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珍纪念小辑】李继凯 | 藏族女性的启蒙之歌 —— 评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八辑

（李继凯教授）

央珍以藏族女作家的身份为世人奉献了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在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中，塑造了较多的性格饱满复杂且有启蒙深意的女性形象，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藏族女性群像。对这部作品可以从许多角度切入进行分析，笔者这里仅从女性经验与叙事的角度来审视，认为其艺术特色主要在于能够从小人物的平淡生活看大时代的风起云涌，深刻揭示现实和历史中女性的真实处境与命运，挖掘她们人生经验背后所蕴藏的意义与追求。

01

具有“女神”品质的作家及其追求

“写出西藏人复杂而独特的心灵，写出不同时代的彷徨和犹疑，痛苦和欣喜，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化和标签化。”央珍曾经这样谈论西藏文学的创作，她也是这样自我要求与实践的。央珍走了，她是那么的年轻！作为一名作家，她奉献出不少珍贵的作品，在藏族文学史上足以留下她的名字和她用心血写就的第二部小说——《无性别的神》。这是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曾获中国作协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长篇小说奖。

作家央珍是土生土长的西藏作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在西藏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在京求学的经历以及后来在《西藏文学》的编辑经历，都给她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无性别的神》中，央珍通过西藏一个贵族家庭的兴衰，用一个小女孩的眼光，并以她为故事的中心画圆展开叙述，以小窥大，试图展开一幅20世纪中期全景式的西藏画卷。对西藏政治巨变时期的社会风俗、典章制度、宗教习俗等伪装进行剥离，小说中更是蕴含了作家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对女性际遇的思考，体现出一个作家的气度与担当。央珍曾说：“我曾经在北京读书四年，那里的人对西藏是那么的陌生和不了解，经常问我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好像我来自另一个星球，那么我就应该把西藏的生活客观真实地介绍出去。所以，如何相对客观真实地反应故乡，自然就成为我的写作目标。”

其实，西藏近年来已经有了不少的影像资料，当人们再谈起西藏时，还是无法破除西藏带给人们的神秘色彩。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拥有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浓厚的宗教氛围，相对落后的物质经济文化条件。西藏在和不解放之前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而且西藏几乎全民信教，藏传佛教的影响深远，寺庙僧人更是处于封闭的系统之中。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来说，西藏在思想文化这一层面上的解放无疑是缓慢的，当国内掀起五四启蒙与救亡的浪潮之时，西藏依然处于噶厦政府的高压之下。西藏人民如何觉醒？这就成了央珍想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央珍当然在情节的调度，题材的选择、语言风格等创作问题上与男性作家大不相同。“男女两性不仅在共创新生命的过程中因“性差”而互补才能成功,而且在具体体验自己生命过程中,也因性差而获得彼此有异却又可以互相理解的生命感受。”性别之间的差异，让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创作上有了全然不同的呈现，男性、女性作家均受性差的制约。女性作家与生俱来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她们更加关注女性本体的生命体验，以女性的视角来叙述故事，选择女性作为创作的主体，关注在历史的洪流下，女性的命运该走向何处？性别之间的差异总是让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多的压迫与磨难，女性作家们试图走出男权文化束缚，反叛男权，建立女性主体性。女性创作格外注重情感的表达，注重心理描写，文笔真诚而细腻。央珍在谈到她的创作时，她曾说：“当然更多关注女性的生活和命运。西藏的历史和文学中，妇女的形象是非常单薄和被忽略的，但是事实上妇女的生活空间是很大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很多的作用。没有妇女形象的西藏文学，不是完整的西藏文学。”她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这部《无性别的神》中，不难看出央珍是一位极有创作野心和远大抱负的一位女作家，她试图揭开蒙在藏族女性身上千百年来的沉重的面纱，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藏族女性形象，以求带给这片神秘的土地一点启蒙的星星之火。

02

藏族女性的群像书写

小说中，以作家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为主，男性人物形象为辅。《无性别的神》中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藏族女性形象。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启蒙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大体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形象，如主人公央吉卓玛、农奴拉姆；二是深受封建社会荼毒、深受宗教意识影响，还未觉醒的女性形象，如母亲、达瓦吉、奶妈等形象。

小说将镜头的焦点放到了德康家的二小姐央吉卓玛的身上，以她少年时期成长经历为主线，描写了央吉卓玛在庄园（德康庄园、帕鲁庄园、贝西庄园）、寺院、文工团大宅院这三个空间的生活经历，这三个空间的转换也标志着主人公在思想上三个层次的转变。小说从一开始就带着宿命论的调子，主人公央吉卓玛从一出身就带着原罪。她一出生，父亲就丢官被贬；她出生的第二年，家里唯一的少爷就去世了，化缘的僧人也说她命相不好。在家中，她是“被遗忘”和“丢弃”的人，在父亲去世后就被送离到阿叔的庄园。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正是天真烂漫，善良敏感，不通世事的年龄。由于母爱的缺失，央吉卓玛经常与下人们在一起玩耍，奶妈给了她母亲般的温暖与关怀，帕鲁庄园的阿叔给了她父亲般宽厚的肩膀。她把陪伴自己玩耍的农奴看做是自己的朋友，当看到身边的农奴被欺辱时，她会及时站出来为农奴辩护。但她只能站在一个“看”的角度，去大声地嘶喊，表达一下她的怜悯与同情，而毫无反抗的力量。央吉卓玛的身份是一个贵族小姐，她对自己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认同感的，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与下人的身份是不同的，有时候也会对下人摆摆小姐的架子。时代的局限造就了她性格上的局限。作家非常注重对央吉卓玛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她的性格复杂而饱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环境、宗教习俗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她的性格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有一条线是从未变过的，就是央吉卓玛的本心——她心本纯净。当她被送到帕鲁庄园后，在帕鲁庄园的前期她过得非常幸福，帕鲁庄园的阿叔是个亲切又和蔼的人，对下人也很体谅，自从阿叔去世，帕鲁庄园就换了主人，她一下子从庄园的贵客沦落到被克扣口粮、被禁足寄人篱下的少女。当她听到帕鲁庄园遭了天花，庄子已经绝了的消息时，她的心最初感到一丝快意，“一种卑琐的快意在他内脏蠕动，渐渐，长时间郁结在胸口的屈辱、愤怒和刚刚滋生出的快意都幽幽淡化，化为一团无法描述的伤感，她的眼泪也就簌簌流淌了下来。”作家对主人公心路历程细致入微的描写，丰富了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央吉是个勇敢大胆、求知欲很强的孩子，对一切的外来事物都感到好奇，愿意试着去接受新的事物，并且可以很快地适应它们。当她的名字由央吉卓玛变为赤列曲珍时，真正成为一名尼姑后，她也很快就适应了寺院的生活。她最初同意当尼姑，并不是真正的明白尼姑的身上究竟背负了什么，她只是羡慕人们对尼姑的尊重，她渴望别人的尊重。很快她就发现即使身在寺院，她的灵魂也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平和。在寺院之中，也有等级之分，这让央吉卓玛陷入迷茫与困惑之中。在进入解放军的大宅院之后，家庭和寺院在她心中逐渐变得陌生而遥远，本以为自己的漂泊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归宿的央吉卓玛又重新陷入了孤寂。家庭和寺院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在解放军文工团的大宅院中，她找到了答案，“曲珍第一次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发现了佛经上所说的众生平等。”经过尝试与探索，央吉卓玛最终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和央吉卓玛一样找到自己心灵归宿的拉姆，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形象，只不过与央吉卓玛不同的是，她最初是有了反叛意识，然后是被解放军所“觉醒”的，这个人物形象更具启蒙色彩。拉姆是小说中深受农奴制戕害的女性形象。拉姆因为哥哥的房租而成为贝西庄园的仆人，被贝西庄园里的主人们肆意地欺辱压迫，随意地打骂和玩弄。她在冬天被迫脱掉袍子钻进结成冰圈的被桶里，因为没有及时给主人上茶，脖子里被倒入了火膛中的牛粪火，导致前胸后背大面积的烧伤，而因为庄园的主人有忌讳，新年的时候不能请医生进门看病，只能默默忍受。当央吉卓玛再一次在解放军的大宅院里见到拉姆，她已经完全认不出拉姆了，忍受不了折磨从庄园逃出的拉姆被解放军所救，在军营待了一段时间的拉姆变得热情而有活力，有了真正的“人”气，和以前那个木然、死气沉沉的拉姆完全不一样。

相对于央吉卓玛、拉姆女性自我意识成长与独立的女性形象来说，小说中的其它女性形象深受封建社会的影响，封建思想、宗教习俗在她们的骨子里已经根深蒂固的留存了下来。她们的形象注定是悲剧的。在小说里，这两种形象形成一种张力，相互比较，更加突出了作者对西藏旧制度旧社会的批判与揭露。如：母亲、奶妈、达瓦吉等形象。央吉卓玛的母亲是个可怜的女人，丈夫儿子早早的去世，留下两个女儿，为了继承庄园只能再嫁。她又是个格外精明的女人，她掌管着家里的财政，把庄园的财产打理的井井有条。作为农奴主，她对农奴随意的欺辱和压榨，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农奴的一生，她的身上早已被打上了封建的烙印。她对央吉卓玛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央吉卓玛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母亲“抛弃”。当央吉卓玛被寄养到帕鲁庄园后，母亲就再也没有过问她的生活。每当母亲对她流露出慈爱的眼神，这更像是一个警示，央吉卓玛再一次的被母亲“抛弃”了，这种临行前慈爱的目光更像是一种怜悯与愧疚。时隔几年，当她再次回到自己的家后，她更像一个闯入者，家人出游的队伍中从来不会有她的位置，甚至连小时候一起亲密玩耍的姐姐，也变得冷漠和陌生。母亲对她并不是没有爱，只是这种爱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时，就会自动向后退一步。当央吉卓玛知道母亲是为了给家里省下一大笔钱，才送她去当尼姑的真相时，她对自己的家人永远地失望了。

如果说母亲这个形象揭示了贵族对人性的践踏与冷酷，那么奶妈这个人物形象则深刻地揭露了农奴制的残酷。奶妈是央吉卓玛最亲近的人，她给予了主人公母亲般的温暖和爱。她们之间的相处更像是亲人。但作为一个下人，她只能长期地陪伴在小姐的身边，不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当央吉卓玛去寺院当尼姑后，奶妈更像是一个被用过后就可以随意丢弃的抹布。她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德康家，但是儿子的失踪，被农奴主怀疑是卷款潜逃，因此被赶去了乡下。她的命运牢牢握在农奴主的手中，没有“人”的权力与自由。

同样没有“人”的权力与自由的还有达瓦吉，她是帕鲁庄园的养女，为了继承庄园，她招婿入赘。作家对她的着笔并不多，几笔轻描淡写却能感受到这个人物的重量。她是贵族少爷与农奴的孩子，出生不为世人所容，亲身父亲却只能认做养父。这个女人总是“一身的黑庄隐在柱子的阴影里”，就像她的生活一样，完全被笼罩在男权的阴影之下，顺从丈夫的任何安排，当她看到央吉卓玛窘迫的生活处境后，也只能给她分点零食，感叹一句：“唉……真可怜。”这句感叹更像是在对她自己命运的总结。

德钦曲珍也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女性形象，作者塑造了一个学识高深、持戒精研，很有名望的尼姑形象。正因为她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她在说出没有见过红汉人不要过早的下结论的同时，也告诫央吉卓玛如果碰到红汉人，千万不要和他们说话，否则加持过的功德善能就全废了的论断。不可否认的是，央吉卓玛的师傅是位有大智慧的人，她有着一双睿智的眼睛。她说：“宗教不是对真理的陈述，而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要靠自己去寻找。”她鼓励央吉卓玛自己去寻找真理。

作家央珍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而性格饱满鲜明且具有启蒙深意的藏族女性群像。西藏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治经济的滞后，物质资料的不富足，宗教习俗的根深蒂固，社会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藏族人。西藏的农奴顺应天命，敬畏自然，宗教的力量——藏传佛教中“宿命论”、“轮回转世”的思想让他们能够忍辱负重，接受苦难的生活。小说中每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都有其独特的启发性和悲剧性的意义。其中最有意义的人物就是主人公央吉卓玛随着自己的成长，从产生迷惑到发出疑问再到自我的反思与审视，完成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逻辑的生长。这些女性形象不再是“空洞的能指”，也不再是历史长廊中被边缘化，或隐或现的女性形象。在这些人物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历史的审视与评判。

03

回到女性经验叙事

作家从个体经验的角度，以女性为本位书写近现代西藏女性的生存状况，女性被作者放在了主体和看的位置。女性作家的叙事往往更仔细，平实细致的书写，细腻的笔触，让读者更轻易地触摸到历史的肌肤。女性作家更重视内在的情感，心理的描述，浓墨重彩地突出女性的命运，真真切切地感受小人物身上的伤痕。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总是被囿于深宅大院之内，被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如果说西藏封建社会是一个大铁桶，那么散落在西藏各地的一个个庄园、寺院就是小铁桶，密不透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小说中庄园男主人的逝去意味着女性家园的失去，女性必须要找到一个与之相配的男性，才可以保证不流离失所，继续生活下去。当父亲去世以后，母亲被劝说赶快找一个新的男主人以便继承庄园。在倡导众生平等的寺院中，也夹杂着性别不平等、身份地位不平等的思想。

小说中的女性一直处于一个被压抑的阶段，没有被解放。无论是央吉卓玛自身的命运，还是周围其他女性的命运，如母亲、姐姐、奶妈等一系列的女性角色，她们都被压抑在男性的话语权利之下。一直到小说结尾，“无性别的神”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开始被打破。小说将穿着军装的女解放军奉为“无性别的神”，对女解放军的性别，进行模糊处理。首先，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身体差异抹去，从外表来看，他们都是一样的性别；其次，女性与男性是可以平等对话的，央吉卓玛在文工团的大宅院里发现了佛经里所说真正意义上的众生平等。可是，只有女性性别特征弱化以后，“无性别的神”才获得了话语的权力。作者遮蔽了流于表面之下的话语，恰是这种无性别的区分，才显示出性别的真正差异。在西藏，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易获得“神”的尊称，而被奉为“神”的存在的女解放军，更像是主人公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光明社会的期盼。

在小说中的大部分女性形象一直到结尾，也没有获得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解放，央吉卓玛身边的其它女性依然处于社会制度和男权的双重压迫之下。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谈到：“我们感兴趣的是根据自由而不是根据幸福，对个人的命运予以界定。”作者让主人公和军人们一起出走，让她去追寻心灵的自由，也预示着西藏女性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渴望，对女性生命形态和女性独立意识的思考，对女性心灵自由的渴望。“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看看汉人罗桑的家乡、拉姆学习的地方，想看看其它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还想看看这世道怎么个新法，会变成什么样。她不知道自己这样离开拉萨离开寺院对不对，不知道应该像法友白姆和德吉那样安心在寺院祈祷念经，还是走向另一个有广阔的平原有大海有人人平等的新地方？不知道自己会从此继续穿着袈裟还是脱下它，像拉姆那样穿上军装？”小说似乎写到主人公爬上了牛皮筏离开西藏就结束了。实际上，这远远没有结束。央吉卓玛只不过暂时脱离了家庭的束缚，寺院的戒律，她还没有真正的摆脱身上的枷锁。主人公对“家庭”情节的淡化，反映着人们在生活观念和内在情感上的深刻转变。走出“小家”，走进“大家”，解放军这个“大家”让她感受到了真正的温暖。但是出走之后的央吉卓玛会变成什么样子，作者并没有交代，而是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这最后的疑问也是作者自身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反复思索和探讨的问题，藏族女性需要更广阔的天地，需要走出去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但是主人公的出走是否顺利，能不能成功地找到内心的安宁这还是未知的问题。在出走之前，央吉卓玛的反抗总是不成功的，她并没有说话的权力，因为她的命运被母亲主宰着。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当她自我意识确立以后，就有了内在不断变化、自我促进的动力，主人公意识的觉醒其实是对父权的一种消解。在和平解放西藏革命的大背景下，妇女同样也在打翻身仗，她们试着走出庄园，走出寺院，寻找自我并实现自我认同，她们争取在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改变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缺席的处境，力图成为“真正的人”。

每当人们提起这本小说，就一定会强调这是西藏第一部由女性创作并引起重大反响的长篇小说，这种性别之间的强调反而强化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鸿沟，落入男权文化的陷阱之中。80、90年代是女性写作的繁荣时期，“90年代的女性作家不仅不再羞于承认自己的性别，而且越来越多的写作女性强调女性与既存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化矛盾，以及女性写作作为‘她们自己的文学’的独特性。”《无性别的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总之，作家以小人物的平淡生活书写大时代背后的风起云涌，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揭示现实和历史中的女性处境及命运，挖掘作家对西藏旧社会、旧制度的厌恶与批判，对新社会男女平等的向往，对真正的“人”的价值确立的憧憬。这样的叙事模式和女性个体经验的交融，也是对女性生命体验和历史想象的书写。其实“女性作家在创作中表现的，对于自由、平等、人权、爱情等权利的要求与设定，及现代话语开启的自我认同，对人的孤独和困惑的体察，都更为具体地体现在男/女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这种从女性个体经验进行观照，更具真实感；对女性的关注，对“人”的关注，更具启蒙色彩。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

李继凯 ，男，汉族，江苏省宿迁人，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书法文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东亚汉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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