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死亡与复活—福柯生存美学主体及其当下启示

摘要

从现代性的主体到后现代性的主体,从审美主义的主体到消费社会的消费美学的主体,主体的命运俨然一曲死亡与复活的变奏曲。福柯反对现代性的主体概念,宣告了"主体之死",但他晚期的生存美学则关注人如何将自己构成为主体,借助审美的创造性、灵活性、叛逆性等特质寻求主体性的可能,丰富了主体性的内涵。因其针对现代性理性、知识、道德主体而倡导感性、身体等,福柯的审美主体常常被比附为消费社会中的欲望主体、身体主体。但是,消费社会中的主体失去了对消费权力系统的抵制而成为驯顺的消费符号,按照福柯的思想只能说是主体的再度死亡。主体的再度复活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福柯的审美主体不失为对主体的客体化命运实行疗救的一种参照。

无处不哲学编辑 / 赵彦芳/ 著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

福柯是尼采的弟子,他继承了尼采的审美决定论,反对理性-道德的至上性,推崇艺术生存,将审美、艺术的成分渗透到生存中。不过,与尼采相关思想的形而上的抽象色彩相比,福柯的生存美学更倾向于一种形而下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即感觉、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的美化。也因此,他的思想常常被比附于为身体、欲望寻求合法性。但是,与当下的消费至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的身体主体、欲望主体相比,福柯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叛逆性、灵魂性等,也因此具有人的高度。反观他的思想,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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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早期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主体的死亡”。这种人之死延续和发展了尼采的“上帝之死”的思想。福柯曾说:“尼采指出,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当查拉图斯特拉从山上下来,告示世界一个最大的秘密———上帝死了时,就已经埋下了人之死的伏笔。上帝之死导致的是虚无主义的盛行、价值体系的崩溃,形而上学、先验、本质等概念开始遭遇解构,最终使人失去依托。主体之死意味着具有先验本质的主体的死亡,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启蒙运动所制造的人的概念,都遭到了否弃,具有本质的主体被宣判为一个虚构的神话,在无限的虚无中,无根地漂浮。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曾宣称自己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去建构人,而是拆解人”。后结构主义者们发现了人只是语言符号系统的产物,整个当代大陆哲学则呈现出这样一种主潮:自我是碎片,任何确立主体身份的尝试都会沦为虚构。主体之死是后现代解构哲学的一个共识。

福柯从自己的角度对本质的主体加以否定,认为所谓主体是人的想象和虚构。“我确实相信,没有自主、本质、普遍的主体形式。而且我对这样的主体充满怀疑和敌视”;“对那些仍然希望讨论人、仍然在追问人的本质的人……那些把知识追溯到人的真理的人……我们只能报以哲学的一笑———意味着沉默”。具体来说,福柯前期的主体之死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在《词与物———人文知识考古学》中详细分析了人作为主体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定时期知识的产物。在17世纪之前,人与物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人并不具有理性的优越性。而在17世纪之后,主体开始被视为科学求知欲的对象和科学理性的源泉,人能够根据理性进行立法。笛卡尔、康德等构筑了关于人的概念:人类主体既是知识和理性的场地又是它们的创造者。康德的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选择遵从绝对理性的命令,超越自然界的限制。无论外在的环境怎样,人都应当追随理性。这个主体是先验的,具有确定性。但福柯反对这样的主体概念,认为主体不能先于社会秩序存在,主体不是意义的源泉,其本身就是强势社会规则的建构,人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这种思想是福柯从弗罗伊德和马克思那里继承来的。他们都不认为主体是可靠的、确定的,相反,弗罗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不可捉摸,马克思则认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福柯认为启蒙运动、人文主义所设定的主体,如理性、平等、自由等,只是一种知识型的产物,并不是实体的、永恒的存在。随着那种知识型的结束,那个时期的主体的人也就消亡了。“正如对我们思想的考古学研究很容易表明的那样,人是近期的发明物。人可能已经离末日不远了。如果那些安排就像它们出现时那样突兀地消失,如果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只能感觉到其发生的可能性)……将粉碎这些安排,……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打赌说人将要消亡了,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那样。”第二,福柯认为任何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设定,实际上都是一种权力的制造物,都最终会变成一种模式、意识形态来支配人。福柯将主体问题与权力问题联系起来。他认为19世纪人类科学的发展只是更加深了对人的控制,如关于性的发达的科学,事实上更陷人于深深的限制中。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作品中,福柯给我们揭示了各种权力的技术和规则如何渗入人的身体,制造出了一个个驯顺的“主体”。

权力无所不在,就像边沁所发明的圆形监狱,哨兵在中间的塔楼上,监狱的所有动静都尽收眼底,而所有的犯人也都感觉到自己就在被注视之下。福柯揭示了权力的统治,人似乎只能是权力的产物,这无疑给人一幅黯淡的图景,即我们无法从权力之网中超脱,任何一种“真理会使你得自由”的主张都是虚构,而且“这暗示了权力是唯一的主体,个人的自律只是权力自身的一个幻象”,那么,所谓的主体就只能是死亡的主体。早期的福柯给我们出示了死亡的主体,中心意思即,主体不可能是意义的源泉,不是能决定自己的意图和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的存在物,而是话语、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产物,思想和行为都受到社会力量、机构,如学校、媒体、广告、政府等的制约。真理和本质问题上的虚无主义与方法上的历史主义和视角主义都决定了福柯的主体不可能是文艺复兴、启蒙时期所理解的理性、道德主体,具有自由意志,不是自由而又活跃的社会组织者,而仅仅是话语和权力关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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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将精力主要转向了伦理学方面,提出了“生存美学”的伦理学的思想,使得伦理学成为美学,美学成为伦理学,美学和伦理学结合成为“生存之学”。这些思想见于《主体解释学》、《论伦理学系谱学》、《道德的复归》(1984发表在福柯逝世3天后)、《何为启蒙》、《性史》(第二、三卷,1984年)、《生存美学》、《自我技术》、《自我呵护伦理学是一种自由实践》等文本中。他集中思考人们如何才能积极参与对自己身份的“制作”和“完善”的过程,即主体可以通过解放或者自由的实践塑造自己、完善自己。“我相信主体是在特定的文化境遇的规则、形式的基础上,就像古代那样,以更自主的方式,通过解放、自由的实践,加以构造出来的。他似乎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前期的那种解构和破坏的倾向,而要建构些什么,即让审美成为“挑战世界的他者”,成为生活领域的价值原则,从而为人生存于世提出一种可能的方式。与审美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主体似乎呈现为一个复活的主体的形象。我们下面来具体考察生存美学中“复活的主体”。

福柯的“复活的主体”是借由审美的力量来实现的,他把艺术的精神、气质渗透到了生活中,将整个生存当作“艺术品”那样进行创造。“生存美学”的思想体现了福柯试图建立“论述主体作为伦理行动的主体的系谱学”,他要建立的这种伦理学的目标是要把存在建造成美丽的存在,即美学存在。他通过对希腊罗马相关思想的阐释生发出自己的“生存美学”的思想。他说,希腊罗马世界就是我们所失去的世界,这种早期文化中具有“存在的艺术”,审美是能够塑造生活的。这种“生存艺术”中,“人们……不仅确定了各种行为的规则,而且还试图自我改变,改变自己独特的存在,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和反映某些风格标准的作品”,从而“留下高尚的名声,使生活最大程度地闪耀出光彩”。这样,不是道德,而是美,构成伦理学的中心。福柯也正是从中发现了美的至上性,将生存行为当作一件艺术行为,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艺术融入了生活的领域,使得艺术不再只是蜗居于有限的领域,而是能够直接生发出生命的形式。当然,他并不是天真地要人们回到伦理规训出自于美学抉择的古典世界,而是要把希腊的存在美学看作一种积极的模式,认为我们现代人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形式上的改变,使其焕发出青春。在他的生存美学思想中,道德主体转化成了审美主体,审美主体与伦理主体成为一回事。

审美主体的对象是个体的整个存在。生存美学的对象不是某物,而是整个存在、生命。“让我吃惊的是,在我们社会中,艺术变成了只与客体、不与个人或生活有联系的东西。艺术成了一种专业化的东西,成了那些搞艺术的专家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品呢?为什么灯或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而我们的生活反而不能呢?审美主体要像艺术家创作一样,把生命雕琢成一件自己的艺术品。这种思想与尼采的《快乐的科学》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即应该创造自己的生活,自己立法,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日常工作赋予生活以一种艺术的形式、独特的风格。也就是说,他们都主张将生活从艺术角度进行评价,以艺术标准来指导生活。

那么,我们每个人———审美主体与生活的关系,就是一种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美学关系、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现代人,不是开始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和他的隐藏真理的人,他是一个尝试创造他自己的人。这种现代性并不是将人从其自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而是迫使他面对创造他自己的任务。我们在学习如何行动时,就是在学习如何成为艺术家。塑造自我就是一次艺术创作行为。不是做了什么,而是如何做才是问题的中心。而艺术、审美就是这个层面上的一种“技术”。18世纪的经验主义美学家哈齐森说:“人,从道德的角度考虑,是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就是自身的生活。”福柯也认为,在生活中通过“艺术创造”,锻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风格是一个重要问题,“我确实认为风格问题在古代的经验里是个中心问题,它包括与自我的关系的风格化,行为的风格,与他人关系的风格化”。福柯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使生存成为一种风格,使道德风格化。这样的道德就不是人人都得履行的义务,不是一种同一的准则,而是个人自己的尝试和创造。这是美大有作为的场所。

第三,将自我的存在塑造成艺术品、美学存在所依据的原则是:关切、呵护自我。他从人们对希腊的一种“曲解”出发作出自己的创造性解释。通常,我们在解释希腊人与自我的关系时一般都会脱口而出:认识你自己(gnothi sauton)!这是特尔斐神庙的箴言,也是希腊人一个重要的生存原则。但福柯发现了希腊罗马文化中另一个特别的格言(关切自我),这个词应用 很广,如色诺芬用其来描绘农业管理,也用来指君主对公民的责任、医生对病人的护理等,其核心意思是“它描绘一 37 41411 37 15534 0 0 1918 0 0:00:21 0:00:08 0:00:13 2979种工作,一种活动。它意味着关注、知识和技术”。福柯指出后人遗忘、忽略了“关切自我”,而强调“认识你自己”,但希腊文化中这两种原则是相互包含的。因为认识自己其实也是为了关切自己,是一种技术上的忠告,即“不要把自己想象成神”,清楚自己的局限。福柯围绕着关切自我,而非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自我来描述希腊的伦理观,同时也建构他的生存美学。可以说,关切自我是福柯生存美学的伦理学的基石。

关切自我的目的是要将自我构成为主体,实现自我主宰、自律,成为自己的君主,自己的“governor”,完全属于自己。具体表现为:享受自我,与自己游戏,在自己身上找到全部快乐。这种与自己的关系明显地区别于在规范下的自我,即遵从外在的命令和价值标准。福柯认为这种规范下的自我没有主动性。而是否主动,是能否成为主体的一个重要成分。这种主动在欲望方面主要表现在能否支配欲望,即是欲望的主人还是奴隶;在与他人的关系上也就体现为能否占据主动位置。所以,那些纵欲、无节制的人,在希腊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侵害了别人,而是他们不能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人。这种关切自我归根到底是要确立自主性,能够自己进行选择,而不是受他人的支配、由他人来决定“我”的命运和意志;外在的规则只是对行为的外表的一种强制,而关切自我则是要达到能自己通晓事情的利害,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塑造自己。自主性作为生存美学的主体的核心要素在福柯特意对道德和伦理所做的区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说,“道德”,主要是一套强制性规则和禁令,是“一种为每个人接受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得不屈从的道德形式,对我而言是种灾难”。比如,要忠诚于妻子,不和少男接触、不欺骗、不撒谎等,在基督教中是作为“摩西十诫”的律法形式确定下来的,已经形成人们行事的前提,并且借助各种机构,如家庭、教育机构、教会等实现,这就是道德,也可称之为“规则取向的道德”。福柯反对这种普遍的、既有的规则和禁令的道德形式,认为里面包含着对个体生命的扼杀。而“伦理”或者说“伦理取向的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行为方式,在这种行为方式中,个人通过创造性 、自发性、自主选择而塑造一种生活方式,反对规范性、被动性,虽然人们或多或少地会遵循一种行为标准,并最终会符合一定的标准,但那只是自然的结果,而非行为的前提。比如关于性节制的论题,不应该被理解为是某些深层基本禁令的表达或评注,而应该被理解为在行使其权力和实践其自由中,其能动性的形成。“我之所以对古代感兴趣,其全部理由在于,作为服从行为法则的道德观念现在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了。这种道德的消失伴随着、必然伴随着对一种生存美学的追求。”古希腊人得以自由地建立与自己的关系,不是遵从规范,而是自由的实践,使其生存形成独特的风格,以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快乐、美丽和力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福柯的关切自我的活动不是一种关起门来的独处行为,而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社会实践,在一切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友谊等都需要在关切自我的基础上实现自我主宰。关切自我的活动不是封闭的、禁欲的,而是开放的,不回避一切可能的挑战,把遇到的一切事情都当作难得的操练机会。更何况,生存本身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处在地方关系、家庭关系、经济关系、友谊关系的强大系统之内,人要在关系网中完成对自己的塑造。福柯特别强调,不要以为为达到关切自我而必须的自我节制就是退出实践活动,采取放任自流和自我愉悦的态度,这种自我关切同样坚持完成人的义务、公民义务和家庭义务的必要性。当然,是主体自觉的选择,而不是受外在规则的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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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不仅是“生存美学”的提出者,也是自己理论的坚定的实践者。他的思想代表着一种否定和颠倒的极左派,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的实际表演,试图向我们显示:生存的全部吸引力似乎就在于不断向各种可能性冲击,生存的正是在对“过度”、“极限”、“冒险”和“逾越”的体验中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福柯是个悲剧性人物。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舒斯特曼说,福柯死于倡导并践行这样一种审美生活,“为了创造某种彻底新异的东西而拒斥一切确定的模式”,推崇一种“越轨的试验式的审美以超越并检测我们的界限”,“使自己成为自己理论的试验的牺牲品”。他的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灌注了叛逆和创造的激情,借助美、艺术的创造性来强调人的生活和身份决非不可改变,而是像艺术创造那样,是一个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充满变化和再创造的可能性,因此是对一种更自觉、更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理想主体的呼唤,他的思想也因此具有革命的意义。不过,“解放的梦想必定为人所珍惜,但是这个冲力已经衰落,历史地讲,它已经处境艰难,而且苛刻地拒绝它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福柯的审美主体遭遇了后现代的消费逻辑时,革命的主体转换成了欲望主体、身体主体,也就再次沦落为死亡的主体。

消费,如同海德格尔曾经批评过的“技术座架”一样,代替生产成为我们时代的“座架”,或者套用福柯的权力系统来说,我们时代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消费权力之网中。虽说消费活动古已有之,但消费在我们时代才成为“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消费是我们时代的神话,是我们当下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一切社会分类的基础,一切文化艺术活动的基础,一种集体意识、集体性价值,甚至具有社会一体化的力量。整个文化体系因为建立在消费这个基础之上,人类文化的基本生存景观也从根本上被改变。在消费的基础上,消费美学、欲望美学、身体美学大行其道,人们被消费绑架而娱乐至死。虽然福柯的生存美学的思想中对身体、欲望、快感等都很关注,也常常被学界所阐发,但是与消费逻辑下的死亡的主体相比,福柯的审美主体无疑更具有自主性、自制力等也因而更有人的高度。两相对比,我们或许会得到主体得以复活的一些可能的启示。

对于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来说,自主性弥足珍贵。福柯保留了启蒙思想中的自主观念,自主意味着一种积极的自由状态,即人能进行批判性判断而不受他人、外在的力量等影响的能力。在与权力系统的永久的对抗而非屈从于系统、为系统所淹没,一个自主的主体才可能形成。反思、好斗的视角主义是福柯审美主体的重要表征,他汲取了美学中的批判功能,将之贯彻到生活中去,使其具有对现实永久的抗议。“我的所有作品……是一小工具盒,如果你喜欢这样称呼的话。如果人们想打开它们,使用一个句子、一个观点、一处分析,包括那些诱发出我自己作品的东西,作为起子和扳手以使权力系统短路、失灵、中断,那就太好了。”对权力系统的永恒的挑战是福柯的“形而上学”。具体到消费的权力系统,功利主义是其内核,商业赢利是标准也是动力,刺激着审美生产的极度开掘和大规模投入。只要能赢利,只要能让更多的人消费,生产者就会千方百计地去生产。所以消费社会的审美生产也必然会围绕着人的一切审美需要,从物质的需要到精神的需要,包括情绪、风格、爱情、本能等等都“被编排为可以消费的范型”,非常有理智地设计、包装以让消费者非理性地消费,使得消费性审美往往会趋向于挑逗、炫耀和引诱,趋向于对感性需求的极度开发、利用和满足,消费性审美成为欲望审美。同时,消费的强力逻辑在不断塑造、引导着消费者的“趣味”,培养出适合消费权力系统的听话的“主体”。但是对于福柯来说,生存美学是要激发人的创造性、个体性,让个体恢复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只有在消费这种我们时代的新的权力系统中不断周旋,寻求自身的独特性而不是被消费的权力系统所塑造,人才可能将自己塑造成为主体。对于权力系统,福柯非常清楚无论什么权力都不是没有个人生长的空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一种没有约束的文化是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在于社会从中发挥功能的这种约束是不是给个人留下了改变这种体系的自由”。人不能先行言败,成为一个失败主义者,所谓的主体性,正是能否在权力的规定和约束下不断地寻找可以自主的空间,持续地进行不确定意义的反叛,“自由”、“解放”就在于这种不断地反叛中。福柯的思想中延续了人们对自由、解放的梦想,在与权力系统的“战争”中,显示了英雄的风度。

具体到消费美学中的欲望和身体的问题,福柯的思想更有针对性。虽然福柯解放了欲望,让一些欲望摆脱了被隐藏的“羞耻”的境地,但福柯并不是要走到放纵欲望、让主体消失在身体的快感的满足中。相反,福柯的审美主体更强调节制美学乃至具有苦行主义的味道。节制在希腊是一种时尚,希腊人“以美好生活的名义来实行节制”。将自我创造成艺术品,将自我构成为主体,需要高度的自制力,坚强的意志,必须学会对付欲望、本能的牵引,并且克服对他人的依赖。福柯开列了诸多具体的构成自我的训练方法,也就是自我技术,通过不断操练,与那些影响自己成长、不能实现自我主宰的因素进行斗争。具体方法有“健康养生法、非过度的身体锻炼、有节制地满足需要”、反思等。所有这些自我技术的方法都是为了使人不屈从于先在的规则、他人的利益等的限制,以达到“人只属于自己”、是(法律的自我),对自我行使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威胁的权力;人拥有(自我的权力)’。整个生活这件艺术品更需要同样的耐力、坚忍、对欲望的节制等去雕刻。人只有能做到自我把持,才能更充分地享受真正的要求。所以,每个对生活进行艺术创作的人都是奋力生活者。

确实,福柯很关注身体,但是,他并非身体一元论,他将身体和心灵的修炼统一起来,身体和灵魂相辅相成,欲望需要灵魂去节制和管理,不健康的身体会对灵魂形成挑战,而灵魂上的疾病如果不得到及时治疗会影响人的发展。福柯的生存美学作为自我的伦理学,非常关注自我的灵魂的健康。福柯推崇的伊壁鸠鲁说:“关心自己的灵魂,从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之一塞涅卡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坦承自己的弱点和尚未结束的战斗,并毫不羞愧地说,自己60多岁了,还去聆听一位哲学家的教诲。福柯认为学习哲学是治愈灵魂的疾病的一种最好的技术,通过获得智慧来管理身体和欲望。因此如果割裂身与心的统一,遗忘他关于灵魂的修炼的思想而单纯强调身体欲望的满足,无疑是对福柯的严重误读。

从现代性的主体到后现代性的主体,从审美主义的主体到消费社会的消费美学的主体,主体的命运俨然一曲死亡与复活的变奏曲。现代性的理性的先验主体,具有形而上的本质、可以普遍化的价值,是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福柯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立场必然反对先验的主体,而认为主体是经验的结果,“通过一个过程,最后得以构成一个主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构成一种主体性。福柯否定先在的本体。先验的主体终结了、死亡了,反叛性、创造性、过程性、多样性的主体复活了。而在消费社会的审美泛化语境下我们看到的则是主体的全面溃败,既缺乏现代性主体的理性和责任,也缺乏后现代的福柯主体的自觉、自主和自制。后现代与消费的合谋扼杀了主体性的可能,将人降低到了欲望化、本能化的“客体”的地位,主体真的死了。那些具有自觉、自省意识的“主体性”尚存的人都能体验到消费社会把我们变成客体、把我们物质化的危险,而更多的人们则已经沦落为无知无觉的客体。主体怎么复活?也许,沉潜到信仰和实践真理的现代性主体,具有挑战与创造性的后现代主体,再反观我们的命运,对我们的处境和问题形成自觉的意识,是我们获得主体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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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哲语

人们在精神上、感情上和智力上越是发达，审美经验越是丰富，他们所感知的自然现象的美越是能够在他们意识中唤起各种联想，从而他们的审美认识就会更丰富和更深刻，而他们的审美感也会更精细。——前苏联文艺理论家 波斯彼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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