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豳风》文图与诗赋传统的构建及演变

Original 许结人文共和 2020-09-04

编者按：本文原载《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感谢许结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众号推送。

摘要：在文学史上，赋与诗的最初结缘在汉人的“古诗之流”说，汉赋引《诗》的功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形成了抽象的赋教传统。而随着晋、唐《诗经图》特别是《豳风图》的绘制，包括历代绘图与用图的承续，并围绕其图而创制的《豳风图赋》，又将汉人于赋域抽象的用《诗》取“义”变为具象的论《诗》成“体”，其图文关系揭示了赋源于诗的另一面向。由于《豳风图》作为“经图”及《豳风图赋》的经义观，正与诗赋文人化发展趋势相左，受到必然的轻视，但其内涵的“王政话语”与诗赋文学的本质关联，却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耐人寻味。

关键词：《豳风图》；赋与图；古诗之流；赋教传统；历史演变

宋· 马和之《豳风图》（局部）

自汉人确立“赋体”并陈论批评时，已将“赋”与“诗”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源流本末意识的“诗赋传统”，然其言“诗”，实《诗》三百之谓。随着汉赋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崛兴，在赋体自身的衍化过程中，尤其是东汉迄魏晋以降，辞赋创作又出现了“赋的诗化”与“诗的赋化”现象，这却是溢出《诗经》范畴的更为广泛的诗赋领域，呈现出技法与风格的融通。但尽管如此，《诗经》在赋域中的主旨功能却始终或隐或显得徘徊其间，致使历代赋论批评或以赋渊承于《诗》旨而美其义，或以赋丢失《诗》旨而抑其体，或以赋超越《诗》域而美其辞，或又以赋归复《诗》志而明其本。在此纷繁复杂的承变过程中，因《豳风图》的绘制与围绕其“图像”创制出的《豳风图赋》，则为此课题打开具有“文图”互访的一个新视阈，并由此反思赋史历程，于中探寻古老话语“赋者，古诗之流”的旨趣，以及其在演变过程中由抽象到具象的意义与困惑。

《豳风图赋》：文图个案启示

在中国古代文图关系史上，魏晋以降迨至唐、宋迄清，《诗经图》的绘制以及围绕其图像的语象文本，为常见现象，然与“赋体”因缘的创作，却凸显于《豳风图》的撰绘与《豳风图赋》的书写。就赋史而论，这一现象也出现的很迟，即清代才有围绕《诗经》之《豳风图》而题写的《豳风图赋》。据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的收集，清人有律体《豳风图赋》六篇，分别是魏允迪（拟应制）、彭邦畴（以“七月之诗，风化所由”为韵）、杨棨（以“所其无逸，乃亦有秋”为韵）、浦曰楷（仅存摘句）、钱福昌（以“周公陈王业之艰难”为韵）、赵新（以“先知稼穑艰难”为韵）的同题作品[1]。另，《赋海大观》收录连瑞瀛（以“所其无逸，乃亦有秋”为韵）一篇与无名氏四篇《豳风图赋》[2]。而这一滞后的创作是否有助于开解“诗赋传统”这一问题，并由此追溯一段创作历程，有必要先录几则清人赋文如次：

《历代辞赋总汇》

万古农桑之计，七篇衣食之谋。……看挥洒兮淋漓，画工克绚；信谋猷之具备，穑事维艰。方今圣天子万几兢业，九宇乂安，宸念时廑夫宵旰，民情悉泯夫暑寒。俗劝则农桑克务，恩覃而雨露承欢。人安耕凿之天，不知不识；帝策治平之业，其慎其难。（钱福昌《豳风图赋》）[3]

昔者元公初基，冲王当宁。宴处宫廷，不分禾黍。……恐忘后稷之勤，将坠公刘之绪。乃作《豳风》一篇，使瞽矇朝夕讽诵于王所。后世令主，古训有思。……遂召画工而图此，示艰难不可以不知。其图乎农事也……其图乎蚕事也……披此图也……如见豳馆之几筵，如遇豳民于陇亩。……今考为此图者，前有阎立本之墨妙，后有赵孟頫之笔遒。塔失不花，册并流播；林君子奂，卷亦长留。此由元英宗之留心稼穑，明宣德之寄意田畴。然岂若我皇上不待箴警而自关民瘼，郅治永著于千秋。（杨棨《豳风图赋》）[4]

若夫豳风之有图也，……谁欤作者，司马绍先阎立本而传；亦有继乎，林子奂为赵孟頫之亚。莫认寻常藻绘，须知意重心长；未谙家室绸缪，请鉴笔耕墨稼。（赵新《豳风图赋》）[5]

风以达情，图维徵实。目击而存，心藏于密。抚兆姓以忧勤，摹一篇而继述。在治忽观古人之象，创始有虞；先稼穑知小民之依，如陈《无逸》。……别具深心，董策贾书之旨；群推妙手，曹衣吴带之风。（彭邦畴《豳风图赋》）[6]

阅读上引赋文，可谓同心而异词，同心者在追寻《豳风》“诗”与“图”之本义，即知稼穑艰难；异词则从不同的侧面演绎了“诗·图”故事。这其中有几层意思值得考述：

首先，在赋中作者反复提及“今圣天子”、“我皇上”等对今上的赞语，正是赋家致用观中借古以喻今的写作特征。落实到赋文所叙之《豳风图》，清人作赋以颂德的一个历史节点，正是乾隆帝曾令沈源、唐岱合笔《豳风图》一轴、郎世宁、沈源、唐岱绘《豳风图》一轴，以及周鲲画、张照书《豳风图》一卷。此外，又有《御制豳风图并书》一册，有梁诗正题跋谓“既以积岁之功为诗经全图，复念《豳风·七月》陈王业之艰难，所言农夫女红，趋世附时，勤力务本，尤为亲切有味”[7]。由此可见，《豳风图》历朝均有绘制，而在赋史上一直到清朝才出现多篇《豳风图赋》创作，实与乾隆《御笔诗经图》（三十册）以及对《豳风》诗的赞述有极大的关联。

其二，由清人上溯前朝，《豳风图》的制作早已成为《诗经图》中的一个重要创作题材。前引杨棨赋文中“前有阎立本之妙墨”与赵新赋文中“司马绍先阎立本而传”的相关描述，所展示的正是这一图绘的历史。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晋明帝司马绍有《豳风图》，继后唐人阎立本绘制其图，为后世所本。到了宋元年间，南宋人马和之与元人林之奂的《豳风图》最为著名。马图取材《七月》诗，分十七段，十七个情节，画幅中央为农耕者，右幅则在秀丽风景中，有劳作者，有游走山水者；左幅则有奏乐赏音，饮酒怡情的场景，呈现出宏大的农蚕耕织图画[8]。林图两卷，由“七月流火”等五部分组成，有解缙、张肯、申时行、凝远等人题跋，如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吴宽曰：国初林子奂作《豳风图》，……学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略而总题之”[9]，该卷端首有乾隆御笔“王业始基”四字。至于《豳风图》的传播，如《元史·高宜传》载英宗时“塔失不花以《豳风图》呈进”[10]、明宣宗朱瞻基“阅内库书画，得元赵孟頫所绘《豳风图》，赋诗一章。命侍臣书于图右，而揭诸便殿之壁”[11]，以及宋濂跋赵孟頫《豳风图》谓“臣濂侍经于青宫者十有余年，凡所藏图书，颇获见之。中有赵魏公孟頫所画《豳风》，前书《七月》之诗，而以图继其后。皇太子览而善之，谓图乃方帙，恐其开阖之繁，当中折处丹青易致损坏，命良工装褫作卷轴，以传悠久，屡下令俾臣题其末”[12]，均记述了在清乾隆前《豳风图》的流传情况。尤其是上引杨棨赋文中所述“元英宗之留心稼穑，明宣德之寄意田畴”，以及对当朝皇帝的颂赞，均在治政者“寄意田畴”而“留心稼穑”，这是“王业始基”的大事，所以赋家的讴歌与画家的绘饰，其关键还在《豳》诗本身的价值。

其三，画师绘制《豳风》图像与赋家颂赞之文，尤其是对其首诗《七月》的重视，究其根本旨意自宜回访《豳》诗本义。考《豳风》七篇，分别是《七月》《鸱鸮》《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七月》居首，最为要紧，以致后世绘《豳风图》，多为《七月》图（如马和之）。有关《豳风·七月》的创作背景及思想主旨，《诗·豳风·疏》引《毛序》：“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13]所言“周公遭变”，指周公因管、蔡流言，辟居东都事。“陈王业”，则指周公辅佐年幼之成王，劝其戒逸勤农以固本的意旨。又，《汉书·地理志》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14]又据《史记·刘敬传》“公刘避桀居豳”[15]，可知《豳风》诗直接公刘传统，喻示周人开辟之“好稼穑，务本业”的“大业”。此外，《后汉书·王符传》引《潜夫论·浮侈篇》云：

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妨萌，以断其邪。……《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

李贤注曰：“《七月》，《诗·豳风》也。大谓耕桑之法，小谓索绹之类。自春及冬，终而复始也。”[16]此解《七月》诗意，亦秉承汉人尊奉周公作《七月》之诗的经义思想。对此，王安石《诗义钩沉》有较为形象的说法：

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17]

这又由《七月》一诗，推扩于天地人伦之节度，已具社会教化的普遍意义。因此，历代画师绘饰与大臣进呈《豳风图》，乃至皇帝（如元英宗、明宣宗、清高宗）对“图”的重视甚至题咏，虽个中不乏图画形象演绎与展示诗意的艺术性，如彭邦畴《豳风图赋》谓“群推妙手，曹衣吴带之风”，然其主旨，仍在对上讽颂其勤政爱民，对下则重在劝课农桑。由此再看围绕《豳风图》的赋家创作，不仅以为图示“王政”较“瞽箴”“矇诵”更为形象而直接，而且无不阐明“莫认寻常藻绘，须知意重心长”（赵新《豳风图赋》）的治国理政的深意。与《豳风图》类似的还有大量的《农桑图》的绘制，所以清人浦曰楷于《豳风图赋》称述“桑柘树人家之外，果然极意描摹；瓜壶悬耳目之前，偏觉神传阿堵”的同时，又作《农桑图赋》叙写“披从宋殿阶前，耕夫宛若；展向汉宫池上，织女肖之”，强调“岂不以民生是计，国政攸关”[18]。可知无论是图像，还是语象，所呈现的旨趣，仍不脱离《诗》义的本根。

明·文徵明《豳风图》（局部）

如果从《豳风图赋》回观《豳风图》，再上溯汉人“古诗之流”说，可得一启示，即这一诗赋关联的文图个案，是《诗》义入“赋”的再阐，也是赋家经学思维的重新演绎。

“古诗之流”：写赋用《诗》商榷

从广远的赋史考论，清人《豳风图赋》对《豳风图》的诠释，要在以赋文解《诗》“图”而明其“义”，追溯其本原，无疑源自汉人以《诗》衡“赋”的经学思维，或者说汉人评赋重《诗》，乃为围绕《豳风》之赋图互文的批评发韧。读汉人以《诗》评赋，最典范的论述就是班固《两都赋序》开篇所引述的“赋者，古诗之流也”，将赋体与《诗》三百篇结缘，成为后世赋学批评的一条主线。前贤释“流”二义，一则流裔，有传承或支流的意思；二则流别，即类别或同类的意思。结合《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道家者流”，当取第二“义”更切合，说明汉人眼中赋与《诗》属同类。由此思路，可以明确汉人以《诗》衡“赋”,非辨“体”以考“源”，乃尊“体”以尚“用”。汉人以《诗》衡“赋”的批评，皆从功用上来，例如刘安评屈原赋“《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离骚传》）[19]、司马迁评司马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20]、扬雄赞述“诗人之赋丽以则”，反对“辞人之赋丽以淫”[21]，以及班固《两都赋序》继“古诗之流”分两扇以明赋之用，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皆此统绪。但是，观其“讽谏”、“丽则”、“雅颂”诸说，其秉承《诗》之传统，亦多为抽象之词。如何以赋体书写《诗》的传统而使之具象化，后世的《诗》图“赋”说如《豳风图赋》以题“图”的方式呈现，诚为例证，然追溯到汉代，其具象化则是赋体摘句用《诗》之法。因此，探讨后世的《诗》图及赋的互文，宜先明瞭汉人《诗》赋互文以取义。

班固（32-92）

据统计，汉赋引《诗》取义，西汉赋取“风诗”较多，东汉赋取“雅”“颂”较多，以东汉为例，赋引“风诗”多“抒下情”，“雅”“颂”则偏重“宣上德”，如张衡的《二京赋》，则《西京》多讽，则引“风诗”多，《东京》赞述礼制，故偏重引证“雅”“颂”诗句。无论所引何诗，汉赋用“经”取《诗》都在引其“词”与取其“义”两端，然引“词”之本质，仍在取“义”[22]。仅就汉赋引“风诗”来看，其涉及颇广，可谓遍及“二南”及诸国风，其中《豳风》诗义占较为显著的地位。例如班彪《北征赋》未及《豳风》诗，但言及“公刘”之德，却有取《豳》诗之义。如谓：

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赋中“慕《公刘》之遗德”语虽明引《诗·大雅》篇名，但却潜用了《豳风》悯农勤政之义。据《文选》李善注：“《汉书》右扶风栒县，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治邑也。栒与郇同。豳与邠同。”[23]又《毛诗序》：“《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莅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郑笺》：“公刘者，后稷之曾孙也。夏之始衰，见迫逐，迁于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摄政，反归之，成王将莅政，召公与周公相成王，为左右。召公惧成王尚幼稚，不留意于治民之事，故作诗美公刘，以深戒之也。”[24]《史记·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索隐》：“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25]“及《行苇》之不伤”之《行苇》虽亦《大雅》篇名，然亦以颂“公刘”之德，而与《豳风》意通。清人赵翼《陔余丛考》“汉儒说诗”谓：“《行苇》，班叔皮《北征赋》曰……王符曰：‘行苇勿践，公刘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犹感德。’是汉儒皆以为公刘之诗。”[26]赋家所取《诗》义，也是汉人经学思维下的共识。

与之不同，如张衡《定情赋》则取《豳》诗之词，却延伸其义。如谓：

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27]

张衡（78-139）

其错综兼取《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卫风·氓》“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词语，以宣发一种违时错位的人生凄凉哀婉的情绪。汉末繁钦《愁思赋》云“零雨蒙其迅集，潢淹汩以横流。听峻阶之回溜，心沉切以增忧。嗟王事之靡盐，士感时而情悲。愿出身以徇役，式简书以忘归”，取词《豳风·东山》“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与《郑笺》：“归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同义[28]，是用《诗》词，借《诗》情，以表达赋者忧愁苦闷之意，亦与前引张衡赋情相埒。当然，赋家于《诗》用词取义，又缘赋文情境，如张衡《东京赋》“春日载阳，合射辟雍”一段文字，首取《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语，以开启书写天子和诸侯臣子于阳春三月在辟雍宫举行大射之礼，则具授时行政的颂美之意。所以汉赋引取《诗》义，既有拟效，也有利用，这又决定于《诗》对赋的原始约制与赋于《诗》的脱缰现实。

葛洪（284-364）

从辞赋的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导向看，这种“脱缰”于“诗教”的现实突出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华词说”。如葛洪《抱朴子·外篇·钧世》谓“《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也。……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29]比较《诗》与汉晋赋，赞述华词，已为批评趋势。尽管赋论批评也尝兼顾《诗》“义”与赋“词”，提倡“丽词雅义”，但赋家创作所必须的“铺采摛文”导致的对“丽词”的追求以及评论的赞美，显然游离了《诗》义，于是因其夸饰近“虚”，左思《三都赋序》又曾批评汉人“侈言无验，虽丽非经”[30]，也是有鉴于此。二是“比类说”。汉赋创作体物叙事，具有明确的兼物与事的“比类”意识，所以溢出《诗》教的“比类”批评成为赋学史一明显趋势，如曹丕《答卞兰教》所言“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三国志·魏志·卞后传》注引《魏略》）[31]，已启端绪。后世如袁枚《历代赋话序》“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32]，复与陆次云所谓“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的“赋代志乘”说相埒[33]。这种对赋体呈现的“物类”与“事类”的强调或彰显，在客观上淡褪了汉人写赋本《诗》的功用与义理。三是“图像说”。对赋的拟“画”批评，始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评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而结合《文心雕龙》中的论“绘”语如“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物色》），以及评述文章与图画的关系如“绘事图色，文辞尽情”（《定势》）、“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情采》）[34]，其中“随物”、“图色”与“形文”，亦与赋体契合。因为赋似图画的一个描写原则就是构象，包括物象（体物）与事象（叙事），尤以物态的呈现为本质特征，所以清人刘熙载《赋概》比较诗与赋的不同点时说“赋取穷物之变”，并将赋体与诗体比较以陈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35]这种图像化批评在古代大量的赋学评点中反复出现，同样成为赋论史的一个导向，并在近世论赋撰述中得到系统的强化。例如张世禄在其文学史著中说：“吾国文字衍形，实从图画出，其构造形式，特具美观。词赋宏丽之作，实利用此种美丽字形以缀成。”[36]也正因为赋宜展示事物，诗宜表达情声，诗之所长，或亦赋之所短，所以朱光潜承续前人“赋”与“画”的批评，在《诗论》第十一章《赋对于诗的影响》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赋大半描写事物，事物繁复多端，所以描写起来要铺张，才能曲尽情态。因为要铺张，所以篇幅较长，词藻较富丽，字句段落较参差不齐，所以宜于诵不宜于歌。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图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37]这或许是论赋图像化的极致，但却正因其以表象的视觉掩盖了内在的思考，这一批评也导致了对赋体用《诗》本义的游离。

由华词、比类、图像三种论赋批评看其脱缰于《诗》教的现象，又启示我们另一批评视角，即由以“赋”为“图”的批评再到用“赋”解“《诗》图”（《豳风图赋》）的创作，是否内涵着赋体图像化批评在“文·图”关系中对《诗》义的回归。这或许可从古人对赋体“华词”与“比类”的批评中，得到相对的印证。试举几则评赋语如次：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挚虞《文章流别论》）[38]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刘勰《文心雕龙·诠赋》）[39]

赋者，古诗之流也。……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龟。（白居易《赋赋》）[40]

愚谓骚人之赋与词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可则。……唐宋以下，则是词人之赋多，没其古诗之义，辞极丽而过淫伤。（祝尧《古赋辩体》卷三《两汉体上》）[41]

议者谓古无志乘，爰尊京都，志乘既兴，兹制可废。蒙窃惑焉。……爰奋藻以散怀，期无戾于古诗之旨。（程先甲《全陵赋序》）[42]

引文前四则皆因缘于赋之“华词”而论，后一则直接针对“比类”批评，然其思想指向无不归复《诗》“义”，是对赋创作与批评脱缰于《诗》轨的纠正与反思。与比较单调的赋论尊《诗》的话语相比，清人围绕《诗经图》具有集聚特征的题图赋书写，其对汉人“古诗之流”说的追摹及形象化的阐发，是否有更丰富的创作论的意义？对其构建与局限的审检，尚须归复于比附《诗》“义”的赋“教”传统。

王政话语：聚焦赋教主旨

追寻赋为“古诗之流”的渊源，存在着诗赋互文取义的特点，无论是从先秦的“赋诗”到楚汉的“作赋”，皆统合于王政话语。以周朝“瞽矇”为例，一则如《周礼·春官》谓“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弦、歌，讽诵诗”[43]，一则如《国语·周语》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44]，包括“诗”“赋”在内的讽诵审音，为其职能，均属王政的“乐教”。迨“天子失官”，继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称《诗》喻志（赋诗言志），诚如《汉书·艺文志》所称“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45]，这既说明“贤人失志”赋游离于王政、“侈丽闳衍”赋丧失了《诗》义，又喻示了汉代赋家从创作主体意识上对《诗》义的归附以及赋属王政话语的再造，这在汉赋的创作与批评均可得到印证。就创作言，汉赋继楚人的词章却改变楚赋抒发个人情怀，而拟效周朝政书、礼书来成就其涵括六合、铺陈事物的创造；又借助楚人的情采与体式，改变周人政论与礼制文章并着力于夸饰形容，成就其以军国大事为题材的文学性创造。就批评论，在于汉代赋家“大汉继周”政治观念的确立与历史意识的形成，由继楚转向继周的阶段性变迁。刘熙载《艺概·赋概》云：

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46]

刘熙载（1813-1881）

这与前引《汉志》说法相契，即赋之“言志”所衔接的时代变迁是“贤人失志之赋”的楚赋，属“衰世之文”，“言志”切合的是东周“风、雅”之诗的衰变意识；由此逆向上推，“喻志”（言志）衔接“讽谏”时代的“瞍赋矇诵”，体现的则是“赋”参与“王政”以代“王言”的意义。班固《两都赋序》论汉赋直继周室“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而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雅颂之亚也”[47]，正与《毛诗序》所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相契，既是“大汉继周”的典型表述，也是赋为“古诗之流”的具体呈现。

而从文图关系看赋、图与《诗》的互动，《豳风图》及其题赋仅一个案，然其所包含的文学与艺术史的意义却不限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人以“一代文学”之赋衔接周诗，而唐人又以“一代艺术”之图衔接周诗，有着汉、唐帝国王政话语的特殊意义。如前引《历代名画记》所载晋明帝司马绍有《豳风图》，唐人阎立本绘制其图为后世所本，宋元以降大量绘作的出现，成为“诗经图”蔚然行世的一大创作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行王政为标志的“图像”呈现，具有共相的特征，即指向周朝的王政（周德）。例如唐初太宗朝阎立本绘《豳风图》之于《诗经·豳风》，又绘《职贡图》（王会图）之于《逸周书·王会篇》，唐玄宗朝宋璟上《无逸图》之于《尚书·无逸》等，而围绕诸“图”后世又创制出大量的《豳风图赋》、《王会图赋》与《无逸图赋》，绝非偶然现象。至于唐代贞观十七年太宗命阎立本于凌烟阁绘二十四功臣图像，以及太宗为秦王时及玄宗朝两度绘制“十八学士图”，皆以图像彰显功德，盛况空前。当然，犹如《豳风图》初绘于东晋明帝司马绍，《职贡图》亦初绘于梁元帝萧绎，且“学士图”也始绘于南朝，所以前人对唐代图绘的草创性有质疑，如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九《图画学士不始于唐太宗》即以《十八学士图》为例，认为：“《封氏闻见记》，唐太宗为秦王时，使阎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为赞，世所传《十八学士图》是也。然《南史·王亮传》，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使工图其像。《北史·魏收传》，齐孝昭帝起玄洲苑，画收于阁上。则图画学士，六朝时已有之，太宗特仿而为之耳。《翰林盛事》，开元中拜张说等十八人为学士，于东都上阳宫含象亭图其形，系以御赞，此又仿太宗故事。”[48]尽管唐人绘图取效南朝，但根据史述均不关注偏安一隅的前朝，而是赞美当朝的创造，尤其是围绕这些图像的歌咏，包括赋颂，也无不以唐图为宗，即赞美唐太宗之本事及“阎立本之妙墨”，以彰显盛世气象与王政话语。究其因，如张彦远《叙画之源流》所言“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49]，即唐人赞述“图画”彰显王政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诗经图》的兴盛，正与这种图像尊经义以明政教的思想相关。例如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图画名意”云：“古之秘画珍图……典范则有《春秋》《毛诗》《论语》《孝经》《尔雅》等图……观德则有《帝舜娥皇女英图》……忠鲠则隋杨契丹有《辛毗引裾图》……高节则……宋史艺有《屈原渔父图》……”[50]其首尊“经图”，是彰显其经义化的图绘观。缘此，宋濂《画原》叙述绘画历史谓：

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或像《论语》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晋齐梁之间，《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烈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者焉。世道日降，人心浸不古若，往往溺志于车马士女之华，怡神于花鸟虫鱼之丽，游情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51]

据史载，明洪武九年（1376）冬十一月，宋濂跋赵孟頫《豳风图》并上呈皇太子，《豳风图》的功用正与他的论绘思想统一，是经义化的王政理想。因此，王应麟《玉海·艺文》载录《无逸图》引《崔植传》：“长庆初，穆宗问贞观、开元治道。植曰：玄宗即位，得姚、宋纳君于道。璟尝手写《无逸》，为图以献，劝帝出入观省以自戒。其后开元之末朽暗，乃易以山水图，稍怠于勤。今愿陛下以《无逸》为元龟。”[52]此以“山水图”易“经图”导致“怠于勤”的荒政，也是宋濂之说游情山林水石而“古意”益衰的思想所本。

宋濂（1310-1381）

于是回到清人围绕唐宋以来《豳风图》的绘制而创作的《豳风图赋》，其中充斥的正是赋教的王政话语。如赞颂“周德”，彭邦畴《豳风图赋》称“昔周公之作此诗也，当宁垂绅，端书搢笏。绍列圣之衣言，补冲人之衮阙。谷推后稷之播时，谋溯公刘之贻厥。由邰室之居歆肇祀，配美《思文》；洎豳居之陟巘降原，祥呈《长发》。铺张祖德，俾子孙恪守高曾；敬授人时，愿耕作毋荒岁月”；誉美“时政”，则如钱福昌《豳风图赋》“方今天子万几兢业，九宇乂安，宸念时廑夫宵旰，民情悉泯夫暑寒”、杨棨《豳风图赋》“我皇上不待箴警而自关民瘼，郅治永著于千秋”类的夸饰。观清人题图赋以“清德”追奉“周德”，亦如汉赋、唐图之比肩“周德”，是赋德观肇始于汉人“大汉继周”的传统。而以《豳风图赋》为个案反映的清人赋德观，又聚焦于清高宗乾隆朝，这与乾隆《御笔诗经图》、诏绘《诗经图》，尤其是诏制《职贡图》汇集与《万国来朝图》以及创作的大量《王会图赋》，均有着同构联系。考述清人强调的“赋德”，也与乾隆思想契合，即“祖德”正统与“王政”气象两大视点，这又可通过乾隆御制的《盛京赋》以及产生之影响作一旁证。读《盛京赋》，一在述祖德以树立皇清圣统：先看乾隆八年癸亥冬十月（即作赋时）谕王公宗室所说：“满洲、蒙古、汉人，皆有一定之礼，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53]一面强调继承祖宗制度的重要，一面又提及对汉文学习堪比通儒，是借用赋体这一汉人论证圣统合法性的文学样式，来强调祖宗盛德。再看《盛京赋序》开篇即标举“三心”，即“父母之心”、“祖宗之心”与“天下之心”，并以为“以祖宗之心为心居其要”，这既与其赋以祭祖为主旨相合，也是强调满人入主中土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二在写形胜以彰显王政气象：如赋叙盛京之建立“天命十年，相险宅中，谓沈阳为王气所聚，乃建盛京。……于是乎左挟朝鲜，右据山海，北屏白山，南带辽水。……东尽使犬之部，朔连牧羊之鄙。启我漠惠之厚，扩我俄朵之址。高燥埤湿，原田每每，走大野而拱太室者万有余里”，在赋末颂诗复谓“于铄盛京，维沈之阳。大山广川，作观万方。虎踞龙盘，紫县浩穰。爰浚周池，爰筑长墉，法天则地，阳耀阴藏” [54]，其所述绝非盛京一地，或如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一评司马相如赋写“上林”是“该四海言之”。如果对读《清史稿·地理志》记述清王朝经圣祖、世宗拓疆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向，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55]，可见乾隆写赋的襟怀与意旨。而赋中呈现的颂“祖德”、明“王政”，这二者又正切合诸家《豳风图赋》的笔墨集聚于歌颂周公赞述祖德与周王授时行政的思想主旨。

回归文本：诗赋传统反思

研读诸家《豳风图赋》，既是对《豳风图》画面的解析，这是题图赋的表征，也是对历史文本的回归，重点在对《诗》义的演绎，这又是赋家创作的赓《诗》传统。然而在赋家作《豳风图赋》叙写历史本事并揭橥现实意义时，从赋（文）图关系观测其中的思想信息，又尝与两种赋、图汇叠，分别是围绕《耕织图》、《无逸图》而创作的《耕织图赋》、《无逸图赋》，亦即杨棨《豳风图赋》所言“盖比宋璟之《无逸图》而尤觉周详，与楼璹之《耕织图》而堪永久”。《耕织图》指南宋高宗朝临安府于潜县令楼璹所编制的图集，共45幅图画（耕图21幅，织图24幅），每图均配以五言八句诗以述其义。有关楼璹编制《耕织图》的最初文献，当为其侄楼钥《跋扬州伯父<耕织图>》，对此，后世转述亦多，如翟灏《通俗编》卷二十一“艺术”载：

《困学纪闻》：“仁宗宝元初，尝图耕织于延春阁。”《楼攻媿集》：“中兴后，伯父璹为于潜令，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赐对之日，遂以进呈，玉音嘉奖。”[56]

《耕织图》（织图一幅）

明人王增祐《耕织图记》认为此图“使居上者观之，则知稼穑之艰难，必思节用，而不殚其财，时使而不夺其力，清俭寡欲之心油然而生，富贵奢靡之念可以因之而惩创矣！在下者观之，则知农桑为衣食之本，可以裕于身而足于家，必思尽力于所事而不辞其劳，去其放辟邪侈之为而安于仰事俯育之乐矣！” [57]这种谏上与劝下的双重功用，正切合于赋家以“赋”继“诗”的上德与下情的美刺观，读清人围绕《耕织图》而创制的十余篇《耕织图赋》[58]，除黄达一篇为古赋，余皆律赋，观其“官韵”用字，可知大义，如吴廷燮赋之“耕织是务画图传之”、陈沆赋之“先知稼穑之艰难”、黄士瀛赋之“敦俗劝农桑”、严炯赋之“于潜作令耕织绩图”、袁杰赋之“衣食本原民生至计”等，明本事，阐义理，尤其“先知稼穑之艰难”取词《尚书·无逸》，其官韵字尝与《无逸图赋》、《豳风图赋》共用。虽然清以前也有类似的赋作，如明人何孟春的《晚耕图赋》等，但作为“耕织图”题材的群体赋作，仍在清代，其因是清圣祖康熙帝曾亲为《御制耕织图》，如连瑞瀛《豳风图赋》序称“圣祖廑念民依惓惓”，再于赋文推衍“灵苗秀发，当知稼穑艰难；瑞茧香凝，须识蚕桑利倍”之义[59]，故清人围绕此而兴起的《耕织图赋》又与《豳风图赋》相同，乃同一文化背景下的王政书写。

相较而言，《豳风图》与《无逸图》以及相关赋作的关联更值得申述。据史载，唐玄宗时宋璟上《无逸图》，宋真宗、仁宗时又有孙奭、王洙呈图与书，以戒淫佚，勤政本。于是赋家围绕其事与图以骋辞，如陈普《无逸图赋》云：

维叔旦相厥孤宅洛，后归政，初虑君德之不勤，乃《无逸》而作书。远引商哲，近陈祖谟，进艰难之药石，攻耽乐之痈疽。……有若臣璟，图而献之。……出入起居，莫不观省。……遗虎患于渔阳，溅鹃血乎峨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者多矣，周公岂我欺也哉！[60]

又如周之冕《宋孙奭进无逸图赋》云：

孙学士望重班联，恩承侍从。意切虞箴，心殷矇诵。……昔宋真宗之御宇也，治宏襄赞，政裕本原。……有《无逸图》者，戒懔庙堂，意传简册。……一篇诰训，授时图并惕艰难；几载描摹，藉田图同资考绎。……想得谟尊稼穑，王洙复书以为图；定知俗劝农桑，陈普更因而作赋。[61]

其赋教源于《书》教，一如《豳风图赋》之源《诗》教，敦俗勤黾，劝课农桑，既为立人之则，更是为政之本。而与之相背反的，则是郑侠的《流民图》及相关的《流民图赋》。缘此，《书》之“无逸”与《诗》之“豳风”（以《七月》为中心）的结合，不仅在众多的诗文中呈现，而且这一现象在赋域中尤为明显，如沈鲤《嘉禾赋》的“契七月之精蕴，领无逸之真诠”[62]、方回孙《无逸图赋》的“豳风之诗，表里乎无逸”[63]、彭邦畴《豳风图赋》的“在治忽观古人之象，创始有虞；先稼穑知小民之依，如陈无逸”[64]，互文取义，既为惯例，实属经典。这不仅在于前贤以为《无逸》与《豳风》皆周公所作，而更重要的是二者的义理相宣，赋家取二图兼二义以成颂，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诗》《书》（经义）入赋的当世性与经典化。

回归《豳风图赋》的文本，其由对图像的题叙而勘进于“咨民生之本务，敷王政之宏猷”（彭邦畴《豳风图赋》）的义理阐发，显然改变了汉人赋作引《诗》以及“古诗之流”的言说方式，而落实到《诗》的具体篇章（如《七月》）与赋的独立单元（题《诗》图）的专题化书写，使诗赋传统经历了由抽象到具象的过程。例如扬雄《长杨赋》事述汉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纵胡客大校猎”，开篇寄“讽”，假“子墨客卿”问“翰林主人”谓：“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霑而恩洽，动不为身。今年猎长杨……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民”[65]，张衡《东京赋》写正月“农祥晨正”、“天子籍田”，二月“出行东岳，劝勉耕稼”[66]，以及授时颁政、用财取物的叙写，皆系乎农时“月令”，是在“体国经野”的宏大书写中寄“讽”或“颂”，虽契合于《七月》诗的“稼穑之艰难”，但却是用《诗》“奏雅”的点到即止。再看《豳风图赋》的作者，其眼光首在《豳风图》的功用何在？如彭邦畴在赋中申述“别具深心，董策贾书之旨”，指的是董仲舒所上之策，贾谊所陈之论，皆与《豳风》所及“王政”相埒，是王朝立国安民之本，其引入赋域，已将汉赋抽象的“讽谏”、“雅颂”或“诗人之赋”通过主题明确的全面铺展与具体而微的彰显，可谓是赋为“古诗之流”文本化的一种创作实践。

董仲舒

贾谊

从“赋者，古诗之流”到《豳风图赋》，揭示了诗赋关联的一个重要的创作与批评现象，然而在赋学视野中，这一现象很少被人关注，推勘其原因，从文图关系而论，是中国古代文人赋与文人画渐为其创作主流的意识决定，从文化传统来看，则是赋与图之“经义”内涵的丢失，当然也包括对此类题图赋鉴赏价值的质疑。因此，反思诗赋文学传统，《豳风图赋》价值的评估也存在着赋史上长期存在的“涂饰经义”与“赋体自在”的矛盾[67]，也可视为经学思维与文学创造的矛盾，并决定了这类经图赋存在价值的历史困惑。如果落实到赋体文本，这种矛盾有三点值得一提：一是贵游与民本的矛盾。楚汉辞赋的发生，皆缘于宫廷，尤其是汉赋队伍的形成，更决定汉廷言语侍从制度的建立，所以观其创造，无非是贵游文学，这也决定了赋家以游戏为衣表，以讽谏为骨里的尚文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欲讽反谀”的创作结果[68]。而《豳风·七月》诗折射的是“民为邦本”的思想，叙写劳作以悯时艰，虽汉人经义归于公刘之事，周公之德，但其艰辛生活很难体现于贵游之赋，以致作为题图赋的《豳风图赋》，也只能是某种经义的涂饰。二是赋体与诗义的矛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谓“赋者，铺也，铺摛采文，体物写志”，林纾释“铺采摛文”为“立赋之体”，释“体物写志”为“达赋之旨”[69]。赋体之“铺”虽由诗文衍化而来，但却达到极致，而赋旨源于《诗》三百，却因“体物”之铺又减损“写志”之义，从赋史的意义看即前人批评的“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70]，枚乘、相如、扬雄“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71]；从赋论上看，为调和这种矛盾刘勰则在《文心雕龙·夸饰》中提出“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72]。其酌取《诗》旨本身即在丧失赋体之美，而复以铺陈之词叙写《诗》之直谏与旷旨，恰是《豳风图赋》缺少阅读美感的根源所在。三是呈像与明理的矛盾。《豳风图》与《无逸图》均属“经图”，与文人化的诗赋图不尽相同，要则在义理，呈像为手段，虽然题图赋创作功能是转述图像，但因其所述图像的不丰富而导致其转述的贫乏，只能沦为以繁缛文词对经义的诠解。因此，与文人化创作的《洛神赋》《赤壁赋》相比，后者的图像以及题咏更以画面感与抒情性为人们关注与钟爱，而《豳风图赋》对《诗》义的汲取，则多体现于借古言今的政治教喻。

当然，历史的巨大惯性在扬举某些现象时，也会遮蔽些什么，例如《豳风图赋》所赞述的农耕活动中的俭德与勤政，以及可引起的赋学史之主流意识究竟为何的思考与启迪。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5、14014、14405、15171、16630、18527页。

[2]（清）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卷一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6册，第141—143页。按：《赋海大观》五篇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失收。

[3]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30页。

[4]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05页。

[5]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27页。

[6]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14页。

[7]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14页。

[8]（宋）马和之《豳风七月图》，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均有收藏。按：董其昌《思白题跋》有《跋马和之画陈风图》一则记述：“宋侍郎马和之画毛诗三百篇，……流传人间，余所见十六卷矣。马和之学李龙眠而稍变其法，以标韵胜，不独洗刷院体，复欲去伯时骨力蹊径而凌出其上，如深山道士，专气致柔，飘然欲仙，鸡犬拔宅，遥隔尘境，真画家逸品也。”（引自俞剑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四编《明代画论》，第160页）可知马氏《诗经图》所绘甚多，画史地位亦高。

[9]（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8册，第511页。

[10]（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15页。

[11]（清）傅恒等撰《乾隆玉批纲鉴》，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347页。

[12]（明）宋濂撰《文宪集》，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8册，第681页。

[1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8页。

[14]（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2页。

[15]（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15页。

[16]（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4页。

[17]（宋）王安石著、邱汉生辑校《诗义钩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1页。

[18]（清）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卷一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6册，第144页。

[19]（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2页。

[20]（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73页。

[21]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页。

[22] 参见许结、王思豪《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2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2—143页。

[2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1页。

[25]（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113页。

[26]（清）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页。

[27]（汉）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2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6页。

[29]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0-75页。

[30]（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4页。

[31]（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8页。

[32]（清）浦铣著、何新文等校证《历代赋话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3]（清）陆次云《北墅绪言》卷四《与友论赋书》，清康熙23年宛羽斋刻增修本。

[34]（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530、537页。

[35]（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9、86页。

[36]张世禄《中国文艺变迁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页。

[37]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5页。

[38]（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05页。

[39]（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136页。

[40]（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十八，第877页。

[41]（元）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6册，第750页。

[42]（清）程先甲《金陵赋》卷首，清光绪丁酉年傅春官刊本。

[4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7页。

[44]徐元诰撰、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页。

[45]（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46]（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5页。

[47]（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22页。

[48]（清）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0页。

[49]（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4页。

[50]（宋）郭若虚著、俞剑华注释《图画见闻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51]俞剑华编著《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五编《明代画论》二，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52]（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4册，第490—491页。

[5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清实录》第11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5页。

[54]《皇清文颖》卷首十八《盛京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49册，第345—350页。

[55]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91页。

[56]（清）翟灏撰、严春峰点校《通俗编》，中华书局年2013版，第297页。

[57]（明）王增祐《耕织图记》，载《耕织图》卷首，日本狩野永纳刻本。

[58]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收录清人《耕织图赋》15位作者，15篇赋，分别是黄达、顾堃、吴廷燮、陈沆、蔡家轩、陆桂林、吴大昌、李文安、黄士瀛、姚济雯、赵新、毕子卿、邓方、严炯、袁杰。按：另有李恩绶《楼璹上耕织图赋》一篇。

[59]（清）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卷一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6册，第141页。

[60]（宋）陈普《石堂先生遗集》，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册，第502页。

[61]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20页。

[62]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6656页。

[63]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305页。

[64]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14页。

[65]（汉）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66]（汉）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143页。

[67]参见拙文《词章与经义——有关赋学理论的一则思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68]参见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0页；《从汉到唐贵游活动的转型与赋体变化之考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一期，第59—78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1999年6月。

[69]林纾著、范先渊校点《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

[70]（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

[7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72]（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9页。

作者简介

许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赋学》主编。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辞赋与图像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文化史论纲》、《老子讲读》、《汉代文学思想史》、《赋学：制度与批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历代赋彙》（校订本）、《中国赋》等3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中国研究》、《政大中文学刊》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文学创作集《诗囚》、《半岛之半》，写作辞赋作品《栖霞山赋》、《儒学馆赋》、《清水岩赋》、《特教赋》、《钟英赋》、《草塘古邑赋》、《酒都赋》、《马应龙赋》、《创新赋》等。

延伸阅读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

许结著

凤凰出版社，2016年10月

ISBN: 9787550624498

《赋学：制度与批评》

许结著

中华书局，2013年8月

ISBN: 9787101095616

《汉代文学思想史》

许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