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李小龙《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
《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
李小龙 著
“作者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及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之作,故依其例,稍加变通,撰写此书。内容以书店为纲,一可为此后游日访书者之指掌,二可了解日本(尤详于京都)书肆之概貌与风情,三亦不至演为纯粹之古籍介绍。每文依叶昌炽例得诗一首,以纪其事。”
——《三联书讯》
编者按：以下文章内容原刊于《读书》2014年第3期，摘选自《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7月），感谢李小龙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众号推送。
《元典章校补释例》改名的背后
秦灰冷后史难真，扫叶丹铅墨未匀。
四法津梁开世界，青山不改旧时春。
中尾松泉堂因为专营线装古籍，所以店里好书甚多，只是有的价格太贵，有的则被店主放在橱窗里或者收藏起来，暂不出售。前一次拜访此店的时候，事先在其网站上下载了PDF版的书目，看到了不少好书，但有几本因为价格太贵，未敢问津。过去了一个多月，我对这些书仍念念不忘，现在终于还是决定去买下来。
日本 中尾松泉堂本店
但是，事先看好了三种书，再来时只剩下一种，另两种遍寻不获，只好拿着他们柜台上摆放的与电子版相同的目录翻到那一页问店员，店员遗憾摇头，我明白，真的被人捷足先登了——看来，这些纯粹的汉籍（我看到的三种全是唐本）在日本仍有市场。
不过，或许我更应该这样想：还好，至少有一种给我留下来了。
陈垣（1880-1971）
这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先生的一部名作《元典章校补释例》。其书开本阔大，扉页为陈垣先生自署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字样，扉页背面有“中华民国廿三年十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于北平”的牌记，知其刊行时间在1934年，这已经是相当晚近的时间了，此时中国书籍的生产方式也早就从传统的木板刊刻转向了石印甚至铅字排印，但这部书仍与其内容相得益彰地使用了最为传统的刊刻技术，其书以宋体雕版，然笔画纤细，又颇类仿宋。全书刻印精美、版面雅致，继以皮纸精印，实可称为民国时代刻本书之精品。我买到的这一本保存精良，品相完好，几近新书，令人不忍释手。
《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陈垣 撰，日本汉籍版）
不过，因为此书刻印实在太规范了，印制也一丝不苟，几无瑕疵，加之刊行时代较晚，以至于有些图书馆竟将其标为“排印本”：日本共藏此书十种，其中爱媛大学及东京大学所藏的三本便均标为“排印本”。更有甚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更进一步地标为“铅字排印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胡适曾在此任馆长，并与助手童世纲一起对全馆图书进行整理编排，若此著录产生于这个时期，那无疑是一个不应该的疏失，因为此书前有胡适的长篇序言（见下文），知胡适对此书相当熟悉。另外，台湾地区仅藏此书二部，便有一部也标为“排印本”。
《元典章校补释例》（1934年版）
此书国内的收藏亦呈两极分化之势，国图及北大图书馆分别藏此书近十册，可谓夥矣，但其他图书馆却很少见，上海图书馆及作者曾任校长之职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各有一本入藏，虽亦署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23年（1934）”，但又标出“励耘书屋丛刻”字样，这种情况在其他图书馆也有，凡有这样标识的藏书，或者只是解放后据原版重新刷印之本（1955年起曾重刷过五十部，1980年中国书店再次重刷）；或者便是误录。陈垣先生著作以“励耘书屋”名义刊行者确有数种，后来收入《励耘书屋丛刻》八种中的三种（《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清初僧诤记》）即如此，但另五种却并不是这样。《元典章校补释例》之所以署史语所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此书的出版史语所是出资方。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与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信数通，其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十九日信中说：
“弟深以二书得在研究所出版为本所莫大之荣幸，愉快何似。自今年暑假，所中情形较往时有不同处，谨述其有关涉者如下：一、自丁在君先生就任后，厉行支出按照预算之办法。故凡有追加及改变，均须得其许可。此事提出时，弟固当请其立即批准，然如此一千五百元本年度无法全数追加时，当于下年度中设法补齐。”
十一月一日信中又有类似的表述：“因在君先生厉行各所不欠主义，故追加预算上各节，均须呈院批准后方可支付。而每月如无盈余，即须改至下月再付，本年度如无盈余，即须改至下年度再付。先生所提支付方法，当呈院请其批准，然非所中所能自决（因非列在原预算中者）。”可知陈垣先生因此书向史语所要求追加经费，而后来此事得到圆满解决，傅氏次年五月十七日信中说：“《元秘史译音用字》一书印就甚快。封面式样，照已往各书抄下附呈。《元典章校例》单印本事，已照尊旨通过所务会议矣。”也就是说，此书书板自然属史语所，并非励耘书屋出品。
与此两极分化的收藏可以并提的另一现象是，此书如此重要，但甚少为人提及，其原因就在于此书在解放后重新付印时改变了书名，直到现在，此书都是以《校勘学释例》这个名字而为学者所熟悉的。
以上的两种现象似乎可以找到同一个原因，那就是胡适。
胡适（1891-1962）
此书初印时陈垣先生曾请当时同住米粮库的邻居胡适为其书作序，在其九月十日的信中说：“《元典章校例》已遵示改正数点，仍不甚惬意，奈何！兹将序、目录呈乞正。”同日又有一信云：“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灾梨已毕，谨将校稿呈阅，专候大序发下即可刷印。”三天后又有一信云：“正值开学时候，要先生作序，似不近情。但此书刚刚刻好，即承金诺在前，知对此题目必有好些新议论，足补土法之不足，亟所愿闻也。”由此可以看出陈垣先生对胡适序文的期待之殷。而胡适也不负所托，写出了长近万言的美序（胡适在《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一文中说“我曾经给他写过两万字的长序”，应该是计数之误；另外，陈垣先生原书不过六万字），序中以亲身的校勘经验指出了中国校勘学的不足，并在这一背景下对陈著进行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放眼历史，“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华》差可比拟”（巧合的是，陈垣先生在自序中也说了“以较彭叔夏之《文苑英华辨证》，尚欲更进一层”的话），最后，更像下结论似的说：“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胡适 《胡适论学近著》（朝华出版社，2018年，据1935年刊本影印）
此序胡、陈二人均甚重视。胡适将其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更名为《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有趣的是，胡适在文下还作了一个注，注明“定价二元”，印制如此精美的书，这个定价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元，可称物美价廉了），与《说儒》、《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二文并列于卷一，可见其重视。陈垣先生也很看重，据陈智超先生言，1947年，陈垣为张尔田（孟劬）遗札作跋时云：
“人各有所好，不能强同。忆民国廿三年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刻成，适之先生为之作序。一日，于某宴会中，孟劬先生语予曰：‘君新出书极佳，何为冠以某序？吾一见即撕之矣。’余愕然曰：‘书甫刻成，似未送君，何由得此？’孟劬曰：‘此吾所自购者。’余曰：‘君购之，君撕之，乃君之自由，他人何能干预。’孟劬默然。”（见陈智超先生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一书）
张尔田曾与胡适同执教于北大，然分属旧、新二派，以遗老自居之张氏不满胡适自为意料中事。而陈垣先生之记此事，亦可见其对胡适序文之“好”。不过，张氏撕胡序或许还有一因：即胡序用白话文写成，而陈著却全用文言，于张氏而言，或甚觉扞格罢——1919年，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曾想将胡适新著《中国古代哲学史》木刻印行，便为以开新文化自任的胡适拒绝（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记），此或与张氏“心理攸同”也。
张尔田致王国维书
然而，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1949年，胡适奉蒋介石之命赴美国，而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败退台湾，就在这个时候，陈垣先生在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这封信从陈垣先生的角度看实有争取老朋友回国的意思，虽然不免有些操之过急，但这在美国做寓公的胡适看来却不啻为讽刺，所以胡适初见此信的态度是“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但后来又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一文，认为此信为人代写，并论定陈垣先生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然而，1990年，刘乃崇先生（陈垣先生弟子刘乃和先生之弟）发表《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一文，1994年，刘乃和先生也发表了《陈垣的一生》，二文均回忆了此信的写作经过，证明此信完全出于陈垣先生的意思，只是具体执笔者为刘乃和先生，其文虽曾送范文澜过目，也仅将题目中的“胡适之先生”去掉“先生”二字而已。
无论如何，此信之后，陈、胡二人之交谊就此中断。更重要的是，陈垣先生的公开信其实也代表着当时国内大部分人对胡适的期望，然而在复杂的情势之下，1951年大陆还是开展了批判胡适的思想运动。对于这本十七年前出版的小书而言，这些宏大复杂的纠葛其实便是其劫难的开始，当时的革命小将们或者不知道，他们对胡适的态度与此前的满清遗老张尔田如出一辙，而且激烈程度或恐过之——因为他们一定不会购之而后撕，也自然不会仅撕序言而后止。此书的收藏甚少且分布不均衡，当与这一因素有关。
在这种形式下，1959年中华书局再版此书，自然要抹去胡适的痕迹，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胡适的序文；而在我看来，书名的改变亦当与此有关，此书与胡适的关系太过密切，自然是换一个书名更为保险。而作者在《重印后记》中却只轻描淡写地说“本名《元典章校补释例》”，一笔带过，并未作进一步的解释。
《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版）
半个世纪过去了，2004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此书，自然不必再将胡适当作禁忌了，所以又补入此胡适之序，但书名仍为《校勘学释例》：从表面上看，那篇序倒是易删去也易恢复，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但那篇序的名字也只好尊重事实叫《元典章校补释例序》，出版者也并未对两个书名的不同作出解释，这正是因为书名的改变原因在暗处，既无法明确地证明书名的改变与此有关，当然也就无法以此为据而回改。于是，这个名字便成为此书的定名（2009年安徽大学出版社版《陈垣全集》即用此名）。但台湾地区再版此书时并未用作者修改后的名字，仍用原名，或者他们也认为这个改名并非出于学术需要吧。
《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16年版）
事实上，这个后改的名字与此书本身并不能名符其实，因为此书是对《元典章》一书进行校补后归纳出来有关校勘的义例，虽然亦有其理论色彩与适用性，但直接以《校勘学释例》为名则仍嫌过大。倪其心先生在其《校勘学大纲》中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标志校勘学建立的里程碑”，但也指出：
“《释例》的特点和优点是通过沈刻《元典章》这一典型专书的校勘实例，全面、具体、深入地概括并阐述了校勘学理论。由于只以一种古籍为实例因此也不免局限，不能更为广泛地选择各类古籍的典型事例，也不能在理论上作更为充分的阐述论证。”
这一评价应该是深中肯綮的，但如果此书仍用原名的话，这一批评便算打偏了靶子。
通观陈垣先生的著作，会发现其命名的功力极深。学术著作命名很难不落窠臼：一方面，研究领域相似，便易重名，观今人研究著作命名翻来覆去在数十个字里打转可知；另一方面，也不易名实相符，以研究现象复杂，难以概括之故也。所以，就此而言，当代人学术著作命名已远不及有古学根基的学者，即在现代学林中，陈垣先生的著作命名仍有独秀于林之感，如《史讳举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通鉴胡注表微》等名，文简而义丰，雅致而妥帖，既不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丁文江的传记》之类浅白而陷于套路，更不似今人动辄以“大名”跑马占地的“气魄”。不过，这个《校勘学释例》却稍显例外，虽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名字“更能体现其价值和意义”，却没有考虑到这个改名产生的时代因缘，也没有意识到此名在拔高其“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中露出了罅隙。
作者简介
李小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著有《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异闻集校证》、《书舶录》、《墨子译注》、《武林旧事校注》、《论语全解》、《西湖梦寻注评》、《夜航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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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世涵
文字校订：苏玥祺、韩笑、陈蓝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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