不开干系，与此不同，比他早半个世纪的维柯“这个孤独的天才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期盼反叛启蒙和理性”[11]。沃格林认为，由于维柯有坚定的天主教信仰和意大利人的强烈爱国心，这位孤独的思想者无需亲眼目睹启蒙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就已经天才地预见到，西方叛教运动将会导致何种灾难性后果。就此而言，第二章“分裂的民族”篇幅虽短，却相当重要。它被置于论维柯章之前，也绝非随意安排，因为，这里的“民族”指整个基督教欧洲。

沃格林将维柯的天才预见归因于欧洲文明统一体的思想裂痕：18世纪之初，预兆才刚刚出现，维柯就观察到了这一裂痕，并尝试以《新科学》重建即将崩溃的精神秩序。因此，在沃格林看来，《新科学》超越了同时代人的眼界：“这一尝试所体现的深邃洞察以及形而上学的优点”，直到一百年后的谢林在1812年写出《时代》（Weltalter），才能与之匹敌。

谢林《世界时代》（又译《时代》）

不过，领先于自己的时代还不是维柯最伟大之处。那么，维柯的伟大到底体现在哪里？这是沃格林在第六卷要回答的问题：本书第一章“离经叛道”展示了历史哲学取代历史神学的一幕，要衡量《新科学》的功过就得细看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之间的厮杀。在笔者看来，无论对理解维柯还是沃格林自己，搞清这场厮杀的种种细节都至为重要。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Theodore A. Sumberg,“Reading Vico Three Times”，Interpretation 17, 1990: 347-54.

[2] 《新科学》的书名也是几经删改，在第二版（1730）和第三版（1744）中删掉了第一版标题的后一个插句。第三版标题是《维柯的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在维柯去世后六个月才出版。目前学界通行的意大利原文本便是以第三版为底本。详见《新科学》中译本的“英译者引论”，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 Frederick Vaugha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2，P.3.

[4] F. Vaugha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p.3.

[5] Ibid, p.17.

[6] 维柯：《新科学》，前揭，页96。

[7] 维柯：《新科学》，前揭，页97。

[8] 维柯：《新科学》，前揭，页93。

[9] 维柯：《新科学》，前揭，页93。

[10] 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注意到了卢梭的这个说法，他在卢梭专章中特意引了这句话，见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006/2016/2018，页267，注20

[11] 维柯：《新科学》，前揭，页115。

作者简介

贺方婴，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古典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2019年）牛津大学古典系访问学者（2017）。近年专注于研究古希腊史诗与悲剧，近代欧洲哲学研究。专著《荷马之志：政治思想史视野中的奥德修斯问题》，译著《卢梭的榜样人生：作为政治哲学的<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