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 ‖ 卢梭哲学中的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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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 ‖ 卢梭哲学中的民粹主义

2015-12-11 时殷弘张凤拍 无处不哲学

无处不哲学编辑 / 作者：时殷弘张凤拍摘自《战略与管理》1994(06)

☉ 公意支配一切，抽象的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强制和个人不自由来实现：这正是后世极权主义观念的萌芽。

☉ 启蒙思想家崇奉的理性，一旦被奉为生活的绝对尺度就会败坏善良情感，取消道德勇气。

☉ 理性主义也同它与之斗争的蒙昧主义一样，包含着强烈的迷信成份和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

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

论卢梭政治哲学中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尊崇并作为诉诸于平民大众情感和政治-社会理想的理念、教义或行动准则，其通常的基本特征，在于追念和怀恋幻化了的共同体生活。这样的共同体，无论是族群、村社、或是晚近的“群众”，在民粹主义理念中都被想象为内部少有分化的同质体和个人溶于社会的和谐体，亦即幻化了的自然经济或指令经济社会。很明显，在逻辑上和历史上，民粹主义都只是随着现代市场文明的成长才出砚的，并且通常是作为现代市场文明的抗拒和批判力量，才获得了它那确认、表达和捍卫现实或想象中的普通民众利益的特定意义。因此，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现代化进程批判反思者卢梭，理应是考察民粹主义理念的一个合适的历史起点.

　　卢梭的思想相当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民粹主义来概括。然而，他的政治哲学主体中包含着显著的民粹主义成份，则是没有疑义的。这位彪炳史册的思想家，至少以其三套观念，为民粹主义的成型和蔓延作出了最根本、最经久的贡献。这三套观念是：否定个人主义和社会分化的平等观；诉诸大众情感和贬抑抽象理性的浪漫主义；“公意”作为绝对权力支配一切的政治设计。事实上，几乎所有业经充分展开的民粹主义，不管具备怎样的具体形态，都以卢梭最初说明的这三个方面为基本属性，都以谋求社会平等、抒发大众情感和实现“民意”统治为实践纲领。

社会平等理想

　　卢校的社会平等观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在这里不需阐述这套观念本身的内容及其逻辑。更重要、更有价值的，是从宏观的历史和理论角度探究他所表达的社会平等理想的根源，这实际上也就是探究民粹主义的一般社会原因。

　　弗洛姆在论及西方社会变迁的时候指出，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具有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所缺乏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不仅因为宗教信仰提供了维系情感、实现精神聚合的超验纽带，也因为自然经济结构和家族、村社、行会等社会组织提供了确定个人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稳固的社会母体。然而，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会母体同时使个人缺乏自由，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它越来越被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主要以个人为本位的新兴势力视为必须清除的障碍。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过程就是将个人从传统脐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原子化过程。因此，伴随这一过程的新文化，从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哲学，再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文化，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按照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概括，在于承认在专属自己的范围内，个人的兴趣和利益追求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正当性。

　　对于洛克及其后十八世纪所有主张最大程度限制公共领域(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家来说，几乎整个社会都由一个个专属个人自己的领域构成。个人解放被理解为个人意愿最大程度的释放，理解为顺乎自然，让个人在最少限制的自由环境里追求其功利欲望和幸福渴求。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念，那就是把合理的经济秩序看作是个人利益追求在社会范围内的自然扩展。在他们看来，要建立这一自然秩序，就需要改革，而改革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清除传统社会的各种“人为的”限制性规范，实现并保障充分的自由竞争。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路易十六时代由重农学派思想家、财政大臣杜尔哥大力推动的法国经济改革，促成了当时迅速发展的经济繁荣。

　　耐人寻味的是，改革促成的经济繁荣不仅没有缓和法国的社会矛盾，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并由此引发了民粹主义思潮和造反情绪。首先，个人谋利行为在较少限制的社会环境中较自然化扩展，固然有助于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但也会加速贫富分化，导致新的、往往是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前的所有自由主义者一样，法国重农学派认为这种不平等并非来自世袭门策之类人为的特权等级原则，而是体现了自由竞争的个人成就原则，因此应该承认其合理性。但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理性实际上受限于社会大众的承受能力，逾越这个限度便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紧张甚至冲突。民粹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的。它不仅是一种与精英主义相对立的平民主义，而且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平等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怀恋传统共同体生活的集体主义。

　　其次，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经济改革是在旧制度的政治框架内进行的。推进经济自由的努力，刺激了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实际上最先发财的却往往是一部分在过去最敌视改革、最蔑视法律的特权者。弄权、投机和腐败成为旧制度下经济改革的并发症，最终把法国拖入了托克维尔所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民粹主义浪潮，具有抗拒现代化(因为它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反对旧等级特权(因为它代表着原有的压迫和新生的腐败)的双重性质。

　　第三，法国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使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个性自由，同时破坏了过去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传统纽带。前一事态增强了人的自主意识，使他们对社会流弊的感受更敏锐，抨击更大胆，后一事态则带来动荡和不安，从而引发平民大众的焦虑、不满和抗议，甚至导致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得出结论:“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当时清除的所有流弊似乎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法国平民大众的社会不满还只是一种自发情绪，把这种自发情绪提高到自觉水平的，则是某些深切地感觉到社会脉博的人文知识分子。卢梭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参照淳朴、和谐与无私的“自然状态”，对贪婪自私、竞争倾轧、贫富悬殊的文明进行了浪漫式的批判，反映了处于社会转型阵痛中的法国平民大众的情绪和理想。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实际上既是一部反现代化的浪漫主义经典，也是一部民粹主义启示录。

情感优于理性

　　社会转型既是一场外在的制度变革，也是一场内在的观念变革。从格老秀斯经洛克到启蒙学派，为这场变革呐喊的近代思想家们都高举理性至上的旗帜。他们秉承罗马帝国以来的自然法观念，并予以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哲学改造，用自然理性来反对教俗专制权威，强调个人按照理性自主行使道德判断和政治选择。但是，理性主义也同它与之斗争的蒙昧主义一样，包含着强烈的迷信成份和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恰如休漠有力地揭示的那样，无限的、绝对的和先验的理性，不过是一个同经验事实、并同价值取向的相对性抵触的哲学虚构。不仅如此，从社会现实来看，理性主义者推崇自然和人类的理性目的，强调用理智分析指导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鼓吹合乎理性的循序渐进，因而不能呼应底层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无措与不满，缺乏震摄人心的激情与魅力。当底层民众因为在转型时期利益受损而厌憎正在成长中的现代文明，并且以追念传统美德的方式来表达其道德抗议的时候，他们所认同的不是作理智分析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者，而是呼应其情绪、推崇其意愿的道德英雄和民意喉舌，不管这是真实的还是幻化的。

　　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转型时期涌动的民粹主义潮流总是伴随着某种情绪化的价值需求，而这种需求仅靠理性是很难自足的。实际上，这正是卢梭批判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缘由。他反复指出，启蒙思想家崇奉的理性，作为价值原则认可对自我利益的全神贯注，作为实践方法促成对自我利益的精打细算，因而一旦被奉为生活的绝对尺度就会败坏善良情感，取消道德勇气，“理性使人敛容自保……与世隔绝。”理性的老谋深算使得现代文明人不仅对同胞的苦难视而不见，而且毫无内疚地“在他人的不幸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卢梭断言，“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

　　理性哲学以“变了质的动物”为人格样板。卢梭却通过对“自然人”、“自然状态”的浪漫追忆，确立了两条先于理性并高于理性的道德原则：同情和自爱。同情即人类成员彼此间心心相印的情感，它使每个人对同类的苦难产生本能的共鸣，并报以由衷的怜悯，因此是一种最原始，最普遍也最温柔、最善良的道德品质。“自然既把眼泪赋予人类，就表示出它曾赐予人类一颗仁慈的心。”这“同情之泪”、“仁慈之心”，对法国乃至欧洲转型时期被排挤、被剥夺的许多平民大众来说，自然是非常亲切和非常有鼓动力的。如果说，同情体现了关切同类疾苦的仁慈，那么自爱则体现了捍卫自我生存的勇武。它是一种未被现代文明阉割的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未被理性谋算渗入的心灵纯洁，它会在同情怜悯之心的引导下，产生一种义无反顾地救助苦难者的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对于同时代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并且为之愤然的底层民众来说，无异于巨大的感召和激励。

　　因此可以理解，卢梭为什么会一反启蒙运动主流，以他特有的方式积极辩护宗教狂热，在他眼里，传统宗教中蕴含着可贵的救赎主义热忱。“宗教的热忱尽管容易导致血腥和残酷的行为，但不失为一种强烈的热情，它能鼓舞人心，使人不把死亡看在眼里，赋予人以巨大的动力，只要好好地加以引导，就能产生种种崇高的德行，”诚然，卢梭借萨瓦牧师之口发出的“信仰宣言”，只是传统宗教信仰体系的代用品，用以弥补理性主义蔓延所导致的精神匮乏和道德饥渴，但是，这个代用品使卢梭在日益高涨的法国民粹主义潮流中扮演了一个绝不逊于宗教先知的奇里斯玛式英雄角色，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革命家和革命民众的那种狂热，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体现了卢梭精神，托克维尔形容他们“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这种革命狂热既可能缔造伟业，也可能演变为毁灭性的暴政，把社会和革命者自己“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

“公意”支配一切

　　作为启蒙运动主流的百科全书派，大都是相信教育万能的精英主义者和主张秩序渐进的改良主义者，连鞭挞社会弊端最力的霍尔巴赫，也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大众的暴力行为尤其令他反感，在他看来“愚昧百姓……被剥夺了教化与良知，随时可能成为那些图谋扰乱社会的激烈煽感感者的工具与帮凶。”但卢梭认为，精英主义者的政治改良即使不是孕育一种新的奴役，也至多不过是修补旧的奴役，他要设计一种彻底铲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是最好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一件破旧不堪的棉被，缝缝补补的旧衣，而是一件全新的外套，一个真正美丽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的本质，是人民大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集中体现了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它不仅与中世纪封建政治理论和近代早期专制王权理论迥然不同，而且与推崇教育者和立法者作用的启蒙运动精英主义以及视保护个人权利、保障个人竞争为国家唯一合法职能的洛克、边沁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或许奉古希腊雅典城邦和他的出生地日内瓦的政治体制为楷模，卢梭摈弃了在近代西方思想界得到广泛赞赏的代议制。在他看来，人民主权不能转让，也不能由任何人或机构来代表。倘若由其代表主权，就无异于转让主权和分割主权，因而根本否定了人民当家作主。就此而言。在实行代议制的美国，人民似乎获得了自由，其实不然，“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

　　卢梭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就是直接民主制。这样一种理想，在制度安排上似乎无限尊崇人民的权利，在政治理论上似乎赤诚敬重人民的品质，在心理意识上似乎无保留地满足人民的政治梦想。所有这一切，显然都十分符合视“民”为“粹”的民粹主义精神。但是必须指出，卢梭的直接民主制构想与多数人统治大有区别，尽管它在实际操作中具有演变为多数人统治的可能性。在卢梭看来，人民作为当权者，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人的机械相加，所谓人民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代表，意味着它不能以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甚至多数人的形式出现，而只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核心精神，卢梭称作“公意”。

　　公意学说为卢梭具有民粹主义取向的人民主权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但这个基础有着根本性的破绽。他把公意定义为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不同于势必滋长自私欲望的个人意志，也不同于难免蜕变为狭隘的帮派观念的团体意志。公意甚至不同于众意，因为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大众往往会受骗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它会怎样受到自私偏见的影响。在卢梭看来，真正的公意，消除了所有这些自私性、狭隘性和局限性，它“是永远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它是“道德人格”。显然，这样的公意具有浓厚的形而上神秘色彩和强烈的道德意味。它同卢梭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观念和专制王权的“君权神授”观念一样，是违背经验事实和经验推理的，而且，公意既是道德人格，且永远公正，那么它必须表现为一种绝对权力，这种权力不需要予以制衡，也不允许予以制衡。它凌驾于所有个人之上，主宰所有个人的命运，“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默地包含着这祥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公意支配一切，抽象的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强制和个人不自由来实现：这正是后世极权主义观念的萌芽。

从公意到多数人暴力，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卢梭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出发，坚信公意不会对个人施加无益的约束，似乎个人服从公益就是自己服从自己。然而恰恰就是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往往会蜕变为暴政，不管它是以什么人的名义行使，追求什么样的终极目的。“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好是人们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一种政治哲学，假如否定历史，全盘创新，看轻理智，崇尚激情，那么它付诸于实践就难免造成这样的后果。相反，注重传统的保守主义和注重理性的自由主义，一般以避害趋利和有序改革为行动原则，它们往往是现实中可行的较好政治选择，尽管不一定是理论上可能的最好政治选择。不过，近代欧洲的历史早已证明，这些选择能否贯彻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潮流能否作出积极和明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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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 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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