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珍纪念小辑】郭景华 | 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进入西藏历史 ——论央珍《无性别的神》的叙事艺术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八辑

（本文作者：郭景华副教授）

小引

西藏雪域高原对于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一直是个很神秘的存在。进入西藏历史有许多方式。马克思在论述人类掌握世界方式时，曾指出有理论的、宗教的、“精神-实践”、艺术的等方式。如何以文学的形式进入西藏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藏作家进行了多种维度、各种类型、各种体裁的探索，都取得了各自的收获。就藏族作家而言，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在西藏历史叙事上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一种意义，《无性别的神》以描写西藏贵族德康家族的二小姐央吉卓玛在家庭中的特殊命运、经历为线索，通过央吉卓玛美丽的眼睛和善良的心灵，从侧面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叶西藏噶厦政府、贵族家庭及寺院的种种状况，再现了西藏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风貌；塑造了西藏的官员、贵族、僧侣、尼姑等不同阶层的艺术形象，精细地展现了西藏上层的典章制度、生活习俗、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具有独特而璀璨的文化魅力，被誉为一部描写西藏历史的“红楼梦”。小说曾获得“全国少数民族第五届文学创作骏马奖”，并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受到广泛的好评。由于它的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复调的叙事特点，在对西藏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上，就构成一种别样的“诗意的批判”。

第一节

《无性别的神》首先留给人一个鲜明阅读印象，就是其儿童视角的历史叙事。什么是儿童视角？按照国内学界一些学者的看法，它是指“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事角度”，在过去的小说创作中，成人的全知视角是弥漫在整个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的一种传统叙事模式。“根据全知视角内在的逻辑规则，叙事者通晓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控制故事和人物性格发展，能随意地进出任何事件、场景的内部和任何人物的内心，并用上帝般不容质疑的口吻将他洞察到的一切讲述出来。”用国外一些叙事学家的说法，就是“叙述者变成一种似乎无个性的全面意识，这种全面意识用一种居高的视点、即上帝的视点传发故事。因此，叙述者既在人物内部（既然人物内心发生什么他都知道），又在人物外部（既然他从来不与任何人物相混同）。”20世纪晚近以来，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大量译介进中国，传统的全知叙事模式开始引起作家和理论家的质疑和反思，他们意识到上帝般的叙述者所建构的虚拟文本，其真实性会被洞悉世事、俯视一切的全知眼光所灼伤，尤其是在某些被政治无意识操控的宏大历史叙事文本引起学界争议之后，西方小说中那种有意采取限制性叙事视角所透示出来的文本世界的“身临其境”感使得一些新锐作家们逐渐放弃了对全知视角的坚守。例如当小说叙述者由成人向儿童角色进行置换后，用儿童的别样眼光去观察和打量成人生活空间，那些为成人所习焉不察的原生态生命情境和生存面貌，就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陌生化审美效果。

在《无性别的神》里，德康贵族家的二小姐央吉卓玛一出生便逢大雪，又啼哭不止，第二年这家贵族少爷夭折，父亲也从四品官衔任上解职回家，数年后便抑郁而终。所有发生的这一切让周围的人觉得央吉卓玛是“命相不好”“没有福气”的人。由此央吉卓玛并不为家里人所待见，甚至连家里老仆也可对之冷嘲热讽。作为一个聪慧顽皮、纯真善良的贵族少女。寻常的生活遭遇让央吉卓玛对生活日常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央吉卓玛常常独自一人，静静望着天空中漂游的风筝，或者墙头的经幡，或者窗外夜晚的星星，会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运气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佛国到底在哪里呢？母亲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过去常来家中玩的老爷太太现在都消失了呢？自己真的是不吉利的人吗？”（17页）德康老爷死后，这个贵族之家每况愈下，入不敷出的经济压力让德康太太只得疏散家人，分别投亲生活。这样，央吉卓玛便先后辗转于帕鲁庄园、贝西庄园等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生活的变故，让央吉卓玛对世态炎凉有了更直接的感受，也使她有了更多深入接触西藏底层人民生活的机会。

一般而言，儿童涉世未深、知识有限，他们只会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生活经验去推测和把握成人的世界。儿童对认知的渴求又使他们对所处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意欲以成人世界窥探者的角度去破译外在世界的奥秘，一些成人世界司空见惯的现象都有可能是他们探究的对象，由此成人世界某些被视为神圣性的观念或规则会在儿童无意识行为中遭受到戏谑性消解。在帕鲁庄园，央吉卓玛本着好奇心和热心助人的目的，帮助庄园的咒师作法抗击冰雹，最后，咒师却把抗雹法式的失败归罪于央吉卓玛的干扰，让她遭受新庄园主老爷的训斥，被禁止出门；庄园上下人等也对其指指点点。在拉萨德康府，当得知汉人罗桑不怕鬼后，不服气的央吉卓玛产生了恶作剧念头，她和小姨赛尊偷来丹吉林寺孜玛热护法神殿门上的吸魂袋放到罗桑房里，从而引起了全府上下的慌乱（195页）。如此这些儿童幼稚行为，让成人世界的无知和荒谬一下暴露出来。在贝西庄园，当贵族少爷叫拉姆去通知白玛大姐陪他睡觉时，央吉卓玛的反应是：“哥哥是个胆小鬼，有那么多的仆人还害怕一人睡。”（135页）贵族少爷的荒淫无耻，在儿童的思维习惯和生活经验理解中，竟然获得陌生化的黑色幽默效果，从而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央吉卓玛出家后（法名曲珍）不久，雪域高原连续天生异象，寺院上下表现出对“红汉人”的恐惧和忧虑，但曲珍、德吉、白姆三个小尼姑却被激发出寻找“红汉人”兴奋。她们来到拉萨街上，看见三三两两的红汉人拿着麻袋，用木棍戳着一块块又黑又干的大便。曲珍感到不可思议：“真恶心！怎么把大便当成糌粑装进袋子里呢？”看到红汉人把大便集中倒在一个坑里，用干树叶唰唰盖上，德吉说：“他们多像个猫呀，还把大便盖起来。”“他们是在把大便当萝卜白菜贮存起来吧？冬天快要到了。”“看来他们真是红汉人，吃不了人就吃大便。”儿童的生活经验常识让成人的生活日常呈现出陌生化色彩，显示出一定的戏剧性的效果，反衬出囿于雪域高原一隅的人们见识相当有限。

儿童视角的选择，不仅塑造了活泼顽皮的儿童叙述者，建构了文本内容上的儿童色彩，使得成人世界获得一定陌生化效果，而且儿童心灵的稚嫩与视角的晶莹纯净，则使文本的叙事口吻体现出单纯天真的气质，其童真的观念与成人世界的生活准则与价值理念也形成某种冲突。在帕鲁庄园，当央吉卓玛要看咒师法袋里的东西时，咒师说这是女人的东西，女人不能摸。央吉卓玛很困惑：“我是女人呀，为什么女人的东西我不能摸呢？”因为在从咒师看来，“女人就是罪恶，所以女人的东西就是丑恶的。尤其是惹妾玛（不会生育的贱妇）、庸色玛（克死丈夫的寡妇）那类女人。”“我们把尘世上的最大的丑恶集中起来，经过无量法力的加持点化，就能战胜世上所有的邪恶和灾难。”成人世界的认知的竟然可以如此荒谬。（92页）在贝西庄园，央吉卓玛沐浴着姑太太的关爱，重新享受着别人的照料和尊敬，一种久违的优越感在复苏；但当她亲眼看到姑太太教训女仆拉姆的一幕时，“她顿时感到自己的牙尖又涩又酸，随即姑太太在她的眼中仿佛屋顶上随风飘荡的经幡般变得轻盈而遥远。”央吉卓玛在重新回到拉萨大宅院后，分明感到自我人生经验与周围的格格不入，“当时，面对着雪白的绣有狗牙齿边的桌布、银制的餐具、白炽的汽灯和站在餐桌后面手拿银痰瓶的仆人以及坐得端端正正的家人，她感到紧张和不习惯。吃饭是最简单的事，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弄得仪式般复杂。”多年的颠沛流离生活，让她生活习惯已完全变化，她已不太适应贵族家庭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为了让央吉卓玛有知识懂礼节，符合贵族小姐身份，德康太太决定送央吉卓玛去德康庄园私塾读书。在德康庄园的私塾，聪慧的央吉卓玛后来居上，学业突飞猛进。两年后，德康太太接央吉卓玛回拉萨，因为在她看来，“女孩子不需要学得太多，只要能写信会计算就行了，反正女人也不用为政府工作。女人的责任是结婚生育，料理家务，协助丈夫。”（226页）读书请求被驳回后，“央吉卓玛感到难过和委屈极了，她拼命地把嘴咬得歪歪斜斜的。她转身跑出房门站在院子当中，胸脯一起一伏。……她突然被一种狂躁而愤怒的情绪所控制，于是她把一窝在阳光下蠕动的狗崽踢得嗷嗷直叫，满地爬滚。”（226页）在出家当尼姑后，央吉卓玛（法名曲珍）遭遇梅朵事件，她把心中的疑问向师父德钦曲珍说了，师父告诉他，铁匠的骨头和血都是黑色的，铁匠死后也不能送到天葬台。因为铁匠是贱民。“因为铁匠制造了刀枪，引起了人类内部无休止的残杀，为了避免这种人间的悲剧不再发展和扩展，于是佛祖制裁了铁匠，让他们沦为贱民，不许他们死后上天葬台，得到超度，也不许他们和别的阶层通婚、来往。屠夫也是，对于佛教徒来说，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平等、重要，而屠夫的杀生是对所有生命的无视，理应受到报应。”师父还援引经书说：“谁要是伤害存在于宇宙间的任何生命和可怜的生存物，就要使其体味被驱逐和孤立的感触。”但师父的解释并不能消除曲珍内心的疑惑：“铁匠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既然铁匠和屠夫是地下的贱民，为什么不管是黑头俗人还是身披袈裟的僧尼都吃屠夫杀的牛羊肉呢？又都使用铁匠打的刀和锅勺呢？所有人不是天天都必须吃肉吗？所有的男人不是腰间都要佩带精美的装饰刀吗？师父过去不是总说佛教的灵光使众生变得平等吗？”（325页）在儿童视角的观照下，儿童的行为选择和精神样态有时可以完全按照儿童的思维顺理成章地加以显现，它们多半是在儿童感性直观基础上获得的，并没有多少理性思考判断的参入。例如央吉卓玛出家，完全是她在惹祸时，吉尊先生及时出现并搭救了她，“她对眼前的吉尊先生羡慕极了，因为家中所有人都非常敬重吉尊先生，都很听吉尊先生的话。她心里暗暗地想自己也要穿上绛红色的袈裟，也要让别人尊重自己。”后来在从德康庄园返回拉萨途中，央吉卓玛在山谷的小庵中睡得异常甜美安稳，“尼姑们唱的道歌是那么美妙悦耳，摇动法铃法鼓的姿势是那么的娴静优美，她尤其羡慕尼姑们那种姐妹式的亲密互爱。”又在观龙布藏圣湖圣湖中，她看见了寺庙和白塔。当姑太太和母亲试探着问她是否愿意入寺修行时，“她感到身体里面一种遗忘了很久的情绪在慢慢涌出，觉得一阵绛红色的宁静和温暖，于是，她满意地点点头。”（248页）出家后的修行生活很清苦，但是曲珍却感到很充实。过藏历年回到家中，她从达娃口中得知母亲送她出家修行的真实目的（节省嫁妆），“曲珍愣了。她的脸部抽搐了一下，身体微微前倾，疑惑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达娃，心里感到阵阵痛苦，感到一种混沌中的愤怒，感到神思恍惚，仿佛一个心神迷乱的人，脑子里有万千缭乱的思绪，同时却又是白茫茫的一片空白。”“渐渐，一种消失已久的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回复到曲珍的心中，并且更加强烈地啃噬着她的心。”“从此，她开始怀疑一切，不再相信别人。从此，那种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欺骗的伤心及自尊心受到羞辱所带来的痛楚，在她的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从此，她那平静、已经找到归宿的心，又像原野上的一缕细烟，轻轻袅袅，无依无靠。”（282～284页）

在儿童天真无邪目光的映照中，成人世界不仅有荒谬，虚伪，还有残忍。在帕鲁庄园，央吉卓玛试图阻止屠夫宰杀绵羊，但却遭受无情地嘲笑；当她得知看守水磨房的旦巴塔杰被劳官和骡夫们抓回，抽打一百鞭后丢进大河，一时吓得瘫倒在草堆中。在惨淡的月光下，奶妈背着小姐呼呼喘着大气走进黑影沉沉的庄楼时，“一条流淌着黑血的大河一下子从远方推到央吉卓玛眼前。这时，庄楼西面草坡上那两座水磨房在她的视线中变成一个巨大的骷髅。”在巨大的恐怖阴影中，主仆两人连夜逃离了帕鲁庄园，来到贝西庄园。在贝西庄园，央吉卓玛享受着姑太太的疼爱。但也亲眼目睹了表哥的荒唐和残暴。这个少爷外表清秀，内心邪恶。每次赌骰子赢了钱，便让下人唱歌跳舞或者斗角。赢了可以赏酒赏肉，输了就要喝辣椒汁；即使女仆有时偶尔在斗角中赢了，少爷就耍赖，说拉姆是公牦牛不是人，让那些斗角的男仆把女仆压到地上，让他们看女仆是公的还是母的。当拉姆跳舞时，男仆们对她做出下流的手势。更为严重的一次，是少爷和大管家掷骰子赌钱到深夜，拉姆始终不停地给他们敬酒倒茶，到后来她去厨房添茶，因为寒冷和困倦，她便靠坐在温热的泥炉灶上，结果身子一暖就睡着了。少爷见她没有及时上茶，就恼怒地找到大厨房，当即抓起火铲把火膛中的牛粪火就倒入了她的脖子。文中对此有段惊心动魄的描写：

央吉卓玛大吃一惊。只见拉姆正嗥嗥大嚎地在地上打滚，仿佛一个受伤的牛犊在屠场上撕心裂肺地挣扎。这时，老厨子光着上身跑了进来，推开惊慌的人群扑向拉姆，但他也嗥嗥大叫起来，并立即抽回双手朝空中疯狂地甩动，接着在屋内转了一圈，拎起墙角下一只装有污水的大木桶朝拉姆泼去。拉姆大叫一声，一团浓烈的黑烟顿时从她身上嘶嘶腾起，随即，她双脚一蹬便僵死在污水中。身上的粗呢袍子到处是斑斑破洞，又黑又焦，散发出呛人刺鼻的焦臭味。

由于儿童作为个体的人的初长阶段，还留存有不受任何文化与意识形态熏染的生命原初体验，认知的有限和天真无邪的目光使他们更愿意观察而非评判他们所不理解的成人社会的人与事，生活的复杂本性也使单纯幼稚的孩子一时无法做出理性的是非褒贬和价值判断，在叙事上就呈现出“显示”多于“表述”，从而使表达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更加具有某种相对客观性。

第二节

儿童视角这一叙事策略在历史叙事的实际运用中，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成人视角叙事的局限，但要让作者完全将自己从叙述者的身份中剥离出来，用一种纯粹的儿童眼光去审视与体察成人的世界，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作家的判断总是存在的，对那些知道怎样发现这种判断的人来说，它的痕迹总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决不要忘记，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决不可能使自己消失。”成人作者不可能对他用儿童视角建构的叙事文本全然放纵，不作任何的干预和介入。一般的儿童小说或成长小说，作家不但采用了儿童视角，而且多半采用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叙事由于叙述的是主人公亲身经历的事情，所以具有真实可信的特征，但其主观性却自不待言。因此，为了凸显叙事的客观性，央珍在《无性别的神》中，虽然采用的是儿童视角，但其叙事口吻却多是第三人称口吻。这可能与作家采取的民间立场写作态度有很大关系。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解释，“民间”是相对于主流话语的一个空间，“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照此理解，民间立场写作态度就是作者运用民间思维方式进行文本叙事，在文本中多以民间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反映时代和历史，而把自己创作意图掩饰起来，来表达知识分子本身对历史一种较为客观的认知。《无性别的神》的女主人公虽然是贵族小姐而非民间小人物，但其生活遭遇已逐渐让其与当时的所谓的贵族上流社会产生疏离，其对上流社会的贪婪、腐朽和堕落生活方式的拒绝暗合了民间价值取向。小说中有些场景，表面看是从儿童视角，写儿童的心态，但是话语背后显然有一个成年叙事者（隐含作者）存在。例如德康贵族家，通过与拉萨炙手可热的郁陀府联姻，让漂亮的德吉卓玛嫁给郁陀老爷做小，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神气，昔日冷清的德康家又开始人声鼎沸起来，“那些趾高气扬的老爷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收租、加税、牲口和买卖，仿佛天下最有趣的事是如何用山羊、羊毛和粗盐同尼泊尔人直接达成交易，接着没完没了地喝酒吃肉，拿敬酒的女仆开心。而太太小姐们总是没完没了地互相比首饰，或者屏声敛气地抹骨牌。央吉卓玛坐在他们中间，总有一种被人遗忘的感觉。” 隐含的（成人）叙述者在让读者感到贵族的虚伪、无知时，往往也让儿童出场戳破事实的真相。在西藏寺院（宗教）与世俗政权的权力斗争中，德康家是倾向于噶厦政府的。德康太太听到热振活佛死在监牢的消息，神采飞扬；但当巴桑奶妈说到整活佛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时，太太脸色又霎时发白，赶忙吩咐给热振活佛上供灯，做法事，连称热振活佛是“得道高僧的大圣人。”央吉卓玛马上说母亲对待热振活佛的态度前后矛盾时，这让太太愣了一下，“身子僵在门外，双手抖动，脖颈通红，张着嘴只是说不出话来。”（175页）隐含（成人）叙述者的加入，也让儿童视角叙述者遗漏的环节得到弥补，文学空间得到极大拓展，呈现的社会面极为广阔。例如平时看起比较和善的贝西庄园太太，差户穷达夫妇年过七十，独生女儿边宗从阿里朝圣回来削发为尼，打报告要求退还庄园租地，姑太太和姑老爷都不允许。老爷对管家说，“你应该想个什么办法，既让老穷达夫妇能进寺院修善，又能让他们承担政府的义务。”从赛尊和太太贴身使女的对话，我们似乎看到太太与管家的暧昧关系。从奶妈与当铺女老板的对话里，我们看到了所谓上流社会道德伦理的混乱，“大户人家也就那么回事。像你们背面的朗丹那样的家族，府里的太太不也养了四位和他家管家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女吗？那位狮子鼻长马脸的大老爷不照样骑着蒙古大马昂着脑袋进出噶厦办公室吗？以后那些少爷小姐照样以朗丹家族的身份做官嫁豪门。”（36页）小说叙述到贝西庄园一带风俗，每年遇到第一场瑞雪，大户人家就要相互送雪，送雪的人不能让对方当场发现，否则就要挨一顿打；许多贵族就是借用这一无聊的风俗捉弄欺侮下人，借此取乐。

可以说，在儿童视角文本中，往往存在着两种声音，儿童身份叙述者的声音和隐含作者（成人作者）的声音。儿童叙述者的声音作为显在的主体形式浮现在文本的表层，而叙述的过程中又夹杂着成年人历经沧桑后的批判眼光。于是儿童简单审美的声音与成人复杂评判的声音在文本中同时并存、轮流切换，形成了两套你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构成作品的复调。在这种复调叙事的结构中，成年叙述者的话语和判断总是带有分析、评论甚至反讽的意味。从关押在德康府上的隆康老爷嘴里，央吉卓玛开始多少明白了一些父亲平日那些不可理解的行为举止，从而也让读者多少了解了昔日西藏开明人士学习西方艰难行迹。

当初，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学习引进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决定派遣一批贵族子弟去英吉利读书。开始，政府拟订（定）在大贵族中选派，但因为赴英吉利国需要远渡重洋，害怕去后难以回返西藏，大权贵们便都不肯送子弟前往，政府只好改为从中小贵族子弟中选送。于是央吉卓玛的父亲被选中了。留学生们骑马到印度，再由印度乘远洋轮船到了伦敦。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了英吉利语，然后便正式进入诺贝学校攻读专业。那是一所教学质量高、生活条件好，学费也十分昂贵的学校，在英吉利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校学生都是贵族、大资本家子弟和英属小国的王子、公主等。她的父亲和留学生们没有辜负这所学校，他们温文的举止、风雅的谈吐和西藏人的幽默得到了这所学校的认同，他们聪慧的天资、极强的悟性和滋滋求学的精神得到了学校的赞赏。”（185页）

央吉卓玛的父亲学的是矿务。当他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来后，政府派他到乡村寻觅金矿。很快他便勘探出了含金丰富的地矿。当他的采矿队刚刚开始工作，便遭到当地寺院以神的名义进行阻止。他的父亲到拉萨进行申诉时，拉萨各大寺院的僧人更是极力反对。“迫于寺院僧人的反对同时也迫于家人哭哭啼啼的哀求劝阻，父亲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心灰意冷地呆在家中。几年后，政府又把他招去担任军官，衔居四品。在军队，他认为过去的训练方法太落后太笨拙甚至可笑，便设法介绍新式训练，并补充购买子弹的银两，结果又被长官阻止。”后来，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热振活佛上台出任摄政王，“父亲部队的主要任务便改为在每年藏历新年在拉萨举行的传召大法会期间，参加大约一个月的仪仗活动。”“他的工作既神圣庄严又清闲无聊。”由于骑德国摩托车在大街上使一位高级官员的马受惊，官员坠地，“因此，他不仅被禁止使用那刺耳的怪东西，而且降职发配到遥远的东部森林任小县官。愤怒的父亲辞职隐退，并毅然剪掉了长辫子。后来，他染上了鸦片，最终被鸦片夺去了生命。”通过隆康老爷与央吉卓玛这些带有混杂的、复调色彩的叙述，一幅近代西藏噶厦政府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实业但却归于失败的悲壮图景便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某种意义上，叙述者在传递作家的创作意图时，会特别凸显出儿童成长路上的心灵求索历程，儿童的成长史也是其心灵精神的探索史。在对央吉卓玛人生道路的心灵指引方面，她在德康庄园私塾和寺院修行遇到的两位老师最具代表意义。在私塾里，私塾先生告诉央吉卓玛：“咱们都是佛教徒，对佛教的真正的皈依和实践，只能通过知识的获得和对释迦教诲的理解。这世上几乎没有人能无所不知，我们大部分在无知中生活，尽管随着善行的增多，无知会减少，但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为知识而努力奋斗。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每迈出一步都会给你带来力量和宽慰。”（212页）虽然读书生涯被迫中断，但西藏浓郁的宗教氛围却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央吉卓玛从没有停止过对心灵精神意义的探索。得道高僧德钦曲珍虽然不能解答曲珍生活和修行中遇到的疑惑，但她不止一次告诉曲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灵魂，在到达佛境之前，我们一直保留着这个灵魂，但是，什么是彻悟，什么是存在的本质，这些是无法传教也无法加以解释的，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领悟，去实践。所以对我们来说，宗教不是对真理的陈述，而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要靠自己去寻找。”（321页）正是师父这些充满睿智的话语，激励着曲珍不盲目信从教义，从寺院回到世间，在寻找“红色汉人”中过程中找到了“无性别的神”：他（她）们衣着一样，说话平等随便，工作不分高低贵贱，精神总是那么生动活泼、兴高采烈。从农奴汉人罗桑和拉姆的改变中，她感到红汉人是有点了不起，难怪自己的同胞姐妹会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曲珍第一次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发现了佛经上所说的众生平等。”（338页）

结语

在西藏历史的文学叙事上，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从一个农奴边巴的视角，生动地反映20世纪中期人民解放军进藏之时西藏民族各阶层的现实状况；阿来的《尘埃落定》则从一个傻子土司的视角，表现了20世纪上半叶康巴地区藏族土司家族及土司制度瓦解、衰亡的历史。相对上述两部长篇小说而言，《无性别的神》以儿童视角与民间立场，比较集中地表现了西藏20世纪前中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嬗变状况。由于作家采取儿童视角的方法和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态度，让这部长篇小说在西藏历史叙事上占有一个非常显赫的位置，它的出现具有承前启后的写作意义。从承前而言，作者虽然采用儿童视角和民间立场，但显然作者的创作立场并想不游离出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彰显西藏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而是重点在于凸显西藏近现代历史进程与国家主体历史进程的一致性。从启后而言，作者通过一个上层贵族小姐特殊的人生际遇，多方面展现出西藏政治、经济、宗教（精神）文化等领域的恢弘场景，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西藏作家从地域本土来书写西藏历史的思路。央吉卓玛由于特殊的人生际遇，辗转流离，面临着多次人生道路的选择，最后选择皈依“无性别的神”。自始至终，文本让出身高贵的女主人公保持一颗纯真美好的心灵，让她在人生道路中遭遇多次精神危机，而每次危机克服，女主人公就获得一次精神上的蜕变，贯穿于其中的就是作家对人类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的张扬。由于小说文本采用民间立场的内部视角，所以它的历史叙事便多少弱化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强制色彩，西藏近现代历史进程就是其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儿童视角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让所谓贵族上层的贪婪、腐朽、堕落、残暴、无知等方面呈现获得一种客观显示而非主观讲述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央吉卓玛的心灵成长史，便是新一代西藏民族逐渐获得文化自觉的进化史的缩影。总之，《无性别的神》虽然没有采用主观性非常强的全知叙事视角，但却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张却不无暗合，这说明西藏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与国家主体的近现代化进程有相似之处，个人、家族、民族、国族的命运得到较好的有机融合，其对20世纪上半叶西藏雪域高原的苦难描写偏于精神而仅非生存层面的表述，也具有相当的文学写作意义。

（作者单位：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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