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珍纪念小辑】梁小娟 | 论央珍《无性别的神》中的成长叙事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八辑

（本文作者：梁小娟副教授 ）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后，西藏对农牧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自此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制度上保障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政策在西藏的实现，推进了西藏的社会进步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坛涌现了一大批藏族作家，如降边嘉措、益希单增、益西卓玛、班觉、丹珠昂奔、扎西达娃、意西泽仁、尕藏才旦、央珍、梅卓、阿来等等，这些作家以汉语写作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西藏的故事。其中，央珍的《无性别的神》作为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由女性作家创作的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是一部表现藏族生活的“红楼梦”，获得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叙事主题：成长的困惑与突围

成长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类型，迄今为止英美学术界对其命名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都强调成长的过程及其给成长主体带来的变化。莫迪凯·马科斯在《什么是成长小说？》中强调：“成长小说是指年少的主人公经历了一次重大改变，或者是在对世界或他自身的认知上，或者是在性格上，或者兼而有之。而且，这次改变必须把他指向或领向成人世界。”从这一观点出发，依据国内外对于成长小说相关概念的界定，《无性别的神》可以看作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小说叙述了央吉卓玛从六岁到十四岁的成长经历，以童年视角细腻地呈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叶西藏噶厦政府、贵族、寺庙以及底层农奴的种种生活，为读者讲述了一个较为全面而真实的西藏故事。

 央吉卓玛因出生时天降大雪且整日爱啼哭，出生后第二年哥哥离世而被家人视为“不吉利的人”“没福气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感受到来自于父母亲的溺爱与温情，养成了孤僻、叛逆且略带野性的性格，敏感的心里偶尔也会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不祥的人。作为贵族之家的二小姐，央吉卓玛六岁之前虽缺乏父母的爱与关怀，但也尽享荣华富贵，后遭遇父亲病逝的家庭变故，家道自此衰落。央吉卓玛七岁时，母亲为保住家族产业，不得不接受贡觉的入赘，并为其买七品官位勉力维持家业。母亲后又为继父贡觉买四品官位去昌都任职，加之弟弟出世，九岁的央吉卓玛被寄养到帕鲁庄园的阿叔家，自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央吉卓玛在帕鲁庄园度过了三个多月任性、快乐、淘气的生活，阿叔的疼爱短暂弥补了她内心对父爱的浓浓渴盼，让她感受到久违的家庭温情。但阿叔很快病逝，新庄主贪婪、残暴、凶狠，克扣央吉卓玛的口粮，陷央吉卓玛于饥饿、困顿之中，受尽他人侮辱与嘲弄。十岁时，央吉卓玛逃离帕鲁庄园，投奔到贝西庄园姑太太家。女仆拉姆下雪天送雪、挨打、被火烫伤，备受暴虐、荒淫的少爷的虐待，宛如马驹般的生存境况，在央吉卓玛心里引发了“人，为什么不一样？”的困惑。后不久被接回拉萨，回家后正值拉萨政府军与色拉寺僧人之间为争夺权力而爆发战争。母亲在战争期间的患得患失，对宗教、活佛的虚伪与功利，被天真的央吉卓玛戳穿后大发雷霆。央吉卓玛在家里感觉自己仿佛一个“多余人”，与母亲、姐姐的关系日益疏远，内心的孤独、苦闷无处诉说。十二岁时，又被母亲送到仁布县的德康庄园入私塾读书开蒙。央吉卓玛被压抑的生命活力与叛逆的天性得到释放，在德康庄园度过了两年自由自在的读书生活，心智得到启蒙，灵魂渐渐获得安宁。十四岁时，央吉卓玛被接回拉萨，面临订亲或入佛门的人生抉择。在观圣湖叩问命运时，央吉卓玛开始反思：“这世上有神灵佛国吗？命运到底是什么？自己真是个不吉利的人吗？”母亲为了省下置办嫁妆的钱，与姑太太合谋诱导央吉卓玛选择入寺当尼姑。入佛门后，央吉卓玛开始慢慢接触到佛门要义，对佛法有了一定的认知，但佛法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又加剧了她对藏族密宗的疑惑。通过寺庙群赞考试之后，央吉卓玛内心更加困惑，经书、师傅都告诉她，人是有等级的。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之际，红色汉人入驻拉萨，央吉卓玛内心的困惑才得以释放。在红色汉人那里，央吉卓玛顿悟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无贵贱之分。怀揣对外在世界巨大的探索热情，央吉卓玛踏上了去内地的皮筏船，自此，央吉卓玛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从童年的成长历程来看，央吉卓玛经历了“父亲去世—家道衰落—继父入赘—寄人篱下—重返拉萨—仁布求学—再返拉萨—削发为尼—奔赴内地”这一系列的生活变故，以游历的形式辗转于拉萨、西藏各庄园与寺庙之间，历经家族兴衰与身份转换、心灵的混沌与觉悟，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儿童渐渐成长为一个对世界充满探索精神、并具备一定的自我判断力与反思能力的主体。与1990年代同期大多数专注私人经验的女性成长小说不同的是，小说基本没有涉及央吉卓玛青春期生理层面的成长烦恼，而是采取一种略带中性的客观叙事，以内心的情感为主线，在内向型的内心成长与自我认同中，书写央吉卓玛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成长困境。按照马斯洛的五种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央吉卓玛的成长动力最初源于情感匮乏带来的对爱和情感归属的追求。父亲虽留学英国，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但学成归藏后遭到排挤而郁郁不得志，整日沉溺于鸦片之中，无暇给予女儿应有的父爱，母亲视她为不祥之人，连仆人都鄙弃她。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央吉卓玛基本上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更谈不上他人的尊重了。在帕鲁庄园，央吉卓玛将缺失的父爱投射到阿叔那里，获得短暂的心理满足。阿叔逝世后，央吉卓玛又开始了心灵的流浪之旅。无论是在贝西庄园，还是拉萨的家里，央吉卓玛内心的孤独与苦闷都无法真正得到释放。看到母亲及家人对尼姑吉尊恭敬有加之后，央吉卓玛幼小的心灵开始对尼姑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意入寺为尼也是以为自己成为吉尊之后能够获得大家的尊重，对爱和情感归属的追求也转向了寻求尊重的需要。庄严的入寺剃度仪式、苦修的寺庙生活和师傅的循循善诱，将央吉卓玛引向了自我实现的需要，追求内心的修持与心灵的净化。但这种宗教经验并不能给央吉卓玛的心灵带来持久的宁静，她仍然在自我实现的路途中不停地突围与跋涉，哪怕是奔赴了内地，这种突围与跋涉也不会停止。

从小说叙事来看，央吉卓玛辗转于拉萨与庄园之间的生活，可以看做是一段段“在路上”的旅行游历。在“上路”的过程中，央吉卓玛的心智逐步得到健全与发展，对传统父权制的反抗也随之增强。从帕鲁庄园抢咒师的白方布法袋、干扰咒师做法驱冰雹、质问咒师女人为何不能动法袋到回拉萨后与小姨偷拿护法神袋装神弄鬼捉弄汉人巴桑的叛逆，发展到对西藏世俗观念“女人的责任是结婚生育，料理家务，协助丈夫”的反抗和入寺后对佛教教义“众生平等”的质疑，央吉卓玛的主体性建构与自我实现逐步得到实现。

二、叙事策略：对“平等”的质询与叩问

小说虽以央吉卓玛的成长为叙事主线，但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中，央珍始终紧扣藏地密宗佛教所倡导的“平等”这一命题来展开叙述。平等是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佛学大辞典》对“平等”的释义为“无高下浅深之别曰平等”，具体包括人与人的平等、众生平等、众生与佛的平等、万法的平等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基督教文化中，基督教教义认为人人皆有原罪，人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得到救赎，也就是说，从宗教层面来讲，人人皆平等。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康德都提出了天赋人权，人人自由而平等的观念。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中重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无明确的关于“人人平等”的论述，但墨子的“兼爱”“非攻”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等的思想要义。

“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藏地文化是一个有着独特精神品位的文化模式。这种精神独特性不仅在于令人敬畏的自然环境，而且也在于藏地喇嘛教文化是以密宗佛教与本土神教结合起来的一种宗教文化。”“这种令人敬畏的自然环境与历史选择的宗教信仰，决定了藏地文化在其观念、思维、习俗等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藏地密宗佛教虽在佛法义理上主张“人人平等”，但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人人平等”“众生平等”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

央吉卓玛从小出生在等级森严、富贵的贵族之家，父亲在噶厦政府任四品官员，父亲去世后继父先后买过七品、四品官位，家中拥有众多农奴。这些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从来没有获得过做人的尊严，一年到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代也摆脱不了做奴隶的命运。央吉卓玛奶妈巴桑的女儿就承袭了母亲的农奴地位。贝西庄园中的女仆拉姆因哥哥租住了庄园主的房子，为替哥哥交房租而沦为农奴。拉姆备受暴虐、荒淫的少爷的侮辱与虐待：被迫与男子比赛摔跤，赢了之后就无法摆脱被扒掉裤子的羞辱；下雪天顶着大风雪去送雪，只为了主人与其他庄园主之间的打赌；因太过疲劳靠在火炉边睡着而被少爷用火烫伤脖子、胸背，发出惨绝人寰的嚎叫；身着单衣钻进被冰冻住的被筒，冻得牙齿直打颤；整天与牛马为伍，过着牲畜一般的生活。在少爷眼里，拉姆根本就不会怕冷，只不过是供他取乐的工具而已。西藏农奴制存在的基础恰恰就在于种姓制度，该制度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僧侣对农奴拥有生杀大权。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与贵族统治阶级的荒淫暴虐形成鲜明的对比。阿叔去世后，帕鲁庄园的新庄主一改阿叔此前的仁慈，一方面向农奴征收重税，逼得农奴家破人亡，另一方面又任由粮仓里的青稞粉生虫，都要克扣央吉卓玛的口粮，一步步降低她的生活标准，以至于央吉卓玛饿着肚子在田野四处游荡，最后不得不逃离帕鲁庄园。贝西庄园的姑太太看似柔弱、善良，但骨子里对农奴却十分冷血，哪怕是上了年纪、失去耕作能力的老人也不能免税。小说以央吉卓玛的视角见证了现实生活中藏地贵族与农奴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同时还揭露了贵族家庭阴暗、丑陋的混乱生活，如母亲与管家间众人皆知的私情、继父对女仆苍琼的粗暴占有、贝西庄园晋美少爷死后遗留下二十多个私生子、姐姐嫁与郁府老爷做小等等。

在藏地贵族的世俗生活中，到处充斥着人生而不平等的现象，同样，在寺庙的宗教生活中，因家庭出身、财产多寡的不同，人的地位也会存在巨大差异。央吉卓玛作为贵族家的女儿，加之母亲为她受戒置办了大量的物资，使得她在寺庙中深得师傅与领诵师的喜欢。小说里就提到这样一句：“领诵师就喜欢大家小姐和有钱人家的女儿。”铁匠的女儿梅朵生为贱民，在寺庙经常挨饿，后来病故。佛法经书上明确写着：“铁匠是贱民，骨头、血都是黑的，无法天葬。”屠夫因杀生也同样沦为贱民。但佛法又时刻训示：“众生平等，人不分贵贱。”法理上的人人平等与实际上的人人不平等，给央吉卓玛的内心带来巨大的困惑，而这一困惑恰恰贯穿于她成长的始终，成为小说叙事的内驱力，推动着央吉卓玛一步步地向前探索。

小说巧妙地选取了藏地贵族的世俗生活与寺庙尼姑的宗教生活两个维度来折射央吉卓玛人道主义思想的逐步萌发，并对藏地“政教合一”的政治文化加以否定。央吉卓玛善良而多思，其人道主义思想早在贝西庄园时就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入寺后在师傅的引导下，不断地研习与参悟佛法，这一思想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壮大。但这一思想还缺乏一种理性的引导与反思。所以，央吉卓玛在世俗与宗教、入世与出世这两个层面都无法摆脱内心的困惑，无法明了人缘何生而不平等的根源，这一困惑进而推动她最终迈向红色汉人政权。    

三、叙事意图：人民政权合法性的表达

在小说中，央吉卓玛见证了世俗生活、宗教生活中诸多不平等的现象，这些现象无一不与佛法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形成悖论。这种实践层面与宗教义理层面的悖论很自然将央吉卓玛导向对社会制度和宗教文化的反思。央吉卓玛的师傅德钦曲珍曾两次语重心长地教诲她如何去感悟与实践真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灵魂，在到达佛境之前，我们一直保留着这个灵魂，但是，什么是彻悟，什么是存在的本质，这些是寺院无法传教也无法加以解释的，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实践。所以，对我们来说，宗教不是对真理的陈述，而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要靠自己去寻找。”私塾先生也以虔诚之心践行宗教义理：“对佛教真正的皈依和实践，只能通过知识的获得和对释迦教诲的理解。这世上几乎没有人能无所不知，我们大部分在无知中生活，尽管随着善行的增多，无知会减少，但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为知识而努力奋斗。”私塾先生将央吉卓玛引入知识的殿堂，引领她去追求知识、思考人生；德钦曲珍以切身的修持实践引导央吉卓玛皈依宗教，这两位引路人都从不同侧面教导她如何去辩证看待世界，如何用心去感悟与体味宗教的博大精深。藏地密宗佛教特别讲究修行，“要求修行者摆脱世俗事物，通过特定的内省礼仪形式（如佛教的坐禅）从事修道、修心和修身，全方位地把人生的思路都封闭在宗教意识的范畴中，引导意识脱离现实而达到与外界隔绝的‘感觉遮断’式的神情恍惚状态，经过内省从‘自我否定’而达到‘自我新生’”。在小说中，德钦曲珍的修行实践为受戒后的央吉卓玛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引领混沌的央吉卓玛一步一步接近佛教，在学习佛教义理、遵从佛教礼仪的同时，开始对照佛教典籍反思现世生活。事实上，所有的宗教都引导信徒在思维活动中，依据教义来树立相应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旦发现佛教所倡导的世界观与现实生活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时，央吉卓玛就开始了对宗教的反思与探索之旅。宗教既然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也就意味着任何宗教都不能也不应该凌驾于一切主体之上，而应经由主体认知与实践之后自觉内化为主体的行动准则。这体现出作家央珍对宗教辩证的哲理性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是在藏汉文化的两相比较中否定藏地“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肯定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红色汉人政权。

19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由于民族文化间的隔阂，贵族、僧侣等统治阶级的刻意丑化，藏族同胞拒斥汉文化，对人民政权产生强烈的仇视。这种仇视在小说中具体化为对红色汉人的妖魔化。解放军入驻昌都后，种姓等级制度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藏地统治阶级就在民众中大造舆论，将红色汉人视为洪水猛兽：“观世音菩萨教化的雪域佛地多灾多难，不祥的红水将要淹没庄严的法轮，冲毁甘丹颇章王朝的千年大业……红汉人是赤俄罗斯的工具，赤俄已将神圣的寺院变成屠场，涂炭生灵……”并命令寺庙尼姑念经消灾。随后天呈异象、地震爆发、寺院倒塌，而这一切都被归咎于红色汉人。寺庙里的尼姑都视红色汉人为“红眉毛，绿眼睛，喜欢吃小孩的肉”的魔鬼；即使是下山已经见过解放军的尼姑白姆在向其他人描述红色汉人时，也是以一种歪曲的话语方式来形容——“放荡，走路像蝎子”，与红色汉人接触易沾染邪气、晦气。解放军在大街小巷招贴宣传布告时，藏地民众的反应非常激烈，朝布告吐口水、拍手掌、扔石头、甩泥团，僧人用长袍两端抽打布告，拒斥加入解放军的人为佛教叛徒等等。藏汉文化间的差异由于相互间的不了解、缺乏必要的沟通而加剧。

亲眼目睹了身穿黄色衣服、裤子、黄色鞋子的解放军后，央吉卓玛对于红色汉人的恐惧开始褪去，好奇心与日俱增。解放军讲卫生、讲文明，官兵上下一起劳作，清理大街上的粪便，宿舍整洁、干净，男女间平等、自由、相互尊重，男人也编织东西，在军队中不存在等级、性别差异。正如小说标题所寓示的一样，红色汉人建立的就是一个泯灭了性别与权力差异的、人人平等的政权。女仆拉姆被解放军救治后，加入解放军，生活发生彻底的改变，由农奴翻身为自由人，还可以到内地读书；汉人罗桑被赶出西藏后又参军进藏，父母有饭吃有房住有土地，弟妹有学上，整个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小说对拉姆和罗桑前后的命运改变，解放军队伍里欢天喜地的藏族同胞与“政教合一”种姓制度下民众的生存境况进行比较，以此突出红色政权实现了央吉卓玛长久以来所追寻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达到肯定红色政权政治合法性的叙事意图。与世代信奉的政治制度相比，央珍更愿意将红色政权视为至高无上的、无性别差异的、一视同仁的“神”。

总之，《无性别的神》以小说主人公藏族贵族德康家二小姐央吉卓玛的心灵成长为叙事主线，从世俗与宗教、入世与出世两个维度对藏族贵族的世俗生活与僧尼寺庙的宗教生活进行剥茧抽丝式的呈现，对众生平等这一命题展开深层次的追问与思索，并在藏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中，完成对人民政权合法性的叙事表达。虽然在创作中央珍努力保持民族自身的文化特性，保留着对西藏、拉萨的无限热爱和自己文化的根，但中国人的身份又时刻提醒着她，藏汉文化虽有不同、也有差异，但理应走向融合。这种身份自觉即是央珍小说叙事意图的呈现。虽然从叙事效果上来看，小说对于红色汉人政权和汉文化的书写还略显薄弱，还停留在较为抽象的认知层面，但这对于央珍而言，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往期链接：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