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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所 | 卡尔·贝克尔:不受欢迎的《独立宣言》

卡尔·贝克尔 碎金书坊 2023-05-18

  《论<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的哲学在19世纪为何不受欢迎·

倘若说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中的古典哲学被证明在19世纪是不受欢迎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它能够轻易地成为民主政府的基础,而是因为它曾经,而且还能再次为革命运动进行有力的辩护。



《独立宣言》的哲学在19世纪

卡尔·贝克尔

事实上,美国刚得到自然法所赋予她的平等的地位不久,《独立宣言》所表述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然法,就已经开始失去它们崇高的声誉了。在整个19世纪,这些被孔多塞认为是“常识所应告诉所有人的”“朴素的真理”,被绝大多数人看作是常识所应拒斥的谬论。被一个时代认为不过是常识的,往往被另一个时代认为不过是谬论而已。这大体上就是落到《独立宣言》所昭示的那些崇高真理身上的命运。

既然19世纪的主要趋势是走向民主,而政治民主又可以很便捷地从《宣言》的一般哲学中导引出来,这种现象就颇有些趣味了。然而在19世纪的无数部宪法中,在现在还生效的宪法中,很少有重申18世纪的自然权利学说的——甚至是在我们大概最抱有此种期望的美国宪法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法中,也没有重申这一学说。近代民主制接受了杰弗逊式的哲学中的一条要义——政府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础之上。以多数人有权进行统治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这一要义,甚而变成了一个信条。对这一信条本是需要给它找到一个理论根据的,可19世纪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拒绝从《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表达的自然权利的哲学中,推演出多数人的权利来,这一点颇为意味深长。

为多数统治进行辩护的最简便平易的办法当然是回到强力——多数有力量,因此他们有权利,我们“以点人头的办法取代打破人头的办法”来做出决定,这似乎意味着少数人拥有的权利是屈服,以免他们的头被多数人打破。甚至于在那些声称要捍卫《独立宣言》宗旨的人的心中,这种想法大概也在时时作祟。例如,在1829年弗吉尼亚州的制宪会议上,当那些反对扩大普选权的人要求为那一举措提出“比法国学派的人权论更好”的理由来时,坎贝尔(Campbell)先生致力于从“人性与人所处的环境”来推演出多数的权利,他认为多数的“自然权利”就寓于其中,多数有权“强迫……或驱逐那些不满者”。这种对于自然权利的辩护大概不会得到洛克或者是杰弗逊的嘉许,然而作为一种对民主制的粗浅而近便的论证,在19世纪它却比之《独立宣言》中的“形而上学的玄妙”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

边沁和他的英国信徒们对多数的统治做了更为巧妙的辩护。边沁的《政府片论》于1776年面世,《独立宣言》也正是在那一年问世的。有意思的是,边沁的思想要在过了一代人以后才受到关注,那时候任何让人联想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东西在英国都令人生疑。1815年后,随着国会改革运动的复兴,人们开始想要走出一条英国特色的民主道路。他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哲学,能够同时使得英国人既是激进的又是让人敬重的;他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学说,在这个学说的掩护之下,他们能够在鼓吹普选权的同时,又能够讥讽卢梭并贬斥“法国学派的哲学”。边沁迎合了此种需要。他彻底地拒绝了18世纪的自然权利论,从休谟和贝卡里亚那里得到了他主要的思想,他使得功利成为了各种制度的试金石。社会的目标乃是为它的全体成员谋求最大的好处,不要问人们在社会中有何权利,而要问他们从社会中得到了何种利益。长远看来,任何人都不能为别人决定什么对于他人而言是好的。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因此,如果要让每个人在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去做时都有一份发言权的话,每个人就都只能算作是一个人,而不能把任何人算作比一个人更多。结果就会是所有人的最大的好处,或者至少也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好处”──这大概是最接近于所有人的最大好处的了。在一个回首望是恐怖统治(指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在面临内外危机时采取强硬的暴力手段进行统治的时期。──译注。)、往前看是社会主义的威胁的时代中,边沁理论的高超之处在于,它似乎是在说:我知道你们多数人有权力,如果你们不再挥舞红旗,而是保持平静的话,我会给你们这一切。我们到一起来不是为着斗争,我们来投票吧。我们不要打破人头,我们来点一点人头吧。“功利主义”一词就带有平和而重实际的味道,它使得人们能够在对自己不存虚幻看法的情形下成为民主派——要紧的是不要被别人看作是亲法派或者是革命派。

一幅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讽刺画

倘若说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中的古典哲学被证明在19世纪是不受欢迎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它能够轻易地成为民主政府的基础,而是因为它曾经,而且还能再次为革命运动进行有力的辩护。19世纪在逐步走向民主的同时,就整体而言,乃是反对革命的。在美国,从革命到内战时期,人民大众最强烈的政治主张就是要维护他们所已经赢得的独立,他们所已经建立的各种制度,以及他们所已经创造出来了的“更完美的联合”。欧洲世界在法国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内,长久地生活在对于新的恐怖统治的担忧之中,它所面临的难题中并不容易解决的一个就是,要在实行政治民主的同时,又不为社会动乱和国际冲突开口子。如果说18世纪的古典哲学存留下来了的话,那也大体上是历次革命的劫后余生。它只是在光辉而短暂的革命时期才光彩照人而自豪地闪耀着,如今它充其量也不过是在那些隐匿不彰的打着革命旗号的政党中苟延残喘而已。



本文为《论<独立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摘选,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卡尔·贝克尔(1873—1945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他是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尤以研究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史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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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独立宣言>》


者:[美] 卡尔·贝克尔

译    者:彭刚

开    本:32开

装    帧:精装

页    数:219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美国《独立宣言》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论<独立宣言>》论述了《独立宣言》的起草、理论基础、文学特色和后世影响等方面的内容,重点阐释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最为重要的基本理论——自然权利论。卡尔·贝克尔认真分析了《独立宣言》起草者杰弗逊斟词酌句的种种细节,让我们具体而微地看到了一个政治文本是如何在涂涂改改中逐渐成形。全书文辞机智而优美,理论阐述生动而富于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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