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是什么影响了坦桑尼亚小农的生计逻辑？

这是第 358 篇文章

编者的话：

    中国农业大学从2013年开始组织农村区域发展（国际发展方向）班的本科生前往坦桑尼亚进行实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推动双一流高校建设，2019年，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国家化培养提升项目，以我校中坦农业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为平台，中国农业大学选拔了11名本科生和8名博士生前往坦桑尼亚开展为期两周的实践调研，坦桑尼亚暑期实践团的调研成果将通过该公众号陆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作者丨孙昱坤，钱威，谢雨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区域发展专业2016级本科生

指导教师丨张传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在W村，我们访谈的村民Salum在家门口告诉我们：“我家里有4英亩土地，3英亩种玉米，1英亩种向日葵，土地从祖辈继承来的······”，而当我们快离开时，他拿出了家里的冰镇饮料向我们出售，这时我们才发现他家里实际上还有餐馆生意。客厅里有冰箱，装满了各种饮料。我们问起他关于餐馆的事情，他说：“今年5月份才开始做，当时投了70万坦桑先令，其中买冰箱就花掉了50万，目前来餐馆的客人主要是买冰镇饮料。”说到收益时，他面露难色：“还没看到什么收益，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小生意，也不知道具体能赚多少。”在这之前，他叙述过家里种地的收益情况：“玉米的产量一般可以达到12袋/英亩（1袋约等于105公斤），一袋大概能卖8-10万先令，而葵花籽一袋可以卖到7万，一英亩土地能有8袋左右的产量。平均每英亩地的投入有20万先令。”我们感觉他心里对作物收获情况很清楚，从事农业种植应该也可以挣不少钱。

一个对工商业并不在行的农民，在无法把握未来收益的情况下，选择花一大笔钱添置物件开餐馆，在我们眼中这一行为或多或少有着“冒险”意味。比起开餐馆，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平均成本更低，Salum也更了解相关的种植经验与技术，他还能对基本收益进行预估，但他却没有选择扩大种植规模，而是选择开餐馆。对Salum选择的不解，驱使我们去探究，从事农业生产对坦桑尼亚的小农来说是否“有利可图”，农民在进行未来的生计策略选择时，究竟持有怎样的逻辑？

一、看似“有利可图”的坦桑农业01政策鼓励当我们觉得农户扩大农业生产应该是经济理性的活动时，首先想到了各种政策补贴和优惠或许会激励农户行为，正如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并给予诸多支持一样。2009年起，坦桑尼亚政府便开始推动开展“绿色革命” （Kilimo Kwanza），即“农业第一”的发展路径，并出台了“农业投入补贴”、“税收优惠”等利好政策：税收上，把农业列为最惠领域，所有农业投入包括化肥、农药和除草剂，都是零关税进口；对于农业机械和器具，实行最优惠投资免税额和扣除额（Fapda，2014）。图为坦桑尼亚2000-2015年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图景（资料来源：FAO官网）02国际社会支持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也提供给坦桑农业生产诸多支持。2018年非洲开发银行和坦桑政府签署三项协议，其中投入1,300万美元用于支持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项目（Fapda，2014）。除了多边发展援助，双边发展援助也一直在扶持当地农业发展。作为日本在非洲最大的受援国，坦桑尼亚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从日本共获得10.26亿美元援助，日本每年对坦桑尼亚的援助预算都会在1-3亿美元。中国也在用自己的发展经验帮助坦桑尼亚小农的生产。图为部分日本对坦桑尼亚农业发展援助项目（资料来源：JACA官网）03市场潜力大莫省土地面积大、肥力高，自然条件优越，而且拥有潜在的巨大市场。2019年，坦桑遭受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从2016年的358,505人增加至700,000人，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需求大。从莫省农业官员的口中，我们还了解到，为保证国家一级的粮食供应充足，政府有相应的国家粮食储备（National Food Reserve）政策，鼓励农户进行粮食种植，并且政府会购买粮食作物，这可以作为农户自家粮食作物售卖的稳定渠道。若莫省的单位农业产量增加，更多的粮食流通到市场，辅以政府宏观调控，可以将粮食售卖到周边短缺地区，当地农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也会增加。图为2016年-2019年部分非洲国家粮食不安全人口变化趋势二、 实则“无利可图”的坦桑农业

尽管有看似不错的外部条件，一番实地调查下来，我们发现从事“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在坦桑依然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政策、外来援助和潜在市场似乎没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坦桑尼亚的耕地面积只占总土地面积的15.2%，土地的利用率并不高，坦桑尼亚在投入政府财政预算、接受国际社会大量资金的同时，却没能将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坦桑尼亚的农业发展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1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的缺乏，使坦桑农业生产不确定性大。在实地走访中，我们了解到每年3、4、5月份都应该是雨季，但今年只有5月份有降水，3、4月份遭遇大旱，导致农户本季的玉米等作物减产严重。由于没有灌溉设施，土地只靠自然降水，若是碰上雨水不好，农户没办法平衡农业用水。以莫省W村为例，该村没有水井，农民的生活用水都需要从其他地方购买，农业用水更是没有保障，大部分农田没有基本的灌溉设施，因此不能获取附近河流的地表水，灌溉基本依靠雨水。莫省的环境官员Venance Segere向我们感慨：“就莫省来说，我们有丰富的地表径流，但问题在于如何将水安全地送到我们的民众家中。我们没有完善的水路运输系统，个别地方的灌溉系统也是由外国援助者提供的，并不满足需要。”而Paavola Jouni（2014）的研究指出，未来，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坦桑尼亚的旱季时间可能还会延长，作物可生长时间缩短，预计坦桑尼亚在2080年将会失去10%的农业谷物产出。彼时，坦桑农业形势将更为严峻。

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对于农业生产的保障与支持作用不言而喻，相关设施作为公共产品，需要投入的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村集体与农户都难以承担，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不足，而且无法长期依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坦桑目前虽不乏支持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细细品来却会发现：其绝大部分政策侧重于提供资金补贴或农机产品的税收优惠，基本没有针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的任何规划与实际行动。这使得坦桑尼亚的农业在最需要政府大规模投入资金与人力的部分是缺失的。如此一来，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农户无法单纯依靠“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笔者供图：村庄农地实景02农业劳动投入大，农业机械利用率低除了基础设施的不完备，在田野调查时，我们发现农户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锄头、打草刀等简单工具，没有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在播种与收获季节，农户一般会选择自己手工劳作或雇用劳动力，比较少地选择租用拖拉机。其间缘由：第一，坦桑尼亚自身的工业化水平不足，截止2016年，坦桑尼亚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仅为9%。农业机械本身的生产受限，国内缺少农机生产企业，农业机械绝大部分依赖进口(数据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而且国家对农机制造商、经销商和销售商的政策支持不足，导致企业缺乏研发、投资农业机械产业的动力（侯洁如等，2018）；第二，进口的农机零售价格过高。从政策上来看，尽管政府对农业机械实施税收优惠，但却没有提供必要的农业机械补贴，农民缺少行之有效的筹资机制，所以农户无论是购买还是租用农用机械的价格都过于昂贵（郝风等，2011）。

笔者供图：当地农民使用锄头

03农业技术普及度不高另外，当地农户较少使用化肥农药，缺乏有效措施应对病虫害，适合学习和推广的农业技术有待普及。在K村，笔者了解到今年水稻黄化枯死病导致水稻大范围减产，据Redemta Mshimiks说，自己家2英亩的水稻田本来预计可收获18袋（约105千克/袋），但现在因为病虫害，长势非常差，对今年水稻的收成不抱有期望。未有效利用化肥和农药，导致田间杂草与作物争抢营养，加剧人工管理的困难程度。笔者供图：采访农户的瞬间三、坦桑农民的“生存理性”最开始，我们认为如果追求利益最大化，坦桑尼亚的农户应该选择更积极地投入农业生产。然而随着调研的深入，我们逐渐明白，对于当地的农户而言，一次干旱，一场洪水，都有可能让当年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收获的作物产量甚至不能解决其温饱问题。在农业生产没有更多基础设施支持和收入保障的背景下，农业生产者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即使考虑长远，将多余资本投入农业生产，也无法保障在未来可以换来可观收入。此外，农户若是已经对农业生产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遇上自然灾害、市场波动、政策调整等情况，他们还要花费额外的人力和物力来保护自己投入的资本、保证收益，需要承担的损失更多（Robert H. Bates，2016），于是农户选择将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投入到其他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小的非农经济活动，哪怕新的生计活动前景尚未可知。当然，也不排除农户的行为有非理性的一面，但经过实地走访与分析，包括Salum在内的农户没有选择大费心思地扩大农业生产性活动是有道理可言的。詹姆斯·斯科特在针对东南亚农民社会的研究中指出，支配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原则是“安全第一”（斯科特，2001），坦桑农户的选择恰恰印证了这样的“生存理性”。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的减贫与繁荣关乎着坦桑尼亚国家的未来，坦桑农户已经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如何保证被分开放的鸡蛋不被打破，还能有所收益，坦桑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政府虽然针对农业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看似长远的发展规划愿景和补贴手段，但是缺乏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W村的农户告诉我们，很多农业优惠政策实际上“虚有空壳”。唯有深入了解农户需求和他们的生存伦理，才能够针对性地进行外部干预，为农事生产提供真正的保障，刺激农户的生产热情，保证坦桑小农的生计安全，进而解决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P.S.文章开头提到的Salum，告别前向我们解释了他选择开餐馆而没有增加农业投入的原因：“因为干旱让玉米减产才想着开餐馆，最近几年的干旱也变多了，不知道未来种地能不能保证原来的收成，如果多一个收入来源，天气不好还能保证基本生活。”Salum家看似冒进的行为背后其实也是在农业生产脆弱的背景下，尽可能分散风险，以求安稳。

参考文献

[1]郝风,康月琼,彭文学,谢德体,管善远,汪路生,Adam Njovu.援助坦桑尼亚农业机械化项目的可行性研究[J].农机化研究,2011,33(06):236-239.[2]侯洁如,钱宸.加速中的非洲农业机械化——专访联合国粮农组织南部非洲区域协调员Patrick Kormawa博士[J].中国投资,2018(24):22-27.[3]斯科特, 程立显.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 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1.[4] Fapda(food and agriculture policy decision analysis), 2014, Country Fact Sheet on Food and Agriculture Policy Trend of Tanzania, published by FAO.[5] Paavola, Jouni, “Livelihood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Morogoro region, Tanzania,” CSERGE Working Paper EDM, No. 04-12,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The Centr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CSERGE), Norwich,2004:1-9.[6] Robert H. Bates，2009，From Case Studies to Social Science: A Strategy for Political Researc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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